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英国学者安东尼·金将对政治违法行为的科学研究称为“丑闻学”。他认为这是关于金钱、性和权力之间关系的研究。丑闻学家认为有三类人在玩“丑闻游戏”：违法者（制造丑闻的人）、媒体（将其公开）和反对派政客（要求对违法者实施政治或法律惩罚）。

英国学者安东尼·金将对政治违法行为的科学研究称为“丑闻学”。他认为这是关于金钱、性和权力之间关系的研究。丑闻学家认为有三类人在玩“丑闻游戏”：违法者（制造丑闻的人）、媒体（将其公开）和反对派政客（要求对违法者实施政治或法律惩罚）。

政治学家斯科特·贝辛格和布兰登·罗廷豪斯将丑闻设想为一系列的选择，不同行为体根据对他者可能采取的行动计算出自己的最佳选择。他们尝试推导出关于总统丑行的一般逻辑。

首先，假设被指控违法的总统有50%的可能性确实做了违法的事。其次，假设媒体公开了对总统的指控。接下来，总统有两个选择：“全盘交代”，交出证明自己是无辜或有罪的证据，或者“负隅顽抗”——否认一切。媒体也有自己的选择：接受总统所说的，或者去追究原委和着手调查。

贝辛格和罗廷豪斯认为，每一种选择都是基于总统或媒体对另一方行动的预期。以这种方式设想，丑闻的形成逻辑与其他任何战略互动是一样的：每一方都希望以最小的代价为自己争取最好的结果。

布伦丹·尼汉也尝试厘清丑闻的逻辑，他将其视为交互式游戏。尼汉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有些总统的违法行为成为丑闻，而另一些人则能安然无恙。他发现，很多时候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违法行为要么太小，不值得关注；要么太引人注目，最终不免成为丑闻。

尼汉指出，有趣的案例是那些处于丑闻中间地带的事件。是什么促使政治反对派从这些边缘事件中挖出丑闻？

尼汉的回答是，反对派要在总统脆弱性这个问题上赌上一把。一个广受欢迎的处于第一个任期的总统太强势了，不太容易受到攻击。丑闻要么不引人注意，要么反弹到试图煽动丑闻的反对派身上。不受欢迎或连任的总统更有可能丑闻缠身。因为公众要么不喜欢他们，要么对他们越来越厌烦，反对派因此能抓住所有错误行为煽风点火。尼汉的数据支持了这一观点，他的解释是，反对派的行为是理性的：丑闻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当目标对象软弱无力时，丑闻就成了特别有吸引力的武器。

政治反对派和媒体与丑闻有关的大部分行为都可以通过以下假设来理解：每个人都在做让自己效用最大化的事。但他们对违法者本身却没有什么好说的。如果违法者假定自己不会被抓到和受到惩罚，某种形式的丑行就是理性的，如为自己或朋友敛财，或者增加自己获得和保留权力的机会。

举个例子，人们可以构建一个关于理查德·尼克松“水门事件”的基于理性的叙事，核心是他希望保住权力。但是，不管怎样尼克松都会以压倒性优势赢得1972年大选，如果他想玩阴谋诡计，他完全有办法让行动远离白宫，或者干脆在事件爆发后以低成本认错的方式平息事件。当然，无论哪种选择都比不断掩饰的方法更合理，而这导致了尼克松下台和辞职。

当代最严重的三起总统丑闻都发生在身处第二任期的总统身上，因此不存在连任问题。尼克松赢得连任后，“水门事件”才引起公众的注意，里根的“伊朗门”事件和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性丑闻也是一样。

大部分分析都围绕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丑闻展开，该事件发生在民意能够充分表达的现代且延续一年之久，这给丑闻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数据。

然而，这些数据也让人感到困惑。克林顿在任期内被指控行为不当，媒体、政治反对派和极为强硬的特别检察官进行了全面调查，但克林顿的支持率仍然相当稳定。当众议院投票弹劾他、参议院对他进行审判时，公众对他工作表现的满意率仍为60%左右。为什么呢？

一种假设是，公众并不像克林顿的反对者所希望的那样，愿意进行全面的道德评判。党派之争当然是个重要因素，丑闻曝光后，64%的共和党人认为克林顿应该离职，而只有12%的民主党人和33%的独立人士持相同意见。

但是，起影响作用的不仅仅是应激的党派偏见。民调数据显示，公众对什么是好总统有微妙的看法。莱温斯基丑闻曝光后，克林顿作为道德领袖的支持率从此前的约50%跌至约30%。但是，另外两个关键方面（认为克林顿是一个能力强和富有同情心的领导人的看法）却没有受到丑闻的影响。

在公众是否支持总统的考量中，能力和同情心所占的评价权重比道德要高。另一发现也令人感到好笑：60%的民众认为，避免类似丑闻重演的最好办法是确保总统的私生活不被公开。

来源：领导文萃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