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晚饭后，电视的声音照例被开到35。不好不坏的一个音量，刚好能盖住父亲拖着步子在屋里走动的摩擦声，又不会吵到邻居。我妻子林薇在厨房洗碗，水流声哗哗作响，女儿多多在自己房间写作业，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我们家就像一台运转了几十年的老旧机器，每个零件都在固定的轨道上，

晚饭后，电视的声音照例被开到35。不好不坏的一个音量，刚好能盖住父亲拖着步子在屋里走动的摩擦声，又不会吵到邻居。我妻子林薇在厨房洗碗，水流声哗哗作响，女儿多多在自己房间写作业，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我们家就像一台运转了几十年的老旧机器，每个零件都在固定的轨道上，发出固定的声响，一切都显得那么天经地义。

这就是济南，我的家。从昆明回来后的第三天，那种熟悉的、几乎让人窒息的平静，又一次把我包裹起来。

引子

父亲的棉布拖鞋，鞋底已经被磨得发亮，每一次抬脚、落下，都带着一种黏稠的滞涩感。那声音从客厅到阳台，再从阳台到卫生间，像一根看不见的线，把这个九十平米的空间缝得密不透风。我坐在沙发上，盯着电视里花花绿绿的古装剧，脑子里却一遍遍地回放着昆明翠湖边，海鸥掠过水面的样子。那里天是蓝的，空气是甜的，父亲甚至在那里多走了两里路，没有喘。

“磊子，手机给我。”父亲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带着命令式的简洁。

我把手机递过去。他接过去，熟练地打开了相册，浑浊的眼睛眯成一条缝，一张一张地翻看我们在昆明拍的照片。他的手指粗大、干燥，划过光滑的屏幕时，发出轻微的“呲啦”声。

林薇端着一盘切好的苹果从厨房出来，放在茶几上，发出一声清脆的磕碰声。她看了一眼父亲的背影，又看了看我，眼神里有些东西，我读不懂，也不想去读。她把手机从我面前的茶几上拿了起来，屏幕亮了一下，我瞥见一条微信消息的预览，发信人是“李医生”，内容被她迅速划掉了。她拿着手机走进了卧室，关上了门。

我的心，像是被那门缝里挤出来的风吹了一下，凉飕飕的。

父亲还在看照片，忽然停在一张合影上，那是我们在石林拍的。照片里，他和我并排站着，林薇和多多蹲在前面。所有人都笑着，只有父亲，他的笑容有些僵硬，嘴角向下撇着，像是在努力完成一个任务。

“这张，不好看。”他把手机递还给我，语气平淡，“删了。”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他又补充了一句：“都删了吧，没什么好看的。”

说完，他 shuffling 地走回自己的房间，关门的声音很轻，却像一声闷雷在我心里炸开。我低头看着那张照片，照片的背景是奇形怪状的石头，天空蓝得像假的。我忽然发现，茶几上父亲那个他宝贝得不得了的紫砂壶，壶嘴的边缘，有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崭新的豁口。

那个豁口，就像我们这个家，看似完整，却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悄悄地裂开了一道缝。

第一章：三十五分贝的战争

家里的战争，从不靠吼。它藏在电视的35分贝里，藏在碗筷碰撞的叮当声里，藏在每一个被刻意拉长的沉默里。

从昆明回来的第四天，矛盾以一种最日常的方式爆发了。

晚饭，又是饺子。猪肉大葱，父亲的最爱。林薇把最后一盘饺子端上桌，解下围裙，静静地坐下。多多的碗里已经堆起了一座小山。

“爸，吃吧。”我夹起一个饺子，放进父亲的醋碟里。

他“嗯”了一声，夹起来，却没有吃，而是放在嘴边吹了吹，又放回了碟子里。然后，他拿起遥控器，对着电视按了一下。

《新闻联播》的片头曲准时响起。音量，35。

林薇的筷子在空中停顿了一下，随即若无其事地开始吃饭。但她吃饭的速度，比平时快了至少一倍。我心里咯噔一下，知道暴风雨要来了。

“爸，要不……今天看看别的？”我试探着问。多多最喜欢的一个动画片，七点半开播。

父亲的眼睛没有离开电视屏幕，只是从鼻子里哼了一声。“新闻得看，国家大事。”

“多多想看动画片。”

“小孩子家家，看那些没用的东西干嘛。”他的手指在桌子上轻轻敲了敲，这是他不耐烦的标志性动作，“行了，行了，知道了。吃了饭让她自己回屋看去。”

这是他的口头禅，“行了，行了，知道了”，像一扇铁门，砰地一声关上，拒绝任何后续的沟通。

林薇猛地把筷子拍在桌上，声音不大，但在新闻播报员字正腔圆的声音里，显得格外刺耳。多多吓得一哆嗦，嘴里的饺子掉在了桌上。

“王建国，”林薇连名带姓地喊着父亲的名字，这是她极度愤怒的信号，“这个家，是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说了算？”

父亲终于把头从电视上转了过来，他看着林薇，眼神里没有愤怒，只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漠然。“我怎么了？我看个新闻怎么了？”

“你没怎么，你什么都对。”林薇站了起来，开始收拾自己的碗筷，“你永远对。在济南，电视要看新闻频道，音量要开35。在昆明，天再好也必须上午十点出门，下午四点回酒店。你定的规矩，我们遵守就是了。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你的兵吗？”

她的语速很快，像连珠炮，但声音却在发抖。

我赶紧站起来，“林薇，少说两句。爸也是为了大家好。”

“为了我们好？”她冷笑一声，看着我，“王磊，你每次都说这句话。你能不能换一句？你问过我好不好吗？你问过多多好不好吗？”

我的手停在半空中，像被冻住了一样。我下意识地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这个动作总在我心虚或者试图掩饰什么的时候出现。

父亲也站了起来，胸口剧烈地起伏着。他指着林薇，嘴唇哆嗦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猛地咳嗽起来，一声接着一声，像是要把肺都咳出来。那咳嗽声，和在昆明时那种压抑的、短促的咳声完全不同，充满了撕裂般的痛苦。

我慌忙去拍他的背，林薇也顾不上生气，快步走进厨房倒了杯温水。

就在这片混乱中，我想起了在昆明的一个下午。那天阳光很好，我们坐在滇池边，海鸥在头顶盘旋。父亲难得地露出了笑容，甚至主动让多多教他怎么用手机拍视频。多多咯咯地笑着，一遍遍地教他。那一刻，我以为我们一家人，终于找到了久违的和谐。

可现在，那和谐就像一个肥皂泡，被父亲剧烈的咳嗽声，震碎了。

父亲喝了水，咳嗽渐渐平息下来。他摆摆手，示意我们别管他。他没有再看我们一眼，转身回了房间。电视里，新闻还在继续播报，声音不大不小，依旧是35分贝。

饭桌上，一片狼藉。多多的眼圈红了，小声地问：“妈妈，我们……是不是再也不去昆蒙了？”

林薇没说话，只是走过去，把女儿掉在桌上的那个饺子，扔进了垃圾桶。

那天晚上，我和林薇分房睡。我躺在客厅的沙发上，闻着空气里残留的饭菜味，怎么也睡不着。我拿起手机，鬼使神差地点开了林薇的微信。她的头像是和多多的合影，笑得很甜。我向下翻，找到了那个叫“李医生”的人。

我犹豫了很久，点开了他的朋友圈。背景图是医院的白色大楼，上面写着“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我的大脑“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第二章：被风吹走的病历

秘密一旦有了一道裂缝，剩下的部分就会像被风化的岩石一样，迅速坍塌。

第二天一早，我顶着两个黑眼圈，堵在了卧室门口。林薇正准备出门上班，看到我，眼神闪躲了一下，想从我身边绕过去。

我抓住了她的手腕。她的手很凉。

“李医生，是谁？”我问，声音比我想象的要沙哑。

林薇的身体僵住了。她没有挣脱，只是低着头，看着我们交握的地方。“你翻我手机了？”

“我没翻，我看到了。”我加重了语气，“他是谁？我们去昆明，到底是为了什么？”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再开口。然后，她轻轻地叹了口气，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为了爸。他的肺，出问题了。”

我的心沉了下去。“什么问题？”

“济南的医生说，是肺纤维化，没什么好办法。我托大学同学问了，说昆明这边有个专家是这方面的权威，所以才……”

“所以，那不是一次旅行。”我感觉自己的声音在发抖，“那是一次……求医。”

林薇点了点头，眼睛红了。“我本来想等结果都出来再告诉你，告诉你有什么用？你除了会说‘爸也是为了我们好’，你还会说什么？”

她的指责像一根针，精准地扎在我最痛的地方。是的，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永远在和稀泥，永远在粉饰太平的“孝子”。我害怕冲突，害怕面对问题，我以为只要我假装看不见，问题就会自己消失。

“结果……怎么样？”我艰难地问。

“还在等。一些复杂的化验要时间。”她把手从我手里抽了出来，“王磊，这件事，先别告诉爸。他那个人，你比我清楚，他受不了。”

我点了点头，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棉花。

整整一天，我都心神不宁。父亲咳嗽的样子，林薇红着眼睛的样子，还有那个紫砂壶上的豁口，在我脑子里交替出现。我忽然想起来，在昆明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父亲起夜时，我好像听到他在卫生间里发出了很痛苦的干呕声。当时我太困，翻了个身就又睡着了。

现在想来，那不是梦。

下午，我提前回了家。父亲不在，多多还没放学。我走进父亲的房间，他的房间一如既往的整洁，被子叠得像豆腐块，桌上的报纸都按日期排得整整齐齐。

我拉开他的床头柜，里面是几瓶常备药，还有一本旧相册。我翻开相册，里面都是我们家的老照片。有一张是我小时候，父亲把我扛在肩上，在千佛山顶笑得开怀。那时候的他，多么高大，多么健康。

在相册的夹层里，我摸到了一张折叠起来的纸。

我展开它，是一张济南市中心医院的CT报告单。诊断结论那一栏，清清楚楚地写着：双肺弥漫性间质性改变，考虑特发性肺纤维化。报告日期，是去昆明之前的一个星期。

我拿着那张薄薄的纸，手却抖得厉害。原来，他早就知道了。他什么都知道，却什么都没说。他还配合着我们，演了一场全家旅游的戏。

我忽然明白了那个紫砂壶的豁口是怎么来的了。那天在昆明，我们刚从医院回来，林薇借口说累了，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我看得出她情绪不对，想去安慰她，却被父亲叫住，让我陪他下棋。我们俩在酒店的阳台上，下了一下午的棋。他一言不发，只是不停地喝茶。他的手，那天也抖得厉害，有好几次，茶水都洒了出来。

那个豁口，一定是在那个下午，在他努力掩饰自己的恐惧和绝望时，不小心磕碰到的。

我坐在父亲的床上，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济南的冬天，总是这样，沉闷，压抑，让人喘不过气。

就在这时，多多放学回来了。她推开门，看到我坐在爷爷床上，好奇地问：“爸爸，你在干什么？”

我慌忙把报告单塞进口袋。

“没什么。”我勉强笑了笑，“爸爸在教爷爷用手机呢。”

我拿起父亲放在床头的老人机，打开相册，里面只有一张照片，是多多在昆明喂海鸥时，我抓拍的。照片里，小姑娘的侧脸被阳光镀上了一层金边，笑得无忧无虑。

多多凑过来看，小声说：“爸爸，我发现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

“在昆明的时候，爷爷晚上都不咳嗽了。一回到家，他又开始咳了。”她仰着头，天真地问，“是不是济南的空气有毒啊？”

童言无忌，却像一把刀，插进了我的心脏。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我只能紧紧地抱住她，仿佛这样，就能抵御那即将到来的，足以摧毁我们整个家庭的风暴。

第三章：藏在铁盒里的勋章

自从发现父亲的CT报告单后，我们家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平静。我和林薇之间有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我们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表面的和平，谁也不去触碰那个最核心的问题。我们像两个走在钢丝上的人，假装脚下是万丈坦途。

父亲也和往常一样，每天看新闻，散步，下棋。只是他沉默的时间更长了，有时候他会一个人在阳台上坐一下午，看着楼下人来人往，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他的咳嗽声，成了这个家里最精准的晴雨表。咳得少了，我和林薇就能稍微松一口气；咳得多了，我们俩的心就跟着揪成一团。

昆明李医生的电话，是林薇去接的。她在阳台上站了很久，回来的时候，脸色煞白。

我没问，她也没说。

我们都在等，等一个合适的时机，或者说，等一个不得不摊牌的契机。

契机在一个周末的下午到来了。那天我整理书房，在一个旧书柜的顶上，发现了一个落满灰尘的铁皮盒子。我打开它，里面是一些父亲的旧物。几枚军功章，一本褪色的《毛主席语录》，还有一沓厚厚的信。

信封已经泛黄，寄信地址是“山东济南钢铁总厂”。我抽出一封，信纸是那种很薄的、印着红色横格的稿纸。

“亲爱的红梅，”信的开头写道，“见字如面。厂里的高炉又开了一个，车间里热得像蒸笼，灰尘大得对面看不见人。每天下班，鼻孔里、耳朵里都是黑的，只有牙是白的。但是我不怕苦，为了建设祖国，这一切都值得……”

信的落款是“爱你的，建国”。

红梅，是我母亲的名字。

我一封一封地看下去，那些信，拼凑出了一个我从未了解过的父亲。一个在炼钢炉前挥汗如雨的青年工人，一个在信里对爱人说着朴素情话的丈夫，一个对未来充满无限憧憬的年轻人。信里，他反复提到“粉尘”、“烟雾”、“胸闷”，但每一次，他都用“为了国家”、“为了家庭”这样的话一笔带过。

我终于明白了他的病根。那不是什么“特发性”的肺纤维化，那是几十年的工业粉尘，在他肺里刻下的，一枚无法磨灭的“勋章”。

就在这时，我听到了父亲的脚步声。他走了进来，看到我手里的信，愣住了。

“谁让你乱翻东西的？”他的语气很严厉，快步走过来，想把信抢过去。

我没有躲。我站起来，直视着他的眼睛，那双曾经明亮如今却浑浊的眼睛。“爸，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他躲开了我的目光，嘴硬道：“告诉你什么？陈年烂谷子的事，有什么好说的。”

“我说的是你的病！”我几乎是吼了出来，“你的肺！你早就知道了，对不对？你为什么瞒着我们？你觉得我们是累赘吗？还是你觉得你自己一个人能扛过去？”

积压了太久的恐惧、愧疚和无力感，在这一刻尽数爆发。

父亲的身体晃了一下，他扶住书柜才站稳。他看着我，嘴唇翕动着，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只化为一声长长的叹息。

“我……”他开口，声音嘶哑，“我不想让你们担心。”

“不想让我们担心？”我冷笑，“你这样瞒着我们，我们就不会担心了吗？爸，你知不知道，你这样比直接告诉我们，更让我们难受！”

“你懂什么！”他忽然也提高了音量，那双因为衰老和疾病而显得无力的手，紧紧地攥成了拳头，“我一辈子没求过人！年轻的时候在厂里，我是劳动模范，是先进生产者！我带的徒弟，现在都是厂领导了！我怎么能……怎么能让我儿子、儿媳妇，看着我像个废人一样，连喘口气都费劲？”

他的声音里，带着哭腔。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我那如山一般坚强、固执的父亲，流露出如此脆弱的一面。他那句“行了，行了，知道了”的口头禅背后，藏着的不是不耐烦，而是他用尽一生力气去维护的，那点可怜的尊严。

我的眼眶一热，猛地扭过头去，不想让他看到我的失态。

书房里的光线很暗，窗外，济南又是一个阴天。那些飞扬在空气中的尘埃，在光线里无所遁形。它们曾经构筑了这座城市的荣耀，也无声地侵蚀了我父亲的生命。

“爸，”我转过身，声音哽咽，“我们是一家人。”

一家人。这三个字，我们说了几十年，可直到今天，我才似乎真正明白它的分量。它不只意味着血缘和责任，更意味着，我们要一起分担那些最沉重、最不堪的重负。

父亲没有说话，他只是缓缓地坐到椅子上，用那双布满老茧的手，轻轻抚摸着铁盒里的军功章。

我走过去，蹲在他面前，握住了他的手。他的手，冰凉，还在微微地颤抖。

也就在此时，我下定了决心。有些事，不能再拖了。

第四章：昆明的雨夜（上帝视角）

（切换至第三人称上帝视角）

时间回到一个月前，昆明。

一个雨夜，空气湿润而清凉。在市第一人民医院专家诊室里，灯火通明。王磊和林薇并排坐在李医生的对面，两人中间，隔着一个拳头的距离。

李医生五十多岁，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神情温和而严肃。他将一张CT片插在观片灯上，白色的光瞬间照亮了片子上那如蛛网般密布的肺部纹理。

“情况，不太乐观。”李医生推了推眼镜，声音很轻，却像一块巨石砸在两人心上，“从增强CT和各项指标来看，王师傅的肺纤维化已经到了中晚期。肺功能……只剩下正常人的不到百分之四十了。”

王磊的呼吸瞬间停滞了。他死死地盯着那张片子，那些白色的、纠结的线条，像一张网，正把他父亲的生命一点点勒紧。他想开口问什么，却发现喉咙像是被水泥堵住了，发不出任何声音。

坐在他身边的林薇，却异常冷静。她放在膝盖上的双手，指甲深深地陷进了肉里，但她的声音，却听不出一丝颤抖。

“李医生，您说实话。还有……多长时间？”

李医生沉默片刻，看向这个面色苍白但眼神坚毅的女人。“如果积极配合治疗，保持好的心态和生活环境，也许……一到两年。但这只是一个理想的估计，随时可能会因为急性加重而……”

后面的话，他没有说下去。

一到两年。

这个时间单位，像一把钝刀，在王磊的心上来回地割。他感觉一阵天旋地转，胃里翻江倒海。他猛地站起来，“我……我去下洗手间。”

他几乎是逃也似的冲出了诊室。

诊室里，只剩下林薇和李医生。

李医生看着王磊踉跄的背影，叹了口气。“家属的情绪，很重要。”

林薇点了点头，她抬起头，看着李医生，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却一滴眼泪都没有。“李医生，我知道。他……他只是还没准备好。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在操持。他是个孝子，但有时候，太孝顺了，反而会变成一种懦弱。”

她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

“有什么治疗方案吗？不管花多少钱，用什么药，只要能让他舒服一点，让他多活一天，我们都愿意。”

李医生给她讲了两种方案，一种是保守治疗，靠药物延缓进程；另一种是肺移植，风险高，费用巨大，而且肺源极难等到。

林薇静静地听着，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进耳朵里。她问得很仔细，关于药物的副作用，关于移植的成功率，关于术后护理的每一个细节。她的理智和冷静，让李医生都有些动容。

十几分钟后，王磊回来了。他的脸色比刚才更难看，眼眶是红的，他显然是去哭过了。他坐回椅子上，一言不发。

林薇看在眼里，却没有戳破。她只是对李医生说：“谢谢您，李医生。我们回去商量一下。能不能……请您先不要把最坏的情况告诉我公公？他是个很要强的人。”

李医生点了点头。“我明白。病人的心态，有时候比药物更重要。”

从医院出来，雨下得更大了。昆明的雨，不像济南那样粗暴，细细密密的，带着一股植物的清香。

王磊走在前面，没有打伞，任凭冰冷的雨水打在脸上。林薇撑着伞，默默地跟在后面。

走到一个路口，王磊突然停下脚步，转过身。雨水顺着他的头发流下来，划过脸颊，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

“我们……我们骗他吧。”他看着林薇，声音嘶哑地像被砂纸磨过，“我们就说，没什么大事，就是普通的肺炎，吃点药就好了。我们把他骗回济南，让他开开心心地过完……过完剩下的日子。”

林薇看着他，眼神复杂。有心疼，有失望，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愤怒。

她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只是走上前，把伞举到他的头顶，轻声说：“雨太大了，会感冒的。爸还在酒店等我们。”

王磊在伞下，终于忍不住，像个孩子一样，把头埋在妻子的肩膀上，压抑地抽泣起来。

林薇一只手举着伞，另一只手，轻轻地，拍着丈夫颤抖的后背。她的目光越过他的肩膀，望向远处被雨雾笼罩的城市灯火，眼神里，是无尽的疲惫和茫然。

那一刻，她觉得，自己要撑起的，不只是一把伞，而是这个家，即将崩塌的天空。

（切换回第一人称视角）

第五章：一个橘子的重量

摊牌之后，家里那层看不见的隔膜，似乎被撕开了。但随之而来的，不是解脱，而是更加沉重的现实。

我和林薇爆发了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一次争吵。

起因是我主张带父亲回昆明，接受李医生的保守治疗方案。而林薇坚决反对。

“回昆明？王磊，你说的轻巧！”她正在疯狂地拖地，仿佛要把地板擦穿，“你工作不要了？多多上学怎么办？我们一家三口都搬过去？我们靠什么生活？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实际问题？”

“工作可以再找，多多的学籍可以转。钱的事，我们可以想办法，把这套房子卖了……”

“卖房子？”她停了下来，拖把“砰”的一声杵在地上。她死死地盯着我，眼睛里像是要喷出火来，“然后呢？租房子住？等爸走了，我们一家三口喝西北风去？王磊，你能不能现实一点！你以为治病是请客吃饭吗？那是个无底洞！”

“那你说怎么办？就眼睁睁看着爸在济南等死吗？”我的火气也上来了，“林薇，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冷血？”

“我冷血？”她气得笑了起来，“对，我冷血！我自私！我只想着我女儿将来要有地方住，要有安稳的日子过！不像你，伟大！孝顺！为了尽孝，可以牺牲一切，牺牲你的工作，牺牲你女儿的未来，牺牲我！”

她的每一个字，都像淬了毒的箭，射向我的心脏。我下意识地推了推眼镜，想反驳，却发现自己无话可说。因为她说的，有一部分是对的。我的所谓“孝顺”，的确是一种逃避，一种不愿面对复杂现实的理想主义。

“你根本就不懂！”我吼道，“你不是他儿子，你体会不到那种感觉！”

这句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林薇的脸，瞬间变得惨白。她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失望和受伤。她没有再跟我吵，只是默默地拿起拖把，走进卫生间，关上了门。

我颓然地坐在沙发上，双手插进头发里。

这场争吵，没有赢家。我们只是用最恶毒的语言，把彼此伤得体无完肤。

父亲的房门，不知道什么时候打开了一条缝。他站在门口，静静地看着我们。他的手里，拿着一个剥好了皮的橘子，橘络都摘得干干净净。

他走过来，把橘子放在我面前的茶几上，没有说话，又转身回了房间。

那个橘子，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像一个沉重的句号，结束了我们这场歇斯底里的争吵。

晚上，我睡在沙发上，翻来覆去。半夜，我口渴，起来喝水，看到林薇的房间还亮着灯。我走过去，门没关严，我看到她坐在床上，背对着我，肩膀一耸一耸的。床头柜上，放着一杯水，和我常吃的降压药。

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手紧紧地攥住了，疼得喘不过气。

我们明明是彼此最亲近的人，却因为这份沉重，变成了互相攻击的刺猬。

第二天一早，我还在睡梦中，被一阵急促的咳嗽声惊醒。我冲进父亲的房间，看到他半靠在床上，脸色发紫，呼吸困难，床边的垃圾桶里，有一摊带血的痰。

我吓得魂飞魄散，赶紧拨打了120。

救护车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我和林薇，还有闻声赶来的多多，跟在车后，奔向医院。

在急诊室的走廊里，我看着抢救室亮起的红灯，双腿发软，几乎站不住。林薇扶住了我，她的手，比我的还要冰冷。

多多吓坏了，紧紧地抓着我的衣角，小声地哭着。

那一刻，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如果父亲就这么走了，我该怎么办？我们这个家，会变成什么样？

我忽然明白了那个橘子的重量。它承载的，是一个父亲对这个家最后的、无声的恳求。他求的，不是活下去，而是我们，不要散了。

不知过了多久，抢救室的门开了。医生走出来，摘下口罩，对我们说：“病人暂时稳定了，急性加重。必须马上住院。”

我看着医生疲惫的脸，终于忍不住，蹲在地上，像个孩子一样，放声大哭。

第六章：阳台上的谈话

父亲在医院住了下来。

济南的冬天，医院里永远弥漫着一股消毒水的味道，混杂着病痛和焦虑。我们家的生活，被彻底打乱了。我和林薇轮流请假，白天在医院陪护，晚上回家照顾多多。我们很少说话，但彼此之间，却多了一种并肩作战的默契。

父亲的身体，在药物的作用下，暂时稳定了下来。但他变得更加沉默，大部分时间，他都只是躺在床上，望着窗外那片被楼房切割得支离破碎的天空。

一个周末的下午，阳光难得地好。我推着轮椅，带父亲到医院楼下的花园里晒太阳。

冬日的阳光，没什么温度，懒洋洋地洒在身上。我们俩谁也没说话，只有轮椅滚过石子路时，发出的轻微声响。

“磊子，”父亲忽然开口，声音有些虚弱，“那天……你们吵架，我听到了。”

我的心一紧，推着轮椅的手，停住了。

“爸，我们……”

他摆了摆手，打断了我。“别说了。我都知道。”

他转过头，看着我，阳光照在他满是皱纹的脸上，那些沟壑，显得愈发深刻。“是我……拖累你们了。”

“爸！你说什么呢！”我的鼻子一酸，“我们是一家人，什么拖累不拖累的。”

他笑了笑，那笑容里，满是苦涩。“我这一辈子，好强。在厂里，扛钢锭，抬铁水，我从来没输给过谁。我以为，我能扛一辈子。没想到，老了老了，倒让这口气，把我给憋住了。”

他剧烈地咳嗽起来，我连忙给他拍背。

等他缓过来，他抓住我的手，力气比我想象的要大。“磊子，听爸说。别卖房子。那是你和林薇辛辛苦苦挣来的，是多多的家。我这把老骨头，不值当。”

“爸……”

“也别去昆明了。”他看着远方，眼神悠远，“那里的天是蓝，水是清，可那不是我的家。我的根，在济南。就算是死，我也得死在这儿。”

他的话，说得很平静，却字字千钧。

“你妈走得早，我一个人把你拉扯大，没让你受过什么委屈。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不是拿了多少奖状，当了多少劳模，而是有你这么个儿子。”他顿了顿，声音有些哽咽，“可我……好像没教好你怎么当个男人，怎么当个丈夫。”

我再也忍不住，用力眨了眨眼，想把涌上来的热意逼回去。

“林薇是个好媳妇。”父亲说，“这些年，她不容易。你……你以后，要多替她想想。一个家，光靠孝顺是撑不起来的。还得有担当。”

担当。

这个词，像一把重锤，狠狠地敲在我的心上。

“爸，我……”我想说点什么，却发现自己说什么都显得那么苍白。

“行了，行了，知道了。”他又用上了他的口头禅。但这一次，这六个字里，没有不耐烦，没有拒绝，只有一种历经沧桑后的通透和释然。他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背，“我累了，推我回去吧。”

我推着他，往病房走。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我看着他佝偻的、瘦削的背影，忽然觉得，我那如山一般的父亲，真的老了。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林薇已经做好了饭。多多在写作业，一切都和往常一样，又好像有什么不一样了。

吃完饭，我对林薇说：“我们谈谈吧。”

我们坐在阳台上。没有开灯，窗外是济南城的万家灯火。

“我决定了，”我深吸一口气，说，“不卖房子，也不去昆明了。”

林薇看着我，没有说话。

“爸的意思，是想在家里。我们……就在济南，找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我明天就去公司申请，调去一个清闲点的部门，工资少点没关系，能有更多时间陪他。”

我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医药费的事，你别操心。我来想办法。我还有些积蓄，不够的话，我去借。总之，天塌下来，有我扛着。”

林薇静静地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她的眼眶，慢慢地红了。

“王磊，”她开口，声音带着一丝颤音，“你终于……长大了。”

我伸出手，把她揽进怀里。她在我怀里，卸下了所有的坚强，像个孩子一样，无声地抽泣着。

窗外的夜风，有些凉。但我抱着她，却觉得前所未有的温暖和踏实。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们这个家，不会再散了。

第七章：济南的冬天

父亲出院了。

我们把家里重新布置了一下，买了一台制氧机，还有各种各样的医疗器械。那个曾经充满生活气息的家，现在看起来，更像一个家庭病房。

生活进入了一种新的轨道。我每天的工作，就是上班，照顾父亲，陪多多。林薇承担了家里所有的家务，还要操心父亲的饮食。我们都很累，但谁也没有抱怨。

我们不再争吵，甚至很少高声说话。我们学会了用眼神，用一个默契的动作，去交流，去分担。

父亲的身体，时好时坏。天气好的时候，他还能在我的搀扶下，在楼下走一走。天气不好的时候，他就只能躺在床上，靠着制氧机呼吸。

他的话越来越少，但眼神，却越来越温和。他会看着林薇在厨房忙碌的背影，看很久；他会拉着多多的手，听她讲学校里的趣事，脸上露出孩子般的笑容。

有一天，林薇在给父亲擦身子的时候，父亲忽然说：“薇薇，这些年……委屈你了。”

林薇的手一顿，随即笑道：“爸，说啥呢。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父亲也笑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幕，喉咙发紧。我忽然觉得，我们家正在经历的，不是一场灾难，而是一场修行。我们每个人，都在这场修行里，学会了如何去爱，如何去告别。

家，有时候不是港湾，是需要缴停泊费的码头。而我们缴的，是时间，是耐心，是我们最宝贵的，也是最脆弱的感情。

冬天快要过去的时候，父亲的状况，急转直下。

他开始陷入长时间的昏睡。清醒的时候，也说不出话了。

一个下过雪的清晨，我起床，看到父亲的房间里，亮着灯。我走进去，看到他正睁着眼睛，看着窗外。

窗外，是济南城银装素裹的黎明。雪停了，天边泛起了一抹鱼肚白。

我走过去，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已经没有了温度。

他看着我，眼睛里，好像有千言万语。他张了张嘴，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我俯下身，把耳朵贴在他的嘴边。

我听到，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轻轻地，说出了他生命中最后一句话。

那句话，不是“磊子”，不是“多多”，也不是“林薇”。

他说的是：“下雪了……出工……”

我的眼泪，在那一刻，决堤了。

我仿佛看到了，几十年前，一个同样下着大雪的清晨，一个年轻的工人，迎着风雪，走向那座吞噬了他青春和健康的钢铁工厂。他的脚步，坚定而有力。

因为他知道，他的身后，有一个家，需要他去守护。

父亲走了。

葬礼很简单。按照他的遗愿，骨灰撒在了黄河里。

处理完所有后事，我们一家三口，回到了那个空荡荡的家里。父亲的房间，我们还保持着原样。那台制氧机，还静静地立在墙角。

那天晚上，我们谁也没开电视。

多多写完作业，跑到我身边，把一张照片塞到我手里。

“爸爸，你看。”

是我们在昆明石林拍的那张合影。父亲说不好看，让我删掉的那张。我没有删，一直存着。多多把它打印了出来。

照片上，我们四个人，笑得那么灿烂。连父亲那僵硬的笑容，此刻看起来，也充满了别样的温暖。

我看着照片，想起了昆明的蓝天，滇池的海鸥，也想起了济南的雾霾，父亲的咳嗽声。

那趟昆明之行，像一场梦。它没有治好父亲的病，却治好了我们这个家的病。它让我们撕开了所有伪装，看到了彼此最真实、最脆弱的样子。它也让我明白，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真正的远方，不在昆明，而在我们如何面对眼前这一地鸡毛的勇气里。

我把照片，小心翼翼地放进了父亲的那个铁皮盒子里，和他的军功章，和他写给母亲的信，放在一起。

济南的冬天，很长，很冷。

但春天，总会来的。

我想，这就是我，一个普通的济南人，带家人去了趟昆明，回来后，最想说的几句话。

来源：友爱面条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