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一种口头文学，其研究包括口头的记录、资料的搜集、编选与理论的分析、概括等几个方面。笑话与故事的研究历史已有两三千年，如司马迁的《史记》中即有《滑稽列传》一篇，专写古代俳优的笑话故事，肯定其“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并将故事与历史背景结合在一起叙述，具有一定
笑话是民间故事中的一种体裁，是用散文叙事的口头文学。其特点是具有强烈的喜剧性，引人发笑。
笑话在先秦早已有之，曾引起先秦诸子和历史家的注意，但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进行专门研究，则是20世纪以来的事。
作为一种口头文学，其研究包括口头的记录、资料的搜集、编选与理论的分析、概括等几个方面。笑话与故事的研究历史已有两三千年，如司马迁的《史记》中即有《滑稽列传》一篇，专写古代俳优的笑话故事，肯定其“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并将故事与历史背景结合在一起叙述，具有一定的立体性。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有《谐隐》一篇，对笑话和谜语进行理论分析，强调优人讽谏“谲辞饰说，抑止昏暴”，“辞虽倾回，意归义正也，但本体不雅，其流易弊”。对笑话的认识强调其社会、政治价值而否定其娱乐价值，认为笑话“会议适时，颇益颇诫；空戏滑稽，德音大坏”。这是儒家传统。
20世纪开始时，改良主义思潮在文坛有所抬头，吴研人等人以笑话作改良社会之工具，把笑话作为小说的一个方面，开始重视其喜剧性的特点，在《新笑林广记》自序中，他说：“窃谓文字一道，其所以入人者，壮词不如谐语，故笑话小说尚焉。”但他嫌旧笑话之“鄙俚不文”、“陈陈相因”，甚至有“下流社会之恶谑”为“导淫之渐”，于是提出改良之方，输入“新意识、新趣味”，乃作《新笑林广记》。
这种新理论用心是好的，但由于对民间笑话的集体性、口传性等特点缺乏认识，他创作的《新笑林广记》及其他笑话如《滑稽谈》《俏皮话》《新笑史》等往往艺术性大大不如传统民间笑话，所以流传不广。老舍先生曾说：笑话创作颇为不易，几乎是民间文学所包办的。这是深有体验的经验之谈。1935年上海出版徐卓呆《笑话三千》也主要是他个人的创作，尽管他是留学日本的留学生，也是现代写滑稽小说的高手，但他创作的笑话却很少能留存下来。
1909年王国维编撰《优语录》，将唐宋优人的笑话故事50则辑为一书，序曰：元代王晔曾编过《优谏录》，但已失传，只留序。王国维认为：“优人俳语，大都出于演剧之际，故戏剧之源与其迁变之迹，可以考焉。非徒其辞之足以稗阙失，供谐笑而已。”由此可见，他看中的是优人笑话故事作为戏剧史之史料价值，即其科学价值，而不是它的文学价值。
自1918年2月1日蔡元培先生发表《校长启事》发动北大校内外师生员工记录民间歌谣，1922年12月出版歌谣周刊，后又扩大搜集范围，除歌谣外，还记录与研究故事（包括笑话）。具体参见《歌谣》周刊1924年2月24日44期上的“本会启事”。
鲁迅先生当时在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略》，在“《世说新语》与其前后”一章中讲到后汉给事中邯郸淳撰的《笑林》，隋书经籍志录为“三卷”，今已佚，但鲁迅先生在1909—1911年辑录古小说佚文集《古小说钩沉》，共收自周至隋之散佚小说36种，其中即有《笑林》之笑话29则。1926年曾作为科研成果交厦门大学，但未刊，直到1938年才编入《鲁迅全集》中，1939年出版，这是鲁迅对笑话的研究成果。《笑林》是中国最早的笑话专集，在笑话史上有很高的地位，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对其评价颇高，认为它是纪人的小说“举非违，显纰缪，实《世说》之一体，亦后来诽谐文学之权舆也”。
对类似的笑话书，鲁迅同时进行论述曰：“《笑林》之后，不乏继作，《隋志》有《解颐》二卷，杨松玢撰，今一字不存，而群书常引《谈薮》，则《世说》之流也。《唐志》有《启颜录》二卷，侯白撰。白字君素，魏郡人，好学有捷才，滑稽善辩，举秀才为儒林郎，好为诽谐杂说，人多爱狎之。所在之处，观者如市……《启颜录》今亦佚，然《太平广记》引用甚多，善上取子史之旧文，近记一己之言行，事多浮浅，又好以鄙言调谑人，诽谐太过，时复流于轻薄矣。其有唐世事者，后人所加也。”这些都是属于文人笑话，在《世说新语》中也有一些。鲁迅还提到“其后则唐有何自然《笑林》，今亦佚。宋有吕居仁《轩渠录》，沈徵《谐史》，周文玘《开颜集》《天和子善谑集》，元明又十余种，大抵或取子史旧文，或拾同时琐事，殊不见有新意。惟托名东坡之《艾子杂说》稍卓特，顾往往嘲讽世情，讥刺时病，又异于《笑林》之无所为而作矣”。
鲁迅对古代笑话书从小说史的角度进行研究，肯定其“为诽谐文学之一体”，而特重视其“嘲讽世情”之讽世作用。但说《笑林》“无所为而作”，似亦太过，其实邯郸淳《笑林》中并不乏讽世之作，如《汉世老人》之讽守财奴，《长竿入城》之讽片面思维等等。说侯白《启颜录》“事多浮浅”，“诽谐太过，时复流于轻薄矣”，对笑话之娱乐作用重视不够，亦值得进一步研究。
1925年林兰编《徐文长故事》（1—3集）在北新书局出版，这是北大提倡记录民间文学之成果。1926年北新书局又出版了钟敬文编的《民间趣事》，1930年又有林兰编的《呆女婿的故事》、《巧舌妇的故事》，潘汉年等编的《傻女婿》，1933年普益书局又出版了朱雨尊编的《民间趣事全集》，娄子匡采编的《巧女和呆娘的故事》。此类笑话书在当时还出了不少。这些民间流传的笑话与文人的书本笑话有联系更有区别，是笑话研究的新成果。可惜在理论上对笑话研究尚未有所建树。
周作人1933年在北新书局出版《苦茶庵笑话集》，书前有长序，对笑话的历史作了简单回顾。他说：
“查笑话古已有之，后来不知怎地忽为士大夫所看不起，不复见著录，意者其在道学与八股兴起之时乎。”
这是说宋以来理学道学及八股文之兴起，儒家文人看不起笑话而不去注意它。到明中叶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王学与禅宗得势之后，思想解放影响及于文艺，冯梦龙编《笑府》十三卷，笑话差不多又得附小说戏曲的末座了。”然而清入关“胡人即位，圣道复兴，李卓吾与公安竟陵悉为禁书，墨憨斋之名亦埋没灰土下，《笑府》死而复活为《笑林广记》，永列为下等书，不为读书人所齿，以至今日。其实，这是很不公道的”。于是他罗列了笑话的种种“用处”，如“说理论事，空言无补，举例以明，和以调笑，则自然解颐，心悦意服，古人多有取之者，比于寓言”。又如“群居会饮，说鬼谈天，诙谐小说亦其一种，可以破闷，可以解忧”。其三，作为文学，是“滑稽小说的根芽”，有借鉴价值。第四，作为民间文学“笑话是人民所感的表示，凡生活情形，风土习惯，性情好恶，皆自然流露，而尤为直截彻透，此正是民俗学中第三类的好资料也”。这是从民俗学的角度对笑话作了很高的评价。最后，周作人也看到笑话的讽世作用：“笑话也偶尔有苦辣的讽刺小说的风味，此又其别有意义的用处之一也。但是，我的意思还是重在当作民俗学的资料，兹先选抄明清文人所编者为一集，如能更往民间从老百姓口头录下现时通行笑话为第二集，则其价值当更大矣。”由此可见，他从明清笑话集冯梦龙的《笑府》、陈皋谟的《笑倒》、石成金的《笑得好》中选取笑话主要是从民俗研究的需要出发的，当然，他更希望有民间笑话的记录本，但当时还不多。他在此序中还说：
“十年前我记录《徐文长的故事》数则，说明中曾云：‘从道德方面讲，这故事里的确有好些不可训的分子，然而我们要知道，老百姓的思想还有好些和野蛮人相像，他们相信力即是理，无论用了体力、智力或魔力，只要能得到胜利，即是英雄……”
这是运用人类学派的观点，把民间文学（民俗之一部分）作为“文化残留物”来看待的，是当时流行的观点。所以他在编选时，少收讽世之作，但对过分黄色的猥亵之作也未敢选入，感到遗憾：“其表示刻露者，在民俗资料上多极有价值，今惜未能选入，但可取其稍稍尔雅者耳。”周作人的序言对明清笑话书的原序也多有征引，分析他们的笑话观，说：“《笑倒》和《笑府》的序态度颇有点相近，都是发牢骚，借了笑话去嘲弄世间，但是到了《笑得好》便很不相同，笑话还是笑话，却是拿去劝善惩恶，有点像寓言了。”他认为：“用笑话作教训，说得古一点，这倒是孔孟的传统罢，不过，物以稀为贵，古人偶一为之，后世又当作古逸笑话的吉光片羽，所以很有意思，若是整本的去做，就难免是笨伯了，而且顶奇怪的是在道学派的笑话集中，特别多那些极不堪的故事，有些简直除猥亵外别无什么可取，附加的教训自然全是胡扯，在这里我想那编者的态度实在也同普通说猥亵话的一样，教训只是一种掩饰，向来标榜名教而写淫书的人便多如此。”这是有一定道理的知人之论。在情节之外加上教训说理实不足取，但寓言笑话讽世笑话的教育意义则不能否定。周作人此书中不注意选入思想性强的作品，实是一大缺陷。
1936—1938年，赵景深的《中国笑话提要》是较有分量的一篇笑话研究著作，他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的笑话书，一本本地作了较详细的提要与评论。在介绍《笑林》《启颜录》的版本后，将《笑林》与现代笑话联系起来分析，谈到呆女婿的故事，此二书中的异文“与现今所传的虽不甚相类，也可以稍微找到一点影子……”把古今的同类故事联系起来进行比较研究，是人类学派的主要方法之一，是很有意义的新事物。他还指出《启颜录》所记多为真人真事的传说，“不像《笑林》那样的更近于民间故事”。这是用故事学理论划分传说（严肃故事）与故事（游戏故事），在当时也是颇为前卫的。接着他又介绍元代陶宗仪“《说郛》里选有专辑笑话的集子数种”，并具体分析其中笑话的古今同异变迁。他多论述宋代故事，这正是周作人所忽视了的。如苏轼的《艾子后语》及宋代李昉等《太平广记》卷二四二中的“谬误类、遗忘类”、卷二四五至二五二的“诙谐类”，卷二五三至二五七之“嘲诮类”，卷二五八至二六二之“嗤鄙类”，共19卷，辑录各书中之笑话甚多，且“每条都注明出处。但明代所辑的笑话反而不注明出处了”。于是他又“穷数日之力”把谢肇淛《五杂俎》卷十六的“解颐”部分的130则笑话的出处列表录出，但只查出半数，“这一表可以使我们知道哪一些书里藏着笑话，因此作进一步的探讨，也许对于笑话研究者是有用的。清窝退居士所辑《笑笑录》和近人杨汝泉的《滑稽故事类编》，大半皆注明出处，惟颇随便，不注明出处的也有不少，读者深感不便。最好的要算《幽默笔记》和方成的《历代滑稽故事选集》，可说是每一篇都注明出处的；前者搜罗既广，又有用书提要，其意至善”。强调科学规范，是很好的。
赵景深对明代笑话书，多与周作人的《苦茶庵笑话选》进行对读，作了很详细的比较，发现冯梦龙的《广笑府》是《笑府》的改装，每卷前面，加上一些别的东西。其中有好些是从较古的笑话书如《艾子》等搜集下来的。但周作人所录的“笑府选”中有42篇是《广笑府》里没有的。赵先生还列表把二书中的七篇“同义异文”作了对比，它们是《错死人》《解僧卒》《镜子》《一线莫救》《好古自困》《盖藁荐》《道号非人》，发现“后四篇《笑府选》均较《广笑府》为简”。在评论《雪涛小书》时，赵景深指出：“明人的笑话书雷同者极多，我想不一定是互相抄袭，多半还是由于大家都是听得来的传说之故。即如此书（指雪涛小书中的《谐史》），有十一则是与《苦茶庵笑话选》相同的，但文字却无一相同。”他作了许多的异文对照工作，得出了这个结论，当然也发现《一见哈哈笑》是根据《嘻谈录》和《嘻笑续集》改编的，原书按内容分类，改编后则按题目的字数分类编排，所以认为这种作法“与其说是为了原书分类不妥而改编，还不如说为了想泯去抄袭之迹而改编来得更妥当一些”。赵景深读了《论语》47期上阿英的《钟伯敬的“谐丛”》肯定其翻译使笑话的意义更显豁，这是很好的，但却指出这20多篇笑话“至少该有一大半是辑录的，而不是钟伯敬第一个记录的，更不是钟伯敬所创作的”。赵景深：《中国小说丛考》，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44页。他查出好几篇是宋代文献中已有的。他还查出明人马中编《中山狼传》在《五朝小说大观》的第三函《宋人百种》中已有，“而此书竟题作宋谢良，文字亦较简，似为今所通行者之祖本”。
此外，赵景深还对《山中一夕话》中的《笑例》《类谈集》、所谓徐文长的《谐史》《笑得好》、冯梦龙的《雅谑》、赵南星的《笑赞》等书，都作了不少对比考证，发现托名徐文长的《谐史》是“坊间胡乱刻的，所以错误之处，时可见到”。又发现“《笑得好》引用前人笑话，每多增缀”。对比《笑府》等明人笑话原文，《笑得好》往往在篇幅上加倍了，更口语化，也更生动。而《笑赞》也“不是创作，只是把听来的笑话重写出来罢了”。并从宋元人的书中找出了其中十多篇的出处。在《笑林广记》一节中写道：“以前我们不知道《笑林广记》的来源，现在却知道它是从冯梦龙《笑府》等书里选辑出来的。”他提到周作人《苦茶庵笑话选》对此的贡献，又作了更仔细的对比，发现其出处与民间流传的情形。当然，也有些粗疏之处，如“李卓吾编次”的《山中一夕话》中的笑话如《笑倒》为拙拙夫（即陈皋谟）作，而误为李卓吾了。后由周作人作了订正。
赵景深先生的故事与笑话研究得到了郑振铎、阿英等先进人物的支持，从他们那里借到西方最新的故事理论著作和古本笑话书，所以他能用故事学的理论与方法来分析笑话，这是比一般不懂民间文学理论的文人高明之处。他用传统的考证方法对各笑话集中笑话同异比较亦颇有参考价值。他的研究成果实为中国笑话研究的基础工程，对古代笑话的研究是较为系统、深入的。但联系当时民间流传的笑话及笑话书进行古今比较则尚未引起重视，缺少深入民间的调查，这是一个较大的局限性。
此外，赵景深尚有《中国的吉诃德先生》（1928）一文，是评论林兰编的《呆女婿的故事》一书的。他说：“在我们中国，呆女婿也可以说是吉诃德先生，他秉性直爽，不知奸猾，与吉诃德一样，……但这种人确可佩服。”此文用故事学方法分析呆女婿故事的结构，认为单纯故事可以组合，联几个故事为一个故事。最后特别列一节“东方呆丈夫与西方呆老婆”，认为“大约西方的呆子大半是老婆，如挪威的《愚妇人》等……（举多种西方故事为例）……东方的呆子大半是丈夫或是男子。”为此他甚至疑心俄国的《傻子伊凡》是东部西伯利亚的故事而不是欧洲的。赵景深：《民间文学丛谈》，湖南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94页。此文还批评林兰编的此书“全书有三分之一未注明出处（即故事的产生地），颇引以为憾”。这是对民间笑话记录的科学性提出的科学要求，是很有眼光的。
钟敬文编的《民间趣事》共27篇短篇笑话趣事，其中只二三篇是他自己写的，其余均为“年纪还幼的小学生写的，我不过略略给他们改订一下罢了”。可见他是发动学生记录口头笑话的。他在1928年5月还有一篇《呆女婿故事试说》，主要指出它的典型性特点，说它“集合关于人性愚呆方面之故事的大成（是所谓箭垛），正犹如徐文长之集合关于人性尖刻方面之大成一样”钟敬文：《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35页。，对故事背景和类式也作了一些分析。这一时期的笑话研究还有些零星成果，如陈子展《呆女婿》陈子展：《呆女婿》，《新小说》1928年第1、2期。、傅惜华《中国古代笑话集》傅惜华：《中国古代笑话集》，《艺文杂志》1934年第2卷第4期。、张寿林《中国笑话的史的变迁》张寿林：《中国笑话的史的变迁》，《中央日报·民风副刊》1937年5月。等。
1956年12月王利器编的《历代笑话集》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此书辑入古代笑话书71种，收罗宏富，为研究古代笑话提供了较系统、全面的资料，除总的“前言”外，在每种笑话书之前，先介绍此书之作者、版本，然后录入书中笑话，尽量多录，但对重复的则保留最早见或艺术性高的，对元明以来的笑话集“庸俗的和猥亵的作品”也作了稍多的“删削”。但“总起来说，这本集子不是选集，虽然已经作了初步选择，但保留下来的原作品还是多的”。在“前言”中，编者对笑话的思想和艺术也作了一些分析，指出“一切不合理的剥削和压迫的丑恶现象，都及时地在笑话里面获得迅速的反应。这种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是笑话的特征之一”。如有宦官专政、伪道学、贪官污吏、宗教迷信等等笑话。“劳动人民往往以一个笑话来说明一个道理，让人们在轻松愉快中得到启发和教育。”不是说教而易接受，达到“以笑话醒人”（石基天）的效果。前言中还分析了古代笑话中的一些典型人物，如先秦诸子中的宋人形象，《韩非子》中还有郑人形象，元明笑话中又有艾子、迂公、憨子等人物形象。指出元明以来笑话常成为小说、戏曲的素材，如沈璟的戏曲《博笑记》即“完全以笑话为题材”。王利器：《历代笑话集》，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Ⅲ页。对笑话的“艺术形式”，主要提出了夸张、短小精悍等手法。他还指出“笑话中的正面人物常常是不出场的”。但有时也会有“两个极端的人物形象”尖锐对立，从而“创造了笑话中正面人物生动的形象”。王利器：《历代笑话集》，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ⅪⅤ页。书后附已佚或未收之书目。
1959年5月赵景深对《历代笑话集》提出批评，说编者把《憨子杂俎》《艾子外语》当成已佚而未收，其实这两种书很容易找到，在郑振铎编的《世界文库》内即有……
此书在香港、台湾有五六家翻印，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了新一版，1985年王贞珉与王利器的《历代笑话续编》在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入明清笑话集5种，奇怪的是并未将《憨子杂俎》和《艾子外语》二书收入，只收入《谈谑》《应谐》《解愠编》《时兴笑话》《笑典》等5种，并附先秦《宋愚人事录》凡二十事，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资料。此书有一些又在《中国古代笑话选注》中发表。此文认为战国以来《孟子》《韩非子》等书中所记的宋人笑话，即为中国古代笑话之源。其实《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所记之宋襄公与楚国打仗，“不鼓不成列”而大败，此“蠢猪式”的仁义道德的笑话，即一真人真事的笑话，其时代当在春秋时期。当时即已流传开来：“身死人手，而为天下笑”（西汉）刘安：《淮南子·汜论》。。此文对《笑林》以后笑话的发展，笑话与戏曲、相声的关系也简略地加以阐述，认为“现在的单口相声，就是古代的笑话”。王利器所辑笑话，对研究笑话艺术有一定作用，但书中所收多为真人真事之文人记载，其中有的可笑，大多并不可笑，故与后代之民间笑话集，不可同日而语也。
1957年8月《民间文学集刊》在上海文化出版社创刊，在创刊号第一本“编者的话”中提出要重点研究的问题之二即“对中国古代笑话的研究、笑话和寓言的区别”等等。同期还登载了上海作家协会通俗文艺组于4月5日讨论笑话、傻女婿和谚语的情况报导，出席者有严独鹤、赵景深、罗永麟、陈山、郑逸梅、平襟亚、徐卓呆等二十余人。讨论参考题提出了对“讽刺劳动人民的笑话”的不同看法，有人认为不宜发表，大家认为不对，但究竟怎么看此类故事？罗永麟说，讽刺是永远需要的，傻女婿故事并无恶意，可以“启蒙儿童智慧，教育他们别干傻事”。赵景深说有些傻女婿实际是聪明女婿。陈山认为人民中也有好有坏，对坏事为什么不可以笑话笑话？窦昌荣认为“高等华人话”居高临下笑话人民不好，为笑话而笑话可能“流于庸俗”。徐卓呆说旧时代礼数多，新女婿上门，到一个新环境本不傻的也变傻了。上海文化出版社徐慧弟说，编译出版了两本笑话，有人说有的“没有思想性”，有的讽刺劳动人民，其实只要“有益无害，内容健康，使人轻松的笑话，都可以搞”。金名认为徐卓呆《笑话三千》不注意思想性，不好，但古代冯梦龙、江盈科则是好的笑话编辑家，注重思想性的。这是第一次对笑话进行专题讨论，对笑话的出版与研究是有好处的。
1958年3月《民间文学集刊》第三本发表了金名的《论笑话编辑出版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即为他在上海作协讨论会上的发言，他提出笑话的社会作用有三：作为战斗的匕首，作为生活的教科书和作为娱乐的工具。冯梦龙、江盈科重视第一、二种，而周作人、徐卓呆则只注意第三种。同期还发表了罗永麟《谈中国民间笑话在美学上的意义及其他》，据他后来告诉我，是编辑部约他写的，这是从美学上研究笑话的第一篇文章。作者从亚里士多德以至马克思关于喜剧的论述出发，认为在美学史的长期发展中，“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是基本上认为滑稽的东西，总是乖谬、可鄙、笨拙、可笑的”。结论是：“喜剧的基本内容，主要就是揭露生活中丑恶的东西。”《民间文学集刊》，上海文化出版社1958年第3期，第37页。在喜剧理论上只是阐述了西方观点，但运用它来研究中国民间笑话，却提出了新的看法。他引司马迁的话批评一些浅薄文人轻视民间笑话“够不上艺术品，不登大雅之堂”，是“由于他们无知”，他们不知道“喜剧是在民间笑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间文学集刊》，上海文化出版社1958年第3期，第39页。。“笑话的讽刺有时比较喜剧更辛辣、更坦率、更无顾忌”，因此，认为“民间笑话是完全有资格被列入喜剧的范围之内，具有美学意义的”。他认为讽刺应分为对敌人的和对自己人的二种，傻女婿是对自己人的，而徐文长的故事则较复杂，有捉弄劳动人民的，但也可使农民孩子听了以后可以防御人的捉弄。而巧女、阿凡提一类故事则是赞扬人民智慧的。新中国建立后，与鲁迅的时代已根本不同，当时大敌当前，难以幽默，而新中国建立后，以幽默讽刺自己人身上残留的旧社会的缺点和恶习，是“有好处也应该的”。《民间文学集刊》，上海文化出版社1958年第3期，第48页。
关于阿凡提故事的讨论，1956年《民间文学》1月号和7月号已展开争鸣，这是当时“百家争鸣”方针在民间文学界切实贯彻的结果。在1月份上，贾芝发表了《关于阿凡提故事》一文，对阿凡提故事及阿凡提人物形象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指出阿凡提这个新疆维吾尔族家喻户晓的人物“是劳动人民中一个代表正义和富有智慧的典型人物”。“他的讽刺和反抗的锋芒，是针对着整个统治阶级”贾芝：《关于阿凡提故事》，见段宝林编：《笑之研究：阿凡提笑话评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但同时他又常常有一些“傻行为”，对此贾芝的文章作了三点分析：一是在财主等剥削者眼中，阿凡提是傻的，如《锅生儿》，但这是阿凡提的佯装之计；二是某些人对他的高贵品质不能理解，如《打油》因专心想着别人委托他的事而把碗里的油全部洒光，他老婆认为他最傻；三是表现了他“淳朴憨厚的一面”，如《卖牛》，只讲其缺点，别人帮他吹牛他反而不卖了等等。此外，还有“大智若愚”的成分。《民间文学》1956年1月，第6页。所以他认为阿凡提的性格还是统一的。这是第一篇分析阿凡提故事的文章，充分肯定了它的思想和艺术，认为阿凡提故事的艺术想象“在不少地方胜过文学”，虽然短小，却是“花中的蜜”，弥足珍贵。《民间文学》1956年1月，第7页。
《民间文学》1956年7月号发表了袁忠岳《关于阿凡提的傻行为》的文章，对贾芝文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贾文“把阿凡提的聪明智慧与他的傻行为对立起来……实质上是对阿凡提的完整的性格的破坏”。《民间文学》1956年7月，第9页。他认为傻行为是阿凡提“伟大的人格”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他对敌人一点也不傻，但对自己人则有时会变成傻头傻脑的样子，把他巧智的锋芒掩盖起来，就更使人觉得他“亲切、可爱”，他认为贾芝的错误在于“把阿凡提当作一个历史上真实的人物”，而其实他是人民“艺术夸张”的智慧创造。这些文章为阿凡提故事的广泛流传开辟了道路。此后阿凡提故事在报刊和故事集中大量出现，逐渐成为全国知名的喜剧人物。
1962年1月4日，段宝林在《北京日报》发表了《阿凡提和他的兄弟们》一文，提出阿凡提是一个艺术典型，在其他民族，也流传着类似的故事，如汉语“长工与地主的故事”，蒙古族的巴拉根仓、藏族的登巴叔叔、苗族的反江山、彝族的沙戈克如、纳西族的阿一旦、侗族的雷大等等故事中的人物，“都是阿凡提的兄弟”，他们“都是被黑暗制度压在最底层的劳动人民。尽管反动统治者是如此野蛮、残酷，但他们总能巧妙地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此文提出了“阿凡提是否真有其人呢？”这个问题，有许多说法，“究竟哪种说法对呢？目前还没能考证出来”。《民间文学》1956年7月，第17页。这就引起了戈宝权先生的兴趣，使他想起1936年作为记者旅居莫斯科时，曾读到苏联著名的土耳其学者符·高尔德列夫斯基从土耳其语译出的《霍加·纳斯尔丁的笑话》，1941年在香港曾译出一些发表在茅盾所主编的《笔谈》半月刊上。五六十年代曾把全书翻译出来，同时还阅读了不少苏联著名东方学者所写的有关霍加·纳斯列丁的文章，于是在1963年1月号的《民间文学》上发表了一篇《关于阿凡提和阿凡提故事》的长文，后来又作增补，发表在197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民间文学论文选》中，1983年又作为他翻译的《纳斯列丁的故事》的序言发表，1988年收入段宝林编的《笑之研究——阿凡提笑话评论集》一书。这是一篇系统论述阿凡提故事的长文，对阿凡提的历史原型及其历史，对阿凡提故事的内容及其流传等重要问题，都作了较详细的论述，其根据主要是苏联学者过去的研究成果，介绍得比较具体，因而有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对“阿凡提是个人名吗？”他说不是，而是一种称号，源于突厥语Efendi，是对有知识的人的尊称，也作男人的一般称呼，意即“先生”、“老师”。他的名字叫Nasr—ed—din，读为纳斯尔丁或纳斯列丁，意为“宗教的胜利”、“对宗教的支持”等。为对他表示尊敬，大家又称他为霍加·纳斯列丁，或纳斯列丁·霍加。霍加是宗教中的“老师”之意，与毛拉相似，有人就简称他为霍加。但在中亚各国和我国新疆维吾尔族，都简称他为阿凡提，不过有时也叫他霍加或毛拉。文中还谈到“从阿凡提故事的内容来看，称为‘笑话’似乎比称为‘故事’更为确切”。段宝林编：《笑之研究：阿凡提笑话评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0页。
对于“有没有阿凡提这个人”这个问题，他引用了中外许多学者的说法认为根据土耳其学者的考证，“霍加·纳斯列丁并非虚构的人物，……而是生活在13世纪（1208—1209年至1284—1285年）的一个历史人物”。在地方档案中，发现他生于土耳其西南部的西甫里希萨尔（意为尖城）附近的霍尔托村，当过伊玛目，后追随苏菲派学者而到南方的阿克谢希尔城（意为白城），最后死在那里，活了76岁。其坟墓尚在。伊斯坦布尔大学胡阿德·凯普留柳教授1918年发表他研究墓碑的结果，肯定了他的忌日，虽刻的是伊斯兰教历386年（公元996—997年），却要反过来读应为683年（公元1784—1785年），这是蒙古人入侵土耳其的时代。这样看来，霍加·纳斯列丁就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物，而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了。在土首都的托普卡皮博物馆内有一张18世纪他的小型画像，白胡子，大缠头，骑小毛驴。但是，关于他的故事许多是讲他和帖木儿暴君的关系，而帖木儿是比他晚100多年的中亚察合台汗国的统治者，曾占领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印度及高加索一带，1400—1402年远征土耳其，1404年远征中国，中途阵亡，葬于撒马尔罕（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今坟墓尚在。传说帖木儿很爱听阿凡提的笑话。他在土耳其到处烧杀抢掠，唯独阿克谢希尔城幸免于难，据说是笑话起了好作用。许多笑话是讲他们二人的关系的，如《霍加和帖木儿打猎遇雨》《霍加和一条腿的鹅》……可见民间传说把帖木儿与一百多年前的霍加联在一起，有很大的虚构成分。关于霍加的墓地，也有不少传说，说墓的四周没有围墙，前面却装着一面厚重的木板大门，挂着大锁，这是按他的遗言办的，是“最后一个笑话”。墓上刻着386三个数字，翻成字母，意为“看得见”，失明者用墓土涂眼即可得见光明。当地居民结婚也要到墓前请他参加，否则会产生不幸云云。戈宝权先生除介绍了“土耳其说”外，还介绍了“朱哈说”（即“阿拉伯说”）朱哈是阿拉伯人中广为流传的阿凡提，其称呼是“霍加·纳斯列丁·阿凡提·朱哈”，早在8—10世纪东方各族人民反对阿拉伯伊斯兰的哈里发统治时代即有此人领导的人民起义发生，他装成傻头傻脑的样子，借此假面具作掩护，用笑话来发动群众，所以阿凡提笑话中有反宗教的急进思想，嘲笑伊斯兰的个别教义，后来在亚洲最进步的国家土耳其，霍加的形象得到最大的发展，以后又传到中亚各国、外高加索、巴尔干半岛的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希腊、西西里岛、整个阿拉伯世界、伊朗、阿富汗和中国新疆。他们都把阿凡提作为“自己的同胞”，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形象”。从摩洛哥到中国，从西伯利亚到阿拉伯半岛，有近40种语言在传说着阿凡提笑话。而最早的笑话则是10世纪巴格达的一本《图书目录》中已有记载的《朱哈笑话集》中的，他是阿拉伯人，生于库法（今伊拉克境内），传说中的朱哈笑话后来发展成霍加——阿凡提的笑话。朱哈在各地有不同而相近的名字：阿拉伯人叫他朱哈、召哈、朱希，埃及人叫戈哈，北非的柏伯人叫他杰哈或西·杰哈，马耳他人叫他贾哈，西西里人叫他久法，卡拉布里亚人叫他休哈或肖凡尼……可见流传之广。阿拉伯古老的谚语中，有一条说：“他比朱哈还要傻”，可见其性格特征，当然这不是真傻而是机智的伪装。土耳其的译者伊兹塞特从阿拉伯文译此故事时说：“我以为这个爱说俏皮话的人是个傻瓜：在他的每句话里都含有奥妙的意思。”参见段宝林编：《笑之研究——阿凡提笑话评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6页。戈文对阿凡提故事在各国的流行，欧洲各国的译本等等都作了详细的介绍，是一篇很有分量的论文。但他对新疆阿凡提故事的流传情况却了解不多，因此，认为收集整理和比较研究还是一个重要任务。后来他自己也编了一本《阿凡提的故事》戈宝权主编：《阿凡提的故事》，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是收罗最多的本子之一。
在1962年《阿凡提和他的兄弟们》一文发表之后，各民族机智人物故事引起了注意。1978年11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祁连休编选的《少数民族机智人物故事选》，收入蒙古巴拉根昌、沙格德尔，藏族阿古登巴、聂局桑布，维吾尔族阿凡提、毛拉则丁，苗族反江山，彝族罗牧阿智、沙哥克如，壮族公颇、佬巧、老登，布依族甲金，哈萨克族的和加（霍加）纳斯尔、阿勒的尔·库沙，侗族甫贯，佤族岩江片、达太，瑶族卜合，纳西族阿一旦，乌兹别克族阿凡提等13个民族20个机智人物的故事，这是对机智人物笑话的调查研究上的巨大进步。作者在前言中，对此类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作了研究和评论，认为这些故事的“基本主题”是“奴隶和奴隶主、农奴和领主、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它们的社会意义主要表现在这类作品敢于公开向剥削制度的旧秩序挑战，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反动统治者和剥削者的气焰，激励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情绪和斗争精神，从而帮助人民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他还指出这些机智人物都是一些“滑稽人物”，“在锋芒毕露之中很自然地流露出劳动人民特有的幽默感……这种幽默感，往往是劳动人民轻蔑敌人，对自己的力量满怀信心的乐观精神的一种表现”。对各民族故事中一些相似的情节，作者也进行了初步的比较研究，认为这是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果，但仍带有各自的民族特色，值得进一步探讨。他还指出此类故事中也有“糟粕”，主要是故事中有些淫秽成分或表现了自私、占小便宜、为非作歹等落后意识，故事主角有时成了骗子、流氓、地痞或奴才、走卒、帮凶。作者认为这是剥削阶级“伪造”和影响的结果，是次要的。由此可见，这只是对机智人物故事的初步研究，着重强调的是阶级斗争的内容，对其他方面的分析尚不全面。所以他又认为这些故事是旧时代的产物，“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这类故事不再继续产生”。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上海分会编：《中国民间文学论文选》（下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317—341页。这显然是不符合实情的。
对机智人物的研究，各地都发表了不少评论，1984年还开过专门的讨论会，出过论文集《笑的艺术》，屈育德有《略论巧女故事》，芒·牧林编注《巴拉根昌故事集成》等，对此类作品的思想、艺术作了各种分析。但研究得最多还是阿凡提故事，除上述研究成果外，还有许多论文，如美学家王朝闻80年代到新疆考察时，写了《魔鬼的脸——读阿凡提故事有感》的长文，对阿凡提故事的现实社会意义及艺术手法作了一些随感式的美学分析。戈宝权先生又写了《从朱哈、纳斯列丁到阿凡提》，对朱哈与阿凡提笑话的历史发展和比较研究作了论述。段宝林的《论阿凡提的性格特征》对阿凡提性格的三方面喜剧特征作了较详细的分析，对单一性格论提出了不同看法。傅信、黄泊沧《成年期的史诗——阿凡提的笑话》按照杨绛先生关于塞万提斯、菲尔丁小说理论中的史诗定义，对阿凡提故事进行了很好的分析，认为阿凡提是一个出色的英雄，阿凡提故事反映了深刻的、丰富的历史内容，寓庄于谐，具有史诗的品格。文中也提到金庸《书剑恩仇录》“在深入挖掘了阿凡提的英雄性格之后，……又使阿凡提以锄强扶弱、反抗暴政的新疆怪侠的面貌，活跃在人们的眼前”。段宝林编：《笑之研究——阿凡提笑话评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9页。此外，卜昭雨、金炳喆、胡振华、赵世杰、宁锐、薛宝琨、李稚田等人对阿凡提故事都写了专文，有许多精彩的论述，这些文章都已收入《笑之研究——阿凡提笑话评论集》。
对阿凡提的研究除评论性的分析外，对其美学价值的研究有新的发现，突破了传统西方喜剧美学的基本理论，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重视。段宝林1960—1963年写了几条《阿凡提漫话》，对阿凡提故事的流传及其突出的喜剧特点和美学意义进行了阐述，指出亚里士多德、车尔尼雪夫斯基等都认为喜剧是“关于坏人物的模仿”，滑稽不仅是“崇高的反面”，而且是“美的反面”，1958年罗永麟用美学理论分析笑话时也认为“喜剧的基本内容主要就是揭露生活中丑恶的东西”。如果按传统喜剧理论来分析阿凡提就不能说他是喜剧人物了，作者指出“阿凡提的喜剧形象，既不是崇高的反面，也不是美的反面，恰恰相反，是丑的反面，是崇高和美的正面。由此可见，古典美学中关于喜剧与滑稽的概念，还需要进一步扩大”。过去的喜剧理论“对旧时代的喜剧艺术来说是合适的，走过了千百年的历程，但对人民艺术来说，就显得过分挤脚了，过分狭窄了。过去的美学家们大多是脱离劳动人民的，对劳动人民的艺术和劳动人民的美学观点，缺少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这是他们的局限。我们生活在新的人民的时代，有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并有幸看到如此气象万千的民间文学作品，有可能从广大群众的天才创造中进行更全面的美学概括……对民间文学进行深入的美学探讨，可能使整个美学大为改观”。此文虽短，却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由于编辑不大懂美学也不懂民间文学的描写研究，当时段宝林是20多岁的毛头小伙子，所以这篇短文竟被《民间文学》杂志退稿，直到1988年才原封未动地在《笑之研究——阿凡提笑话评论集》中发表。当然，其主要观点也曾写入《中国民间文学概要》教材，于1981年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为了深入研究阿凡提故事的美学价值，段宝林在80年代又写了四篇文章，第一篇专论为《试论民间笑话的美学价值和结构方式》段宝林：《试论民间笑话的美学价值和结构方式》，《辽宁民间文学》1981年第3期，《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分析了“传统美学中喜剧与滑稽概念的严重缺陷”，又具体论述了“民间斗争笑话的喜剧结构方式”，指出“这种‘斗争笑话’在结构上同‘暴露笑话’显然不同”，暴露笑话中只有一个反面喜剧人物，为“单相笑话”，而斗争笑话则有两个主要人物，除反面喜剧人物外，还有正面喜剧人物，所以是“双相笑话”。“这‘双相笑话’之中，反面的喜剧人物不占主要地位，往往居于劣势，而占支配地位的，则是正面喜剧人物。”文章对正面喜剧人物的斗争方式和喜剧构成进行了具体论述（列举了归谬法、反话法、学样法、谐音法、曲解法、巧计法、巧语法等等），用大量事实说明众多的喜剧人物（机智人物）并不是丑的而是美的，这一事实已突破了传统喜剧美学的框框。
此外，又写了《民间笑话美学意义的新探索》段宝林：《民间笑话美学意义的新探索》，《民间文学集刊》（第二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民间笑话的美学功能》段宝林：《民间笑话的美学功能》，1984年译为英文在国际民间叙事学会第8次大会发表，载大会文集4卷本之第1卷。、《略说笑话的喜剧结构》段宝林：《略说笑话的喜剧结构》，《乡土》1990年第10—11期。、《论阿凡提笑话的美学意义》段宝林：《论阿凡提笑话的美学意义》，《文学评论丛刊》1986年第25辑。等等。这一新的美学探索，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正面喜剧人物的创造及美学研究有促进作用。此文曾请丁乃通先生在卑尔根会议上宣读，他认为中国人第一次参加西方的会就批评西方美学似乎不妥，怕引起反感，但大会主席劳里·杭科教授（芬兰）却很赞赏，一定要他代念，后由他夫人许丽华教授代为宣读，反映良好。1987年在筹备下一次大会时，劳里·杭科特别指出：“民间叙事的审美观念和诗学是一个有待解决的课题。我们已经感到下述情况是冒失和欠妥的，即把西方的美学和诗学观点强加在世界不同文化的民间文学上。”[芬兰]劳里·杭科：《记中芬联合调查》，《民间文学》1988年第3期，第46页。这就说明，此文已引起西方权威学者对“西方中心论”的怀疑，所以后来国际民间叙事研究学会决定今后多到东方国家开会。北大美学教研室主任杨辛很赞赏学报上的文章，为了更深入地研究笑话美学，他为他主编的“艺术教育与美学研究丛书”向段宝林约稿，结果写出了《笑话美学》，因作为丛书的一种，只能写15万字，结果虽写了18万字，还是比较简略，书名按统一格式也改为《笑话——人间的喜剧艺术》1991年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92年又在我国台湾素馨出版社出版。此书是中国第一本全面研究笑话美学的专著，全书分三个大的部分：（1）“笑话与喜剧美”，从研究笑的本质谈到笑话的立体性特点，特别是有关笑话的民俗与社会功能。（2）“笑话的笑素——喜剧美的形形色色”，分别从幽默笑话、寓言笑话、嘲讽笑话、斗争笑话、政治笑话、诙谐笑话、儿童笑话、名人笑话、阿凡提的诙谐等各类笑话作品作了具体分析，最后总结了“笑话的喜剧美与喜剧美的家族”，论证了“喜剧的内容不是丑”，过去美学家简单地那么说是不科学的，事实正相反，喜剧的内容是美——喜剧美。（3）“笑话的喜剧技巧”，不仅对笑话的喜剧人物、喜剧结构和喜剧语言作了具体分析，更重要的是对西方和中国过去的所有重要的喜剧美学观点，都一一作了述评，肯定从古到今的20多种观点的成就，同时也明确指出了他们的种种局限性，目的正在于通过笑话的研究全面深入理解喜剧美学，并竭力探索喜剧美之产生与创造的共同规律。作者是努力按照马列主义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的，不是像大多数西方美学家那样由先验的哲学理论出发去推导演绎出喜剧美学理论，而是相反，从具体事实、具体作品出发，去概括出喜剧美学的理论来。这是比较可靠的并最具创造性的研究方法。当然，其成果还是初步的，需要进一步完善。
关于笑话研究的专著除以上所述外，尚有《笑话、幽默与逻辑》谭大容：《笑话、幽默与逻辑》，重庆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这是用笑话说明逻辑原理的著作，是从哲学、逻辑学角度研究笑话的成果，可以使人“在笑声中增长智慧，训练思维能力”，说明笑话的内容有不少是很深刻的，那些轻视笑话的传统观点显然是大谬不然的。还有一本《笑话里外观》余德泉：《笑话里外观》，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此书从文学观点进行研究，对笑话的思想内容与各种艺术手法作了非常细密的分析，是评论笑话，研究艺术技巧的佳作。
对于笑话中性爱描写的研究在90年代有一定的深入。199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明清通俗笑话集》的编者陈如江、徐侗在《前言》中从西方喜剧、狂欢的观念出发，对古人“不亵不笑”的问题作了阐释，认为明清笑话中“不少涉及性爱的笑话，表现了人类对自由婚姻尤其是美满的性生活的大胆追求，对正常的性爱欲望的充分肯定以及对封建的虚伪的道德、礼教的嘲讽和批判”。同时也有“许多性爱笑话‘释放’和‘宣泄’的是低贱、庸俗、粗鄙、无聊的‘性’趣。”陈如江、徐侗：《明清通俗笑话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1997年台北里仁书局出版的陈益源著《民俗文化与民间文学》中有两篇关于“荤笑话”的文章，一篇是《长牙、成精、水里模——民间荤故事的三种类型及其性教育功能》，这是作者对1989年8月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内部出版的两本《中国民间荤故事》中264则笑话的一种研究，对此三种类型所表现的性启蒙教育的社会功能作了充分的肯定。另一篇为《〈姑妄言〉里的荤笑话——〈姑妄言〉系列研究之一》，《姑妄言》为雍正年间的长篇白话小说，现藏莫斯科，是一新发现的古抄本，1997年淡江大学曾有翁文信的硕士论文《〈姑妄言〉与明清性小说的性意识》研究此书。陈庆浩认为它是“古本色情小说中集大成之作”，陈益源参与了此书在我国台湾地区出版的校刊整理工作，对书中约80则荤笑话进行了研究，一方面从古本笑话书中找出了一些笑话的出处，同时与其他古代书面笑话相比，认为这些笑话有“口语化和故事性强的特色，也为其他古代书面笑话所不及，……那些荤笑话的真正来源可能主要得之于民间的口耳相传”。“它们的存在也不全然是伤风败俗，其中融入了许多先民的集体智慧，亦不乏文艺美感的高度展现，并见在实际听讲传播的过程中，有些还深具性知识的启蒙与性教育的正面功能。”这些都是笑话研究的新成果，是值得欢迎的。
关于笑话研究的介绍，见闻有限，恳请方家、读者补正。
来源：思想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