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9年12月13日，蒋介石带着儿子和无数国宝从大陆最后一座据点成都仓皇出逃，前往台湾。

1949年12月13日，蒋介石带着儿子和无数国宝从大陆最后一座据点成都仓皇出逃，前往台湾。

飞机腾空之前，一件国宝因“体型过于庞大超重”被临时卸下。

没人想到，这个当时看似被遗弃的“石头墩”，竟在之后的岁月里，被誉为“中华第一古物”，还是九大镇国之宝之首。

它经历了什么？又有多高的价值？

公元627年，唐贞观元年，秦岭北麓三百里之外的陈仓山脚。

牧羊人驱着一群山羊上山，他蹲在一块岩石边，打着盹。

也是在那时，他忽觉屁股底下的石头有些异样，不像寻常山石那般粗糙，反倒有些圆润。

起身一看，那石头居然呈奇异的鼓状，圆而见方，上收下阔，顶端微微隆起，表面触感冰凉，质地细腻得几乎不像是天然生成的。

好奇之下，老周不由得蹲下身，映入眼帘的却是一道道深浅不一的刻痕。

他认不得那些刻痕，更分不清是图案还是文字，只觉神秘非常。

再环顾四周，竟发现这类“石鼓”还有九个，或埋或露，零星散落在山坡间。

这很快在整个陈仓山脚的村落间传开。不仅周围村民结伴上山探看，连凤翔府里的几位秀才也闻讯赶来。

十面石鼓，无一雷同，却大小形制皆相近，摆放如星罗棋布，有如天意。

但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他们越看越觉得这十面石鼓不是凡物，更有年长者焚香叩拜，说这是“天赐神石”，凡人不可妄动。

石鼓之名，便由此而来，因其鼓形得名“石鼓”，又因发现地在陈仓，后人合称其为“陈仓石鼓”。

短短数月之间，石鼓已在关中一带声名鹊起。

时光从不曾怜惜任何人，哪怕是最辉煌的帝国，也逃不过风雨飘摇的命运。

百余年后的唐朝，贞观盛世的光辉已日渐暗淡。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叛军势如破竹，时任皇帝唐玄宗仓皇西逃，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改元“至德”，史称唐肃宗。

彼时他尚驻于西北偏远之地雍城，也就是后来的凤翔。

就在战火逼近之际，一则流传多年的“石鼓异象”传入肃宗耳中。

有人上奏说，陈仓山所藏的十面古鼓，不知来历，却似含天机，或有定国安邦之兆。

肃宗素喜奇闻异事，虽在兵荒马乱之中，仍派人星夜前往陈仓山，将石鼓一一搬运至雍城南郊。

当十面石鼓再度现世，肃宗亲自前往察看。

可惜的是，那毕竟是逃亡途中，不比朝廷太平日常。

没过多久，叛军推进，雍城危在旦夕，肃宗不得不再次起驾北迁。走前，他留下了一个模糊而矛盾的命令：

“不可让贼人夺去，若不能带走，便毁之。”

随军将士将此命令视作“处置自由”，有人提议将石鼓打碎埋藏，有人建议伪称“毁灭”，实则掩埋保存。

最终十面石鼓被悄悄运至城南一片荒野，挖坑掩埋，周围插满杂木，伪装成野林坟地，对外宣称石鼓“已毁于战火”。

石鼓自此再次沉寂，草木疯长，雨雪年年，无人问津，仿佛从未存在过。

直到数十年后，一个叫韩愈的年轻文人，在朝中初露锋芒，听闻了当年石鼓一事。

他为人刚直不阿，行文犀利，对金石古文颇有研究，且曾亲赴凤翔，遍访乡里。

终于有一日，他在一位年迈村老口中听到了那句传闻：

“你们要找的鼓嘛，就在雍城南边那块老林子里，只是没人敢动。”

韩愈大喜，回京后立刻向唐宪宗上书，言辞恳切，陈述石鼓之史、之形、之字，力主发掘，移入太学，供后世考究。

但那是一个多事之秋，宪宗忙于内政外敌，压根顾不上“石头旧物”，韩愈的奏章最终被压在卷宗之下，一搁便是八年。

八年后，凤翔地方官郑余庆出任国子祭酒，偶然翻阅旧文，看到这篇被尘封的奏章。

他心血来潮，便着人详细调查，很快，他得知石鼓确实埋藏于城南野林，于是决定亲自前往查勘。

那一天，郑余庆披着粗布长袍，头戴斗笠，带着几位学官，环视一圈后，说了句：“挖。”

石鼓重见天日，却已不复当年风貌。

长期暴露于潮湿地下，加之初期搬运粗暴，石面龟裂斑驳，部分文字模糊不清。

更令人震惊的是，原本应有十鼓，如今仅剩九座，最小的一面“作原石鼓”踪影全无。

这第十块鼓的失踪，引发朝中文坛激烈争论，有人断言其已毁于雍城之乱，有人却言曾在一次土匪掠村中被人劈裂当作砧板，甚至还有传说说它被村妇拿去做碓臼。

正因如此，“作原石鼓”成了千年悬案，它的失落也给石鼓整体留下了难以弥补的缺口。

而更令人惋惜的是，这九面幸存石鼓，其上的文字也已多处残缺。

那些本应连贯的“天书”，如今断裂成一段段不解之谜。

书法家看不清其笔法，考古家更无法断代。

有人甚至悲叹：“若早十年得之，或可破译，今日见之，不过万象残痕。”

尽管如此，石鼓还是被郑余庆亲自护送至凤翔孔庙安置，建亭设罩，立碑铭记，自此开始了它在文化意义上的新生。

他们未曾预料到，数百年后，这些饱经战乱与风雨的石头，将在另一个时代，被视为“中华第一古物”。

朝代更迭，烽火未息，陈仓石鼓在凤翔孔庙静默了近百年，九面幸存，一面失踪，风雨斑驳、文字残缺，成了地方文人雅士口中的“天遗孤鼓”。

这段沉寂的岁月，被打破是在北宋仁宗年间。

仁宗赵祯酷爱书画金石，常流连翰墨之中，一日偶翻旧史，在一篇早年韩愈所作的《石鼓歌》前驻足良久。

越读越是心驰神往，遂向近臣低声问道：“韩退之所咏之石鼓，今可尚在？”

左右相顾不语，有人小心翼翼回答：

“似曾藏于凤翔孔庙，然年久失修，未见更新。”

仁宗眉头轻蹙，挥笔下令：“九鼓之事，朕愿目观，可命凤翔府详查，并务必寻得那第十鼓。”

皇命一下，如雷贯耳，凤翔知府，时任者恰好是司马光之父司马池，一位极为精明却又不免好功近利之人。

若能在石鼓一事上有所建树，定能赢得仁宗赏识，前程或可一飞冲天。

司马池遂动员府中文士、士绅，几乎翻遍凤翔山川村落，废庙荒宅，历时三月，九面石鼓终于尘埃再见。

它们被人从孔庙后院倒塌的屋檐下拖出，灰尘寸厚、裂痕处处。

可最关键的一面，“作原石鼓”，依旧下落不明。

时间紧，进度慢，眼见仁宗多次催问，司马池自觉进退维谷。

百般踌躇后，他做出了一个足以影响身后名节的决定：仿制。

他密令工匠从陈仓山取石，以九鼓为样本，依拓本与文字纹理仿作一面“作原石鼓”。

其工匠手艺虽高，但终究难以神似。

刻字未及古朴，石质略显生嫩，但司马池仍让人将其洗净抛光，与其余九鼓一并上奏朝廷。

石鼓入京那日，仁宗亲自召见，一眼扫过十鼓，连连称奇：

“朕观其文，宛如周礼再现。”

他命翰林学士临摹拓本、赏析结构，金石学家与书法大家接连称赞，朝廷内外，一时俱传“百年残器，今得全归”。

司马池功成名就，授官加俸，凤翔之名，几乎盖过诸州。

只是天道循环，世上哪有完美的谎言？

不过半年，有识之士便觉出破绽，有人惊疑“第十鼓”上笔力不稳，字痕太新，最终，一位名叫吕大临的金石学家在朝堂之上力陈：“新鼓者，伪也。”

仁宗面沉如水，司马池受审，被贬黄州，虽未罢官，却落下欺君之罪，自此沉寂。

伪鼓一事成为北宋政坛一大丑闻，而那块“假作原”反倒因此声名远播，被后人调侃为“最贵的赝品”。

此事之后，关于“真作原石鼓”究竟何处，成了北宋学界最大谜团，甚至一度引发寻鼓狂潮。

四处悬赏、四方求访，几成一时风尚。

直到1052年，一个名叫向传师的金石收藏家，才意外将谜底揭开。

向传师家世儒雅，自幼研习古文拓本，有日在一场民间文物交易中，他偶然获得一份古旧拓本，署名“太氏遗卷”。

翻开一看，他猛然发现其中数行拓文，与已知的“作原石鼓”相符，而那时“作原”已消失两百余年。

他难以自抑，顺藤摸瓜，追溯至太氏家族，然抵达之时，村庄已因瘟疫荒废，宅院焚毁，只剩残垣断壁。

失望之下，他夜宿一间客栈，却在天明之际，被一阵磨刀声惊醒。

循声望去，院中一老汉蹲在破石上磨刀，那块石头刻痕依稀可见，石面微鼓、纹理古朴，向传师心跳如鼓。

他扑上前细看，竟是传说中的“作原石鼓”！

只是这块鼓命运多舛，石面中央被凿空作舂米臼，边角被屠夫用作磨刀石，早已面目全非，残损严重，但留存的四行文字仍有依稀辨识之处。

即便如此，这仍是无价之宝。

向传师火速通报凤翔知府，并亲自护送石鼓入京。

石鼓团圆之日，北宋皇宫盛装以迎，宋徽宗赵佶，将十鼓安置于寝宫之中，命人日夜拓本研究，甚至亲手在鼓字缝隙之间填注黄金。

为了保护石文，他令御工为十鼓“装金加身”，又命人书写《石鼓铭》立碑祭告。

这份执念，将石鼓从文化古物，推上了国家象征的高度。

却也正因如此，日后靖康之难爆发，金军入侵，石鼓连同徽宗、钦宗一并被掳北地。

金兵不识其文，却见鼓身金光灿灿，竟剥金弃鼓，抛于荒野。

“金身之鼓，毁身之由。”

石鼓命运，再次落入沉浮之中。

时至近代，十面石鼓终于在清末以“国家至宝”的身份，被北京孔庙永久安置。

但这一段“安宁”，也不过是风雨前的短暂喘息。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铁骑南下，东北危急，两年后，热河失守，北平故宫博物院高层意识到，若不及时将院藏重器外迁，恐怕整个中华文明的瑰宝都将毁于一炬。

石鼓，当然也在这批最难转运、却最不可失的文物之列。

可是，想要搬运这十面鼓，谈何容易？

时任院长马衡召集一批顶尖文物保护专家，开始一场史无前例的“国宝迁运行动”。

他们制定出一套近乎苛刻的包装流程，先以浸水高丽纸填入文字槽缝，再以米浆封层，外裹五层棉毯，再外加稻草填塞，最终封入厚木箱，箱外包铁皮加固。

石鼓未动，先耗时一月，而这仅是长途跋涉的起点。

1933年，石鼓随第四批故宫文物一同南迁，经天津、上海，最后入藏南京。

途中两度遇险，一次车祸，运输车辆冲出山路，另一回船只差点搁浅长江支流。

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每一次，石鼓都如有神助，未曾有一尊碎裂，哪怕是鼓面最易损的文字，也未掉一划。

这批文物最终被分藏于南京博物院及四川成都，抗战全面爆发后，南京岌岌可危，文物再度启程南迁，从贵阳到昆明，最后驻留成都，藏于一座军队旧库房中。

抗战胜利后，这批饱经风霜的文物返回南京。

1949年冬，蒋介石命军政要员策划“黄金文物西迁计划”，要将6000余箱珍贵文物通过飞机、战舰运往台湾。

石鼓，自然被列为重点转运对象。

12月13日，成都凤凰山机场，士兵工人合力将每一块石鼓抬上飞机，飞机一架接一架调来，唯有这一批石鼓最为费力。

当第十面石鼓装载完毕后，飞行员说了句：“超重了，起飞不了，必须卸货。”

话语一落，众人面面相觑，卸什么？谁卸？

时间紧迫，一名年轻军官看到那些看似不起眼的黑石墩，石鼓就此被卸下，说下一趟再来运。

而“下一趟”，终究没有来。

或许这恰是历史最奇妙的安排，故土不肯放手，命数终将归位。

1950年，石鼓终于被接回北京，安置于故宫宁寿宫东侧一隅。

此后数十年，陈仓石鼓再未迁徙一步。

来源：法无穷尽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