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午后的阳光穿透老城区的梧桐叶，在石板路上投下碎金般的光斑。我攥着给母亲买的中药，刚转过第三个路口，就看见那个戴麦秆色礼帽的男人——他指尖夹着半张泛黄的照片，照片边角用透明胶带反复粘贴过，露出老纺织厂红砖烟囱的轮廓。

午后的阳光穿透老城区的梧桐叶，在石板路上投下碎金般的光斑。我攥着给母亲买的中药，刚转过第三个路口，就看见那个戴麦秆色礼帽的男人——他指尖夹着半张泛黄的照片，照片边角用透明胶带反复粘贴过，露出老纺织厂红砖烟囱的轮廓。

他突然上前两步，皮鞋踩碎一地光影。我注意到他衬衫袖口绣着朵褪色的木棉花，针脚细密得像母亲纳鞋底的纹路。"请问..."他声音沙哑，喉结在松弛的皮肤下滚动，"你见过这个女孩吗？"

照片上的羊角辫女孩正啃着冰棍，右膝后方隐约有块月牙形胎记。我的呼吸骤然收紧——那个胎记我在母亲的旧相册里见过，只是照片上的男人脸被墨水涂花了，唯独无名指上的疤痕清晰如昨。

"您从哪来？"我盯着他手腕上的银表，表盖刻着"1992.5.12"，正是父亲失踪的日子。修鞋匠突然吹了声口哨，铁皮屋上的野猫惊得跳上围墙，爪子刮过瓦片的声响像极了童年深夜里父亲修钟表的咔嗒声。

男人突然踉跄着扶住墙，礼帽滑落露出后脑的烫伤疤痕——那形状和我家老相册里，父亲抱着我在锅炉前的合影里，他躲闪飞溅铁花时留下的伤口分毫不差。"我找了三十年..."他从鞋垫下摸出张折叠的车票，1992年从重庆到上海的硬座票根边缘，用铅笔描着我的小名"丫丫"。

巷口突然传来爆米花的巨响，震得墙根的青苔簌簌掉落。男人猛地抓住我的手腕，掌心的茧硌得我生疼，那是常年握绣花针才会有的弧度——父亲失踪前，正是纺织厂的特级绣工。"那年厂庆前..."他突然剧烈咳嗽，咳出的痰里带着血丝，"有人说我偷了出口的云锦图案..."

修鞋匠突然把锤子砸在铁砧上："老陈！当年举报你的人上个月在医院咽气了！"男人浑身一颤，从裤兜掏出个油纸包，里面是块断裂的玉锁，正是我满月时父亲用第一个月工资买的。断口处刻着半句话："岁岁平安..."

我突然想起母亲总在深夜摩挲的蓝布包，里面除了缺角照片，还有半块带血的玉锁。"爸..."这个字刚出口，他突然呕出大口鲜血，染红了真丝裤脚。我扶住他软下去的身体，触到他衬衫内袋里硬邦邦的东西——是个铁皮盒，装着三十年来各地派出所的报案回执，最新一张的日期是昨天。

救护车的鸣笛声撕裂午后，他攥着我的手往我掌心塞了个东西。医护人员抬走他时，麦秆色礼帽滚到我脚边，帽衬里用墨线绣着："丫丫别怕，爸爸在找你"。掌心里的物件硌得生疼，摊开看是枚锈迹斑斑的工牌，照片上的年轻男人笑得灿烂，姓名栏写着：陈建国。

三天后我在医院缴费处，听见护士议论十九床的病人："那个从重庆来的老头，攥着张糖纸念叨了一晚上'丫丫最爱橘子味'..."我冲进病房时，他正把半块玉锁按在胸口，床头柜上摆着个玻璃罐，里面是三百六十五颗橘子糖纸，每颗都用铅笔写着日期——从1992年5月13日开始，一天不少。

母亲来医院那天，阳光正好照在他床头的相框上。那是我用手机合成的照片：他穿着病号服，左手搂着穿婚纱的我，右手握着母亲的手。他指着照片里我的右膝笑："跟你妈怀你时一样，总踢被子..."突然剧烈咳嗽起来，枕头下掉出本磨破的笔记本，第一页贴着我初中毕业照的剪报，旁边用钢笔写着："丫丫长这么高了，像她妈"。

出院那天他坚持要戴麦秆色礼帽，说"这是找到丫丫的幸运帽"。路过当年的纺织厂旧址时，他突然停在拆迁公告前，用指甲刮掉公告上的污渍——后面露出块斑驳的黑板报，1992年"先进工作者"的名单里，陈建国的名字还清晰可见，名字旁边画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手里攥着颗橘子糖。

现在每个周末，他都会坐在阳台绣十字绣，绣布上是我婚礼的场景。有次我收拾他的行李箱，发现箱底铺着层糖纸，最下面压着张泛黄的电报稿，1992年6月从上海发往重庆，内容只有三个字："别等我"——那是他失踪后，母亲收到的唯一消息，却不知被谁改成了匿名发送。

昨夜我起夜时，看见他在客厅对着老相册流泪。相册里夹着张1992年的厂报，头版头条是"云锦失窃案告破"，嫌疑人照片上的男人长得和他有七分像，右下角的配图里，年轻的他正把我架在肩上看烟花，背后的纺织厂烟囱还在冒着白烟。窗外的月光落在他佝偻的背上，把麦秆色礼帽的影子拉得很长，像条终于走完的三十年的路。

来源：箫湘愚翁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