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心脏监护仪上划出了一道平稳的直线，周恩来跳动了78年的心脏停止了。9日凌晨，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委员会和国务院发布的讣告以及毛泽东在内的107人治丧委员会名单。

文：历史可叹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心脏监护仪上划出了一道平稳的直线，周恩来跳动了78年的心脏停止了。9日凌晨，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委员会和国务院发布的讣告以及毛泽东在内的107人治丧委员会名单。

周总理逝世的消息传遍全国，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等处下半旗致哀。总理去世后，治丧规格被设定为：时间两天，遗体告别人数2万人，地点在北京医院太平间；吊唁时间三天，人数限4000人，地点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追悼会5000人，地点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

当安详的周总理静卧在以君子兰、马蹄莲为主的鲜花丛中，遗体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的党旗，旁边摆放着邓颖超送的花圈，上款写到“悼念周恩来战友”下方落款“小超哀献”。

1月10日上午9点，告别仪式正式开始，与周恩来有50多年战斗友谊的朱德委员长看到周恩来的遗体时，泪流不止，他步履缓慢，久久不肯离开。临走时，向总理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国务院各部部长与邓颖超一同守灵，而来此悼念的群众远远大于规定人数，每天超过15,000人。很多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上了花圈，久久伫立，不肯离去。

1967年2月，长期通宵达旦工作，缺乏睡眠，周恩来被查出患有心脏病。周恩来秘书处的十几位工作人员也因为精简机构陆续从周恩来身边调离，到1968年，周恩来身边只剩下两个秘书，一为钱嘉东，二为纪东。

周恩来曾对来访的外宾笑着说“我现在只有两个秘书，其他都支工支农了，每天24小时，一个人得工作12小时，我不能不让他们休息，晚上我让他们走，有些事情我就得自己写、自己办。”

此后，周恩来心脏数次出现异常，经常需要吸氧，办公室外一直有医生和护士守候，随时做好抢救准备。

1972年5月19日晚，周恩来保健医生张佐良发现在周恩来的尿液中存在4个红细胞，张佐良急忙给我国著名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打了个电话，向他通报了总理尿常规中发现的问题，吴阶平说“张大夫，您想办法再多复查几次小便常规，建议你们请病理科专家作尿细胞学检查。”

由于周恩来长期关心患有恶性肿瘤的中央领导人，因此懂不少的医学知识，如何说服他接受检查成为张佐良的当务之急。他彻夜难眠考虑了两天，做好准备后，向周总理请示“总理，这次小便化验发现几个红血球”。

总理并没在意，问道“有多少红血球，有问题吗？”

张佐良“有4个红血球”。

周总理提高嗓门“小便里有几个红血球，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张佐良“总理，不是发现几个红血球觉得大惊小怪，应该把尿中发现红血球的原因搞清楚”。

在张良佐的不断坚持下，周恩来进行了第二次抽样检查，结果却发现红血球数量提升为了8个。短短三天时间内，红细胞数量增加了一倍！很快，尿细胞病理学检验报告上出来了，上面赫然写着：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

当医疗组成员看到这九个无法更改的字时，心情异常沉重，他们怎么也无法相信癌症会发生在敬爱的周总理身上，于是赶紧向党中央作了书面及口头汇报，并立即成立专家组进行进一步核实。

在此期间，周恩来的工作实在太忙，抽不出时间做进一步检查。直到1973年1月13日，在周恩来上厕所时，突然出现了大量鲜红色的血尿，将整个马桶水染成了红色。

张佐良被紧急叫了过去，发现周恩来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即使听到张佐良进来，也没问任何问题。

张佐良赶紧建议“总理，您先服一点安眠药睡觉，我马上请吴阶平院长和卞大夫来一起商量诊断及治疗问题”。

周恩来只回复了两个字“好的”，然后就躺到了床上。

此时已经无法回避周恩来患病的事实，医疗组先将癌症信息通报了邓颖超，邓颖超说“这几天总理实在太累了，应该让他多睡几个好觉。”

但即使这样，直到3月10日，周恩来才最终放下手头工作，来到305医院做了全面检查，最终确诊为癌症复发，必须住院治疗。住院期间，周恩来依然边工作边治疗，没有因为病情增加一点休息，也没有因为病情减少一点工作。

1972年7月，周恩来发生过两次心绞痛，一次伴有早搏，同时脉搏加快，脉压差较大，由此出现动脉供血不足情况。

11月11日，中南海门诊部对周恩来心脏病进行会诊，得出的情况是：病情较为严重，需要格外注意。

据有关统计显示：1973年1月至5月周恩来工作量每天12~14小时有9天，14~18小时有74天，19~23小时有38天，连续工作24小时有5天，此外参加中央各种会议21次，外事活动54次，其他会议和谈话57次。

由于过度劳累，周总理的病情再次加重，在此期间他不断通过输血和治疗坚持工作。

1974年3月11日到15日，周恩来出血症状更加严重，时常有血块堵塞，甚至出现连续10分钟排不出尿来，这在别的病人身上并不常见，医疗组确诊为癌症转移。

1974年6月1日到1976年1月5日，周恩来一共做了大小手术十几次，平均时间为40天一次，其痛苦程度可想而知，面对病痛的折磨，周恩来对张佐良说，“你们先不要急，先让我忙过这一段再说，查出癌症又有什么办法，我这么大岁数了，能不能多忙几天，多处理这件事就可以了”。

住院时，周恩来还找到日坛医院肿瘤科的大夫李冰。李冰见到周恩来后，以为他要咨询疾病相关问题，可没想到周恩来第一句话却是“云南锡业公司矿工肺癌发病很高，这件事你知道吗？”

李冰回复“知道一些”。

总理问“知道了为什么不去？你赶快去！”

李冰连忙点头答应，出了病房，她忍不住哭了起来，一位马上就要做手术的老人，生死关头，心里还在想着人民。

在病床上，周总理依然关心百姓的安危冷暖：

当他看到甘肃定西和庆阳地区遭受旱灾，造成老百姓缺衣少食的报告时，内疚地流下眼泪，做出批示：必须立即予以解决。

当他看到山西山村的食盐价格比城市还要贵一分钱的群众来信时，立即作出批示：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让山区的群众吃上盐。

当他听到辽宁营口发生强烈地震的消息时，批示：立即通报表扬作出地震预报的有关单位，建议派代表团到灾区慰问受灾群众，鼓励他们自力更生、重建家园。

当他得知华国锋要前往参加西藏自治区参加成立10周年活动时，他特意叮嘱“请带去对西藏人民的问候以及养蜂促农的科教片，希望当地干部重视发展经济，搞好群众生活”。

在周恩来眼中，群众事、无小事，他愿意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心连心，著名作家冰心说，“周恩来付出的爱，最多所以他得到的爱也最多”。

毛主席十分关心生病的周恩来，关于周恩来的病情以及治疗检查方案都要随时汇报给毛泽东，毛泽东说“周恩来的身体状况要严格保密，不开刀，营养要搞好，睡觉要搞好。”并批示：“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保密是害怕增加周恩来的思想负担。不开刀是因为做手术风险大，周恩来年龄大了，心脏不好，毛泽东特意提到“开刀不一定比不开刀好，尽量通过中药的方法来控制病情，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是也开刀死了吗？”

可周恩来的病情已经严重到必须开刀的关键时刻，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征求毛泽东的同意，信中写道“现在生了肿瘤，不管它良性或者恶性，除了开刀取出外，别无其他治疗方法，政治局常委四位同志已听取了医疗组的汇报，看了照片和录像电视，同意实行开刀手术，并将报主席批准，我因主席对我病情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在不安，故将病情经过及历史造因说清楚，务请主席放心。”

周恩来还特别附加了一封信交给毛泽东秘书张玉凤，叮嘱她“在主席休息好后再读给主席听，一切托你酌办，千万不要干扰主席太多”。

当时，毛主席的身体健康也出现了问题，周恩来不愿因自己的病情影响到毛泽东的健康和休息，而当张玉凤把周恩来的病情报告念给主席听时，毛泽东说“有几天睡不好觉，十分惦记恩来”。

周恩来住院后，邓颖超陪伴在周恩来身旁，她说“从感情上说我个人非常难过，但我是个党员，要执行党交给我的任务。我对医疗不太了解，只能从政治上、生活上使总理得到一些鼓舞和安慰，总理的病能够抑制一下，维持时间长一些，多为党做几年工作就满足了”。

有一天，周恩来对邓颖超说“我肚子里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邓颖超回复“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但最后他们都选择了把这些话埋在心里，没有说出来。

从1925年结婚以来，周恩来和邓颖超度过了51年的婚姻生活，感情十分深厚，邓颖超说“革命几十年，我们出生入死，艰险困苦，患难与共，悲喜分担，有时战斗在一起，有时分居两地，无畏无私，在我们的革命生涯里，总是坚定的、泰然的、沉着地战斗下去，我们的爱情经历几十年也没有任何削减”。

1975年6月9日，周恩来提出要同邓颖超一起去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贺龙元帅的骨灰安放仪式，并亲自致辞。当时，周恩来连续向贺龙一下鞠了七次躬，他为没有保护好这位患难与共的战友，感到愧疚。

1975年10月24日，周恩来又进行了一次手术，而在另一边，毛泽东的病情也加重了。毛泽东的眼睛白内障严重，右眼重左眼轻，不得不由广安门医院眼科大夫唐由之对其做手术，手术前，周恩来不顾病体，和邓小平一同守在室外，大汗淋漓，当他听到毛泽东手术成功时，他长出了一口气。

毛泽东还曾为总理送去一个类似儿童游泳圈的坐垫，毛泽东晚年病重，长时间坐着不动，难免要生褥疮，因此他自己有一个儿童游泳圈的坐垫，当周恩来得病后毛泽东也想到总理一定也需要一个，于是病人照着样子也做了一个送给总理，两人始终牵挂着对方。

在第四届人大委员会人事安排上，毛泽东多次强调“总理人选还是周恩来。由他和各方商量提出一个人事安排的名单”，随后周恩来提议邓小平做第一副总理兼总长，获得了毛泽东的肯定，由此在十届二中全会上补选邓小平为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副主席并重申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周恩来通过自己的努力，想让邓小平成为自己的接班人，继续为人民服好务，站好岗。而邓小平则指示医疗组：要让总理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可面对癌症的不断扩散，医疗组也只能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手术来维持周恩来的生命。

周恩来的体重由原来的130斤下降到只有几十斤，他无法下床，更无法走路。

罗马尼亚党中央书记伊利那是周恩来会见的最后一位外宾，他对伊利那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时间过得真快，10年前我到加布罗斯特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时，也没穿大衣，步行了4个多钟头，现在我告诉你，我连4分钟也走不了了。”

周恩来在生病期间曾十分痛苦，他每咽一口饭都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不断地滚落，为了国家和党的大局，他坚持多活一天是一天，他对身边的同志说“我能多吃几口，来给我数着”。

每咽一口，他就念到“一”，再咽一口，念到数字“二”，就这样，他一天也只能吃一二两饭。

此刻，他的爱人邓颖超也同样遭受着高血压和眼睫毛下水肿出血的折磨，但邓颖超依然保持着往日的镇定和坚强，不给周恩来增加任何的思想负担。

1975年12月中旬，周恩来已经无法进食，完全靠输液维持生命，癌症细胞不断扩散导致剧烈疼痛，让他时醒时睡，为了减少痛苦，医生不得不使用安眠药和止痛针。

12月20日早7点，周恩来正在发着高烧，用微弱的声音叫来了对台湾工作的罗青长，进门前，邓颖超提醒罗青长“恩来病的很重，你要有思想准备，见了他不要太难过，一定要克制，他对外面的情况不太了解，你多听他讲”。

可当周恩来说道“青长同志，想不到我一病竟然变成了这个样子，今天还能见到你”，罗青长热泪盈眶，声音哽咽，他说“总理啊，党、政、军的同志都问候您，全国人民都关心您，大家都希望你早日恢复健康”。

周恩来挣扎着喝了几口水，可身体已经无法支撑谈话，他说“让我休息10分钟，你等一下”。

罗青长赶紧让周恩来休息，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十分钟、一个小时，到了下午一点，周恩来苏醒过来，但神智仍然不清醒，他说道“我十分关心台湾的情况，关心台湾的同志和朋友”

罗青长点头答应，十分不舍地向周恩来告别，他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是永别。

12月底，周恩来精神好了一些，他说“小超啊，我这脸不知道成了什么样子，真想请朱师傅来帮我清洁一下”。

秘书在旁边赶紧说道，“那我马上去请朱师傅”。

周恩来想了想摇了摇头，“老朱给我理了二十几年发，看到我病成这样，他会难过的，还是不要让他来了”，身边的同志们听到这些话，心中一阵酸楚，转过脸去。

朱师傅名叫朱殿华，是北京饭店的理发师，他给周总理服务了20多年，但周恩来工作繁忙，只有接见外宾时才会派人把朱师傅接到家里，每次见到朱师傅，他总会说“老朱，又让你跑一趟，该耽误你的工作了”，理完发后，也总会说一声“谢谢！”

病情加重后，周恩来无法下床，所有的日常起居和大小便都需要别人帮忙，但他从来不让女护士为他帮忙，邓颖超说“这是她们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呢？再说，你可以把她们当成你的孩子一样”，但是周恩来却说“男女有别，我们需要尊重女同志”。

周恩来还特地叮嘱医务人员“现在对癌症治疗并没有好的方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好好研究一下，能为国家的医疗事业做出一点贡献，我很高兴”，邓颖超知道后也对医务人员说，“在他弥留之际想到的是死后还要如何为人民服务，你们要支持恩来的这一行动”。

周恩来去世之前，他已经考虑到如何处理身后事。1956年，中央作出人死后实行火葬的决定后，周恩来就和邓颖超相互约定：要把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撒到土里和水里，这不仅是思想观念的巨大转变，也是移风易俗的重要改革。作为领导人，我们要坚决地执行。

赵炜和邓颖超

周恩来为此特意对邓颖超的秘书赵炜说“我的骨灰不要保留，拿去做肥料，不要增加活人的麻烦和负担，也许还可以起点为人民服务的作用。”周恩来害怕邓颖超反悔，特意找了一位监督者。

1月7日，医生们尽了最后的努力，周恩来向吴阶平等大夫说道“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成为了周恩来生前的最后一句话。

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永远闭上了眼睛，上午10点，当工作人员正给躺床上的毛泽东念着文件时，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走了进来，告诉了他周恩来逝世的噩耗。

毛泽东听后点了点头，一言未发，过了良久，他眼神涣散，盯着天花板喃喃自语，“走了，他也走了”，说完潸然泪下，泪流不止。

周恩来死后，邓颖超向中央领导转述了，当周恩来的生命终结后，邓颖超没有向组织提任何个人要求，反而向前来慰问的中央领导转述了周恩来生前的三个要求：

1、死后火化，不保留骨灰，将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

2、还能正常穿着或者平日里穿着较少的衣物赠予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能穿得一定要烧毁，不要留作纪念，搞纪念馆等特殊化的事情，其余有价值的物件全部上交国家。

3、不要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

当时天气寒冷，周恩来认为丧事应该从简，避免浪费过多的人力、财力，这样也能让群众少受一些冷，死前还在考虑群众感受，这便是周恩来真实的想法。

经过工作人员的计算，周恩来、邓颖超两人一共结存了5709.80元，这笔钱全部交给了中央特会室，1992年邓颖超逝世后，她又积攒了5437.15元，再次捐献给了中央。

当邓颖超说完，李先念首先提出“对总理不能不搞追悼会，今后如果不搞追悼会，现在也不能拿总理开刀，这是违背民心的事，我们无法向人民群众交代”。

邓小平也说“我同意先念的观点，追悼会一定要开得”。随后大家统一意见：告别追悼会需要开，此事也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

1月9日晚11点30分，朱殿华师傅为周恩来进行了最后一次刮胡子，他边刮边哭，刮在脸上痛在心里，元旦前，他就无数次提出请求，要为总理理个发，修修面，让他开开心心过个新年，可没想到再见面已是天人永隔。

1月11日下午4点40分，周恩来的灵车从北京医院开出，四周挂满黑黄色的摆幛，上面垂着白花，庄严肃穆，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几十里长街上，伫立着上百万群众，其中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怀抱襁褓的妇女，很多人臂戴黑纱，胸佩白花，为总理送上最后一程，此时哭声响成一片，代表着人们对总理无限的思想。

在八宝山，邓颖超再也无法抑制亲人离别的痛苦，她俯身在周恩来遗体的水晶棺上，痛哭不止，此时的周恩来依然穿着那件已经起毛边儿的灰色法兰绒中山装，看上去那样的安详镇定。

晚上10点30分，周恩来骨灰送到了劳动人民文化宫，邓颖超怀抱骨灰盒缓缓走上台阶，安放在了早已布置好的吊唁大厅里并三鞠躬。

重病中的毛泽东始终关注周恩来的悼念活动，当中央定好了追悼会参会人员，张玉凤内心十分渴望毛泽东能像4年前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那样突然决定参加，他还曾提示主席“主席，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可是伤感的毛主席一只手举着还没放下的文件，另一只手拍了拍微微翘起的腿，痛苦而吃力的说道“我也走不动了”。

此时的毛泽东身体已经非常虚弱，无法到现场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这也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

1月15日下午3点，周恩来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隆重举行，5000人到场默哀，，当邓小平宣读悼词“全军、全党、全国人民为失去我们的总理感到深切的悲痛”时，现场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

当晚7点，邓颖超颤抖着捧起周恩来的骨灰盒，眼含热泪的说道，“恩来同志，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安息吧”。

19点50分，几辆不起眼的车辆载着周恩来的骨灰抵达东郊的通县机场，罗青长和中组部部长郭玉峰，周恩来生前卫士张树迎，高振普4人各抱一包装有总理骨灰的白布口袋，在空军领导干部的护送下上了飞机。

20点15分，邓颖超目送飞机离开，消失在眼帘之中。这4包骨灰按照总理遗愿洒在祖国的大好河山中。

第一包骨灰撒在了首都。1918年，留日归来的周恩来与父亲在北京团聚，那时是他最快乐的日子，从此之后始终为全国人民奋斗。建国后，更与首都人民朝夕相处，情深似海，骨灰洒在这里，代表他与首都人民心连心，心贴心。

第二包骨灰洒在了密云水库。北京常年缺水，为了修建密云水库，周恩来颇费苦心，他不仅现场勘查选址， 还亲自督导，20多万建设大军经过将近两年时间的艰苦努力，以3000多万立方米土石方的工程量，动迁5万多移民，终于建成了可蓄水43亿多立方米的密云水库，造福一方。

第三包骨灰洒在了天津海河入海口。周恩来曾在天津读书5年，与天津结下不解之缘。这里是他革命起步的地方，也是他与邓颖超相知相爱的地方，因此他对天津多了一份感情和热爱。

第四包骨灰洒在山东滨州黄河入海口，黄河入海口代表着周恩来想把他的骨灰带到台湾海峡，他生前一直关心台湾同胞，期盼着祖国的早日统一。

总理走了，带着对新中国的无限眷恋；总理没走，他和祖国的大好河山融为一体，看着现如今越来越强盛的祖国，他一定会很满意的。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共和国的好总理——周恩来。

来源：千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