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烽火回首中山医薪火不朽

摘要：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回望那段山河破碎、烽火连天的岁月，有一群身影格外动人，他们是以白袍为铠甲、以医术为利刃，在烽火中逆行的中山医人。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回望那段山河破碎、烽火连天的岁月，有一群身影格外动人，他们是以白袍为铠甲、以医术为利刃，在烽火中逆行的中山医人。

烽火中的“救护队”

从“九一八”事变后的学子请战，到全面抗战时的专业救护，再到广州轰炸废墟中的生死救援，中大医学院及附属医院的救援力量，以白袍为甲、医术为刃，在隆隆炮火中逆行。

据《国立中山大学日报》报道，“九一八”事变后，300多名中大学子组成赴京示威团北上请愿，途经战事紧急的上海时，多人留队加入十九路军，赵立群、白龙淮在苏州后方医院彻夜救伤，杨纶、林柏荣投身前线，李绍华等人在总指挥部协调军需。这些年轻人打响抗战救援第一枪。

《国立中山大学日报》对留沪中大学生抗日活动的报道（图源：中山大学博物馆校史馆）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国民政府紧急征调全国医学生组建“医教救护团”。中山大学随即发出布告：“国难期间，全体教职员、学生、护士不得告假，不得辞职……应派各员须绝对服从中央命令，听候调遣。”

自1938年3月起，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从广州出发，先后到达武汉、郑州、开封、考城、徐州、台儿庄、潼关、西安、洛阳、长沙、南昌等地，对抗日将士们表达了深切的慰问。他们除募集药品、物资之外，还在军队中从事战地卫生救护工作。1939年春，中大战地服务团抵龙川，开展长达一年半的抗日救亡和施医赠药活动。

此外，附属医院派出医生吴炤光、护士长刘惠华等骨干，编成第十四救护队参加抗战救护。南京失守后，这支救护队沿陇海铁路一路西撤到武汉，并留在武汉继续救护伤员。中大医学院还选派了29名六年级男生赴南京接受野战外科、毒气救护训练，结业后即刻开赴前线。

《国立中山大学佈告》（图源：中山大学档案馆）

1938年3月，台儿庄战役打响，这是抗战初期规模最大、最为惨烈的阵地战之一，也是中日双方在鲁南地区展开的一场具有重大影响的会战，日军使用化学武器屠杀中国军民。中大医学院组成抗敌后援团昼夜赶制疫苗，并发出《告同胞书》请求捐助：“我们谨以二十万分的热诚，向全国同胞为晋陕军民及已遭受，或将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这种毒辣手段残杀的各地同胞们，请求捐助，我们愿尽最大的努力来加紧制造疫苗，来防御日本强盗的残酷屠杀！”

《告同胞书》（图源：中山大学博物馆校史馆）

广州本土的战争同样惨烈，抗战爆发后，广州多次遭到日机轰炸，人员伤亡、房屋起火倒塌众多。据档案记载，医院成立了救护队抢救伤员，附属医院时任院长姚碧澄“每闻爆炸声，即电询警局落弹位置，亲率救护车奔赴灾区”。

随着战事吃紧，医院入不敷出，有时连着好几个月薪饷都发不出，有医护人员“仅获赠棉花50磅、纱布20磅”。但为了救治受伤的难民，医院还垫付医药费。《广州慈善机构收容难民情形调查表》显示，仅1938年7月26日当日，医院就收容受伤难民88人，治愈后无家可归者转送收容所，残障者移交养护院。

为鼓舞军民抗日斗志，宋庆龄两次检阅广州防护团救护队，到附属医院慰问受伤群众。据《南华日报》，1938年8月，空袭警报尚未解除，宋庆龄便踏入病房，慰问伤员。当见到一名在日军大轰炸中全家罹难，仅留下不知姓名的受伤婴儿时，“极表痛惜，抚抱之余，频嘱医生加意看护”。

抗战期间，宋庆龄曾到访国立中山大学医科（医学院）第一医院（图源：中山大学博物馆校史馆）

“那时的中山医，没先进设备和安稳环境，靠的是医护人员枕戈待旦的坚守和废墟里抢救生命的勇气。”中山一院党委书记骆腾认为，这支“烽火救援队”充分体现了中大人的家国情怀，这种精神是每一位中山医人都要传承的根。

“胜利大营救”

1938年，广州正处于废墟之中，而一湾之隔的澳门看似平静，实则暗潮涌动。

柯麟，早年毕业于广东公医大学（中山医前身），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他投身北伐，先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医、后方医院副院长。大革命失败后，又参加了叶剑英等人领导的广州起义。

1935年，柯麟举家迁往澳门，他以医生身份为掩护，凭借高明医术为百姓诊疗，对贫苦民众时常赠医施药，渐渐成为澳门民众口中有口皆碑的 “柯医生”，也赢得了澳门慈善界的信任与尊敬，被任命为澳门镜湖医院院长。他与组织保持密切联系，暗中奔走，广泛团结澳门工商界、知识界的知名人士，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力量。

柯麟

抗战爆发后，在柯麟等爱国人士领导下，澳门同胞以镜湖医院作为主阵地，救治游击队伤员、掩护香港沦陷区抗日志士秘密转移，建构了一条战火中的救援通道。1937年，柯麟挑选了一批澳门和从外地来澳的爱国青年，组成“澳门中国青年救护团”，这些爱国青年学习了止血、取弹、缝合等技术后，悄悄越过封锁线奔赴广州、石岐等地参加战地救护工作。在柯麟等人策划组织下，澳门镜湖医院又成立“西医顾问团”，持续为战地救护团提供专业技术指导。

1941年镜湖医院西医顾问团合影，后排左一为柯麟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落入日寇之手，日军大肆搜捕疏散至此的数百名文化界与爱国人士。中共南方局与周恩来两次急电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部署营救行动，一场关乎爱国力量存续的“秘密大营救”就此展开。

此次营救分东西两线：大部分人员走东线转移，西线则专门护送容易被认出的文化名人与身份重要人士。未被日军占领的澳门，成为西线营救的关键中转站。柯麟组织镜湖医院等多方力量开展秘密营救，一部分人被伪装成病人安置在镜湖医院内，另一部分则被安排在火药局斜巷的民居暂住，待时机成熟再陆续转运至安全地区。最终，将夏衍、范长江、梁漱溟、金山、李少石等数十位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共产党人一一护送出港，经广东前往广西桂林，顺利转移到大后方。

经西线逃亡的爱国民主、文化人士（图源：澳门日报）

据资料记载，这场规模宏大的“秘密大营救”历时近200天，其间无一人被捕，无一人牺牲，茅盾称之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史称“胜利大营救”。这一壮举蜚声海内外，对扩大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各界人民和海外的影响、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国难当头，医者岂能袖手旁观”

周寿恺是我国著名的内分泌学家，内科学一级教授。1937年，抗战爆发，当时在北京协和工作的周寿恺，怀着“国难当头，医者岂能袖手旁观”的信念，加入了爱国华侨、生理学家林可胜领导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

1939年，救护总队西迁贵阳图云关直至抗战胜利。近7年时间里，周寿恺先后担任第二医疗队副队长、总队部内科指导员、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内科主任等，是林可胜身边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此间，他的妻子黄萱带着一双年幼子女追随他到图云关，在茅草屋安家，条件十分艰苦，“茅草屋漏风漏雨，甚至有蛇鼠出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外部经济支持中断，黄萱变卖从厦门带来的电扇、缝纫机维持生计，并主动成为救护总队的“编外后勤”——每周三晚上，周寿恺会在茅草屋里组织内科医生读书报告会，从美国引进最新医学资料分发给众人研读，黄萱则亲手烤制蛋糕招待年轻医生，在物资匮乏的岁月里，这份温暖让亲历者数十年后仍念念不忘。

抗战胜利后，周寿恺家庭合照（图源：厦门日报）

面对前线“病兵多于伤兵”的困境，周寿恺提出“救护与防疫并重”，亲手绘制检疫淋浴装备图，指导部队规范水井检测与厕所建设；他还编撰《内科学规程》，简化高烧处理流程、制定传染病防疫规范，并以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内科主任身份，7年间培养大批医护人员，成为抗日战场救护中坚。

抗战胜利后，周寿恺深耕医学教育与管理，先后担任岭南大学医学院及附属博济医院的院长、中山医学院副院长。黄萱则成为国学大师陈寅恪的重要助手，夫妻俩在不同领域继续发光。

历三迁而不改宗旨

战火肆虐，山河破碎。从1937年8月开始，日军对广州进行了持续14个月的狂轰滥炸，并“有意识地以大学等文化教育设施为破坏目标”，中大损失惨重。为了保存教育的火种，1938年10月19日，中大师生开启了长达七年的迁校办学之路——从广州辗转云南澄江、粤北乐昌等地，历经三次迁徙，直至抗战胜利才重返广州，始终坚守救人救国救世的初心。

中山大学迁校路线示意图（图源：中山大学博物馆校史馆）

首迁澄江，在绝境中播撒希望。1938年10月21日广州失守当日，中大最后一批教职员工押运图书、仪器，乘船出港。撤离广州，仓促而慌乱，迁校之路也走得格外曲折。起初计划迁往广东罗定，敌机紧追不舍；转而商议去广西龙州，又因环境恶劣难以立足，最终决定远赴云南澄江，并于1939年5月在这座滇南山城复课。

医学院师生在澄江关圣宫前的合影

医学院定址澄江县城西北的关圣宫，条件十分简陋。土坯架木板作书桌，煤油灯替代电灯照明，书箱改造成可巡回的移动图书馆。即便如此，教学与医疗从未中断——医院仅有5间病房、20张床位，便将办公室改为 “活动教室”，课前摆桌椅授课、课后收整办公，确保内科学等课程依托真实病例开展。

面对当地缺医少药的困境，医学院师生主动服务百姓，小西城有位老妇人李张氏，患甲状腺肿大，非常痛苦，医学院结合教学，成功为她做了切除手术；一位青年妇女，怀胎足月难产，医学院帮她做了剖宫产手术，这是澄江有史以来的第一例剖宫产，曾轰动澄江；当霍乱和脑膜炎在澄江一带流行时，医学院在全县全力以赴进行防治，及时遏制了疾病的蔓延；医学院教授康白清，在西门极乐寺开设中西医结合的诊所，除热心为群众医治疾病外，还带学生实习……这些事迹，至今仍在澄江百姓间传扬。

再迁乐昌，在苦难中践行使命。1940年，中大开始从澄江回迁，一度分散于粤湘两省三县，其中校本部在乐昌县坪石镇。医学院为方便学生实习和服务社会，选址于乐昌县城，借万寿宫庙宇、民房改建院舍，以吉安会馆为附属医院留医院（住院部）。

中大迁坪石办学后的院系分布（图源：中山大学博物馆校史馆）

抗战初期，乐昌儿童天花、成人疟疾十分流行，1940年期间还一度出现霍乱，当时乐昌医疗水平十分有限，县立医院仅有1名中医、1名西医和几名助产士，缺医少药致大量群众死亡。医学院响应县长梁汉耀之请，派出张梦石等教授和高年级学生为县民诊病，并自筹经费购买霍乱疫苗给百姓接种，为儿童免费体检种痘，妇产科开办接产培训班，每年安排毕业生赴前线城市实习。同时，附属医院院长叶少芙、外科医生饶振赛等专家，还支援华侨陈永在韶关创办的陈永军民医院，以“收费最低、服务大众” 赢得社会好评。

然而好景不长，1945年初，湘粤边境战事告急，中大各院部再次分散迁至梅县、连县、仁化办学。直至日本投降，才终于踏上归途，回到阔别七年的广州。从澄江到乐昌，从中断的课堂到流动的诊所，中大师生在破庙里办学，在废墟中行医，既救死扶伤，更传递医术，让教育火种在战争洗礼中愈发炽热。

“坪石先生”

七载迁校路，满途风霜苦，但教育的火种却从未熄灭。近期热播的历史传记电影《坪石先生》，记录的正是1938年广州沦陷后，中山大学西迁的那段悲壮而伟大的历程。“坪石先生”不是某一个人，而是在战火中坚守教育初心、守护医学火种的一群人。其中，就包括中国现代病理学奠基人、新中国成立后首批国家一级教授梁伯强。

梁伯强

据《医林群英》记载，在澄江与坪石办学期间，梁伯强担任医学院院长兼医科研究院主任，致力于医学教育与研究。尤为称道的是，他顶着世俗压力，随时随地进行尸体解剖。哪怕曾遭流氓“盗尸罪”敲诈，也不曾动摇。

西迁路上，途经越南河内等待出境时，他想到迁入云南澄江县后，尸体来源不容易，又无法空手教学，所以决意在河内停留两个月，主动到印度支那医学院参观访问，并取得其领导同意和支持，每天到该院所属医院“太平间”做尸解工作，恰逢新春佳节，他也不休息，分秒必争地在尸解房紧张工作，在这两个月内共解剖了三十多具尸体，还制作了大体标本九箱，几经周折，才辗转运回国内，保证了教学的需要。

后来中山医学院又由云南迁回粤北乐昌县，地处山区，尸解工作更困难，找到一些死殓尸体时，没有尸解室，他就带领学生到几里路外一间破庙内去做尸解工作；没有工具，就自己设计请铁匠打制土刀、土剪、土秤；没有橡皮手套，他用凡士林涂在手上就作为预防传染之用；制病理组织玻片时没有二甲苯，他就拿山区的土产松节油代替；没有福尔马林就用白糖水浸制标本；没有盖玻片就拿云母片代替；没有烤箱就用木炭作热源，自制土烤箱，结果制成的病理标本和显微镜标本，和以前广州时制的一模一样，这样就解决了教学和科研的困难问题。

正是这份跨越山河的坚守，让中国的病理学在战火中得以持续发展。资料统计，截至1965年，中山医学院病理学教研室的尸解总数已达7689例，数量居全国首位，为中国现代病理学体系奠定了坚实根基。梁伯强与无数“坪石先生”一道，以学识为炬、以坚守为薪，让医学教育的火种在颠沛中永不熄灭。

“八十年前，中山大学的前辈在战争中肩负着大学的使命，为民族精神的维系、科学知识的传授和人文传统的存续，写下一部炮火连天弦歌不辍、山野村舍书声回荡的历史。他们守住的，不仅是教学和医疗的本分，更是民族的未来。”骆腾说，回望历史，这部在中山大学办学历史上悲壮而感人的史诗，并未因战争的结束而消散，而是化作中大人的风骨。

八十载光阴流转，中山医人“救人救国救世，医病医身医心”的初心，早已融入医院的精神基因。如今，这份初心正在续写新时代的情缘——

2024年，中山一院与云南玉溪合作共建的玉溪市中山医院正式开诊，这家1200张床位的现代化医院成为百姓期盼已久的重大民生工程。

而像粤北乐昌等革命老区、基层地区，以及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中山一院则通过国家医疗队、义诊、结对帮扶等形式，持续将优质医疗服务回馈当地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