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91年11月的一天傍晚，傅涯看着子女，语气平静地说：‘明年开春，我要去台湾。’”灯很暗。屋子很静。话音落地，三个孩子面面相觑——母亲年逾古稀，心脏还装着起搏器，长途飞行说来就来？

“1991年11月的一天傍晚，傅涯看着子女，语气平静地说：‘明年开春，我要去台湾。’”灯很暗。屋子很静。话音落地，三个孩子面面相觑——母亲年逾古稀，心脏还装着起搏器，长途飞行说来就来？

几分钟后，担忧开始涌上来。台湾海峡的风浪固然安静了不少，可签注、航班、医疗，都不是小事。子女劝：“再等两年？”傅涯摆手：“等不起了，人老得快。”她的眼神坚定，像二十多岁那年离家奔赴延安时一样。

要弄懂她的执念，得把时间拨回到1937年。那一年，卢沟桥的枪声震碎了江南的宁静。傅家长辈判断上海、南京难保，便带着老小辗转厦门、再去了台湾，图个暂避战祸。傅涯当时已在北平求学，随后随同学北上延安，兄妹自此分道。

距离短短两三百公里的海峡，却像铜墙铁壁。抗战、内战、撤退、戒严……三十多年里，两岸不仅船停，连家信也进不去。1970年代，大陆的政治寒潮又把“家在台湾”写进了批判提纲。校对排字的小纸条里，她被贴上“可能的暗线”，连续多年靠内退工资拉扯几个孩子。那段苦，外人难懂。

1961年初春，陈赓大将因病离世。治丧那天，她强撑着招呼宾客，扶着幼子站在灵堂，不曾掉一滴眼泪。只是深夜回到宿舍，抱着遗像坐到天明。自此，她既是母亲，也是父亲，还得应付外界对“台属”的冷眼。

长期的压力没磨碎她的念想：一定要当面问一句“还好吗”。到1980年，意外的转机来了。美国旧金山寄来一封加急航空信，寄信人正是失联多年的小妹。信纸被折成八层，拆开时，她的手抖得厉害——父母已故，骨灰暂厝台北郊外；两位兄长时常被怀疑“匪谍”，日子清苦；唯一的愿望，是有生之年能合家拍张照。

两年后，小妹获批赴京探亲。姐妹在首都机场相拥，话没说两句便已泪湿衣襟。那趟聚会完成了第一件大事——把双亲的骨灰迎回故乡，安于祖坟。可第二件大事——让所有兄妹同框——仍悬而未决。

1988年起，两岸民间往来出现罕见松动。开放探亲试点，福建沿海先行。消息传到北京，傅涯的心蠢蠢欲动，却被医生用一张心电图浇冷水——再犯病风险高达五成。她默默收好病例，没和任何人争论。

时间越往后，亲人越稀少。傅涯清楚，再拖，身体和政策都可能生变。1991年底，她终于亮出底牌：哪怕坐轮椅，也要登机。子女拗不过，只好连夜申请通行证，联系台北医院，甚至准备随行护士。

1992年3月，航班从香港起飞。舷窗外，云层像翻滚的棉絮，她却始终睁着眼。落地台北松山机场那一刻，迎接的人群里，她一眼认出大哥——头发全白，背有些驼，却仍保持着小时候的挺拔。兄妹四人隔着移民官的玻璃门愣了几秒，随即齐声喊出彼此的小名，鼻音重得像要哭，又都咬牙忍住。

随后的两个月，他们尽量把几十年缺席的亲情在极短时间里填满。白天走亲访友，晚上围坐客厅，翻旧相册，补回成长的空白。大哥指着一张泛黄照片感慨：“父亲说过，你是家里最勇敢的。”傅涯听后低头，把照片握得很紧。

这些日子，她也顺带观察岛内的社会。高楼林立，街口布告栏贴着市民选举海报，年轻人骑摩托风一样穿过巷子。一切陌生又亲切。她不多评论，只在笔记本写了八个字：“时代在变，思念不变。”

临别前夜，兄妹围桌小酌。大哥突然抬手敬她：“要不是你，一个完整的家就散没了。”傅涯笑说：“还早，等做到全家福再谢也不迟。”话里透着轻松，却也透着急切。

4月末，她坐同一条航线返京。医生在舱门口接她，检查发现血压稳得出乎意料。抵家后，她拿出在台湾冲洗好的照片，贴满卧室一整面墙。那是她第一次，也是目前唯一一次，看到全家在同一张底片里。

此后，傅家成为两岸亲人互动的典型个案。亲属几乎每年轮流赴京、赴台，再无早年的顾虑。1993年汪辜会谈新闻播出时，邻居惊叹政策进步；傅涯却淡淡一句：“走过最难的坎，后面都是平路。”

傅涯的台湾之行，看似个人私事，实则映照了一个时代的裂痕与修复。从烽火离散到亲情续接，跨度五十五年。海峡依旧在，但阻隔它的，不再是封锁，也不该是成见。

傅涯后来常把登机牌夹在书页当书签。有人问为何如此珍惜，她答：“那是回家路的凭证。”朴素八字，却胜千言。

来源：一枝青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