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抗战时期在广西的国际义士们

摘要：宣道会曾在梧州设立思达医院，收治日军轰炸造成的千余名伤员，免费提供医疗救助，战后获国民党中央军委嘉奖。思达医院由英属加拿大籍医疗传教士陈法言（W.H.Oldfield，全名William Harrison Oldfield，1879-1958）于1906年来华

那些抗战时期在广西的国际义士们

美国宣道会（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宣道会曾在梧州设立思达医院，收治日军轰炸造成的千余名伤员，免费提供医疗救助，战后获国民党中央军委嘉奖。思达医院由英属加拿大籍医疗传教士陈法言（W.H.Oldfield，全名William Harrison Oldfield，1879-1958）于1906年来华后创建，是广西首家西医医院。抗战期间，陈法言主持难民救治工作，还参与政府主导的赈灾活动，组织难民救济。1938年8月到10月，日军飞机5次对梧州进行轰炸，市民死伤很多，思达医院医务人员收留千余名伤残人员并免费医治。

美国宣道会在桂林、南宁、龙州等地维持援助点运作，战时收容难民，战后协助开展重建工作。

该会华南区负责人丁惠民（英文名Paul H. Bartel，1898-1997，身份为宣道会华南区监督）在战后第一时间，即1946年返回广西，主导战后重建工作。他视察柳州、桂林等20余处援助点损毁状况，向国际相关机构（包括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申请援助并提交详细重建计划。

美国玛利诺外方传教会（Maryknoll Fathers）

美国玛利诺外方传教会抗战时在桂林设立临时诊所，每日免费为贫病难民施诊并分发救济品。1939年7月31日，在一次空袭中，桂林天主堂被炸毁，该会传教士顿时变成“难民”，无家可归的他们把“教堂”搬移到附近漓江的船上，但难民救助工作仍在继续。抗战初期，大批难民涌向西南大后方避难，桂林城接纳了不少难民，在这一非常时期，该会传教士主动到难民居住的帐篷里提供帮助，分发救济品，开办临时诊所免费施诊，主教罗民劳神父和其他几位传教士还向难民发放善款，让赤贫民众能买到生活必需品。

1944年，日军沿汉口一广州铁路南下，战争阴霾笼罩整个广西，民众恐惧感升级，日军大规模空袭桂林后，桂林和全县的路上、车站、码头挤满逃往贵州的难民，饥饿、传染病、死亡随之而来，该会神父、修女及基督教会神职人员每天到车站为民众发放救济品，为伤者看病，施粥。

罗民劳（英文名Patrick Joyce，1903-1976）等人在金城江地区积极开展救援，1942年当地霍乱暴发时，他为难民调运粮食、药品、疫苗及救助款，搭建帐篷和粥棚，还联系美军卡车协助难民转移至贵阳。当时，罗民劳等三位美国玛利诺外方传教会神父跟随逃难民众前往贵阳，到达桂黔交界处的金城江时，道路被毁，人们无处可去，只能滞留在火车站，很快金城江就挤满往贵州逃难的难民，混乱、无助、恐慌、污浊、饥饿、疾病、死亡充斥车站每个角落，且因卫生条件差、聚集人口多，金城江很快暴发霍乱。经多方筹措，三位神父为滞留民众调运了食物、药品、疫苗及100万美元救助款，还置办帐篷、开设诊所、搭设粥棚。眼看进入冬季，难民仍未找到安身之处，罗民劳神父联系驻扎在附近的美军，用卡车将难民安全运送到贵阳。

▲1936，罗民劳神父（左一）与在桂林与教友家孩子合影

该传教会还在梧州搭建粥棚，每日为500余名难民提供免费食物。1939年7月，梧州遭受日机轰炸后，该会神父和修女便在天主堂门前搭建粥棚免费施粥，每天前来排队领粥的人都在500名以上。

该团体还在郁林组织“纺织合作社”（cotton spinning cooperative），帮助灾民开展生产自救，美国玛利诺外方传教会传教士展开大量救助和重建工作，收容孤儿，救治伤兵，施粥送药，救济难民，尽快修缮和重建教堂、学校、诊所。

英国圣公差会（BCMS,即The Bible Churchmen’s Missionary Societ，今Crosslinks）

英国圣公差会曾参与在南宁创办小乐园医院，1939年8月30日（农历七月十日），日机轰炸南宁中山路一带，投弹数十枚，死尸遍地，小乐园医院的医务人员组织救护队，抢救受害群众，医院留医部的医务人员也忙于抢救治疗工作，受到群众赞扬。1939年空袭后该会还组织救护队全力抢救伤员。欧显光（Rev.H.Osborne，全名Herbert Osborne，1888-1973，身份为BCMS华南区负责人）、黄扶民（Dr.John Webb，英文名John Webb-Peploe，1902-1979，英籍医生，小乐园医院创始人之一）留守南宁，南宁沦陷后，很多人离开南宁到外避难，而欧显光牧师和黄扶民不顾生命危险，继续留在南宁收容和治疗难民。

1945年在桂林彼得堂设立“难童习艺所”，收容战争孤儿并开展教育工作，教授纺织等谋生技能，直至1949年。圣诞节时，圣公会设餐招待市内因战乱流落街头的孤苦儿童，并从中选出十名无父母的孤儿，组成难童习艺所，对他们加以教育并学习谋生技艺，主要生产毛巾等棉制品，习艺所一直开办到1949年冬才因财力不足而停办。

同时，该会还组建巡回医疗队，由夏恩雨（Dr.Freda Harmer，1903-1990，英国外科医生，BCMS巡回医疗队核心成员，战后返回英国获MBE勋章）、黄扶民医生与施戴德、潘灵光等人组成小队，驾驶救护车前往武鸣、吴圩、苏圩、那陈、大塘等地开展“施医赠药”行动，为农村地区民众提供医疗援助。

建道神学院学生布道团

建道神学院学生布道团由建道相关机构（建道圣经学院，英文名Alliance Bible Institute，1938年由梧州迁至广西容县，1944年再迁广东连县）的学生组成，是抗战时期广西地区重要的青年救助力量。该团体定期前往伤兵医院服务，男团员为士兵代写书信，女团员为士兵缝补衣物。

英国民众援华救济会广西分会

1941年，“英国民众援华救济会”在南宁成立，英国民众援华救济会广西分会也于同年在南宁成立，成员包括欧显光（任会长）、潘灵光（Rev.O.F.Peskett，全名Oswald Frederick Peskett，1889-1965，BCMS传教士）、施戴德（Rev.W.Stott）、夏恩雨、黄扶民等外籍人士与医疗人员。救济会成立后，积极开展救济难民的工作。

潘灵光在1941年参与组建该南宁分会，并负责培训乡村医务人员。该分会在连接南宁和钦州的邕钦公路沿线，如吴圩、大塘、南晓、台马、小董等地设立救济站（以大塘站为中心），不仅为当地中国军民提供医疗服务，还培训医务人员，同时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资救济。

桂林天主教柘木分堂积谷会

桂林天主教柘木分堂积谷会是桂林天主教柘木分堂创建的特色民间互助组织，抗战时期为应对饥荒与战乱，组织成员自愿捐献谷物，其中贫者至少捐献50斤，共筹集谷物4000余斤并储存于教堂。这些谷物供遭遇饥荒或战乱的成员随时借用，成为战时民间智慧与互助精神结合的生存保障典范，有效帮助民众度过物资匮乏的艰难时期。美国浸信会桂林教区柘木分堂在战争期间也不定期地向当地农民和城市贫民送医赠药，发放奶粉、衣物等救济物资和救济款，随后同样成立了教徒间互相救济急需的积谷会，谷物由教徒自愿捐献，有钱者多出，贫者每人至少出谷50斤，共积谷4000多斤，谷物全部存在分堂内，需要的教徒随时均可借取。

南宁道救医院

南宁道救医院主要由英籍人士组成，开办的中山路道救医院（教会道救医院）在1939年11月南宁沦陷期间，收容了200多名避难市民。面对日军的包围和威胁，团体成员坚持人道主义立场，拒绝日军进入医院，有效保护了难民安全。

医院以英籍医生夏恩雨（任院长，Dr.Freda Harmer，1903-1990，英国外科医生，BCMS巡回医疗队核心成员，战后返回英国获MBE勋章）、黄扶民为核心，成员还包括英籍护士长包美德（Nurse Gladys Byrom，1901-1995）、英籍护士李惠仁（施戴德夫人，Nurse Ivy Stott，英文名Ivy Louise Stott，1908-2002）。

▲南宁百年图录插图

抗战时期，他们在南宁道救医院持续提供医疗服务：夏恩雨常驾驶救护车前往武鸣、双桥、大塘、小董等地施医赠药；黄扶民在1939年南宁沦陷时，于医院设立难民收容所，收容300余名未疏散难民；包美德在蒲庙开设分诊所，为当地民众提供医疗服务，且维持分诊所运作至1944年南宁二次沦陷；李惠仁在1942年于武鸣开设战地诊所，缓解当地战时医疗资源紧张状况；团队成员还共同参与巡回医疗，深入乡村开展“施医赠药”行动。

圣约翰神道书院（南宁）

1941年5月由英籍人士施戴德在南宁南较场租用场地创办。尽管主要目的是培养本地服务人员，但在抗战背景下，书院开设了包括英语、医疗基础知识等在内的实用技能课程。

潘灵光、毕恩赐姑娘（英籍，Miss Bielby，英文名Dorothy Bielby，1908-2003，英国教师，在书院教授医护课程）、李惠仁护士（Nurse Ivy Stott，英文名Ivy Louise Stott，1908-2002，施戴德之妻）等在战乱时期为当地参与教学工作。

小董道爱医院（小董）

小董道爱医院虽成立于1948年，但其基础是利用抗战后期（1945年后）美国“农村复兴委员会”（英文全称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简称JCRR，1948年成立，利用美国援华资金支持战后重建，小董道爱医院为其援助项目之一）援助的药品和医疗器械建立。

医院由英籍医生黄扶民担任院长兼主治医生，华人医佐黄竹楼等人组成团队，为钦州小董及周边地区的民众提供医疗服务，是战后初期当地重要的医疗救助点。

米尔智医生（Milch.Eugene.M.D.，北海普仁医院院长）

全名Eugene A. Milch（1898-1977），国籍为奥地利（后入美籍）。1935-1950年期间，他担任北海普仁医院院长（北海旧属广东），同时还担任北海普仁麻风病医院第二任院长，之前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在奥地利军队做过军医。

抗战爆发后不久，日军占领了北海的涠洲岛，并在岛上修建了军用机场，多次派出飞机轰炸北海城乡，北海笼罩在战火硝烟当中。其间，米尔智医生夫妇和全体医护人员一起，积极投入到对伤病员的救治中，米尔智经常亲自为炸伤的老百姓做手术。1938年8月8日早晨，日军飞机突然空袭北海，在市内大水沟处投弹炸死炸伤100多名北海军民，制造了北海历史上的空前劫难-“大水沟惨案”。当时伤员都被送到北海普仁医院抢救，米尔智院长决定一律实施免费救治，夜以继日进行手术，精心组织护理，尽最大可能挽救伤者的生命。米尔智院长这一义举，感动了北海社会各界人士，大家纷纷支持和配合北海普仁医院的行动。1938年，尽管医院建设受到战火的影响，北海普仁医院在仅有的97张床位上，仍然收治了住院病人441人次，门诊病人9074人次，大手术68例，小手术74例。

1941年“三三事变”中，1000多名日本侵略军登陆北海港，占领北海市区，米尔智开放北海普仁医院作为避难所，庇护2000余难民，其善举获《粤南日报》专题报道。3月9日日本侵略军撤离北海时，北海普仁医院又收治了遭日军残害致伤的民众50多人，1941年3月14日的《粤南日报》对此进行了报道。1941年9月，米尔智院长因杰出表现被调往桂林，负责当地红十字会医院抢救伤员，1951年离华。

黎安德修女（Antonia Maria，医学博士）与王月明修女（护士）

黎安德修女中文名安惠卿（1905-2002），身份为美国玛利诺会修女，医学博士。二人作为桂林天主堂的核心救助者，1940-1949年期间，黎安德修女在桂林天主堂每日开设免费诊所，限额诊治50名贫病难民（预发50个牌号，按号就诊），王月明修女协助开展医疗工作。在医疗资源极度匮乏的战争年代，她们的诊所成为当地民众获取医疗帮助的重要渠道。

胡礼德少校与李俊昌（北海麻风病医院管理者）

胡礼德（Major Alfred W. Hooker，1871-1942）是英国人，1871年出生。他原来在驻香港的英国军队工作，是一名少校，所以后来人们都尊称他为“胡礼德少校”。1931年起，他开始管理北海麻风病医院。抗战时期在北海麻风病医院任职期间，日军轰炸北海时，他沉着指挥医院内的麻风病人疏散，全力保护麻风病人的生命安全，1942年面对日军空袭，积极指挥疏散工作后，同年病逝于北海。

▲胡礼德少校(后排右一)、李俊昌(后排左一)与北海普仁麻风院病人。

李俊昌是胡礼德少校的中国助手，在战乱环境下，他和胡礼德克服对麻风病的偏见与战时的混乱，坚守岗位，为这一特殊群体提供庇护。1941年底，在北海麻风医院服务近20年的三任院长的得力助手、恪尽职守的医院优秀管理者李俊昌先生积劳成疾，不幸病逝于任上。

沈士杰（Paulin-Joseph-Justin Albouy，法籍人士，所属法国天主教会明德街天主堂）

全名Paulin-Joseph-Justin Albouy（1894-1958），身份为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神父。1939年11月24日日军占领南宁当天，作为南宁明德街天主堂（由法国天主教会开办）的法籍负责人，他领导收容了360多名（一说500多）来不及撤离的市民（多为老幼妇孺）。当日军包围天主堂并企图闯入搜捕所谓“抗日分子”时，沈士杰顶住压力与日军展开谈判，打出人道主义旗号，要求日军将避难市民按“战区难民”对待，成功阻止日军暴行。尽管日军随后用铁丝网封锁天主堂，仅允许外籍人士每周出入两次购买食品，且难民每天仅能食用一顿稀粥、生活艰苦，但沈士杰的努力仍使难民在极端条件下得以存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