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每当中日关系出现低谷时，这种论调总会出现，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有几部抗战电影陆续上映，所以类似的言论格外多，这些人大概是想唤起国人的感恩之心，以消解对日本的不满情绪。
“日本曾为中国提供了几千亿人民币的低息贷款，我们不能忘记日本对中国的援助”。
每当中日关系出现低谷时，这种论调总会出现，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有几部抗战电影陆续上映，所以类似的言论格外多，这些人大概是想唤起国人的感恩之心，以消解对日本的不满情绪。
他们口中的低息贷款，其正式名称是“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简称ODA，日元低息贷款只是其中的一种合作方式，另外两种是无偿援助和技术援助。而日本对中国的ODA中，低息贷款占了91%，贷款总额是3.3万亿日元，按照主流说法，大概是2500亿人民币。
因为该项目带有“援助”两个字，因此很容易被人误解为是日本的单方面付出，从而让贷款国人民背上道德包袱，很多人更是误以为，日本的低息贷款是一种变相的战争赔款。
实际上，日本对中国的低息贷款不仅不赔钱，反而赚麻了，所以今天我们的官方并不采用“开发援助”这种叫法，而是称其为“经济合作”或“开发合作”。
这篇文章就跟大家聊聊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并打破各种误解，为什么我们不亏欠日本任何东西，日本又通过ODA援助，拿走了哪些好处？
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奠基人，是战后的第3任首相吉田茂。当他在1946年上任时，针对如何恢复国家经济的问题，日本内部已经吵翻天了。
第一伙人叫“家里蹲派”。这一派认为，鉴于日本海外力量的全面丧失，日本只能依靠本土市场来恢复经济了，这就要求对外国商品严防死守，以保护本土产业，等咱们元气恢复了再出去浪。
另一伙人叫“下南洋派”，这一派认为，日本国内市场狭小且资源极度匮乏，搞自给自足就是做春梦，要恢复经济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发展国际贸易。
吉田茂一番思考之后，觉得下南洋派靠谱，于是提出了“贸易立国”的国策。
但这时家里蹲派担心的事就出现了。
首先，慑于父上的淫威，苏联这块大市场日本打死都不敢碰，中、朝、韩这三国和日本是血海深仇，更是指望不上，西方国家当时都是制造业强国，看不上日本的东西。算来算去，日本就只剩下一个选择了，那就是东南亚。
但东南亚诸国也被日本霍霍过，想要和人家做生意，有一个问题是绕不开的，那就是战争赔款，比如菲律宾当时就对日本索要80亿美元的赔款。
吉田茂知道，如果不出点血，那东南亚市场是打不开的，但他也清楚，都用现金赔那日本就完了。于是他在1953年想了个辙，那就是用“商品+服务”的方式，来代替现金赔偿，这样不仅能抵扣赔款，还能为日本商品打开销路。
他这一说，下面的人纷纷点赞，说“高，实在是高”。所以鸠山一郎继任首相后，继承了吉田茂的思路，并开始和东南亚国家接触。
于是日本在1954年和缅甸首次达成了赔偿协议。日本同意赔偿缅甸2亿美元，分10年还清，但全部通过商品和服务的形式，其中商品有公共汽车、铁路车辆、造纸设备等等，服务赔偿则是援建了仰光巴鲁河水电站。
不过，日本赔偿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要比日本国内高5-10%，相当于是卖货的利润了。
随后日本又用这种非现金赔款的方式，和菲律宾、印尼等国家缓和了关系，由此打开了东南亚市场。
这就是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起源，其最初目的就是通过“赔偿外交”的手段，打开海外市场，以促进日本的经济繁荣。
在经过几年的尝试之后，日本又发现了一种更划算的“援助”手段，那就是日元低息贷款。
1958年，日本和印度达成了协议，日本向印度提供180亿日元的低息贷款，分三年还清，以支持印度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比如修建电力、交通、工业和农业设施。
但日本人也提了两个条件：
第一，这笔钱只能采购日本设备，技术标准也得是日本的。因此印度采购了大量日本的工程、机械与交通设备。更绝的是，通过采用日本的技术标准，比如推广日本110伏电压体系，印度对日本形成了长期的技术依赖。
日本的第二个条件，就是作为当时的铁矿石出口大国，印度要保证对日本的铁矿矿石供应。于是在1960年，三井集团和印度成立了合资公司，在印度直接采矿，年产量超过250万吨。
此次低息贷款取得了成功。自此之后，日本挑选援助国时基本遵从这两大原则：第一，以援助换市场，第二，用援助保矿产。
根据换市场原则，日本在60年代之后，陆续援助了韩国、泰国、马来等国，尤其是东南亚，通过长期的低息贷款和技术援助，东南亚成了日本商品的主要输出地，比如在中系车崛起之前，日系车几乎垄断了东南亚市场。
而根据保矿产原则，日本又把撒钱重点移向了中东。
当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之后，中东王爷们就把给西方的油都掐了，日本也跟着沾了包，而当时日本8成的石油来自中东，于是国内经济遭到重创。
日本一看要凉，于是立刻派出副首相三木武夫去中东谈判，并向中东八国提供了30亿美元的低息贷款，比如借给伊拉克10亿美元，用于石化项目，借给埃及380亿日元，用于改造苏伊士运河。中东国家一看，这小子上道，于是又开始向日本供油了。
而日本对中东的低息贷款占比，也从1972年的0.8%，飙升到1977年的24.5%。
需要注意的是，从这时起，日本的ODA援助就和战争赔款没关系了，完全是促进繁荣的经济手段。也正是在进入70年代之后，日本的ODA援助终于成熟，主要工具有3个，第一是日元低息贷款，第二是无偿经济援助，第三是技术援助。
而那些既能买日本货，又能卖日本矿的国家，就成了日本ODA援助的核心，比如印尼。当时的印尼不仅为日本提供了1亿人口的大市场，还是日本重要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进口国，所以在1980年之前，印尼是日本援助金额最多的国家。
直到70年代末，一个Plus、Pro、究极版的印尼出现了，那就是中国。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我们开始梭哈经济建设。所谓“要想富，先修路”，所以当时我们急需资金，来完善大批交通项目。
日方有意向我们提供贷款，于是两国就开始商讨贷款的事，并在1979年9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出访日本时，取得了实质性突破。
1979年12月，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华，并带来了第一个低息贷款协议，贷款金额是3309亿日元，按当时的汇率，大概是19.1亿美元，年利率3%，贷款年限为30年。这个贷款条件相当不错，此次贷款谈判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原外贸部国外贷款管理司司长刘志成曾算过，“综合考虑通胀等因素，日元贷款的实际赠与成分约为57%”。
万万没想到，几年后发生的事过于魔幻，完全没按照这个节奏来，这个我一会再说。
中日双方经过协商，最终定下来4个贷款项目，也就是著名的“两港两路”，两港是秦皇岛港的改造和石臼港，也就是今天日照港的建设，两路是北京-秦皇岛铁路的改造，和兖州-石臼所铁路的建设：
从建设工程的详细内容中，大家也能看出来，这四大工程全都是煤炭运输项目，这是因为当时中国7成的出口煤炭都卖给了日本。但当时中国的运力不足，严重制约了对日的煤炭出口，因此日本按照“用援助保矿产”的原则，敲定了这四大项目，以加大从中国的煤炭进口。
所以日本的第一次低息贷款，还是比较功利的。
1984年，日本批准了第二次对华低息贷款，总金额是4700亿日元，这次贷款项目的范围就扩大了，除了交通运输，还包括华北、华东地区的电网改造，北京、上海等城市的通信网络升级，城市污水处理等等，贷款利率为3.0%-3.5%。
不过，1985年《广场协议》签署之后，日元被迫升值，日元汇率从1985年的238日元兑1美元，飙升到1995年的94日元，升值幅度一度超过150%，也就是说，我们要筹集更多的美元去兑换日元，然后还款付息。
因此这两次贷款可不能算低息，相反，咱们被日本赚了不少钱。而因为日元债务突然加重，菲律宾、印尼、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纷纷向日本抗议，要求重组债务，从此之后，就开始警惕日元贷款项目啦。
不过，在日元大幅升值之后，日本又分别在1990年、1996年、2000年再次向中国提供了贷款，利率在0.75%-2.6%之间，确实属于低息了。
不仅利息低，合作项目也开始多样化，比如交通基建，包括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扩建，大连港、青岛港等大型泊位的建设；还有工业项目，比如宝钢的改造；再比如城市建设，比如北京地铁1号线、武汉长江二桥、重庆长江大桥的建设等等，还有农业、水利、医疗等其他领域。
当然了，按照惯例，项目涉及的大部分商品要买日本的，技术标准往往也是日本的。比如在京秦铁路的电气化改造中，电力机车、信号系统和轨道设备都是日本的，中日友好医院85%的医疗设备也来自日本。
也就是说，通过购买日本商品，大量日元又回流到日本，要知道日元升值后，日本出口遭受重创，日本正好用这些中国订单来化解过剩产能。
不仅如此，正是借着贷款合作，中国对日本商品敞开了大门。1979年，《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颁布，日本企业是最先进入中国开展业务的，比如松下。
1983年后，我们又放宽了对日本家电、汽车等高附加值商品的进口限制，允许日企通过合资或进口的方式销售产品。
于是大量日本商品开始进入中国，比如日本的彩电、冰箱一度垄断了中国的中高端市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95年左右。年龄大点的朋友应该都记得，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家里要是有一台日本家电，那绝对是富裕人家。
相应的，中日之间的贸易额迅速扩大，从1978年的48亿美元，增长到1990年的200亿美元，再到2017年的3000亿美元，日本很多年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所以可以这么说，日本“以援助换市场”的策略，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说到这，我想更正几个日本对华ODA的误区。
首先，日本的对华ODA援助和战争赔款没有关系，根据刘志成司长的表述，虽然私下里有议论，但在官方层面，对此事的定性就是单纯的经济合作。
资料来源：《三十年来：日本对中国的贷款援助》
所以“日本ODA是隐形赔偿”的说法，纯属扯淡，你日本又不是只给中国一家，90年代之后，日本为了成为常任理事国，开始为非洲各国提供大量低息贷款，请问这也是战争赔款吗？
再说这种合作也不是日本的单方面施舍，就像我刚才说的，日本在50年代启动ODA的初衷，就是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具体目的有两个，第一是为日本商品打开海外市场，第二是确保关键矿产的供应。
正因为中国满足这两个条件，才得到了日本的大举援助，这不是亏本买卖。就像日本从咱们手里抢走的印度高铁项目，日本给的条件是1万亿日元的贷款，50年的还款期，利率你猜多少？0.1%，相当于白给，前提是从设备到技术，再到工程师，都得用日本的。
这买卖日本陪了吗？赔了他还抢个蛋？
这40多年来，日本从中国手里赚走的钱，远超2500亿的贷款总额，更别说利息，如果没有这笔钱，就凭中日两国结的梁子，日本能在改开初期，就顺利进入中国市场吗？做生意的都知道，领先一步，领跑三年，一旦错过了前期市场，再想抢回来就难了。
要知道我们放弃的政府战争赔款，在1972年时就高达1200亿美元，换到现在大概是8600亿美元，就日本贴的这点利息，连赔钱的零头都算不上。
到后来日本人也觉得叫援助不合适，于是在2015年把《政府开发援助大纲》更名为《政府开发合作大纲》，强调合作而非援助。
所以在2018年日本结束对华ODA时，华春莹在记者会上就说：
"日本对华官方资金合作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日本也从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所以外交部给出的定性是官方资金合作，而不是援助。
这事很多日本人也明白，比如当年12月，时任外相河野太郎就公开表示，日本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但我也反对日本对华贷款的阴谋论，比如经济殖民、攫取中国大量财富等等，因为这么做，会寒了日本对华友好人士的心。
我必须客观地说，在1979年启动对华贷款合作时，日本的决策层是真心希望能帮助中国发展的。
在1979年日本决定对华贷款时，受到了美国的施压，以及苏联的强烈反对，美国怕日本独霸中国市场，苏联怕日本联中抗苏，甚至连东南亚国家也在抗议，因为担心中国会分走给他们的贷款。
另外，日本右翼的反对声音也很大，他们认为中国是拥有核武器的军事大国，资助中国就是养虎为患。
所以别看日本第一次选定的贷款项目非常功利，贷款难度反而是最大的。
但当时的日本领导人顶住了压力，尤其是时任首相大平正芳，此君对中国的负罪感十分强烈，因为他本人曾在1937年以大藏省，也就是经济部官员的身份，被派往中国的张家口，考察了1年零10个月，亲眼目睹了日军在河北的烧杀抢掠。因此他十分痛恨军国主义，多次批评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并认为日本再怎么反思也不为过。
当他担任外相，并随田中角荣在1972年访华时，曾对中国外长姬鹏飞亲口承认，说“我亲眼所见的战争，明明白白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可以说不存在任何辩解的理由”，用自己的真诚打破了中日谈判的僵局。
在1972年两国建交时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中，最关键的那句话：“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就是大平正芳提议的。
正因如此，大平正芳成了日本右翼的眼中钉，其本人多次受到人身威胁，以至于1974年他再次前往中国谈判时，给妻子留了遗书。
正是在他的极力斡旋之下，最终促成了这次低息贷款协议。
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举措，也感动了很多日本人，当时不少人跟大平正芳一样，真心实意地想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由此开启了中日两国的蜜月期。
如果今天的日本政客都能跟大平正芳一样，正视历史，反思二战时对亚洲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那两国关系能恶化成今天这个熊样吗？因此中日关系根本就不是ODA贷款能改变的，关键是日本政坛的态度。
不幸的是，随着中日两国国力的翻转，以及日本经济的持续萎靡，日本政坛开始集体右转，军国主义思想死灰复燃。8月15日投降纪念日当天，大批日本官员参拜神厕就不说了，最近日本政府甚至通过外交渠道，建议欧亚多国不要参与中国的九三阅兵，以及抗战胜利80周年的庆祝活动。
完全疯了，你是战胜国还是我是战胜国？
所以不要再提什么贷款援助的事了，不是什么援助，而是资金合作，中国也从不亏欠日本什么，相反，日本还欠着我们天量的民间战争赔偿，因为1972年我们放弃的是国家间战争赔偿，但从未放弃中国公民对日本政府和企业的个人索赔权，按照我们的估算大概有1500亿美元。
而比民间赔偿更重要的，是日本对战争的真正的反思和道歉。在1972年中日建交时，为了缓和与西方的关系，在日本的道歉辞令和战争赔款的两大问题上，我们是做了重大妥协的。
但现在不一样了，连美国我们都直接刚，更别说日本了，所以我们现在没有顾忌了，就是要让日本正视历史，诚恳反思。我相信终有那么一天，日本会对中国人民真诚道歉，至于是它自己悟的，还是被我们感化的，那就不好说了。
来源：两抖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