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针对日本抗议中国大阅兵，定性大阅兵为反日活动，并怂恿别国不要参与的行为，中方的回应斩钉截铁：纪念抗战胜利是对历史的庄重缅怀，旨在防止悲剧重演，任何珍视和平的国家都不应反对。中方一贯主张，日本应当正确认识和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划清界限，这才是改善中日关系

针对日本抗议中国大阅兵，定性大阅兵为反日活动，并怂恿别国不要参与的行为，中方的回应斩钉截铁：纪念抗战胜利是对历史的庄重缅怀，旨在防止悲剧重演，任何珍视和平的国家都不应反对。中方一贯主张，日本应当正确认识和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划清界限，这才是改善中日关系的正确途径。

日本政府为何会有如此举动？这和二战后的历史研究中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论争有着极深的关系。

日本自战后总有一些别有用心的历史学者对于二战不谈反思，不谈侵略，更不谈法西斯主义，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伊藤隆及其弟子，他们一直尝试用新的历史叙事体系来重新解读日本在二战时期的历史框架，用“革新派论”来代替日本的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把二战的失败归结为改革的失败，如此险恶用心，正是给日本政府提供对日本侵略者曾经犯下的罪行不道歉，不反省，不澄清提供理论依据，为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极力辨护，完全没有作为历史研究者的基本操守。

1945年日本战败后，在美国主导下，日本社会经历了民主化与非军事化改革。这一时期，左翼学者成为思想界主导力量，他们以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视角批判战前体制，构建起被称为“战后历史学”的新叙事体系。其中，“天皇制法西斯主义”和“自上而下的法西斯主义”等概念成为理解战时日本体制的主流框架。

日本的法西斯主义

然而，随着冷战格局的形成和日本经济复苏，社会思潮开始发生转变。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推动国民摆脱“战后意识”，1956年《经济白皮书》宣告“现在已经不是战后了”，标志着日本社会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种试图重新解读历史的思想潮流开始涌现。

1976年，历史学者伊藤隆在《思想》杂志发表《针对昭和政治史研究的一个视角》，引发了一场关于如何认识战时日本体制的重大论争。伊藤隆提出，应该避免使用“法西斯主义”这一概念来研究日本战时历史，他认为这个术语带有过多的意识形态色彩，无法保证学术研究的“中立客观”。

伊藤隆的主要论点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首先，他质疑法西斯主义作为学术用语的严谨性，认为其定义始终存在争议；其次，他指出传统的“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理论存在内在矛盾，既将战前日本体制定义为“绝对主义”，又认定其为垄断资本主义的法西斯体制；最后，他将日本法西斯主义论的形成归因于“远东审判史观”，认为是战胜国意识形态的产物。

得意的日军高层

作为替代方案，伊藤隆提出了“革新派论”。他主张使用“革新”这个战时政治团体自我标榜的“中性”词汇，来描述昭和时期的政治运动。在他看来，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运动，都有“打破现状”的倾向，都是资本主义近代化的一种结果，不应简单用“进步”或“反动”来概括。

伊藤隆的弟子们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古川隆久提出用“权威主义体制”来概括战时日本体制，强调议会和政党在战时仍保有一定的自主性。季武嘉则尝试用“举国一致”这个概念来理解日本应对一战后面临的危机所进行的政治变革。这些研究都在试图突破传统叙事的框架。

这场论争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范畴。随着伊藤隆学派观点的传播，日本学界逐渐形成一种倾向：优先考察历史过程本身，避免对历史事件进行价值判断。这种所谓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表面上追求客观中立，实际上却可能导致对历史责任的淡化。

猖狂的日军

这种历史叙述方式的影响持续至今。如今日本学界较少使用法西斯主义概念来讨论战前历史，更多学者倾向于采用价值中立的术语。这种转变不仅影响了学术研究，也通过教育体系和媒体传播，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公众的历史认知。

很明显，伊藤隆及其弟子的理论，受到日本政府的明里暗里的支持，成为了学术界乃至教育界，自媒体等各个领域中的主流思想，对于日本大众认识二战历史产生了深刻影响，导致大多日本人对于二战中的日本没有正确认识，更谈不上反思。

如今日本政府反对中国大阅兵的做法，实际上也是在极力把伊藤隆及其弟子的理论放在官方的立场上来宣扬，让日本民众完全相信，从而达到忘记历史上曾经的那个法西斯主义日本，只记得曾经的日本因为革新的进程过于激进，从而遭受了重大挫折。

日本投降

对于日本的某些历史研究者，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他们总是用各种诡辩来淡化日本在历史上的罪行，为军国主义辩护，试图抹去日本曾经法西斯化的罪恶历史。希望有更多的历史爱好者和研究者，加强对日本的战后历史研究，与那些尝试重新叙述二战中的日本的历史叙述做坚决的斗争！

来源：群哥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