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围绕王羲之几件大事，有的正在探寻，有的尚未定论，有的成为历史之谜，如《兰亭序》书法的流传轨迹；如永和九年修禊的兰亭到底在哪里；如王羲之隐居金庭唐宋追叙资料的考证；如王羲之墓有原始记载，为何实体至今没有找到。

潮新闻客户端 陈侃章

王羲之是中国文化人物的标杆。

围绕王羲之几件大事，有的正在探寻，有的尚未定论，有的成为历史之谜，如《兰亭序》书法的流传轨迹；如永和九年修禊的兰亭到底在哪里；如王羲之隐居金庭唐宋追叙资料的考证；如王羲之墓有原始记载，为何实体至今没有找到。

上述所列，第三个问题正在溯源；第四个问题只要梳理文献，证之史策，考察实地，答案或能呈现，而这正是本文的重点。

王羲之像。

一、王羲之葬在诸暨苎萝山是最早且唯一的原始记录

南朝刘宋孔灵符《会稽记》对王羲之（303-361）墓葬有载，其文云：“诸暨县北界有罗山，越时西施、郑旦所居，所在有方石是西施晒纱处，今名苎罗山。王羲之墓在山足，有石碑，孙兴公为文，王子敬所书也”（此处所云“北界”以诸暨（越国）南部行政中心“句无”作为基点）。苎萝山原名罗山，又名纻罗山。如同书会稽土城山条又载明：“勾践索美女以献吴王，得诸暨罗山卖薪女西施、郑旦。”书中两次记到罗山，即诸暨苎萝山。

《会稽记》载王羲之墓，引自《太平御览》卷四十七。

《会稽记》作者孔灵符（？—465）是山阴人（今属绍兴），又名孔晔、孔皋。系孔子第27世孙。为会稽内史孔季恭（孔靖）之子。历任南郡太守、尚书吏部郎、会稽太守等职。《宋书》有孔灵符传。嘉泰《会稽记》卷二记述：“孔灵符，靖之子。为会稽太守，豫章王子尚抚军长史。”

《会稽记》相当于会稽郡官修志书。原书已佚。北宋《太平御览》卷四十七有收录。内容包括会稽、山阴、诸暨、永兴（今萧山）、始宁、上虞、余姚、剡（嵊县、新昌）等名下的山水和史事，所记与县别一一对应，不越县界。鲁迅《会稽郡故书杂集》亦辑录这些内容。

书中记到的孙兴公即孙绰（314—371），为王羲之好友，参加过兰亭修禊，王羲之写《兰亭集》前序，孙绰写《兰亭集》后序。孙绰文采，冠绝当世，尤擅碑文，如桓温、庾亮等权贵名士的碑文均出自其手。

王子敬即王献之（344—386），为王羲之第七个儿子，书法文章均功力了得，甚为王羲之钟爱。其名句“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广为传播。

《会稽记》载王羲之墓具体到这个墓在苎萝山脚下，可谓有节点、有墓冢、有碑石、有撰文者、有书法者，是王羲之墓地最早、最详细的原始记录。孔灵符为会稽太守时，距王羲之去世不久，他对王羲之的墓和碑的记录如此详情和清晰，当为其所亲见。墓由孙绰撰写碑文，由王献之书法碑石，这是碑文铭石的最高搭配，所以孔灵符在书中一一列明。

归葬诸暨苎萝山或是王羲之生前遗愿，因为王羲之常在诸暨苎萝山麓、浣纱江畔游玩，是他精神寄托的又一家园。王羲之所撰《诸暨帖》至今传世，“浣纱”摩崖世传为他手笔，唐宋有诗歌涉及，《越中金石记》及多本诸暨志书对此有载述。王羲之还有后裔在诸暨。陆游《早饭干溪盖干吉故宅》写到王羲之当年赴诸暨干溪寻找过三国方士干吉之事，为此陆游在干溪留宿了一晚。

王羲之《诸暨帖》。

二、王羲之真身墓记载的互相参证

不同时期的文献记载同一史事，是互相参证的重要资料。

孔灵符《会稽记》成书460年左右，与南宋嘉泰元年（1201）《会稽志》固然相距700多年，但两者多有相同之处，其中对王羲之墓记载大同小异。嘉泰《会稽志》在记述王羲之墓葬时，又根据墓冢现状略有调整。

嘉泰《会稽志》中王羲之墓出现两次：一是卷六“墓冢”载：“王羲之墓在诸暨县苎萝山，孔晔记云：墓碑孙兴公文、王子敬书也。而碑亡矣。”说明诸暨苎萝山王羲之墓还存在，但孙兴公所撰碑文、王子敬书刻碑石此时亡失了。二是卷九诸暨苎萝山下条，又再次提到王羲之墓葬，文如下：“《太平御览》云，罗山，今名苎萝山。山足有王羲之墓。孙兴公文、王献之书碑，今不存。”把王子敬的称呼换成王献之，山足王羲之墓葬依然，但碑石已经不存。既载王羲之墓葬重要元素的相同，又记因岁月沧桑墓体的相异，传承有序。不难明白，王羲之墓葬在诸暨苎萝山脚其时已有800多年历史。

南宋《嘉泰会稽志》记王羲之墓葬诸暨苎萝山。

嘉泰《会稽志》没有文字记到嵊县有王羲之墓，该志卷六记录了与王羲之或同时或稍后在剡的名人墓葬，如阮裕（326年在世）：“阮裕墓，在嵊县东九里”；戴颙（377—441）：“戴颙墓，在剡县北一里”；褚伯玉（394—479）：“褚伯玉墓，在剡县白石山”。王羲之墓其时如果有，与这些名人墓自会同记，且王的声望还要高于以上三人。

嘉泰《会稽志》卷十四列有王羲之传和其子王徽之、王献之传，也均没有王羲之墓文字涉及。

嘉泰《会稽志》卷十三，同时记录山阴和嵊县王右军宅：“王羲之宅，在山阴县东北六里，旧传戒珠寺是也。旧经云：羲之别业有养鹅池、洗砚池、题扇桥存焉。今寺有右军祠堂。既谓之别业，则疑宅不在是。或云嵊县金庭观，乃右军旧宅，尝舍读书楼为观，在县东南七十二里孝嘉乡。今观之东庑，有右军肖像及墨池、养鹅池。”又对山阴、嵊县的王羲之古迹点出了各自位置。显然，嵊县金庭若有王羲之墓，也会参照以上这种方式记述，因为官修志书是有格式的。

唐代王师乾《王右军祠堂碑》（又名《王羲之碑》）写到王羲之去世的地点和年龄：“春秋五十有九，卒于会稽之里第。”并没有认为王羲之逝于金庭。

上述内容提供了双向视角，既看到了这个时期有哪些古迹，又有哪些古迹在这个时期并不存在，这是重要的比对信息，具历史还原价值。

三、《剡录》始见嵊县“王右军墓”当是纪念冢

《剡录》是嵊县的县志，在嘉定七年（1214）成书，比嵊县所归属的绍兴府志——嘉泰《会稽志》迟13年问世。

《剡录》卷四末尾处始见王右军墓简单文字，实录如下：“王右军墓，在县东孝嘉乡五十里。”查《嘉泰会稽记》卷十二记载，孝嘉乡在嵊县东七十里，金庭乡在嵊县东四十五里，而现今金庭王右军墓地与《剡录》所记乡名不相一致。是墓址迁徙或乡的区域调整？仍待考证。

《剡录》所记同时期名人墓都直用姓名，如“阮裕墓”“戴颙墓”，对戴颙墓记载尤详。而将王羲之墓地以“王右军”官职称，这一称呼的改变，实际是代际时差的体现。

《剡录》编撰者高似孙（1158—1231）进士出身，曾为会稽县主簿，后随父隐居嵊县，他不可能不知道嘉泰《会稽志》等文献对“王羲之墓在诸暨”的表述，在《剡录》中他没有说“王右军墓”是根据什么文献追记，也没有说明这是纪念冢之类。王羲之与王右军虽然是同一人，但《剡录》写作“王右军墓”与《会稽志》作“王羲之墓”是很有区别的。这是《剡录》编撰者之意，还是新设立的墓名本就如此？

再查《剡录》卷三所列王羲之传，写到了“剡金庭观，称右军故宅，有书楼、墨池。”并没有王右军墓的文字。而同卷所列阮裕传，在传末写明“卒葬剡山。”在褚伯玉传中，写明卒后“葬楼所”。这又是同类信息的对比。

《剡录》卷四写到金庭观有“王右军书楼、墨池。”卷五有沈约《金庭观碑》、裴通《金庭观晋右军书楼墨池记》。卷七写到：“金庭观有右军书楼、墨池，旧有羲之像。”卷八写到金庭观“旧为王右军宅，东庑设有军像，有书楼、墨池、鹅池……右军舍宅为观、初名金真馆，又改金真宫。”也都没有“王右军墓”文字。

纵观《剡录》全书十卷，反复记到王右军及古迹多次，如王右军书楼、金庭观、墨池、羲之像等，但再无王右军墓其他印证。

1214年成书的《剡录》首记金庭“王右军墓”，距361年去世的王羲之已850多年，不难推算，约相当于今人首记南宋初期某位名人墓葬，已望之远邈。

参之历代文献和《剡录》不同寻常的低调，可能的情况是，金庭是王羲之后人重要聚集地之一，为与先辈遗迹相连，后人在此增建王右军纪念冢，以缅怀先人。再根据官修嘉泰《会稽志》没有王羲之墓，到嘉定《剡录》首次出现“王右军墓”文字，这一纪念冢建立时间当在1210年左右。

古代名人真身墓、衣冠冢、纪念冢分葬各地，不足为奇，如诸葛亮、狄仁杰、李贺等，而苏洵、苏轼、苏辙的真身墓与纪念冢异地分葬就更典型。当地志书如对这些情况不作说明，而是笼而统之，时间一长，后人就难以分辨。

实际上从《剡录》对与王羲之大致同期的名人墓冢记载细节上，也基本可以判断：金庭“王右军墓”非王羲之真身墓。如唐宋文人写嵊县王羲之古迹诗文不少，但没有一首一篇涉及王右军墓，仅明清时期出现了寥寥几首，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已讲到，即唐宋大多时间里没有王羲之墓地，而这些都是重要参证。

嵊州地方志办公室所编《王羲之金庭岁月》（金向银、金午江著，方志出版社2010年12月版）也认为金庭王右军墓并非真身墓，该书第34页至35页写到尚杲《瀑布山展墓记》所记：“未明言是王羲之真身墓……那么王羲之的真身墓在哪里呢？或许至今还是一个谜。”浙江省文物局也是此意，1985年8月19日浙江省文物局《对提案的复函》中写到：“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派员对该墓进行过实地勘探。由于确切的资料不足，且该墓……遭严重破坏。我们意见，目前暂缓向省府推荐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复函以浙江省文物局文件（85）浙文物58号形式发出。

浙江省文物局文件（85）浙文物58号。

四、明清家乘志书使王羲之墓复杂化

前已述，关于王羲之墓自南朝《会稽记》至南宋嘉泰《会稽志》，其间历经多个朝代，七八百年时间，多本史策地志口径始终如一：王羲之墓葬在诸暨苎萝山脚。再没有他说。然而到了明清家乘志书，则趋复杂化，主要如下：

1、明万历《绍兴府志》卷二十·墓载：“诸暨王右军墓，孔晔《记》曰：在苎罗山。孙绰作碑，王献之书。碑已亡久。或云在嵊金庭山，或云在会稽云门山。《智永传》云：欲近祖墓，便拜扫，移居云门寺，则在云门者近是。然云门今无迹也。永师为右军七代孙，云门或其别祖墓耳。”虽然还是记在诸暨苎萝山为主，但有或在嵊县金庭山、或在会稽云门山之说，多出了两个墓葬之地。又把《会稽记》原文的“王羲之墓”表述更改为“王右军墓”。

2、清雍正《浙江通志》卷二百三十八诸暨县条记述：“晋右军将军王羲之墓。《绍兴府志》孔晔记云：在苎萝山，孙绰作碑，王献之书。碑亡已久。（墓）或云在嵊金庭山，或云在会稽云门山。《智永传》云，欲近祖墓，便拜扫，移居云门寺，则在云门者近是。然云门今无迹也。”该志写明这是从万历《绍兴府志》移植而来。

3、清乾隆《诸暨县志》卷三对王羲之墓如此记述：“《太平御览》，罗山今名苎萝山。山足有王羲之墓。孙兴公文、王献之书碑，今不存。”书中依然用“王羲之墓”表述。

4、尚杲《瀑布山展墓记》文在清康熙年间显现。康熙三十七年（1698）所编《金庭王氏族谱》，收有隋大业七年（611）吴兴永欣寺沙门尚杲所写《瀑布山展墓记》。该文首见于康熙年间王氏族谱，其时距王羲之去世（361）已1300多年。此前录王羲之嵊县遗迹的唐《艺文类聚》《全唐文》，两宋《会稽掇英总集》《会稽三赋》、嘉泰《会稽志》《剡录》等史册地志，都没有尚杲此文，也就是说，在唐宋时期写到王羲之金庭书楼、墨池等遗迹的官修民间史书地志，没有尚杲此文收录。尚杲其人也无从考释。再查《晋书·王羲之传》、唐《金庭观晋右军书楼墨池记》、唐王师乾《王右军祠堂碑》（一称《王羲之碑》）、宋汪应辰《金庭王氏族谱序》及宋明清的金庭王氏族谱序跋，这些文献对尚杲《瀑布山展墓记》也没有影踪。此期间如果真有隋代尚杲之文，这么重要的文字，这么长时间的跨度，不可能不见到。清康熙王氏族谱是这一隋朝文献之源（尚杲此文落款日期亦误），这一千多年后出现的孤证，没有其他资料可作印证。考证中对文献的真实性、参证性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篇颇有问题的文献。

退一步说，即使相信尚杲此文真实存在，关联问题随之产生，其一，嵊州市地方志办公室所编《王羲之金庭岁月》第34页也认为，尚杲并未找到王右军墓：“尚杲来金庭，在瀑布山下荆棘中找到的只是一个似墓非墓的小丘，未明言是王羲之真身墓。”“这个荆榛之麓的小丘，可能是早已有的王氏后裔祭拜王羲之的衣冠墓。尚杲于此‘立志石，作飨亭’，这就是我们今日看到的这座王羲之墓亭的旧址。”其二，即以尚杲此文落款611年推算，也远迟于南朝孔灵符（？—465）《会稽记》所记王羲之墓在诸暨苎萝山，孔所记比尚杲至少早150多年，何况《会稽记》是会稽太守纂修的志书，具有原始性，又为官修《太平御览》收录，特别是嘉泰《会稽志》对诸暨苎萝山王羲之墓葬作了现状描述。

5、清乾隆举人诸暨冯至编撰的《允都名教录》卷三，有《王右军墓》词涉此事，全词如下：“右将军墓长山麓，孔灵符记人人读。孙文献字秋阳暴，文字销磨断碑昏。后人移墓入云门。入云门，长山之麓今无存。”冯至的观点：王右军墓后人或许移葬会稽云门，如今诸暨长山（苎萝山主脉）麓墓已不存。或有可能，苎萝山王羲之墓此时或已被盗，或荒芜湮没，或发生其他意想不到的情况。

五、嵊州金庭王右军墓现状

查看了大量王羲之的文献资料后，笔者与好友相约赴金庭实地考察。借同伴之光，嵊州市现任和老领导携嵊州市地方志研究室、档案（局）馆、金庭镇及文物保护处主要负责人参与了接待讨论。我们察看了金庭观、王右军墓、右军祠、华堂村，又查阅了康熙和光绪年间修的《金庭王氏族谱》，受赠了嵊州市研究王羲之的书籍资料，获益匪浅。

嵊州市在王羲之研究中做了很多工作，深受社会好评，他们希望广采博收王羲之的研究成果，而关于王羲之真身墓就是其中重要一环。

现嵊州金庭王右军墓。

察看王右军墓碑和资料可知，金庭王右军墓是明朝弘治十五年（1502）建立，距今500多年，正面“晋王右军墓”碑额题写，符合明朝风格。其间历经风霜，屡毁屡建。现王右军墓是近期修复。

笔者又请好友，省文物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查阅了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对王右军墓的考察意见。他告诉我，省文物研究所综合评判后认为，现金庭王右军墓不是真身墓葬。

探讨王羲之真身墓，或可为王羲之文化研究添砖加瓦。金庭王羲之文化积淀深厚，无论王羲之真身墓在何处，对金庭王羲之文化的地位和影响并无损害，反而更能说明王羲之文化的多元和历史价值。

其实，名人的墓葬都有自己的存亡轨迹，或存或亡处决于时也势也。即使迟至北宋时期河南郏县的“三苏坟”（即苏洵、苏轼、苏辙），在好长一段时间内都存在真伪争论。与四川眉山的苏坟山相比对，河南郏县所葬是苏轼、苏辙真身墓，苏洵则是元朝添筑的纪念冢；而四川眉山苏洵是真身墓葬，“二苏”则是纪念冢，凑成“三苏”墓多是纪念意义，历史价值就稍逊了。

沧海桑田的变迁，历史风云的沉浮，要发现王羲之真身墓实难乎其难，如能找到，也只有等待奇迹发生。

《文史知识》2025年第9期陈侃章《王羲之真身墓考释》。

来源：钱江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