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3年2月24日，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乘机从印度加尔各答出发，沿着“驼峰航线”，飞越喜马拉雅山脉，进入中国云南高原，抵达昆明，由此开始了长达3年的中国行程，直到1946年4月，离开中国香港，转赴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
1965年，李约瑟在剑桥。图源：维基百科
导读：
“最可贵的是又了解我们而又同情我们的人，尤其是他们的同情是由了解而来的。”
陈杰｜撰文
六根｜来源
这是李约瑟一段不为人熟知的历史。
1943年2月24日，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乘机从印度加尔各答出发，沿着“驼峰航线”，飞越喜马拉雅山脉，进入中国云南高原，抵达昆明，由此开始了长达3年的中国行程，直到1946年4月，离开中国香港，转赴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科学部主任。
中国行程是李约瑟与牛津大学希腊文教授陶育礼受英国文化委员会派遣，组成“英国文化与科学赴中国使团”，来华进行科学文化交流。李约瑟到访第一所高校是位于昆明的西南联大，《西南联大与现代中国（1937-1946）》作者闻黎明生前认为，西南联大与英国的国民外交介绍的很不够，这一领域有待进一步挖掘整理。
在战火纷飞、满目疮痍的中国抗战最艰苦时期，李约瑟何以与中国科学家并肩抵抗法西斯敌寇，在中国西部建立科学前哨，成为中外科学文化交流的“桥梁建造者”？
李约瑟抵达昆明的第二天，西南联大的生物学家、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植物生理学研究室主任汤佩松，植物生化学家、西南联大教务长兼理学院化学系主任杨石先，有机化学家、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所长吴学周就来拜访他，并留下喝茶。随后几天，李约瑟住到清华大学特种研究所所在昆明西北郊大普集村，与西南的科学家们在一起。
3月1日，逢西南联大每月一次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会月会”，10时，李约瑟在校园露天的石头讲坛上，向2700名男女学生发表了40分钟演讲“科学在大战中之地位”，讲稿的最后一页他使用中文，在场的师生听了很兴奋。
之后，李约瑟由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吴有训陪同，参观物理学系。在泥砖平房里，仪器放得整整齐齐。师生将汽油桶埋入混凝土的地板下，防空警报响起时，就把最好的仪器放进去。“这一切都给人一种不屈不挠、执着的非凡印象，”李约瑟看到这里努力仿效剑桥大学实验室。
中午，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在西仓坡的家中宴请李约瑟，英国驻昆明领事休士，联大的几位教授以及将要赴英国剑桥大学学习的学生袁随善、沈元、张自存等作陪，李约瑟要为这几位学生写介绍信。李约瑟吃的午餐“很可口”“以前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多这么好的中国菜”，“人们频频举杯祝福，饮可口的红葡萄酒。”在李约瑟看来，“梅校长是中国学者的完美典型，他身穿长衫，脸型像俊美的雕塑，风度翩翩。”李约瑟抵达昆明的这些最初印象为什么写信给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1928年出版《萨摩亚人的成年》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还是个未解的谜。
这天下午汤佩松带李约瑟骑自行车离开昆明市区，前往大普集村。抗战时期清华大学设立农业、航空、无线电、金属、国情普查5个应用型学术研究机构——特种研究所，由叶企孙任特种研究所委员会主席，农业、无线电、金属研究所坐落在大普集村，这是自然科学研究中心之一，在抗战学科建设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
当晚，李约瑟住在大普集村清华大学植物生理学研究室旁带客厅的卧室，他看到，这里实验室与寝室混在一起，房屋用泥砖建成，抹上灰泥，并建成四合院形式。李约瑟的卧室、客厅，里面除了床、桌子、椅子，几乎什么都没有。卧室没有天花板，能看见瓦片，“这些学者居住的房屋像法国或威尔士人的农舍，有些原始且没有装饰。”李约瑟继续向米德写道。院子里有实验室和一间公共休息室，室内有一个开放式火塘，夜晚，吃过一顿中餐后，汤佩松和夫人黄翠梧召集年轻研究人员和家属围着火塘办了一场大型家庭晚会，欢迎李约瑟到来。
3月2日，李约瑟上午给这里的科学家作了80分钟的演讲并进行交流，随后，与出席演讲会的50名科学家举办露天烧烤午餐会，认识了西南联大植物细胞学家吴素萱。下午参观金属研究所晶体物理实验室和无线电研究所，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自己制造真空管，李约瑟见到了一些在剑桥大学学习过的学者，颇感亲切。他甚至设想，如果不把酝酿成立的“中英科学合作馆”总部设在陪都重庆，这里肯定是一个设总部的理想之地。
3月3日，西南联大算学系的青年数学家华罗庚来访，李约瑟与他讨论了中国数学史。上午，李约瑟参观了邻近的中国医药研究所，与所长经利彬商议了防疟疾、痢疾的问题。下午看望汤佩松所在研究室的人员，称赞“他们的研究很了不起——植物生长荷尔蒙、高速电子示波器、鸡蛋的呼吸，等等。”
晚上，李约瑟与科学家们在图书馆开了一次会，就中国科学史讲了一小时，“人们都被吸引住了。”在物理化学家黄子卿的主持下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黄子卿送给李约瑟一本中国化学史的书。学者们围火塘而坐。“中国人非凡、漂亮的面容愈加明显。”李约瑟喜欢这些学者身着长衫，给人以修道士的印象。“他们把手放在衣袖里，安详的样子非常矜持。”李约瑟还是写给米德，“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夜晚。关于这个学科我的总思路为人们所接受了，这十分令人鼓舞。”
3月4日上午，李约瑟和汤佩松从大普集村骑车回到昆明城内。7日，李约瑟驱车来到呈贡小镇，另一个清华大学特种研究所——国情普查研究所设在这里的一座孔庙里，所长是陈达博士，他的得力助手是戴世光博士。这个研究所选定呈贡县进行试验性人口调查，聘请全县82名小学教员为调查员，观察农民的反应，寻求怎样更好地使乡民适应生活中发生的变化。
李约瑟很快得到一个鲜明的印记，新结识一群中国科学家，“可以绝对相信他们的真诚”，李约瑟与“很爽快”的西南联大教授，物理学家吴有训、黄子卿等成为亲密的朋友。
1944年8月，汤佩松，李约瑟夫人、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家李大斐和清华研究人员在大普集村。摄影：李约瑟
这一次李约瑟在大普集村共住了两三个星期，这是他一生在中国第一次“安营扎寨”。他举办了三四次科学演讲，题目是“化学胚胎学”“肌肉收缩期间ATP的作用”“中国科技发展史”等。还有一些是有关战时国外科学的动态,包括青霉素的发现等,其中他感兴趣是有关中国科技发展史的讨论及原始文献的收集。汤佩松还多次组织居住在大普集村附近西南联大的理科及文科教授，和由金属研究所余瑞璜教授发起自名“中国皇家学会”的成员来参加这些不同形式的交流活动。
来昆明不足1个月，李约瑟在英国《自然》杂志1943年第152卷发表了《中国西南部的科学（一）物理-化学学科（1943）》《中国西南部的科学（二）生物学与社会科学（1943）》，率先向国际科学界介绍西南联大，称之为“自由中国最大的教育中心。”三常委之一梅贻琦校长（物理学家）负责校务和地方事务，三常委之一蒋梦麟校长（教育学家）负责外部事务。“这两人都有杰出的人品，是中国学者的理想化身。”
李约瑟细述西南联大艰苦的办学历程，各系都设在用泥砖建造的“临时营房”中，房顶上简单地盖着瓦和铁皮，有些房子上有中国式传统的雕檐。内部，地面是夯实的土，掺有少量的水泥。在这种情况下，配置研究和教学用的实验室体现了一种聪明才智。例如，由于没有煤气可用，所有加热使用电，用粘土自制电炉的电炉丝用完后，实验陷于停顿，人们发现云南一家兵工厂制炮车床的刨屑是很好的代用品。苏木精买不到，人们发现与其类似的一种染料可以从云南土产的桔黄色苏木中提取。显微镜的载片买不到，就切割被空袭震破的窗玻璃代替。买不到盖板就代之以当地产的云母片。
理学院物理学系。由赵忠尧和张文裕博士进行宇宙射线的分布及其性质的研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们更多进行理论性研探究。吴大猷博士出版了一本关于分子振动光谱的重要英文著作《多分子的结构及其振动光谱》，在上海沦陷前印好，已经寄往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许物理实验室。从英国剑桥大学博士毕业的马仕俊教授和从哈佛大学博士毕业的马大猷教授在研究无线电物理问题。王竹溪和黄子卿在从事数学物理、热力学等方面的研究。
理学院化学系。化学研究主要是杨石先与曾昭抡教授指导，从事研究的课题之一是中国传统药典中抗疟疾药品的生物碱和糖甙，这在当时世界上奎宁短缺的情况下至关重要。曾昭抡和他的合作者也在研究乙二醇润滑油。李约瑟指出，由于缺乏化学试剂而使研究严重受阻，“供应试剂似乎比供应图书和期刊更迫切。”他反映了战时中国科学家遇到的困难。
理学院生物学系。在张景钺教授领导下，进行大量植物学研究，细胞学以前述的吴素萱博士为代表；植物生理研究以李继侗博士为代表，他正在对紫罗兰植物的闭花授粉进行研究。沈同博士领导下的营养学实验，发现了一种特别丰富的维生素C的新来源——余甘果，并进行有关人体利用、储存等研究，余甘果常常被描述为中国橄榄，实际上是大戟属植物。昆虫学方面，在刘崇乐和陆近仁的领导下，正在进行紫胶虫的研究，这种动物对中国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对云南省毛虫的全面调查已近尾声。简焯坡博士正在整理云南植物全面调查的资料，准备出版。
清华大学特种研究所。农业研究所植物病理学研究室由戴芳澜博士主持，正在进行这些课题研究：菌类分类学（裘维蕃）；大麦枯萎病线性虫的传播物（俞大绂）；豆类枯萎病和大麦锈病的抵抗力遗传（方中达）；水生真菌的形态和结构（沈善炯）；白蚁与某一菌类之间一种共栖或交相刺激的特别组织（周家炽），等等。李约瑟关注到，植物病理学研究室过去两年积累的论文手稿数量相当可观。在中国，科学论文得不到足够的出版机会；由于检查制度和其他困难，科学家也不敢将论文手稿交付普通邮政邮寄。“这些事实对我们中国同行的士气构成了威胁。”李约瑟说。
农业研究所植物生理学研究室主任汤佩松对年轻人的创造性和能力具有独特眼光，使他周围聚集了一群年轻人，他特别向李约瑟详细介绍了两位伙伴殷宏章和娄成后的经历及工作成就：殷宏章系植物生长激素的专家，曾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娄成后是生物物理学家，他在研究植物的电反应。李约瑟在这里看到一座分析植物生长物质的完整实验室，其中正在研究落花生地下结果的机制，这是对中国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课题。科学家还对蚕的新陈代谢和生理及植物原浆的流动、多倍体的产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无线电研究所从事通讯方面的探研，拥有在乡村生产、试验电子管的全套仪器。晶体物理实验室具有良好的设备，全都是在云南制造的，比如德拜-谢勒粉末晶体暗室、劳厄振荡相机等。机器是从东部运来的或是在北平和汉口陷落后从日本人的封锁线偷运过来。李约瑟发现这里所有的研究所都有一个大难题，即，在一个物价飞涨的时代，大学或政府给技术人员的工资实在太少了。工资只涨了7倍，而云南的生活费用上涨了103倍。
清华大学金属研究所与云南省地质矿产调查所合作检验省内新发现的富矿，并已发现了有重要热电性质的新合金。
清华大学另一个特种研究所——航空研究所位于白龙潭，在去黑龙潭的路上，有一个风洞和在本地制造航空动力学试验必不可少的全部仪器。西南联大的地质学者由孙云铸和袁复礼领导，与云南省地质矿产调查所密切合作，一起调查了全省的大部分地区。
李约瑟走访了西南联大的科学机构，得到主要印象是“中国科学工作者在自己祖国的边远地区表现出不屈不挠的执着和勇气以及在逆境中非凡的乐观与豁达”。
继《中国西南部的科学》后，李约瑟给英国《自然》杂志撰写系列文章，详细介绍考察中的中国10个省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在西方和中国都引起了广泛的兴趣，成为“抗战这一特定时期中国科学状况的唯一详细可靠的记录，”“作此洋洋记录者，中外仅李约瑟一人。”（胡升华：《李约瑟与抗战时的中国科学》，《科学》1994年第46卷第6期）
从西南联大等科研机构起步，李约瑟来华第一年访问了91个中国科技机构；第二年和第三年访问了205个，共计296个，他时而随车队，时而骑马或乘船，长途跋涉，3年访问了中国10个省份，留下了很有价值近300次的访问记录，仔细保存了中国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登记册。
“李约瑟在这里目睹他们远离家乡，播迁千里，在极端艰困条件下尽其所能地进行教学、研究和生产。他非常钦佩他们取得的成果，主动表示要提供实物支援来‘雪中送炭’。他不倦地进行讲演、讨论、约人谈话，目的在于消除人们对于当前西方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消息隔绝的状态。”这是跟随李约瑟走访科学机构的秘书黄兴宗所记。李约瑟的助手鲁桂珍说，李约瑟的工作“包括访问大学实验室、各类工厂、兵工厂、医院、铁路联轨站等等，只要是有科学家、工程师或医生需要物质援助和精神鼓励的地方，他都去。”
李约瑟到昆明后即筹组“中英科学合作馆”并任馆长，该馆又称“英国文化委员会驻华科学办事处”，是一个附属英国驻华大使馆，由英国议会资助的合作机构，与从沦陷区撤退到大后方的中国政府部门和科研机构建立联系，通过“驼峰航线”向中国提供急需的科研仪器设备图书。用难得的“使节书信交换”条件，空运进急需的图书和寄出要及时发表的中国科学家论文。1943年6月获得批准组建，得到消息的当晚，李约瑟和黄兴宗列出考察途中记录的中国科技机构急需的物品清单。
李约瑟带领中英科学合作馆的同仁向他访问过的清华大学无线电研究所提供稀有气体，向汤佩松负责的植物生理学研究室供应极为需要的Warburg（沃伯格)呼吸计及国内无法得到药品、ATP制品，向从事战时营养学研究的沈同博士提供文献资料和实验药品等。中英科学合作馆面向中国科学家组织了紧急科学器材供应服务，代替正常的购买渠道，英国文化委员会提供了6万英镑，办理了来自中国科技机构333份专业器材、工具订单。
中英科学合作馆向中国科学机构赠送英国的科技图书，以补充抗战损失和被敌人焚毁的书籍，到1943年末，由于战时运输极端困难，无论是通过到印度的海路或从那里开始的空中航线，仅赠送了289册。第二、第三年，赠送6775册的图书。“这是在严酷的战争年代为保持科学火焰在中国不熄灭所作出的一份真挚贡献。”李约瑟表示。
英国空军从印度开始的空中运输航线建立后，运抵重庆的英国杂志数量稳定增长，定期收到188种，每一种在1至75册，大多数是6至12册。这些杂志被分发给中国众多科技机构。
在英国文化委员会支持下，截至1946年2月，不少于167种英国科技、医学杂志以缩微胶卷的方式输入中国。在重庆，胶卷交给美、英、中联合组织的中央缩微胶卷图书馆，安排进口并在当地制造缩微胶卷阅读器，把缩微胶卷分发到众多专门组织的中心。到1945年9月抗战结束时，这些中心已达到约100个，包括使用手工阅读器的有250个。西南联大获赠的胶卷和资料存放在昆明北门街教授宿舍，每周开放两次，供师生查阅。
这些宝贵的文献资料，来自国际最新的科技情报，成了战时中国科学界重要的信息来源，打破了法西斯敌人的封锁与造成的封闭，使中国科学界及时了解国际学术动态。
李约瑟写道，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扩大，中国大学和政府实验室被摧毁，科学图书馆被焚烧或被迫往西部撤退，从1941年以来，除了薄弱的公路和航空联系，他们已被完全封锁，与外部世界隔绝了。因而，不难想象他们与西方同行联系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不仅仅是关系到纯粹科学，也许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作为一个国家战争力量基础的应用科学。中英科学合作馆的宗旨，就是保障这种中外联系，可以说是智力上的双向“租借”。
李约瑟感到，“具有明显迫切性的工作”是输送中国科学家有创见的科学论文手稿去境外发表，使中国科学家“不再‘隐居’，不再与在科学追求中联合起来的人类主体隔离。这种感觉对他们的士气很重要。”李约瑟带领中英科学合作馆的同仁，送交境外出版论文中西南联大作者不完全统计有：
1、物理系吴大猷：《夜空及曙光的激发过程》，发表在《印度科学院院报》；吴大猷：《关于玛丽斯和赫尔伯特的曙光和磁暴理论》，发表在《印度科学协会学报》；
2、沈时瑞：《某种北平Carida幼虫的发育》，发表刊物缺；
3、植物生理学研究室汤佩松：《战时中国的生物学》，发表在《自然》杂志；娄成后、陈绍龄：《一种简单的温度自动调节热处理电加热器》，发表在《科学仪器》杂志；刘琼雄、娄成后：《荧光素诱导的单性结实》，发表在《自然》杂志；周家炽：《由Bacterium tritici引起小麦细菌疾病扩散的一种列向Trilenchus tritici关系》，发表在《应用生物学年刊》；
4、生物化学研究室沈同、谢广美、陈德明：《氯化镁和硝酸亚锰对黄豆维生素C含量的作用》，发表在《生物化学》杂志；
5、工程学院王世熹：《通过因数法的应力分析》，发表刊物缺；
6、金属研究所余瑞璜：《晶体结构X-射线数据的傅里叶分析和新合成法（Ⅰ）、特征图方法（Ⅱ）以及标准函数方法》，发表在《皇家学会会报（A）》；
7、植物病理学研究室俞大绂：《一种新的豇豆花叶病》，发表在《应用生物学年刊》。
1943、1944、1945三年，中英科学合作馆向境外输送138篇论文，包括数学，物理，工程（含化学工程），气象学，地质学和地理学，化学，生物化学，生理学，药物学，内分泌学，实验形态学，动物分类学与昆虫学，植物分类学与真菌学，植物生理学与病理学，动物病理学与寄生虫学，细胞学与遗传学，农业科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科学史等，送往英国、美国、印度刊物分别为124篇、11篇、3篇，送的稿件被接受的占86%。
李约瑟说，“鉴于在最严酷的战争条件下在一个几乎完全没有工业化的国家从事科学工作的异常困难，这些数字应该被看作是中国科学高水平的明证。”李约瑟收到不少境外编辑的反馈意见：“一项一流的研究”“对于在孤立中工作的人这是一项卓越的研究”“比起以前发表的调查进步得相当大”“一篇超凡的好论文”“引人注目的努力”“一篇呕心沥血的精细论文”。李约瑟及时向中国同事报告域外编辑的反应。
在李约瑟及其夫人、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家李大斐（Dorothy Mary Moyle）的帮助下，汤佩松将自己在抗战前及抗战期间所做研究心得体会和对生命现象的一些基本观点及哲学思想总结而成论文集，并由他们夫妇带到英国出版。这本论文集由李约瑟作序，定名为《Green Thraldom》（《绿色的奴役》）。
黄兴宗说，李约瑟喜欢把自己当作“桥梁建造者。”李约瑟建议英国文化委员会邀请了不少中国优秀的中年科学家赴英深造。“不但使我们这些‘与世隔离’了七八年之久的中年学者在业务上得到更新，使我国科学能及时恢复其活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这些科学家精力和生活的康复。”汤佩松说。汤佩松的学生殷宏章和娄成后分别被邀请到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和伦敦大学帝国学院访问和进修，新中国成立后都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44年10月5日，时在伦敦任国民政府中英文化协会主任的陈西滢接待殷宏章抵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他看到，殷宏章住的地方很舒适。一排三间，在三楼，面对着草地。卧室的侧窗下面即是剑桥叹息桥。河即在窗外，河水的游船，看得很清楚。房子外观虽古老，里面却很新，一间客房（有煤炉），一间书房（有煤气炉），一间睡房。此外还有一间浴房，一间厨房。实在太好了。（傅光明编注：《陈西滢日记书信选集上1943-1944》，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22年版，第309页）
在1944年至1947年间，英国文化委员会提供访问教授和研究员的名额，让中国学者和研究人员在英工作一段时间。其中访问教授8人、访问研究员16人，教育部选送学生67人。中英科学合作馆还协助和赞助12名教授作为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客人前往英国。
李约瑟认为，英国科学家和中国科学家一起，在中国西部构成了一个前哨。他在中国，已经看到“整个一代人的发奋、忍耐、信心与希望。与他们一起工作我们非常自豪，因为今天的前哨将会是明天的中心和统帅部。”（李约瑟、李大斐编著，余廷明等译：《李约瑟游记》，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李约瑟的援华科学行动加深他对中国悠久的科学文明的认识，1944年12月14日，他在伦敦中国学会发表演讲，称他在战后预备写一本Science & Civilization in China（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即后来的皇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李约瑟认为，说中国没有科学，中国人不近科学，完全是nonsense（瞎说胡扯）。中国人自己也有此错误观念。冯友兰即写了一文《中国人为何不接近科学》，简直是absurd (荒谬）。李约瑟相信在不久以后中国在科学方面将有重大的贡献。他还同时表示，中国的大学，如西南联大，如浙大，与英国的剑桥、牛津，美国的哈佛、耶鲁、Princeton（普林斯顿）等程度完全相等。这些都留在陈西滢1944年的日记中。
1946年3月，在李约瑟和夫人李大斐离开中国之前，一份文本送到了他们面前。这是一份联赠送别辞，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领衔中国学者熊庆来、叶企孙等共有38人签名，其中西南联大及清华大学各研究所教师27人。
赠言中说：“……先生及夫人学问精湛，著作丰富，待人以诚，接物以礼。非仅于生物学上有深邃之研究，且对于中华之文化及科学史亦感兴趣。今以使命已达，万里言旋，同人等瞻仰风仪于兹三稔，切磋学艺，获益良多。今将远别，不胜怅然，聊赠数言，用申敬忱，并祝中英科学界之合作与时俱进，中英两民族间之友谊如水长流。”西南联大还赠送李约瑟一端砚，作为纪念。
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送别李约瑟称赞他，在我们苦战中给我们鼓起更大的勇气。傅斯年特别提到，“最可贵的是又了解我们而又同情我们的人，尤其是他们的同情是由了解而来的。”
本文于2025年8月24日首发于《六根》，原标题为“陈杰｜李约瑟一段不为人熟知的历史”，《赛先生》获授权转载。
来源：赛先生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