摘要：“1948年10月22日19点10分，给康泽戴上脚镣，沿江水路戒护，不得有失！”军委电报室的报务员用颤抖的声音复诵完电文，身旁的高频电台依旧嗡嗡作响。短短一句话，让每个人都意识到：被俘的这个国军中将绝非等闲之辈。

“1948年10月22日19点10分，给康泽戴上脚镣，沿江水路戒护，不得有失！”军委电报室的报务员用颤抖的声音复诵完电文，身旁的高频电台依旧嗡嗡作响。短短一句话，让每个人都意识到：被俘的这个国军中将绝非等闲之辈。

襄樊前线，硝烟尚未散尽。王近山的突击纵队像尖刀般撕开防线，只用了几个时辰便将固若金汤的三座关隘一并拿下。随即，王近山向中原野战军总部报捷：“康泽在指挥所内被我生擒，现已严密看押。”这位曾长期从事政治保卫工作的国军司令，曾手握“复兴社”“蓝衣社”一批特务骨干，中央自然要多加提防。毛主席很清楚，对那些手里沾满红军鲜血的人，任何侥幸都可能酿成后患。

消息传出，延安不少老红军面露冷色。因为十余年前，在江西、闽西的山岭里，康泽指挥特种武装四处封锁交通线，摧毁交通站，许多伤员和交通员命丧于他的搜捕之下。有人低声说道：“要不是这次横刀直下，又不知要害多少人。”一句话，道尽积怨。

这样的结局，对康泽自己而言如同雷击。他出身四川安岳农家，年少时苦读经史，靠乡亲凑钱考入安岳中学，被称为“穷娃子里的秀才”。彼时的康泽并非生来冷酷，恰恰相反，他在课堂上听老师宣讲民主共和，心里也生出过“振兴中华”的豪情。可命运的拐点，往往源自一次偶遇。

1925年夏天，黄埔校场烈日当空。康泽独自留在教室整理课堂笔记，一双皮靴声在身后停住。抬头，是校长蒋介石。蒋翻了几页他的笔记，顺口问：“叫什么？”得到答复后，点头离去。几分钟的对话，让蒋记住了这个勤勉的青年。不久，康泽被选派赴苏联莫斯科步兵学校深造，学成归国后又被编入校长侍从室。蒋介石急需个人亲信巩固地位，这位四川寒门子弟因此被推到权力浪尖。

1927年“大革命”失败，蒋被左派挤到边缘。康泽发动“救党运动委员会”，打着“整顿党务”的旗号，清洗反蒋力量，大开杀戒。我党地下组织首当其冲，许多人就此血染长街。老蒋“复出”后，对康泽宠信倍增：侍从室可以免登记随时进出，密令交接无须旁人知情。如此重用，让康泽沉迷于特权，也彻底脱离了最初的理想。

“九一八”事变，全国要求抗日的呼声如山呼海啸。蒋介石面临巨大压力，一面高喊“攘外必先安内”，一面暗中组建“复兴社”，借口“培养抗日骨干”行肃清异己之实。康泽与贺衷寒、徐恩曾同列核心，蓝衣社杀手由此穿梭各地。表面抗日，实则阻击红军，这套“先内后外”的把戏，康泽投入极深。后来的他在功德林回忆道：“那时只觉自己在救国，没想到却成了外国势力的爪牙。”悔意虽迟，血债难偿。

进入抗战时期，康泽在军统、保密局多头任职，训练“特种攻击队”，人员被要求“昼伏夜动、杀伐果决”。小队分批潜入华中敌后，专盯新四军交通站与兵站。一次皖南山谷遭遇战，新四军一个卫生队全体牺牲，康泽在日记里只写了六个字：“任务达成，奖银。”简短、冷硬，看不到一点悲悯。

解放战争爆发后，战略态势转瞬生变。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国民党军被迫在中原开辟新战线。豫东吃紧，襄樊守备空虚。蒋介石想起康泽，“政治可靠”四字压过了“指挥经验”。康泽奉命接手襄樊兵团，却发现自己多年坐办公室，根本无野战指挥能力。1948年10月，王近山夜袭三关，敌军指挥体系瞬间瘫痪。宴席上，康泽正提前庆祝44岁生日。炮声滚来，他从椅子上跌落：“调郭勋祺顶住！”然而郭部早被穿插分割，未及半日宣告崩溃。

当晚，王近山突入司令部，康泽靠墙举手。“我是俘虏，不抵抗。”他仍以为对方会像自己当年一样上刑逼供。王近山冷冷吩咐：“按首长指示，给他戴脚镣，单独关押。”随后电台把毛主席的指令播送而至：务必用最可靠部队押解，不得减防。毛主席担心的，是康泽惯用贿赂、离间、策反手法，稍有疏忽就可能酿成地道战线上的反扑。

押解途中，康泽经历了与想象完全不同的待遇。警卫战士按军纪办事，从不给他难堪，却也绝不松懈。夜宿破庙时，一个班轮流守在门口，不说多余的话。康泽几次试着套近乎，未得回应。他开始长时间沉默，偶尔低头看脚上沉甸甸的镣铐，若有所思。

到功德林后，审讯官先递上一杯热茶。对方没有咄咄逼人，只陈列事实与数字：赣南清剿死难红军人数，皖南新四军被害卫生队名单……康泽的手不自觉抖了几下，“这些人，我记得。”从这一句开始，他放下对抗情绪。此后的交代写了整整23万字，详细到某某暗号、某某接头暗室。改造小组评价：“态度有起伏，但基本诚恳。”

1956年，康泽在功德林接受集中学习。当他第一次被安排观看纪录片《上甘岭》，画面里志愿军战士端着步枪冲出坑道，炮火成片，他不由站起身，用极低的音量说：“他们和以前的红军，一样真诚。”这一句，被记录员写进当日思想汇报。

1963年，中央宣布特赦。康泽离开功德林那天，北京天空微阴，秋风卷起落叶。他随身只带一本厚厚的手稿，上面写着未完的书名：《误途》。后来，他在回忆中感叹：“战争中的政治机器，最可怕的是丧失对人民的敬畏。”这本书几经删改才得以出版，销量并不大，却在研究国民党特务系统的学者圈里被反复引用。

王近山去世多年后，曾有记者问他的警卫连长：“当年为什么不给康泽更好的伙食？他毕竟是中将。”连长想了想回答：“命令里写着‘可靠押送’，伙食标准照俘虏条令执行，这就够了。”语气平淡，却凸显了纪律的刚性——任何人都不能凌驾规矩，也不能享受特权。

襄樊一战距今已七十余年。前线惊雷早已消散，可那封“加镣铐”的电报仍被收藏在解放军档案馆，文件编号完整无缺。它提醒人们：在枪炮和阴谋交织的旧时代里，一纸严令，保护的不只是押送途中几十里安全，更是新生政权最珍贵的底线——凡手染同胞血者，即便束手就擒，也要在规矩之内兑现正义；凡负隅顽抗者，无论官阶高低，都将被铁律锁住锋芒。

来源：颜威爱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