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担任“左联”驻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的萧三在苏联莫斯科撰写了一封给某人的书信，并在这封书信正文之后在另外一张信纸上写了给鲁迅的短信。这封信的正文没有保存下来，不过这封书信附录的萧三给鲁迅的短信，被鲁迅保存下来，至今仍完好地收藏在北京鲁迅博物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担任“左联”驻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的萧三在苏联莫斯科撰写了一封给某人的书信，并在这封书信正文之后在另外一张信纸上写了给鲁迅的短信。这封信的正文没有保存下来，不过这封书信附录的萧三给鲁迅的短信，被鲁迅保存下来，至今仍完好地收藏在北京鲁迅博物馆。鉴于萧三在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撰写的这封书信的正文没有保存下来，所以学术界至今还不清楚这封信是萧三写给谁的。笔者认为从鲁迅保存的这封短信的内容入手可以探究一下萧三这封信的正文是写给谁的。
萧三致鲁迅书信
一、萧三在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在写给鲁迅的短信
这封短信已经被收入周海婴编的《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湖南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和张杰编著的《鲁迅藏同时代人书信》（大象出版社二〇一一年出版），但是这两本书收录的这封短信的内容均有文字差错，现在据北京鲁迅博物馆收藏的萧三这封短信的原信进行校订，其完整内容如下：
兹再附告数事：
1、豫翁北上事IURW无任欢迎！虽我们接来信很晚（六月廿七日盾公信到九月八日才收到），但接信以前早已经相当处所去信国内预告一切，兹IURW特托转致欢迎之意，并希能早日成行。此间一切疗病，居住等问题完全负[责]办理，千请放心！兹弟再敦促豫翁及宝眷从速启程，如由北道经西伯利亚，经海参崴，则弟今冬正拟去远东一行并略住些时日，可以在那边恭迎，然后同途西行，沿途亦可照料一切，但愿预告启程日期，以便计算驾到时日之大概，最好请去信海参崴下列地址告诉一声：弗拉基沃斯托克 十月街25号 中国列宁学校 古依斯基同志转埃米·肖（按：此处原是俄语地址，所以改为引用翻译成中文的地址。）（如不容易照画，可裁下右行字贴信封上，我再另写一信封附上）我大约在十一月内去远东，拟在那边住二三个月，千万请先来信，一寄莫斯科，一寄右开地址为好。
2、关于王隽楚君北上事，许久许久以前即已直接去信王君寄北平，欢迎他，并说明由崴到莫路费及在此学美术事均在此间交涉好了，同时亦告知右开地址，嘱到崴时去找，我一面亦已去信崴部友人预为招呼，但迄今半载，全无音讯，也许是王君未接到我的去信，也许是他未能动身，兹特再附告于此，请豫翁及A.Smedley转告王君为荷！
S.3又及
九月十五日
这封短信中的“豫翁”即鲁迅，“A.Smedley ”即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王隽楚”即王钧初，“埃米·肖”和“S.3”即萧三，另外，“IURW”是英语“International Union of Revolutionary writer”的缩写，翻译成中文是：国际革命作家联盟（按：一些研究者在文章中说苏联作家协会多次邀请鲁迅赴苏联参加会议并疗养，但是从这封短信中可以看出，当时通过担任“左联”驻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的萧三邀请鲁迅赴苏联疗养的机构应当是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并非苏联作家协会。）鲁迅在日记中多次记载他和萧三通信的日期，但是查阅鲁迅日记，并没有找到他收到萧三这封短信的记载。鉴于萧三给“左联”的信都是通过鲁迅转交，此外萧三当时和国内有通信联系的人士也不多（茅盾致萧三的书信有时也是通过鲁迅一起寄给萧三，而萧三给回到国内的曹靖华等人的信也是通过鲁迅转寄），而这位收信人又能把萧三这封给鲁迅的短信转交给鲁迅，再结合这封短信最后的一句话“请豫翁及A.Smedley转告王君为荷”，笔者认为应当由鲁迅、A.Smedley（即史沫特莱）和王隽楚（即王钧初）这三人入手来进行考证。
萧三与夫人叶华在苏联
二、鲁迅、史沫特莱推荐王钧初赴苏联留学
从鲁迅日记中可以看出鲁迅与姚克、王钧初的交往经过。鲁迅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三日的日记中记载：“……下午姚克来，王钧初来并赠《读〈呐喊〉》一幅……”这是王钧初在姚克的带领下首次登门拜访鲁迅，姚克带领王钧初拜访鲁迅是希望鲁迅帮助联系赴苏联留学的途径。据王钧初后来的回忆，当时他们是和史沫特莱一起去拜访鲁迅的，但是鲁迅日记中没有记载史沫特莱在这一天来访。（《鲁迅全集》第十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第二三三页。本文所引鲁迅日记、书信均引自这一版本。）另外，鲁迅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的日记中记载：“……下午姚惺农、王钧初来，晚邀之至新亚饭店夜饭，广平携海婴同去，又赠钧初《北平笺谱》一部。” （《鲁迅全集》第十五卷，第二四四页。）鲁迅这次邀请姚克（按：鲁迅日记中把姚克的名字亦写作姚惺农、姚莘农、莘农等）、王钧初晚餐是为王钧初赴苏留学饯行。但是，王钧初当时没有很快就出发赴苏联。如鲁迅在一九三五年九月六日的日记中记载：“寄姚莘农信并赠王钧初《唐宋元明名画大观》一部二本一函……”据王钧初回忆，鲁迅赠送的《北平笺谱》和《唐宋元明名画大观》后来都转送给苏联的莫斯科东方文化博物馆了。（《访问胡蛮（王钧初）谈话记录——“我当时在莫斯科的主要工作》，载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鲁迅著作注释组编印：《鲁迅研究参考资料（供内部参考用）》，一九七七年十月印刷，第一一八页。）
鲁迅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记载：“晴。下午钧初来并赠海婴绘具一幅，莘农同来并赠普洱茶膏十枚。”（《鲁迅全集》第十五卷，第二四七页。）王钧初这次和姚克一起拜访鲁迅，是向鲁迅辞行准备动身赴苏联留学。鲁迅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十八日的日记中记载：“……午得王凡信……”（《鲁迅全集》第十五卷，第二五〇页。）这位“王凡”就是王钧初。鲁迅在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日的日记中记载：“……午后……寄姚莘农信……”（《鲁迅全集》第十五卷，第二五〇页。）这封信的内容全文如下：
莘农先生:
王君已有信来,嘱转告: 已于三日到埠,五日可上车。那么,他现在已经到达了。他又嘱我托先生转告两处: 一,雪氏夫妇,说他旅行顺利;二,Ｓ女士,说她交给他的一个箱子,船上并没有人来取,现在他只好一直带着走了。
近又得那边来信,说二个月前,已有信直接寄与王君,欢迎他去。但此信似未收到。不过到后,入校之类之不成问题,由此可知。
先生所译萧氏剧本及序文,乞从速付下,以便转交付印。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豫 顿首 十月二十日
（《鲁迅全集》第十三卷，第二三三——二三四页。）
这封信中的“王君”就是王钧初，“雪氏夫妇”就是斯诺夫妇，“Ｓ女士”就是史沫特莱，斯诺夫妇介绍王钧初先后认识了姚克和史沫特莱。鲁迅在十月十八日收到王钧初从海参崴寄来的书信，并在十月二十日写了这封信给姚克，转告一些信息。从这封信的内容中可以看出，王钧初在十月三日就到达了海参崴。而鲁迅在这封信中所说：“近又得那边来信,说二个月前,已有信直接寄与王君,欢迎他去。但此信似未收到。不过到后,入校之类之不成问题,由此可知。”很显然“近又得那边来信”就是指萧三在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写给鲁迅的那封短信。附带指出，“说二个月前,已有信直接寄与王君”，结合萧三在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致鲁迅的短信中的内容“迄今半载，全无音讯”，可以看出此句中的“二”疑似鲁迅的笔误，应当时“六”，希望新版的《鲁迅全集》在注释这封书信时能说明鲁迅的这一处笔误。另外，考虑到姚克和王钧初在九月二十六日一起拜访过鲁迅，很显然鲁迅当时还没有收到这封短信，如果鲁迅当时已经收到这封短信的话，就会把萧三已经安排好王钧初赴苏留学的事情直接告诉姚克和王钧初了，从而也不用在十月二十日致姚克的这封信中再次提到萧三已经安排好王钧初赴苏留学的事情；而王钧初是在十月三日到达海参威的，很显然，王钧初突然在九月二十六日和姚克一起拜访鲁迅并辞行，说明他当时已经办理好了赴苏联留学的各种手续，并确定在几日内就从上海乘船赴海参崴。
需要注意的是，王钧初在给鲁迅的信中，请鲁迅通知姚克转告史沫特莱：“Ｓ女士,说她交给他的一个箱子,船上并没有人来取,现在他只好一直带着走了”。王钧初在九月二十六日向鲁迅辞行之后才动身从上海乘船赴海参崴，同时他还帮史沫特莱携带了一个手提箱准备在船上交给接头人，但是最后没有人和他接头接收这个手提箱。史沫特莱公开身份是外国报社派驻上海的记者，实际上是共产国际驻上海的情报人员，王钧初在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参加地下活动被国民党政府通缉才设法去苏联留学的，而史沫特莱委托王钧初在从上海赴苏联海参崴的船上转交的手提箱，这艘船估计是苏联的船舶，船上很可能有共产国际的秘密交通员，负责在船上接收史沫特莱委托王钧初带上船的手提箱。由此也可以看出，史沫特莱应当也知道王钧初在九月二十六日之后从上海乘船赴海参崴，甚至王钧初乘苏联的船舶从上海赴海参崴也是由史沫特莱帮忙办理乘船手续的。另外，考虑到萧三致鲁迅的短信中有如下文字：“请豫翁及A.Smedley转告王君为荷”，因此笔者推测萧三在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写的信是给史沫特莱的，史沫特莱收到萧三的这封信之后，不仅把信中附录的萧三给鲁迅的短信转交给鲁迅（应当是在九月二十六日之后的某一天），而且也直接把萧三已经安排好王钧初赴苏联留学的事情转告了王钧初。萧三的这封信写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而王钧初在九月二十六日拜访鲁迅并辞行，很显然史沫特莱在九月二十六日之前就已经收到萧三的这封来信，并转告王钧初了。那么，身在莫斯科的萧三在九月十五日写的书信能在九月二十六日之前送到身在上海的史沫特莱的手中吗？很显然，通过普通邮寄的渠道，这封信不太可能在九月二十六日之前寄到上海，因此，这封信很可能是通过共产国际的秘密交通员送到史沫特莱手中的。
史沫特莱（左一）与宋庆龄、萧伯纳、鲁迅等人在1933年合影
三、夏衍回忆萧三曾经在1935年写信给史沫特莱
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夏衍接受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鲁迅著作注释组人员访问时，回忆了他在一九三五年九、十月间曾经通过史沫特莱转信给“左联”驻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代表肖三（即萧三）的经过：
1933年江苏省委被破坏后，上海的地下党就和中央断绝了联系。1935年9、10月间，上海的救亡运动起来了，文艺方面怎么干，得不到党的指示。当时的左翼文艺运动是不包括中间的和右的在内的，甚至象［像］郑振铎、叶绍钧这样的人也不在内。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我和胡愈之商量过，下一步如何行动，我想可以托史沫特莱转一封信告诉肖三，说这里已经看到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的报告，其中谈到中国革命的问题，就是要建立统一战线，但文艺运动下一步具体如何搞，要肖三再请示一下王明，胡愈之是同意的，这样我就写了一封给肖三的信。信写好后，我去找周扬，把这个想法跟他讲了，周扬表示同意，并说“这个办法很好，我怎么没有想到”等话（信是我写的，但没有给周扬看，内容告诉他了，他同意的）。后来我又去找史沫特莱，史说可以为我转信。我把信交给史沫特莱后，不知道她是把我的信转去，还是她另外写信把我信中的内容写进去。不过回信很快就来了，回信是寄给史沫特莱的，肖三在回信中说，信收到了，已经转给中国党的第三国际代表（具体转给什么人，信上没有讲），也已得到他们的同意，可以把左联组织改成统一战线的组织，肖三给史沫特莱的信，我没有看到，回信的内容是史沫特莱口头跟我讲的，时间是在11—12月间。
后来我听欧阳山（或是沙汀）说过，肖三还给鲁迅写过一封信，但我没有看到，我当时不在左联，而在电影界。
1934年阳翰笙、田汉、杜国痒等人先后被捕，党的组织没有了，很乱，左翼文艺运动与上面没有联系，当时只是保存了左联和社联、剧联的一百多个党员，内部意见是很不统一的，后来与肖三联系以后才好一些。（《访问夏衍谈话记录——“左联”解散事及其它》，载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鲁迅著作注释组编印：《鲁迅研究参考资料（供内部参考用）》，一九七七年十月印刷，第五十六页。）
值得注意的是，夏衍在上述回忆中说“不过回信很快就来了，回信是寄给史沫特莱的”，加之，史沫特莱有共产国际的秘密交通员和莫斯科保持联系，所以笔者推测，在上海的史沫特莱和在莫斯科的萧三的这次通信是通过共产国际的秘密交通员转送的，否则通过邮寄的话，肯定不会这么快就收到回信，而且史沫特莱在拥有可以和莫斯科直接联系的共产国际的秘密交通员的情况下，也没有必要通过邮寄来传送这样重要的信件。另外，萧三在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致鲁迅的短信中也说明：“（六月廿七日盾公信到九月八日才收到）”，也就是茅盾（“盾公”指茅盾）在六月二十七日致萧三的书信，萧三到九月八日才收到，计算一下，大概耗时七十天才从上海寄到莫斯科，由此也可以看出从上海寄到莫斯科的信件有时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收到。附带指出，鲁迅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记载“寄小三及Nicola Petrov书各一包。”（《鲁迅全集》第十五卷，第二五〇页。）这里的“小三”即萧三，鲁迅这次寄给萧三的一包书中估计同时还有茅盾致萧三的这封信。
不过，夏衍在上述回忆中把他请史沫特莱给萧三写信的时间估计为在九、十月间，把史沫特莱口头转告给他萧三回信内容的时间估计为在十一—十二月间，这个时间与萧三在九月十五日撰写这封书信的时间有明显的误差，可能是夏衍在一九七七年的回忆一九三五年发生的这件事时在这件事发生的具体时间方面出现了一些差错。倘若夏衍是在九月初请史沫特莱转信给萧三，而史沫特莱在十月初把萧三的回信口头转告夏衍，这样的话，时间就能对得上了。另外，夏衍后来在回忆录《懒寻旧梦录》中没有提到他在一九三五年请史沫特莱给萧三写信以及史沫特莱向他口头转告萧三回信内容的事，具体原因不详。笔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夏衍作为曾经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高级干部要遵守有关纪律，在内部发行的资料中可以谈到一些较为敏感的问题，而在公开发表的文章则需要回避一些较为敏感的问题。
夏衍1930年于上海
四、萧三否认给史沫特莱写过信
一九七七年七月三十日，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鲁迅著作注释组的人员访问萧三时的谈话记录中有如下的内容：
我写回来的关于解散左联的信，是王明强迫我写的。第一次叫我写，我没有写，当时共产国际开了七大，要建立统一战线，王明是一切服从的，我想解散左联是大事，国内的情况也不大了解，所以拖了下来；后来王明又来找我，要我写，并说：“你如果不写，我就找别人写了”，我想他是共产国际的首席代表，是领导，后来就写了。
（问：据夏衍说，史沫特莱在三五年十月间曾给你写过一信，转达了夏衍他们准备解散左联的意见，要你向王明请示，你很快就给史沫特莱写了回信，信中说已把信转给了中国党在第三国际的代表，并得到他们的同意，可以把左联组织改成统一战线组织。）
这事我没有印象了。夏衍的信，我没见过。史沫特莱一九三四年底到苏联来过，后来通信是有的，但信里谈解散左联的事，我没印象了。（《访问肖三谈话记录——关于写信要解散“左联”事》，载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鲁迅著作注释组编印：《鲁迅研究参考资料（供内部参考用）》，一九七七年十月印刷，第五十八页。）
但是，萧三在一九七七年九月一日接受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人员访问时坚决否认他在莫斯科工作期间曾经给史沫特莱写过信：
有人说，当时史沫特莱从中国写信告诉我关于“左联”的情况……根本没有这回事情，我跟史沫特莱从来没有通过信，记得史沫特莱来苏时，我向别人介绍她是“新闻记者”，她很不高兴，因为我没有称她为“作家”。（《访问肖三同志记录》，《鲁迅研究资料》第四辑，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第一九五页。）
从上述两份谈话记录可以看出，仅隔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萧三在回答他是否在一九三五年写信给史沫特莱的问题时就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回答，他在七月三十日接受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鲁迅著作注释组人员访问时承认他在苏联莫斯科工作时与史沫特莱有过通信，但是他在九月一日接受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人员访问时就坚决否认他在莫斯科时与史沫特莱有过通信，甚至还特别说史沫特莱在莫斯科访问时曾经因为他向别人介绍史沫特莱是“记者”而对他表示不满。因为萧三当时虽然已经出狱但是在政治上还没有平反，所以他在回答关于解散“左联”的问题时比较谨慎，力图为自己开脱，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和“另一位代表”。（按：“另一位代表”是指康生。康生虽然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病逝，但是他的历史问题当时还没有揭发出来，还算是已故的国家高级领导人，所以萧三只说中共驻共产国际的“另一位代表”，没有直接说出康生的名字。）因此，上述两份萧三的谈话记录的内容需要仔细甄别。如果结合萧三在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致鲁迅短信中的最后一句话：“请豫翁及A.Smedley转告王君为荷”，很显然，萧三在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致鲁迅的短信是附录在他同日写给史沫特莱的书信之后的，也就是说萧三确实在莫斯科工作期间至少给史沫特莱写过这封书信。
萧三在书房中，摄于80年代
结论
综上所述，虽然夏衍回忆萧三给史沫特莱的回信存在时间误差的问题，萧三回忆他在莫斯科时与史沫特莱通信存在前后矛盾的问题（先是承认他在莫斯科时与史沫特莱有过通信，一个月之后又坚决否认他在莫斯科时与史沫特莱有过通信），但是通过考证萧三在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给鲁迅的短信所涉及到的人士的相关史实，笔者认为萧三在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所写的书信是通过共产国际的秘密交通员送给史沫特莱的，这封书信的正文是他写给史沫特莱的回信，在这封信后附录了萧三给鲁迅的短信，而这封短信是通过史沫特莱转交给鲁迅的。另外，通过这封短信的内容也可以确证夏衍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份曾经通过史沫特莱转送给萧三一封书信，这封书信主要内容是请求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指导上海左翼文艺界如何开展下一步工作，并请求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指示能否解散“左联”并建立统一战线组织。萧三在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致史沫特莱的书信虽然没有保存下来，但是夏衍在一九七七年接受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鲁迅著作注释组人员访问时提到了史沫特莱口头转告他这封书信的大致内容，可以说这封书信对于研究“左联”的解散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某种程度上会改写中国现代文学史对“左联”解散问题的相关研究结论。
（本文刊登于《名作欣赏》2023年第10期）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