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周刊|影子老师:我们的终极目标是失业

360影视 欧美动漫 2025-09-07 21:53 2

摘要:九月,又一批新晋小学生入学了。新鲜稚嫩的面孔兴奋着,憧憬着,也忐忑着,惶惑着。不易觉察的角落里,一些孤独症儿童和他们的家庭正体味着更复杂的感受:焦虑或许比期待更强烈,“如何留下”或许比“如何学习”更艰难。

九月,又一批新晋小学生入学了。新鲜稚嫩的面孔兴奋着,憧憬着,也忐忑着,惶惑着。不易觉察的角落里,一些孤独症儿童和他们的家庭正体味着更复杂的感受:焦虑或许比期待更强烈,“如何留下”或许比“如何学习”更艰难。

一种特殊的支持力量——影子老师——悄然登场。像影子一样,他们出现在教室里,守护在孤独症儿童身边,充当翻译官、稳定器和桥梁。直至孩子融入集体,使命结束,“影子”撤出。

这是一个关于守护的故事,也是一场关于教育本质的探索:理解与支持,包容与接纳,对所有孩子而言,都同样重要。

星辰,大海

那天是幼儿园“草莓班”的毕业典礼。13个孩子,全部是男孩。他们和老师们开玩笑,向推门进屋的陌生人问好,称呼三四十岁的男老师为“哥哥”,把大人们逗得哈哈大笑。

他们跟着教室里播放的音乐唱儿歌,手舞足蹈,声音清脆响亮,也悦耳动听。他们伸手从桌子上拿零食吃,一包又一包,嘴没闲过,眼睛却关注着桌子上一个没开封的大蛋糕。

他们依偎在家长怀里撒娇,叽叽喳喳,问东问西。

多可爱的小孩子——被现场欢乐的氛围感染,第一个感受浮现在脑海里。

“来到这里的人,一开始是好奇,高兴,时间长了,看多了,会很难受。”于德聪突然凑到我耳边低声说。他是这家机构的运营负责人。这里是一家面对特需儿童的康复干预机构。

是的,他们是孤独症儿童。这场毕业典礼一周后,他们就要升入小学一年级了。除了特殊学校,其中几个孩子要进入私立或公立小学,和普通孩子一样。

孤独症,又称自闭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是一种由神经系统发育障碍引起的复杂状况,多发于男童。社交沟通障碍和重复刻板的行为模式是它的两大核心特征。这意味着,即便智力水平高于平均值的高功能孤独症儿童,进入小学课堂也将遇到远高于其他孩子的挑战。他们需要持续的陪伴和支持。

按照欢庆仪式流程,一位家长代表上台发言。第一个词,是信任;第二个词,是感谢;然后是焦虑,祝福。不足3分钟的讲话里,凝聚着4种情感色彩的波动。这是一个家庭走过的路。

7岁的儿子来机构干预有3年半了,没有过真正的寒暑假,幼儿园和小学几乎无缝衔接。“这些孩子如果休息一个暑假,很多东西就废了。”于德聪解释。

孩子们快坐不住了,桌子上的蛋糕被提前切开了。儿歌还在放,孩子们笑着闹着,老师站在台上,几乎扯着嗓子喊着最后的祝福语:未来等待你们的,是星辰大海……声音开始颤抖。

这段情绪渐渐激动的讲话没有引起孩子们特别的反应。煽情对六七岁的孩子来说,还太早了。实际上,所有的深情都被喧哗淹没了。

一个孩子因为被限制吃蛋糕而崩溃大哭起来。此前医学诊断,吃甜食会让他过度兴奋。各种安抚、沟通方式失效后,大人妥协了,递过一小块蛋糕,孩子安静下来。

另一个孩子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穿上毕业服。他的表现是沉默而激烈的:不哭也不说话,只是挣扎,离开座位,一遍遍把家长和老师套在他身上的衣服扯下来。几轮拉扯后,大人们放弃了,在小朋友们穿好毕业服上台领取毕业证书和礼品并合影的环节,他的名字被老师们心照不宣地略过去了。

流程正常推进,无人提及这个小插曲。孩子们合唱着儿歌:“一闪一闪亮晶晶,我是璀璨的小星星……”仪式圆满结束。

一切发生得过于自然。房间里的大象开始显形。于是,第二种感受再也按压不住:没有星辰大海,是星辰汇入大海。前路将是更大的挑战。

一场特殊的幼儿园毕业典礼。(右一为特教老师王晓宁)

幸运儿

“能让你看到的,已经是好的情况。”于德聪说,“更多情况更不好的孩子,还没有走到你面前。”他们没有毕业典礼。年龄到了,能力没有达到,他们将进入机构的“大龄部”(通常接收8岁至17岁的特需儿童及青少年)持续接受干预。

不是可怜的,不是令人担心和难过的,而是“幸运”的。如果要找一个词来形容这些试图融入普通教育环境里的孤独症儿童,皇丽丽脱口而出的是这个。

她是一名特教从业者,今年38岁,供职于杭州一家融合教育支持平台,持有国际认证行为分析师证书,担任影子老师督导(可以理解为影子老师的老师)。为进入普通学校就读的孤独症儿童提供影子老师陪读服务,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校园环境,是机构业务之一。这是整个行业顺应市场需求作出的转型。

这几年,更多特需儿童家长想要将孩子送进普校读书。教育政策不断完善落地,家长及全社会对特需儿童的认知变化,这些因素都起了推动作用。尽管一线工作中困难重重,无论如何,她看到的是希望: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孩子经过漫长的学龄前干预,能力提升到这个程度,是幸运的;克服各种困难,迈过普校的门槛,顺利入学,是幸运的;生在一个被父母和老师接纳、包容的环境里,自身对作为“异类”和被主流排斥没有明显不适的觉知,是幸运的。

只是,为了达到普通孩子的起跑线,老师和家长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艰辛。

1岁9个月的孩子,送进机构时还完全没有语言能力。干预了5个月,终于可以正常沟通了。今年就要去上小小班了。“家长想让孩子明年9月正常上小班,所以先去小小班适应节奏。”机构老师说。

这种对“正常”和“普通”的追求,有时近乎一种执念。

“我们自己片区的学校很好,我不想放弃啊。”皇丽丽经常听到家长这样说。她理解每一位执意送孤独症孩子进普校读书的家长。有人执着于让孩子在“普通的”环境里成长,“因为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就是‘普通的’”,“自然环境对他的社交能力培养或许是好的”;有人受困于长期一对一干预的经济压力;有人只是不甘心,我已经为不送孩子去特校努力了这么久了……

理解归理解,对于“进入普校就是最好的选择”这个假设,皇丽丽坚决否定。“不是最好的,它应该是叫‘最小限制性环境’。我们一直提倡,要根据一个孩子的能力大小来匹配最适合他的环境。主流的,对孩子来说是否就是最好的,这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她解释,“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让孩子在最小限制性环境中激发自己的发展潜能,达到自己的能力上限。”

上限在哪,这因人而异。孤独症并非一种单一的“疾病”,而是一个广阔的“谱系”,所谓谱系,就意味着每位孤独症人士的表现、能力和需求都可能千差万别。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的是,无论家长、老师还是孩子本身如何努力,刻在基因里的天花板难以突破。

在校门口目送孩子的家长中,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望子成龙的期待,和但求普通的卑微。“大部分家长知道自己的孩子在竞争性学业中走得不会太远,但孩子到底能走到什么程度,他们不知道,都是走一步看一步的。”皇丽丽说。

那么,如果明知道一种努力不会换来太好的结果,你还会不会选择开始?如果早已预料到,努力的过程中,失望、挫败、阻碍将多于成就感,你要如何坚持下去?关于这个问题,孤独症儿童家长心里普遍早已有了确定的答案。

然后,这些幸运进入普校的孩子将迎来第二个坎:如何在学校里待下去。

皇丽丽在美国给孤独症儿童上课。(受访者供图)

像影子一样

工作不是从孩子入校那一刻开始的。

融合理念在教育领域已达成共识,但对各方来说,成熟的落地路径仍需探索。联系学校,获得入校许可,沟通方案,达成一致,影子老师要一步步攻克。这个过程琐碎而复杂,又往往不可见。不是所有大门都能顺利打开,他们都见过一些“被排斥”的案例,各方原因都有。因此,影子老师们往往姿态卑微。先能进去,再说其他。

“孩子有影子老师支持,就能更好地融合校园生活。在社交互动、情绪调节、学业认知等方面,不同孩子有不同的支持需要。”高唯裔说。她在杭州经营一家融合教育工作室,是老板,是督导,也做一线的实操工作。

影子和孩子是一体的,孩子的融入,也是影子的融入。要融入,就要降低自己的存在感,像影子一样。

每天早晨像一个守时的好学生一样早早到校,和每一个进教室的同学打招呼,尽量不显眼地坐在教室里,陪伴在个案孩子身边,适时通过各种策略引导孩子,跟随班级节奏上完一节又一节课(包括体育课),直到放学。

“你是谁呀?”天真的孩子总会问。“班主任助教。”这是标准答案。

作为称职的助教,协助班主任做好班级管理工作是基本要求。影子老师们叫得出每个学生的名字。机构里在幼儿园做影子的老师,还要帮助班主任抬水,发饭。节假日,他们自己出钱,给园里其他老师送礼物,请大家喝奶茶。“机构理念蛮好,给报销。”

“我们会觉得我们都是一个班级的,是帮助所有人的。就是为了让大家接纳我们,不要有隔阂。”皇丽丽说。

上课时,视线范围内其他孩子交头接耳,要管;课间休息时,无其他老师在场,两个孩子打架了,要管;有同学找你说心事,寻求帮助,当然也要管。你是助教,就要管所有孩子。

“谁不知道这样做工作量更大呀?可是只有这样,才能显示我们的孩子不特殊。所有人我都管,只是他‘炸毛’的情况多一点,我管得多一点——我就是要告诉其他同伴,大家都一样,没有特殊。”高唯裔说。

“我们的孩子”,这是她口中对孤独症儿童的称呼。没有特殊,大家都一样,“我们的孩子”只是有自己的特质特点。她发自内心这样认为。

他们天真,可爱。那些不太恰当的行为,一定是有原因的。原因往往很简单。可能某种东西没有满足他;可能交给他的任务,他觉得太难,想逃避;可能,他只是为了吸引你的注意力,你骂他,也是一种注意力。但为什么要让别人用责骂的方式注意他?你要让他知道,如何使用更具社会适应性的行为去替换不恰当的表达。

他跺脚,瞪你一眼,甚至,用头顶你,伸手把你抓伤,这些都是他表达情绪的方式。“手上胳膊上有很多疤痕”这个细节,每位受访的影子老师都提到了。

“这个东西并不能掩盖他们很可爱的事实。”高唯裔说,“他们当下就是很难受,作为一个人,难受的时候会有一些情绪化行为,这是很正常的,只是每个人表现不同。”

那个孩子像往常一样去上学,一走进教室,突然尖叫着,崩溃大哭起来。折腾了很久,皇丽丽才搞明白:教室墙上的钟歪了。你的观察力到底强不强?每到这时,皇丽丽就会问自己。

情绪背后是需求没有被满足。影子老师真正的工作核心,是看见需求,然后告诉他处理需求的方法。

我的孩子,这个世界总会有什么东西突然不对劲。钟表摆放角度出现偏差,想要的蛋糕拿不到,内在秩序遭到破坏,信任的人否定你,亲密的朋友离开你,陌生人轻视你。有的不对劲可以纠偏,有的不能。这就是人生。

青岛一所特需儿童康复干预机构墙上的引导画。

无力感,挫败感

王晓宁是误打误撞入行的。她年过三十,身材娇小,长着一张娃娃脸,说话时眼里有笑意。11年前,刚从化学实验与分析专业毕业的她去青岛一家特教机构面试文员,招聘人员提议,我们还需要特教老师,你要不要来试试?

试试也行,她入职了特教岗。一条出乎意料之路在她面前铺展开来。

“不能说是恐惧,更多的,是无力感。”她回忆。这是她第一次面对孤独症儿童时的感受,也是贯穿整个从业生涯的情绪底色。

那时特教专业出身的从业者很少。正式上岗前,她经过了3个月的专业培训,考了证,这本意味着具备了入行资格,但她自己觉得“不精”,又花了一年时间,到处找国内的BCBA(认证行为分析师)持证老师继续学习。

“一开始,你的专业知识是很少的,你担心帮助不了他。”她记得最初的个案,基本都是拖家带口从外地来青岛的。这些家庭在机构旁边租房子住下,家长日日陪孩子来机构上课,充满希望。

“你不能让希望破灭了。怎么做得更好一点,怎么能今天比昨天帮助他更多一点?”她这样想着,不断被无力感冲击,压力很大。

同组的老师们开始协作,每天下班后,大家将个案请到公寓,轮流给孩子上课,免费的。压力被团队接住了,工作的价值感才一点点找回。

皇丽丽在今年上半年见到了王晓宁,她作为机构派出的代表前来学习交流经验。两人聊着聊着,王晓宁哭了。“压力太大了。”皇丽丽说。哭也不稀奇,自己团队里的每个人也都哭过,包括她自己。“后面不做了还是继续做?干这行就是要皮实。”

皇丽丽曾是一名神经内科医生,在工作中接触了很多包括孤独症在内的神经精神类疾病,遇到了很多困惑,阻碍,她解决不了。很多年前,她发现一个亲戚的孩子疑似孤独症,亲戚不认,觉得孩子只是说话迟。过了更久的时间,孩子终于在医院被确诊。

“我觉得有点无助,因为我没有办法给他提供很好的帮助。”她说,“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法提供很好的帮助,目前为止,孤独症还没有找到治愈方法。”

带着这些挫败感,她辞去工作,去美国范德堡大学读了特殊教育及应用行为分析的硕士学位。研究所有附属的融合学校,读书期间,她去学校里当了融合老师,做了医疗和教育结合的尝试。毕业后,她去诊所做干预,接待的是能力最差的孤独症儿童。学得越多,越觉得自己无知,越想要多做点什么,改变些什么。

几年前,师姐介绍了一个杭州的工作机会,她正好也想回来看看“国内的融合环境怎么样”。她回来了,看到了迫切的需求,看到了资源的有限性,也看到了一些希望。

同行里,有人像她一样有相关学科背景,有人是幼教转行,也有很多是孤独症儿童家长,为了更懂孩子,他们自己成了专家。大家带着爱来,但行业流动性依然很强。“看见孩子哭,我比他还想哭。”一位特教老师说,“一做梦就是孩子跑了,我把他找回来了。”压力逼走了一批批从业者。

在机构带团队,她也发现应届生待不住。

“孩子不喜欢我。”新员工说。“为啥?”“我说话他不搭理我,也不看我。”这份工作的难度正在于此。“这类孩子给你的反馈很少,你的教学成就感和意义感就会弱一点。”她理解新人。

自己的退意每几年都会萌生一次。压力太大,常常觉得干不下去了。有一段时间身体真的吃不消了,她住了院,各种负面情绪涌来,她开始反思,自己的工作是不是真的没有意义?

不行,还有很多想做的事情没做完。是这些不放心的感觉拖拽着她。更何况,每次休息一段时间,总有同事带话来:那个小朋友问,怎么你今天没来呀?

高唯裔是融合教育工作室老板,是督导,也做一线的实操工作。(受访者供图)

成就感

聊聊成就感的部分吧。每到话题沉重处,我几乎会向每一位受访者提议。意料之外的是,没有人提到“影子撤出”的时刻。每个人在脑子里搜索一圈后,告诉我的总是一个微小的、寻常的故事。

还记得那个1岁9个月还不会说话的孩子吗?那是王晓宁的个案。教会这个孩子说话,就是她11年从业生涯里“成就感爆棚”的那件事。

皇丽丽脑子里的成就感时刻,是教会一个小学生自己吃饭。从他抗拒学校里的食物,需要一口一口喂,到最后能自己拿着筷子吃饭,皇丽丽努力了一年。和同事聊起来时,她有所保留地自我肯定了一下:“我是不是还是有点用的?我还是能帮助一些人的。”

什么是成就感呢?她几乎不说成就感这个词,用的是“卑微”——这也是她对待这份工作的敬畏心。卑微一点也没关系。在美国诊所工作时,一个两岁多的孩子怎么都不肯进门,妈妈说那是个“野孩子”,她理解孩子,全程陪着他在后院跑,直到孩子愿意进门,走进教室,坐下来,这个过程十分漫长。一步一步的变化,都是“成就”,是带着“卑微”抵达的成就。

日常和孩子互动时,她也习惯了坐在地上,必要的时候“跪着也行”。“以终为始。”她反复说,“最终目的是让孩子接纳我,我走进他的世界,再带着他一起出来。”

孩子的世界是很纯净的。

那个爱画画的孩子,总是画得很工整,很好看。他在画着一台正在榨西瓜汁的榨汁机。他是主动语言较少的孩子,不喜欢变化,一段时间内,同一种事物总是反复画。高唯裔指着西瓜问他:“这是什么?是甲壳虫吗?”她故意说错,刺激孩子跟她互动。孩子回应了两遍,终于说清楚:榨西瓜汁。

“给我一个杯子,我要接你的西瓜汁。”高唯裔提要求。一只杯子被画出来。

“我渴,快点帮我装满西瓜汁。”榨汁机下出现了几滴水滴。

“杯子满了,我好渴。”她用手捧起不存在的杯子,酣畅淋漓地喝起来。低头发现孩子正盯着她喝果汁,她将不存在的杯子移到孩子嘴边。孩子张开嘴,假装喝起了那杯不存在的西瓜汁。

她快乐极了。

“我们的终极目标是失业。”这是影子老师常说的一句话。不只是帮助一个孩子真正融入环境,影子撤出,不只是让他习得的能力在自然环境泛化。这是一个体系化、社会化的工程。

“我们都做过少数群体。在美国的时候,我是中国人;回国后,我一直不想结婚;有几年,我坚持吃素。这些都让我成为少数群体。社会的多元化和对少数群体的接纳,能做到什么程度?尝试理解接纳这些孩子,不是为了他们,是为了我们。”皇丽丽说。

来源:大众新闻-大众日报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