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留在南京的20多位西方侨民几乎皆投入了救助难民的活动中，他们所依托的主要机构是南京沦陷前成立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国际委员会虽然愤怒日军的暴行，但“对制止日军有组织的搜捕和屠杀无能为力，更需要日方最低限度的合作以便拯救难民”，他们所能做的是一边不断向日方抗议

▌杨菁 著

留在南京的20多位西方侨民几乎皆投入了救助难民的活动中，他们所依托的主要机构是南京沦陷前成立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国际委员会虽然愤怒日军的暴行，但“对制止日军有组织的搜捕和屠杀无能为力，更需要日方最低限度的合作以便拯救难民”，他们所能做的是一边不断向日方抗议、申述，或设法传播真相，通过舆论或本国政府施压以制止暴行，一边日夜不停地保护、救济难民。

因为日本士兵不分时间、场地地肆意施暴，令中国平民恐惧而不敢出去干活，结果委员会的外国人既要亲自开车去运粮食以养活难民，又要白天黑夜地为中国难民提供保护，只要他们不在，中国人就得不到保护。在那个特殊时期，委员会不仅作为一个救济组织开展工作，更担当了原南京市政府赋予他们的半行政职能。下面以拉贝、魏特琳两位西方人士为例，具体看看这些外国侨民在救济南京难民方面作出了怎样的努力和贡献。

约翰·拉贝，1882年11月23日出生于德国汉堡，早年丧父，初中毕业后即外出打工，学会了一口纯正的英语，并能书写法语。1908年拉贝来到中国北京，1911年开始在西门子公司工作，1931年起担任西门子驻南京办事处经理。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他没有料到中日间的战争会全面爆发，为避暑，也为了与已在北戴河的妻子相会，他坐船北上秦皇岛。得知淞沪会战爆发，日军又空袭南京的消息后，拉贝于8月28日告别妻子南下返回南京。据他自己说，从比较安全的北戴河回到南京，“不是出于冒险的兴趣，而首先是为了我的财产，为了代表西门子洋行的利益”，当然洋行不会期待他的献身，他本人也不会轻率地拿生命去冒险，所以回到南京这个危险地，更重要的是他“想永远做一个负责的人，不忍心在这样的时刻对洋行的职工、佣人及其家属弃之不顾，而是想要全力帮助他们”，而且他所尊敬的中国客户还在向他订货、签订合同。

11月19日，拉贝在日记中记载：“成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主要由鼓楼医院的美国医生和在金陵大学任教授的传教士组成）。委员会试图建立一个难民区，即位于城内或城外的一个中立区。有人问我是否愿意参加这个委员会，我表示愿意。”拉贝因此而结识了很多委员会中的美国人。也就是说，拉贝是应美国人邀请而加入国际委员会，进而被公推为委员会主席。他在日记中说：“我推辞不掉，为了做件好事，我让步了，但愿我能够胜任这个也许会变得十分重要的职务。”

拉贝自答应了担任国际委员会主席这一职务，便极其认真负责。在南京眼看守不住的情况下，西门子洋行上海总部于11月25日电告拉贝，为避免人身危险，建议他迁到汉口，拉贝回复说：“来电敬悉，谨表谢忱，我已决定留在南京主持国际委员会工作，以建立中立区保护20多万平民。”自筹备成立安全区后，拉贝首先进行的一项工作是以国际委员会或以个人名义致函有关各方包括中国当局、日本当局、英国大使、美国大使等，以求得到各方的认同和支持。 （18）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