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以食为天，这句话里藏着所有中国人日子的根本！天上到底会不会掉馅饼？不信。历代百姓都很明白，自己那口饭一半在地里，另一半却悬在天气手里。谁又能想过，古代没有气象站，种子一播，收成是十是零，得靠老天爷的脾气。大雨、连旱、虫灾，岁数大的刮了胡子也说不明年头。问问二

民以食为天，这句话里藏着所有中国人日子的根本！天上到底会不会掉馅饼？不信。历代百姓都很明白，自己那口饭一半在地里，另一半却悬在天气手里。谁又能想过，古代没有气象站，种子一播，收成是十是零，得靠老天爷的脾气。大雨、连旱、虫灾，岁数大的刮了胡子也说不明年头。问问二十年前的老农，那一年没遇见过难？灾年出现的流民队伍总让史书没脸提。这场景，讲起来都能让人堵一口气！

翻动宋代史料，一个冷冰冰的数字撞过来——三百年里，水灾、旱灾、蝗灾，明面儿上记的有六百多次。意思是，才翻过两页日历，天灾就又跳出来晃一枪。要是真能早早发个预警还能跑个命？偏偏什么都没有。百姓撑不住了，官要顶在前头。可大灾一到，赈灾这事当真就是“老课本”那几招？很多时候朝廷也枯竭。减税、粮、草、招人下地，办法没少折腾，可多少灾区依然尸横路旁。杭州被历史推到灾年的旋涡中央，一时无数路人愿意扭头不看。老天再狠一点，这地方怕是要塌一角。

是巧合吗？杭州的知州偏偏赶上范仲淹，就是那位写下“先天下之忧”的老爷。他来，不高举招牌，也不端出大话。他遇到政事，总是绕不过和百姓命一块拴在一起。史书写到“吴中大饥”，就是指1050年那个发了疯的夏天。雨多得不像话，米价撑上天。市场没粮，老百姓饿疼了。可还不止这样，有人趁火打劫，粮商成群搬起算盘，只盯着价格一天天往上报。大灾年头奸商发财也不是第一次，偏这回闹得比谁都明目张胆。

跑到官府一看，满眼都是紧张气氛。百姓闹，官府也乱。要收拾乱局，别说容易。别的地方，有官员下狠手，直接喊停涨价。谁敢私抬米价，直接抓。可历史翻到杭州，风向却不一样。范仲淹先让大家愣了一下——他反而命令粮商更大胆涨价！这不是疯了吗？谁见过灾年还“许可”抬价？这消息散出去，不谴责他才怪。杭州的大米价格，居然被“官令”推着一路飞涨，坊间一片骂声。有人说范仲淹是“站队奸商”、是助纣！他脑瓜是不是坏了？！

等着，事情突兀转了个弯。米价上了天，不只本地粮商，还有周边所有“有货”的，也嗅到味道，一下子踩足马力往杭州送粮。市场变成战场，南来北往的米商一箱箱往市里砸。城头上风声变得奇特。范仲淹突然出手，调动官府储备的低价米粮填进市场。每担米的价格压得像石头，商人们傻眼了。这下跑路也不是，不卖也亏。粮多成灾，巨大的“价格泡沫”瞬间爆掉。谁再哄抬，谁最后亏死，买米的百姓能用常价买到命根子。商人嘴里骂，心里又佩服。那些骂他“帮着奸商”的，现在都变了脸。群众的嘴，忽然慷慨送上一句“好官”！

果然，一个坏主意，有时候比规矩还靠谱？好像可以又不可以。先别急着下结论。若是换了保存不力，或者派米不及时，这一招反噬的会是老百姓！说到底，这操作考的是胆识，也烧的是脑筋，还得看后盾是否够厚。“非常时候用非常手段”，不是哪条规章口袋里随手能翻出来的。

范仲淹又不满足于一着棋，“荒年三策”，每出一条都有人骂他疯得更厉害。第二条出来，满杭州议论更炸。灾年开工大兴土木，要让百姓到处修庙、造桥。饿肚子怎么还有心思搬砖？有人气急，告他扰民。结果，真实一调研，蓦地发现人其实愿意——田泡了水，地荒了，家没产出。你不给件事儿做，不发杯米，闲着的灾民还真要变祸乱。什么时候人的手最便宜？一堆闲人四处游荡的时候。大量基建和整修寺庙的工程，刚好吸收了富余劳力。和尚们受惠也高兴，钱用得起，饭还能救命。就算有人说这办法“饮鸩止渴”，但不试试，没有更好的路。

再说第三条——刺激消费这一项，古人真没料到。范仲淹组织龙舟赛，过节时候闹得风风火火。连灾民也被拖着下水，组织热闹。市井里商贩哗啦啦不少，周边村寨的人都愿意跑来看戏。有人便说“看这杭州的难民，居然还比有人家的富人过得热闹！”可是实际一点，钱又流回当地。小商小贩借机起家，把灾民变雇工，有些人甚至借机翻了身。龙舟竞渡，不单催旺了气氛，也确实让经济缓了一口气。

这些主意合起来，被后人叫做“荒年三策”，《梦溪笔谈》里写得十分清楚。奇葩归奇葩，可杭州的秩序没断粮，灾民没涌出来变乱兵。看似离经叛道的手段，实操却有一股说不清的高明。好多官员在朝议上嗓子喊哑，主张还是“减税免赋、罚奸商”，却没人真敢全盘接纳这种玩法。甚至，假如杭州没米库，要是瘟疫再大些，范仲淹这一套就全盘崩掉。风险实打实地在那。

不过明面上，还有一个大背景很难忽略。如果没有宋仁宗坐镇支持，这“不合规矩”的办法根本没人敢用。范仲淹都快被庆历新政那一轮贬得喘不过气，若不是仁宗拍板，这场“经济实验”恐怕第一步刚迈出去就被人绊倒。偏偏这一年，皇帝站到了他这边，于是局面反转，那些反对的声音都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有意思的是，后边看西方经济学家凯恩斯也讲起“乘数效应”理论，说白了就是政府投入一块钱，社会能多转几块钱出来。宋人不能照搬，但这种“拉动基建刺激市场”的思路，在范仲淹当时已经朦胧成形。到底是世界各地的问题都出乎人的料想，还是聪明人互相能打通毛病？说不清楚！也说不定！

不过，如果换个地方，南宋那样经济本身不行的地界，要是灾年连年，怕是人才再出奇招也救不活。杭州靠着江南富庶还能玩一次“经济实验”，放到北地成不成，得另说。政策与环境苟且偷安，很难一刀切。

今人念宋，总爱讲它弱。理由不少——打不过辽金；疆土失；遗民苦；经济却又真有一手。历史就是这样——看着全是影子，其实都在拧巴之间。范仲淹的三策管用，那也不是凭空一捏。要地方工商业底子厚；要朝廷肯撑腰；要老百姓能咬着牙跟政府走，少一样全得完蛋。

如今回望，说范仲淹的“荒年三策”是国策，那怕是过了。它的巧妙，在于把不起眼的灾年之“痛”变成了重建的机会。实用、冒险、又压着风险走钢丝，成功实属幸运，未来再遇见，有人敢用吗？也许成，也许败。历史没定论。

说一千道一万，杭州那时候熬过来了。有人骂过他疯，有人只看他好，但姚江那个米市的闹哄哄敲定了结局。很多书都在夸范仲淹胸怀天下，也不排除他这人有点孤注一掷的勇气。现实呢？只要百姓活下来了，官老爷是左是右也都不重要，事情也就没那么复杂了。

就像旱年里拼死抢水的人家，他们不会在意救命米是怎么炒上去又怎么砸下来的。范仲淹的三策，今天看来依旧稀奇，那年的饭香，没人忘掉。

来源：荷间潇洒采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