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时候，＂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响彻云霄，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都怀揣着改造山河的热情。

这是个关于离乡与归乡的故事，说来话长。

一九六九年冬天，我，朱建国，十七岁，背着简单的行囊，坐上了开往吉林延边的列车。

列车的轰鸣声中，我看着窗外一点点后退的上海，内心却没有多少离别伤感。

那时候，＂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响彻云霄，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都怀揣着改造山河的热情。

只是临行前，母亲眼中的泪水让我多少有些不安。

＂建国啊，要好好照顾自己。＂临行前，母亲把自己积攒下来的十五块钱和一双她亲手做的棉鞋塞到我的行李中。

父亲是机械厂的一名普通车工，家里还有两个妹妹正在上学，生活并不宽裕。

＂放心吧，妈，我会写信回来的。＂我强装坚强地说，可心里却像打翻了五味瓶。

火车行驶了三天两夜，当我踏上延边的土地时，一阵刺骨的寒风迎面扑来，仿佛在提醒我：这里的生活不会容易。

下火车的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天寒地冻＂。

农场位于群山环抱之中，冬天气温经常低至零下三十度，呼出的气都能在空气中结成白霜。

我们这批知青被分配到不同的生产队，我被分到了山脚下的桦树生产队。

生产队长叫金明洙，是个朝鲜族人，四十多岁，国字脸，浓眉大眼，为人正派，说话做事总是直来直去。

初到时，一切都很陌生，宿舍是土坯房，四面透风，屋顶是茅草覆盖的。

冬天屋里生炉子，墙角还是会结冰，早上醒来，铁皮水桶上的水都已经结成了冰。

我们这些来自上海的年轻人，从未经历过如此艰苦的生活条件，第一个冬天，不少知青都冻伤了手脚。

那双母亲给我做的棉鞋，没几天就被湿漉漉的泥土给浸透了，我就用稻草塞在鞋里保暖。

晚上回到宿舍，手上的冻疮裂开，疼得我直咧嘴，擦了油还是会在干活时崩裂流血。

记得那年春天开荒，我拿着锄头的手磨出了血泡，层层叠叠，疼得我晚上睡不着觉。

同宿舍的几个知青都不比我好到哪去，有个叫王明的上海男孩比我小一岁，瘦弱的身体几乎扛不动农具。

晚上他偷偷哭，我们都假装没听见，谁也不喊苦不喊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是我们必须经历的成长。

＂城里来的娃娃，手是嫩了点，不过心是热的。＂金队长常这样评价我们，他的话语中透着鼓励，也有一丝期待。

第一个春天，我学会了犁地、播种，学会了辨认庄稼和杂草的区别。

夏天，我学会了插秧、锄草、浇水，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手掌磨出了厚厚的茧子。

秋天，我学会了收割、打场、脱粒，看着金黄的粮食堆成小山，心里有说不出的成就感。

生产队里有个朝鲜族姑娘叫金秀英，是队长的女儿，比我小一岁，圆圆的脸蛋，黑亮的眼睛。

她常常给我们这些知青送些自家做的泡菜或糯米糕，那酸辣的泡菜在寒冷的冬日里格外开胃。

她的眼睛很亮，笑起来像月牙儿一样，话不多，但每次都把东西放下就迅速离开，像只灵巧的小鹿。

＂建国，你看秀英给你送吃的来了。＂宿舍里的知青总爱打趣我，王明更是起哄得厉害。

＂胡说什么呢，她是给咱们大家送的。＂我总是这样回应，但心里却有一丝异样的感觉，像是冬日里的一丝暖意。

一年的辛苦劳作，让我的身体比刚来时强壮了许多，那些城市里养成的娇气劲儿也被磨去了大半。

第二年春天，我已经能独立完成许多农活，不再需要老农手把手教导。

二月，天还寒冷，我们就开始准备春耕了，我主动请缨去修水渠，站在冰冷的水中工作了一整天。

那天回来，我发了高烧，浑身发抖，宿舍里没有药，只能硬挺着。

半夜，我迷迷糊糊听见有人进了宿舍，后来才知道是秀英和她母亲李顺子阿姨，带来了朝鲜族的草药和热粥。

＂喝下去，会好的。＂秀英的声音轻柔，让我在高烧中感到一丝安心。

第二天，烧退了，我又坚持去下地干活，金队长看见了，难得地露出赞许的目光。

从那以后，金队长开始信任我，让我负责一片麦田的管理工作。

那年的收成不错，比上一年增产了两成，队里开会时，金队长点名表扬了我。

＂朱建国同志，虽然是上海来的知青，但干活踏实，肯学肯干，是个好同志。＂他用略带朝鲜口音的普通话说道，语气中透着真诚的赞赏。

那晚，秀英又来送东西，这次是她亲手做的朝鲜打糕，上面还撒了红豆和花生碎。

这次她没有立即离开，而是站在门口欲言又止，手指绞着衣角，眼神闪烁。

＂有事吗，秀英？＂我问，心跳莫名加速。

＂爸爸说，让你明天去我家吃饭。＂她说完，脸微微红了，转身跑开了，留下一串清脆的脚步声。

第二天中午，我忐忑不安地来到金队长家，这是一座朝鲜族传统的房子，木质结构，屋顶微微上翘。

院子里种着几棵苹果树和一片小菜园，整齐干净，显示出主人的勤劳。

金队长的妻子李顺子阿姨热情地招呼我进屋，她是个面容慈祥的中年妇女，说话温和，笑容亲切。

桌上已经摆满了朝鲜族特色菜肴，有辣白菜汤，有拌冷面，还有香喷喷的烤肉，这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实在是丰盛的款待。

＂建国啊，来我们家吃顿便饭，别拘束。＂金队长热情地说，倒了一小杯米酒给我。

饭桌上，金队长问了我家里的情况，得知我父亲是工人，家中还有两个妹妹在上学，生活不宽裕时，他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建国，你来咱们队快两年了，干活踏实，人也实诚。我看得出来，你不是那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人。＂金队长说，眼神中透着对我的审视。

＂我想让你负责队里的拖拉机组，你愿意吗？在农村，能开拖拉机是很体面的事情。＂

这对我来说是个巨大的信任和机会，在那个年代，能开拖拉机是很多农村青年的梦想。

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心中涌起一股成就感和责任感。

从那以后，我开始跟随老拖拉机手张师傅学习驾驶和维修技术，从发动机构造到传动系统，从离合器到刹车，每一个细节都要烂熟于心。

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检查机器，加油加水，调试螺丝，下地干活，直到太阳落山。

秀英常常会给我送水送饭，有时候还会帮我擦去脸上的油污，她的手指触碰到我脸颊的那一刻，我的心跳总会加速。

一次拖拉机出了故障，我和张师傅忙活了一整天也没修好，眼看就要耽误第二天的播种。

晚上，我一个人在农机房研究，拆了又装，装了又拆，最后终于在凌晨找到了问题所在——是一个小小的阀门卡住了。

第二天一早，拖拉机顺利发动，金队长知道后，拍着我的肩膀说：＂建国，你小子行！＂

这简单的肯定让我倍感自豪，也让我更加努力地工作和学习。

渐渐地，我和秀英的距离拉近了，她不再像初见时那样羞涩，而是会和我聊天，教我朝鲜语，给我讲朝鲜族的风俗习惯。

她开朗单纯，勤劳善良，会唱好听的朝鲜歌谣，也会做一手好菜，眼睛里总是闪烁着对生活的热爱。

每当我下工回来，远远地看见她站在村口等我的身影，心里就会涌起一股暖流，那是一种被期待和关心的幸福感。

有一次，我在田间劳作时被农具划伤了手臂，血流不止，秀英看见了，立刻撕下自己的衣角，给我包扎伤口。

＂你得小心点，别总逞强。＂她皱着眉头说，语气中带着责备，眼中却满是担忧。

就在那一刻，我明白了自己的心意，也感受到了她的情感。

一九七二年春天，我鼓起勇气向金队长表达了想娶秀英为妻的想法，那天我特意穿上了唯一一件像样的衬衫，紧张得手心冒汗。

＂我知道你们年轻人的心思。＂金队长沉吟片刻，眼神锐利地看着我，似乎要看透我的内心。

＂秀英是我的宝贝女儿，我希望她能嫁给一个踏实可靠的人。你虽然是上海人，但这几年在我们队里的表现我都看在眼里。＂

他停顿了一下，喝了口茶，继续说道：＂如果你能保证不会抛弃她，带她受苦，我不反对你们在一起。不过，按我们朝鲜族的传统，你得入赘我们家，可以吗？＂

入赘意味着我将成为金家的一分子，而不是把秀英带回上海，这是我没有预料到的。

但想到秀英，想到我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我没有犹豫：＂只要能和秀英在一起，我愿意。＂

那年冬天，我和秀英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按照朝鲜族的传统，我成了金家的上门女婿。

婚礼上，我们穿着朝鲜族的传统服装，秀英的白色嫁衣和红色绣花鞋让她看起来格外美丽动人。

乡亲们和知青们都来祝贺，喝着米酒，跳着舞，欢笑声回荡在寒冷的冬夜里。

婚后我们住在金队长家的侧屋里，白天一起下地干活，晚上回来一起吃饭，日子虽然艰苦，却也充满了甜蜜。

我开始学习朝鲜语，渐渐能和秀英的家人流畅交流，也慢慢适应了朝鲜族的生活习惯和饮食文化。

每天晚上，我都会给远在上海的父母写信，告诉他们我在延边的生活，虽然不能常回去看望，但心里始终惦记着他们。

一九七三年秋天，秀英怀孕了，那段时间，我格外卖力地干活，希望能多挣些工分，改善家里的生活条件。

金队长和李阿姨对秀英照顾得无微不至，我也经常写信回上海，告诉父母我在延边的生活和即将当父亲的喜悦。

＂爸爸，妈妈，你们就要当外公外婆了，等孩子出生，我一定带他回上海看你们。＂我在信中这样写道，心里满是对未来的期待。

一九七四年春天，秀英生下了我们的儿子，分娩很顺利，孩子健康活泼，啼哭声响亮。

我们给他取名朱光明，姓随我，名字寓意着光明的未来，也暗含着他有着两种血脉的融合。

儿子的出生给我们的小家带来了无限的欢乐，也让我更加坚定了在延边扎根的决心。

看着秀英抱着孩子的温馨画面，我心中涌起一种前所未有的责任感和满足感。

光明很像秀英，有着她那双明亮的眼睛和白皙的皮肤，但性格上却继承了我的倔强和好奇。

小时候，他总是爬来爬去，对什么都充满好奇，经常把家里弄得一团糟，但没人舍得责备他。

金队长和李阿姨都很疼爱这个外孙，常常带着他在村里走动，骄傲地向邻居们炫耀。

＂看，这是我外孙，聪明着呢，将来准能考大学！＂金队长总是这样说，眼神中满是骄傲。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从一个初出茅庐的上海知青，变成了生产队里的骨干，后来还当上了农机站的副站长。

在农场，我负责管理和维修所有的农业机械，组织春耕秋收的机械作业，工作虽然繁忙，但也充实。

秀英也从一个害羞的姑娘，成长为一个能干的朝鲜族妇女，不仅照顾好家庭，还在生产队的妇女组里担任小组长。

她教会了我许多生活的技能：如何腌制泡菜，如何熬制滋补的人参汤，如何在寒冷的冬天保持屋子的温暖。

而我也尽力把上海的文化带给她：教她唱上海的小调，讲述外滩的美景，描绘城市的繁华。

我们互相学习，互相融合，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

光明长大后，显露出了聪明的天性，他既能说流利的朝鲜语，又能说一口地道的上海话，这得益于我们两种文化的熏陶。

在学校，他成绩优异，特别是数学和物理，老师们都说他有钻研的精神和创新的思维。

每当看到光明认真学习的样子，我就会想起自己当初来延边时的青涩和现在的成熟，心中满是欣慰。

八十年代初，国家政策开始松动，许多知青陆续返回城市，有的回到原来的工作单位，有的自谋职业。

我和秀英也面临着选择：是继续留在延边，还是回到上海，这个决定关系到我们全家的未来。

＂建国，你想回上海吗？＂一天晚上，秀英轻声问我，她的声音有些颤抖，显然是纠结了很久。

＂你愿意跟我回去吗？＂我反问道，心里其实已经有了答案，但我想听听她的想法。

＂我去过上海，看到那么多高楼大厦，那么多人，我怕我会不习惯。＂秀英低着头说，手指绞着衣角，这是她紧张时的习惯动作。

＂但如果你想回去，我和光明会跟你一起去。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惦记着上海的父母和家乡。＂

我看着秀英的眼睛，看到了她眼中的忐忑和坚定，十几年来，她陪我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从未抱怨过一句。

如今，她又愿意为我放弃熟悉的家乡，跟我一起面对陌生的大城市，这份情谊让我深受感动。

＂我们再等等吧，等光明上了初中，我们再做决定。＂我最终说道，轻轻抱住了她，＂现在我们的根在这里，等时机成熟了，我们再考虑回上海。＂

那几年，我们继续在延边生活和工作，光明从小学升入初中，学习依然出色，而且开始展现出对科学的浓厚兴趣。

金队长年纪大了，退休在家，但依然精神矍铄，每天早上都坚持去田间走走，看看庄稼的长势。

李阿姨的身体渐渐不如从前，我和秀英轮流照顾她，带她去镇上的医院检查，煲汤给她补身体。

一九八五年，光明考上了延边地区最好的中学，他有着超出同龄人的聪明才智，老师们都说他将来一定能考上好大学。

这一年，我收到了上海老家的来信，父亲病重，希望我能回去看看，信是妹妹代笔的，字里行间透露着焦急。

读完信，我心急如焚，立刻和秀英商量回上海的事宜，她二话不说就开始收拾行装。

＂我和你一起去，光明也一起，正好让他见见爷爷奶奶。＂秀英坚定地说，眼神中满是对我的支持。

带着秀英和光明，我第一次返回上海，十几年未见，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街道更宽了，高楼更多了，人们的着装也更加时尚多彩，但父母居住的那个小弄堂依然如旧，狭窄的石板路，低矮的砖房，熟悉而亲切。

见到我带着朝鲜族媳妇和外孙回来，父母激动得老泪纵横，父亲虽然病着，但看到我们全家团聚，精神明显好了许多。

＂建国，你变了，壮实了，也成熟了。＂父亲虚弱但欣慰地说，目光在我和秀英之间来回扫视。

＂这就是你媳妇啊，真漂亮，真能干！＂母亲拉着秀英的手，亲切地说，眼中满是慈爱。

＂光明，过来，让爷爷看看你。＂父亲招手让光明过去，仔细打量着这个外孙，＂长得真像你妈，眼睛大大的，聪明的样子。＂

那几天，我们陪父亲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老毛病犯了，需要长期调养，但没有生命危险。

父亲的病情稳定后，我们带着他和母亲一起去外滩散步，去百货公司购物，去公园里野餐，弥补这么多年的分离。

＂爸，我和秀英商量过了，等光明上了大学，我们就回上海定居。＂一天晚上，我对父亲说，＂我想照顾你和妈，不想再让你们孤单。＂

父亲紧紧握住我的手：＂建国，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和你妈都支持你。你在延边安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家庭，我们为你感到骄傲。＂

他停顿了一下，看着窗外的月光，继续说：＂但如果你想回来，我们家的门永远为你们敞开。＂

那次短暂的上海之行后，我们回到了延边，光明更加刻苦学习，因为他知道了外面世界的广阔。

＂爸，我一定要考上北京或上海的大学。＂他常常这样对我说，眼神中满是坚定和向往。

时光荏苒，转眼间光明已经到了高考的年纪，那年夏天，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物理系。

看着录取通知书，我和秀英既欣喜又不舍，为儿子的成就骄傲，也为即将到来的分离而感伤。

＂爸，妈，等我大学毕业，我会帮你们办理返城手续，我们一家人可以在上海或北京团聚。＂临行前，光明信誓旦旦地说。

送走光明后，家里一下子变得冷清了，我和秀英更加依靠彼此，共同面对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光明后来如愿考上了北京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北京工作，在一家科研院所从事物理研究，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

而我和秀英，在我五十岁那年，终于办理了返城手续，告别了生活了近三十年的延边，回到了上海。

临行前，我们去给金队长和李阿姨上坟，他们几年前相继去世，没能看到我们回上海的这一天。

站在他们的坟前，我和秀英默默无语，心中充满了感激和思念，是他们接纳了我这个上海知青，给了我家的温暖。

回上海后，我们住进了父母留下的老房子，虽然狭小简陋，但却充满了家的味道。

刚回上海时，秀英很不适应，她不习惯高楼大厦，不习惯人来人往的街道，更不习惯上海人说话的语速和腔调。

她常常迷路，不敢一个人出门，只能在家附近的小菜场买菜，做家务，生活圈子很小。

但她很努力地适应，学习上海话，学做上海菜，还参加了社区的舞蹈队，渐渐地融入了这座城市。

＂秀英，辛苦你了。＂有时候看着她疲惫的身影，我会心疼地说，感激她为我做出的牺牲。

＂没什么，当年你不也是这样适应延边的生活吗？＂她总是这样回答，脸上依然是那么多年不变的温柔笑容。

我在一家工厂找到了工作，负责机械维修，工资不高，但足够我们生活，秀英也在社区找了份保洁的工作，每天早出晚归。

我们省吃俭用，存下钱来改善生活，还时不时寄些钱给光明，帮他减轻生活压力。

光明每年都会回来看我们几次，有时候还会带着他的女朋友，后来的妻子，一个北京姑娘，聪明能干，善解人意。

＂爸，妈，你们觉得小兰怎么样？＂第一次带女朋友回来时，光明紧张地问我们。

＂很好，很懂事，也很爱你。＂秀英笑着说，眼中满是赞许。

＂只要你们彼此相爱，我们就放心。＂我补充道，想起了自己当年和秀英的爱情。

退休后，我们的生活节奏慢了下来，每天早上去公园锻炼身体，下午看看电视或者去社区图书馆看书。

有时候，秀英会做些朝鲜族的传统食物，邻居们都喜欢来我们家尝尝这些异域美食，称赞她的手艺好。

光明的事业越来越好，他已经成为研究所的骨干科研人员，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得到了同行的认可。

看着儿子事业有成，成家立业，我和秀英感到无比欣慰，所有的辛苦和付出都是值得的。

＂建国，你后不后悔当年去延边插队？＂有一次，一个老知青聚会上，有人这样问我，眼神中带着好奇。

我看了看身边的秀英，她已经六十多岁了，眼角有了皱纹，黑发中掺杂着丝丝白发，但眼睛依然明亮如当年。

＂不后悔。＂我坚定地说，＂如果没有去延边，我就不会遇见秀英，不会有光明，不会有现在的一切。那片土地给了我太多，改变了我的一生。＂

今年是我们回上海的第二十个年头，秀英的上海话已经说得很流利了，只有在情绪激动时才会冒出几句朝鲜语。

我们的生活平静而幸福，住在一个小区里，楼下有个小花园，秀英种了些蔬菜和花草，每天早上都会去浇水除草。

儿子在北京有了自己的家庭，给我们添了个可爱的孙女，每年春节都会带着一家人回来团聚。

孙女似乎继承了光明的聪明才智，虽然只有六岁，但已经展现出对数学的天赋，常常让我们这些老人惊叹不已。

昨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延边的信，金队长已经去世多年，是他的老伙伴写来的，信中说桦树生产队已经变成了现代化的农场。

那里的土地被整合成了大型合作社，引进了先进的农业机械，年轻人大多去了城市，留下的老人越来越少。

信的最后问我们什么时候回去看看，＂老地方变了样，但还记得你们。＂

晚上，我把信念给秀英听，她听完，眼圈红了，陷入了沉思，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遥远的过去。

＂建国，我们什么时候回延边看看？＂许久，她轻声问，声音中带着思乡的情愫。

＂明年春天吧，等天气暖和了。＂我说，握住了她的手，＂我们一起回去看看，看看那片改变了我们命运的土地。＂

夜深了，我躺在床上，回想着这半个多世纪的人生旅程：从上海到延边，再从延边回到上海。

我想起了初到延边时的青涩与迷茫，想起了与秀英相识相爱的甜蜜，想起了在艰苦环境中的坚持与成长。

我想起了第一次开拖拉机的兴奋，第一次收获庄稼的喜悦，第一次抱起光明的感动。

人生就像一趟列车，从一个站台驶向另一个站台，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到达，都是一段故事的开始或结束。

我和秀英的故事，始于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却在岁月的长河中沉淀为最朴实的家常。

窗外，上海的夜色笼罩着这座不夜城，远处高楼的灯光像星星一样闪烁，那是我出生的城市，也是我终将安息的地方。

我轻轻握住秀英的手，她在睡梦中微微一笑，像极了那个在延边山脚下等我下工的姑娘。

在这城市的喧嚣与乡村的宁静之间，在青春的热血与暮年的沉稳之间，我们是否找到了生命最真实的模样？

来源：那一刻的思绪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