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图片来源：《清平乐》剧照党争不仅改变了宋代文人的命运，也深刻地影响了宋代文学的发展和演变。只有深入研究党争与宋代文人、文学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加全面地认识宋代文化的内涵和价值。近日，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了知名宋代研究学者沈松勤的代表著作《宋代文人与党争》。全书以两

北宋崇宁四年（1105年），一场政治风暴席卷而来，宋徽宗赵佶听信宰相蔡京的建议，将反对王安石新法的司马光、文彦博、苏轼、苏辙等309人列为“元祐奸党”，并刻石立碑，史称“元祐党籍碑”。这块石碑，成了两宋党争最为残酷的注脚。

沈松勤教授的《宋代文人与党争》，纵观两宋300年，以党政为经以两宋文人团体为纬，钩织了两宋的党争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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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党人碑：北宋党争的残酷注脚

北宋崇宁四年的北宋朝廷，新旧党争已经持续了数十年。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主张变法革新，试图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来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而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则坚持保守路线，认为祖宗之法不可轻易更改。两派之间的斗争，最初还只是围绕着政策展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演变成了激烈的权力角逐和人身攻击。

蔡京为相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打击政敌，将司马光以下共309人之所谓罪行刻碑为记，立于端礼门。碑上不仅刻有这些人的名字，还详细列出了他们的罪状，目的是让这些人遗臭万年，其子孙后代也被禁止入仕，皇室子女不得与其婚配，已有婚约的必须废掉。这份黑名单中，不乏在文学、哲学、政治等领域都有卓越贡献的人物，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甚至包括苏轼后期的死对头章惇。

在地方立碑时，还出现了一些令人动容的插曲。苏轼、黄庭坚粉丝众多，很多刻字的石匠平时就是以刻苏、黄的文字为生，不忍把他们刻入“黑名单”。九江刻工李仲宁拒绝刻碑，理由是自己衣食用度全靠刻苏黄词作，把他们刻画为奸人，良心上通不过这个坎儿。若实在要刻，也绝不能留下自己的名字，免得被人指责。

元祐党人碑的设立，标志着北宋政治斗争从政策分歧转向了人身攻击，从理性辩论转向了残酷迫害。这种转变不仅破坏了士大夫阶层的团结，也严重损害了宋朝的政治生态，使得许多优秀人才被埋没，政治变得更加黑暗和腐败。但历史自有其评价，并不依顺权力的摆布。这块碑倒是无意中为列名其上的一些人扬了名，和立碑者最初的愿望南辕北辙。后来，元祐党人子孙更以先祖名列此碑为荣，重行摹刻。

宋徽宗赵佶或许没有想到，他所下令竖立的这块石碑，不仅没有达到打压政敌的目的，反而成了北宋党争残酷性的象征，被永远地铭刻在了历史的长河中，供后人反思与警醒。而围绕着元祐党人碑所发生的一系列故事，也为了解北宋党争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切入点。沈松勤的《宋代文人与党争》，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对宋代文人与党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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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一体”的宋代“士大夫”

《宋代文人与党争》以党争为核心线索，深入剖析了宋代政治与文化的交织关系，尤其聚焦“政治家、文章家、经术家三位一体”的宋代“士大夫之学”特质，展现了党争对文人命运、文学创作及社会演进的深刻影响。

北宋建国后，为强化中央集权推行的分化事权、科举取士等措施，虽巩固了政权，却逐渐滋生“三冗”（冗官、冗兵、冗费）积弊，导致国家积贫积弱。面对困局，宋仁宗时期范仲淹发起“庆历新政”，以吏治改革为核心提出十项主张，却因触动保守派利益旋即失败。宋神宗时，王安石变法涉及经济、军事、教育等领域，试图以青苗法、市易法等革新富国强兵，却引发与司马光等保守派的激烈对抗，形成新旧党争。两派分歧不仅是政治理念之争，更关乎利益分配：新党视变法为救亡图存之路，旧党则以“祖宗之法”为由反对激进变革。随着党争升级，斗争从政策辩论沦为人身攻击，朝廷沦为派系角力场，政治生态日益恶化。

南宋党政相比北宋，有过之而无不及。南宋党争既延续了北宋党争的脉络又有新的变化。其主要的变化有两个方面：一面是战和之争，主战派力主抗金复国，主和派以秦桧为代表苟且偷安，岳飞之死便是这一党争牺牲的缩影；另一面是道学之争，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派强调“格物致知”的道德修养，却被韩侂胄等斥为“伪学”，引发“庆元党禁”的政治清洗。党争最终导致南宋政权空心化，决策低效、军事废弛，终为蒙古所灭。

文人与党争，党争与文人，两者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这也深刻体现了宋代“士大夫之学”的三位一体特质：文人既是参政的政治家，又是著述的文章家，更是研习经术的学者。这种多重身份使他们在党争中命运与立场深度绑定。

苏轼是这种“三位一体”的典型，他既以朝臣身份卷入新旧党争，因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遭旧党排斥，又以文章家笔触在《赤壁赋》中寄托政治失意后的人生哲思，更以经术修养融合儒道思想化解困境。黄庭坚同样兼具政治家的耿直、文章家的精工与经术家的坚守，贬谪中以“无一字无来处”的诗风，将经史典故化为情感载体。

党争迫使文人在三重身份中挣扎：政治上的沉浮影响其经术主张的传播，而文章创作又成为表达政治立场与经术思考的载体。连朱熹的道学著作，也曾因党争被列为“伪书”。这种互动让宋代文学与学术始终扎根于政治土壤，既因党争蒙上创伤，也因文人的坚守绽放出思想与艺术的光芒，成为理解宋代社会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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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神坛”的两宋文人

长期以来，王国维、陈寅恪、邓广铭等前辈学者对宋朝的评价极高，王国维认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陈寅恪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同样强调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巅峰。这些观点在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人们往往只看到宋代文化繁荣的一面，而忽视了其背后复杂的政治背景和社会矛盾。

《宋代文人与党争》则打破了这种片面的认知，从党争的视角重新审视宋代的政治与文化。作者通过翔实的史料，揭示了党争对宋代社会的负面影响，如政治内耗严重，官员们将大量的精力用于党争，而忽视了国家的治理和发展；人才流失，许多有才能的文人因为党争而被排挤、迫害，无法为国家效力；文化发展受阻，党争导致了思想的禁锢和学术的纷争，影响了文化的创新和传承。

沈松勤广泛搜集了各类史料，包括正史、笔记、文人作品等，通过对这些史料的细致分析和解读，挖掘出了许多被忽视的历史细节，从而还原了党争的真实场景和文人的真实境遇。沈松勤还善于运用笔记史料，如《邵氏闻见录》《涑水记闻》等。在研究王安石变法时，他参考了这些笔记中关于王安石与保守派之间争论的记载，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变法的复杂性和党争的激烈程度。这些笔记虽然可能存在一些主观的成分，但它们往往记录了当时的一些传闻和轶事，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正史中没有的信息。

《宋代文人与党争》在政治与文化关系研究上作出了理论贡献。沈松勤构建了一个分析党争如何影响文学创作和文人思想的理论框架，从文化生态的角度，深入分析了党争对宋代文学群体重组、创作心态改变等方面的影响，为宋代文学、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范式。

在党争的影响下，宋代文学群体发生了明显的重组。以苏轼为中心的文学群体，成员包括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等“苏门四学士”以及陈师道等。他们在文学创作上相互影响，形成了独特的文学风格。然而，随着党争的加剧，这个文学群体逐渐分化。苏轼被贬后，他的门生们也受到牵连，各自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文学群体的重组，不仅影响了文学创作的风格和主题，也反映了当时政治局势对文化的深刻影响。

“党争不仅改变了宋代文人的命运，也深刻地影响了宋代文学的发展和演变。只有深入研究党争与宋代文人、文学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加全面地认识宋代文化的内涵和价值。”

可以说，沈松勤的《宋代文人与党争》以其“略带颠覆性”的视角、丰富的史料和深刻的理论分析，展现了宋代政治与文化的复杂关系。

来源：浙江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