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自由主义者要求市场化，是资本自由的市场化，是拒绝国家干预的市场化。他们说，只有这样市场才最有效率；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发展。但是，以张维迎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的徒孙，面对他们鼓吹的美西方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市场经济，越来越颓废，越来越窘迫。他们的论点失去了佐证，更无

本文主要讲社会资本。综合卢麒元先生观点，以及自己的思考，谈国家资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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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自由，就是人民的枷锁。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包括在执政党内培植代理人，以完成对政治利益的索取。这是少数人与多数人的问题，是两种道路、两种制度的问题。

新自由主义者要求市场化，是资本自由的市场化，是拒绝国家干预的市场化。他们说，只有这样市场才最有效率；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发展。但是，以张维迎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的徒孙，面对他们鼓吹的美西方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市场经济，越来越颓废，越来越窘迫。他们的论点失去了佐证，更无法解释中国崛起。最近几年，他们的声音消停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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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张维迎之流一直蔑视和要改变的，是我们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包括弗里德曼，以及芝加哥学派在中国的信徒们，一些所谓首席经济学家，他们都是资本财团的马前卒，推销新自由主义为中国制造路径依赖。在前苏联，他们获得成功。在中国，他们如法炮制。

佐力克 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宪法规定，中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要服从人民民主专政，包括资本，而不允许资本僭越人民权力，谋求资本专政。

如果把资本作为一种主义的话，只要利润，可以不讲对错，不讲好坏；也不讲上下，不讲左右。但是，我们利用资本，应该考虑给资本“画红线”，让资本服务于国家制度道路，服务于人民民主专政。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什么量级，应该有规范。就就是卢麒元先生说的，国家资管。

抛开政治去谈经济学，是无本之木。

有善有恶意之动，为善去恶是格物。

为什么要为善去恶？为什么要格物致知？因为我们有分别心。我们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为人民服务是根本宗旨。

这是我们的立场，是最大的政治。国家和人民立场，决定我们的观点和方法。

极左，主张消灭社会资本，刻舟求剑，期望回到已经被证明走不通的“一大二公”；极右，主张消灭国家，消灭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消灭公有制资本，让社会资本专政，或是无政府主义，一种否定党的领导的极端自由主义。极左和极右，越过了边际，谬以千里。或者说，不符合中国国情，不符合人民利益。

中庸其至矣。遵道而行，才会有不朽基业。

其实，国家治理的本质，就是这个道理。说到底，就是人民性多一点还是少一点的问题。国家失去了人民性，就必须要有所的回归。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向资本课税，其实就是国家资管的表现形式。而那时的中国，正在通过革命回归人民性和社会性。

当然，资本是逐利的，资本主义换个说法，就是资本利益最大化。跟资本主义谈人民性，无异于与虎谋皮，比较滑稽。除非，资本专政遇到危机，难以为继。所以，所谓资本主义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我认为是假说。

社会主义，就要社会利益最大化。换句话说，是多数人的利益最大化。社会主义要发展好，必需管控资本，管好资本利得，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边际效应的拐点，就是中庸。

私有化，市场化，资本化，国际化。这是新自由主义给中国发展设定的思维模式。中国自己探索发展模式，他们就在前方挖坑。只有把中国干掉，他们才能渡过危机。

管理资本要靠代理人，也就是各级干部。干部要为人民服务，而不能为资本服务，更不能被资本收买而成为资本集团的附庸。如果官僚与资本媾和，就必然导致公权力私用，形成对人民主权的僭越。所以，管好资本，首先要管好各级干部手中的权力。十八大之后，持续的反腐败斗争，目的就在于此。

军队、法庭、监狱，是国家机器，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手段，必须服从于人民政权，而不能服从于资本，不能被私有化。

媒体平台，涉及舆论传播和意识形态。为了提升传播的深度和广度，社会资本可以介入解决手段和效果问题，但绝不能放任资本操控舆论，互联网不允许存在法外之地和舆论飞地。在平台算法大数据方面，在平台内容监管方面，必须给有舆论动员能力的商业平台，给进入这些平台的社会资本立规矩。

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行业领域，如交通、电力、供热、供水、电信，以及教育、医疗等，天然具有垄断性，涉及全体国民的基本生活，只能以社会效益为重，以社会公平为重，而不能利润最大化，不适合社会资本进入，搞私有化和市场化。目前，教育和医疗的产业化，已经显现出很多弊端，大家看的很清楚。

上面这些，应该作为私有化和市场化的红线。

还有，资本化和国际化的边际。比如，房地产行业、互联网行业和金融行业的资本利得。房改，本来是借助市场解决住房多样化需求问题。一旦形成资本化和金融化，就会以超级地租的形式获得垄断利润。资本利得远远超过了边际，比如零首付按揭贷款，就会以土地为提前收割老百姓的劳动所得，造成资本在阶层之间的流转和社会贫富分化。而所谓国际化，放任资本随意跨国流动，放任外汇外挂，随意办理离岸信托，没有国家资本管理，不对离岸资本征收离境税、遗产税，只不过为某些人将资产转移出境提供了便利。比如许家印，潘石屹。有些合法，有些不合法，但总起来看，放任房地产的资本化和金融化，是不合理的，中国经济下行也受累于此。

互联网的资本化，也是这样。数据应该用来为人民服务，而不能让寡头资本用来收租，更不能成为压榨外卖小哥、网约车以及经济实体的工具。对寡头资本的国家资管，应当从严。

对于卢麒元先生提出的“直接税立法”，我深表赞同。国家资管，本质上是平衡资本利得、劳动所得和国家需得的关系。没有国家资管，没有直接税立法，放任资本利得超出边际，会动摇国家财政的基石，会不断导致社会分化，也会让资本惴惴不安。缺少法治为他们的盈利进行确认，就连宗庆后都要考虑离岸信托，我们的国家资本积累率如何保障？劳动创造的财富不能留在中国，如何保障就业和发展？我们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又在哪里？

来源：毛粒子Maons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