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雷洁琼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和卓越领导人，一生崇尚教育事业，在中国教育领域硕果累累，是著名社会学家、法学家、教育家。她74岁任北京市副市长，80岁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91岁高龄出席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2011年1月9日，享年10

和平请愿团部分代表在上火车前合影：（右起）马叙伦、包达三、雷洁琼、闫宝航、张絅伯、盛丕华、胡子婴（代表团秘书）、蒉延芳

雷洁琼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和卓越领导人，一生崇尚教育事业，在中国教育领域硕果累累，是著名社会学家、法学家、教育家。她74岁任北京市副市长，80岁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91岁高龄出席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2011年1月9日，享年106岁的雷洁琼走完了她传奇的一生！

奋发图强的求学之路

1905年，雷洁琼生于广东，其父雷子昌不仅知识渊博，而且思想开明，受到维新思想的影响，坚持送女儿上学读书、不让裹脚。在良好的家庭教育下，雷洁琼深受新思想和新文化的熏陶，不仅阅读大量中外名著，而且打篮球、游泳、骑车，身体健康，性格坚毅，并从小在心中种下了救国图强的种子。

1913年，雷洁琼考入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在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就读的几年间，雷洁琼不仅增长了学识，也收获了健康和友谊，以救国图存为己任的责任感深深地植入了雷洁琼的心中。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学生运动的浪潮迅速席卷中华大地。广东省立广州女子师范学校也成立了学生联合会，积极声援北京学生联合会的行动，雷洁琼被推选为宣传部部长，满怀热情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去。她和同学们走上街头，高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和北洋政府卖国求荣的丑恶行径，号召民众团结一心，反抗侵略，反抗压迫。

就在这个时期，雷洁琼接触到了《新青年》等进步杂志，深深为民主和科学的光辉所震撼，面对国家的危难和民众的疾苦，她忧国忧民的思想不断深化，迫切希望学习新知，寻找救国之路。

五四运动以后，许广平等进步同学纷纷去北京求学，雷洁琼十分向往北京。她将个人的志愿向父亲提出，父亲担心女儿去北京要参加学生运动，不能安心学习。于是对雷洁琼说：“你有奋发图强的抱负很好，我希望你学习一种专业，将来在社会上从事一种经济独立的职业。你可根据个人兴趣选择医学、法学或美学，但是我不赞成你到北京去读书，我宁愿资助你到美国去留学。”雷洁琼对父亲提出的三个专业都不感兴趣，但对父亲愿意资助她去美国留学十分高兴。她说：“我到国外留学，一定刻苦学习，不辜负您对我的期望，学成回国，报效祖国。”

在父亲的支持下，雷洁琼与兄长一同前往美国留学。她最开始选择的是化学专业，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雷洁琼发现，化学实验与自己的救国救民的理想相距太远。

经过多方探究，雷洁琼发现社会学中能够找到医治社会弊病的良方，能够让中国富强起来，果断选择了斯坦福大学，选修远东问题研究，后进入南加州大学攻读社会学。她以刻苦的学习和优异的成绩，得到老师们的肯定，学有所成。

1931年，雷洁琼26岁，从美国回到阔别7年的祖国，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她在教学上侧重于应用社会学。她讲授的课程有：社会学入门、社会服务概论、贫穷与救济、家庭问题、儿童福利问题和社会服务实习。

她带领学生走出校门，到北平郊区农村清河试验区和河北定县（今定州市）平民教育区进行实地访问和调查。在天桥贫民窟和育婴堂看到饥寒交迫的劳苦大众和儿童，在妓院看到受迫害的妇女，面对悲惨的景象，这些来自中上层家庭的学生们直面贫病交困的社会现实，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洗礼。她的学生几十年后还说：“雷先生当年不仅教我们读书，更教我们懂得了怎样做人。”

中国妇女教育的先行者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平沦陷。

当时燕京大学有规定，教师在校任教满7年，可以到国外进修一年。雷洁琼自1931年返国，在燕京大学执教已满6年，再有一年，她就能够得到去国外进修的机会。

正在此时，江西省妇女生活改进会指导员熊芷联系雷洁琼，介绍她到江西做妇女工作。正在广州探亲的雷洁琼当即决定：不再返回燕京大学执教，到江西去。

冒着敌机日夜轰炸的危险，雷洁琼几经周折从广州到达南昌，先后担任江西省妇女生活改进会顾问、江西伤兵管理委员会上校课长和江西省地方政治讲习院妇女班主任、江西省战时妇女干部训练班主任等职。

当时江西通过举办妇女干部训练班培训妇女干部，便于深入到县乡发动群众参加抗日。其中，雷洁琼曾担任其中几期的班主任并主讲政治理论课，她从“什么是妇女问题”讲起，到“各时代社会性的妇女生活”及“现代妇女解放思想的高潮”，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使学员得到深刻教育。雷洁琼认为推展农村妇女运动是抗战期间的紧急任务，提出提高妇女智能、文化水平、政治觉悟，提高妇女社会地位，铲除封建残余对妇女的毒害等一系列具体的意见。中共江西省委输送一批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进入训练班，学员毕业后成为各县开展妇女工作的骨干。

1939年，江西省妇女生活改进会改组为江西省妇女指导处，由社团转为政府机构，有了固定的经费与人事编制。雷洁琼担任江西省妇女指导处督导室主任，负责督促、检查、推动各县妇指处工作。

在江西期间，雷洁琼还联合江西各界妇女组成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永新县和赣县成立了两个战时儿童保育院，收容难童100余人。

身为大学教授，雷洁琼平易近人、热情诚恳、艰苦朴素、积极工作，与普通干部打成一片。她穿粗布衣服、着草鞋，深入农村，跋山涉水，走村串户，与农村妇女共同生活，促膝谈心，热忱亲切教育，团结广大妇女群众，带动妇女干部战胜种种困难。

新中国成立后，雷洁琼先后担任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和全国妇联副主席等职务，她推动妇女权益保护，为妇女事业作出卓越贡献。

坚强的“民主斗士”

“一二·九”运动中，雷洁琼是当时燕京大学唯一一位参与游行的女性教师，和学生们在寒风中游行。并在第二年冬天，出任慰问团团长，带领学校师生共同来到抗战前线慰问战士。

1936年12月9日黎明，燕京大学爱国学生500余人组成的游行队伍，满怀“誓以我们的热心，献给危急的祖国”的雄心壮志出发了。队伍奔向西直门，城门已关闭，不能进城。同学们含着热泪高呼：“中国人的城门不准中国人进去了。”同学们和军警说理斗争持续6个小时。雷洁琼坚持在寒风中和同学们站在一起。

经过“一二·九”运动的洗礼，雷洁琼受到了锻炼，坚定了意志。1945年12月30日，上海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知识分子马叙伦、王绍鏊、林汉达、周建人、徐伯昕、赵朴初、雷洁琼、严景耀、陈巳生等人秉持“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的理念，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表对时局的宣言。针对蒋介石“先统一，后民主”的谬论，指出：“现阶段的中国，民主实在是统一的基础，同时又是统一的内容，统一的目的……改革政权，实现民主，国民党立即还政于民，重新制定宪法草案。”

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后，积极参加上海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与民主的反蒋爱国民主运动。1946年2月28日，民进联系上海20余个人民团体集会，成立了上海民主运动团体联合会筹委会，马叙伦任筹委会召集人。

为扩大反内战宣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领导成员马叙伦、林汉达、周建人、王绍鏊、许广平、吴耀宗、雷洁琼等在《群众》周刊上发表与该刊记者的谈话，雷洁琼说：“中国的内战主要是中国的政治问题，我希望这15天的停战，为永久和平的准备时期，15天的停战时间太短，各党各派和全国各界各阶层人士要为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共同奋斗。”6月16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召开理事会，会议决定组成“上海各界人民和平请愿团”赴南京请愿。6月23日，于上海北火车站举行欢送和平请愿代表团大会，代表团9人，其中5人年逾花甲，3人年过半百，雷洁琼当年41岁，是代表团成员中最年轻的，也是唯一的女代表。

当代表团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暴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下关事件”。雷洁琼一面保护代表团中最年长的马叙伦，一面保护随身携带的文件，头发被揪掉大把，眼镜也被打落在地，鲜血染红了衣衫。国民党当局派人将雷洁琼和代表们抬到了大卡车上，雷洁琼据理力争拒绝下车，经反复交涉，事发5个多小时后，代表们被送到了医院。当晚，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代表闻讯赶到医院，邓颖超还买了一件衣服亲手帮雷洁琼换下了身上的血衣。周恩来对受伤的代表们说：“你们的血不会白流。”

参加新政协，见证新中国

1948年，平津战役打响，回到燕京大学的雷洁琼，收到访问华北解放区的邀请。

1949年1月，雷洁琼和丈夫严景耀等几位教授前往解放区。到了西柏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和宴请。宴会结束后，大家随毛泽东走进了他的办公室，围绕在书桌旁继续谈话，气氛非常热烈。雷洁琼趁机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国和苏联都赞同中国‘划江而治’，在国际和国内有不少拥护者，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怎样看‘划江而治’的社会基础？”

听完雷洁琼的问题，毛泽东爽朗地笑了起来，然后认真地回答了雷洁琼心中的疑惑。毛泽东的话让在场的每个人都受到深刻教育，对于研究社会学的雷洁琼来说，更是深受教育，深受感动。

这次长谈，从晚饭一直到深夜才结束，每个人都受到了一次毕生难忘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

1949年10月1日，雷洁琼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亲耳聆听毛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她在日记中写道：“幸福地站在毛主席身后，遥望广场上欢欣鼓舞的人群，激动得流下热泪。”

“说到底我只是一名老教师”

新中国成立后，雷洁琼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等职务。1985年开始，她进入更高层的政治舞台，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直到1998年退休。

1979年，74岁高龄的雷洁琼上任北京市副市长，四年任期，她奔走于寺院、教堂、学校和企业之间，致力于民政、民族和宗教工作。

作为友好使者，雷洁琼还多次出国访问，足迹遍布了五大洲。担任过如此多的工作职务，当被问及最喜欢哪一个工作时，雷洁琼发自内心地说：“说到底我只是一名老教师，在所有的称呼中，我最喜欢教授这个头衔。虽然做过一些社会工作，但我一直也没有离开过讲台。”

在她的倡议下，北京大学恢复社会学系，雷洁琼担任社会学教授。1985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设立社会学博士点，雷洁琼又开始带博士生。

在雷洁琼第一个博士研究生毕业的那一年，雷洁琼已经85岁高龄。

熟悉雷洁琼的人，总会提起她讲课时候的“大嗓门”。每次上课，雷洁琼总会提早准备好讲义，上课时即使没有扩音器的帮助，最后一排的同学仍旧能听得清清楚楚。

参与制定教师法、香港基本法

教育关系着一个民族的未来，雷洁琼对于教育事业一直情有独钟。除了长期担任多所大学的教授，精心培育桃李，还以战略的眼光和思考，推动中国教育的法制化进程，先后参与义务教育法、教师法等国家大法的制定，并且不辞辛苦率领检查组，前往各地检查和监督这些法律的落实情况。

1994年，继义务教育法之后，又一部教育大法教师法施行，雷洁琼相信，这部法律的颁布，不仅是教育事业的大事，更是关系着民族前途和国家命运。

雷洁琼年逾九旬之际亲历港澳回归，并出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和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作为国家领导人和著名法学家，她为两个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殚精竭虑。尽管年事已高，但她仍然多次奔走在香港、广州、北京之间，广泛听取各界人士的意见。此外，她还参加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评选委员会的工作。

1997年，在那个永载中华民族史册的日子，92岁高龄的雷洁琼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飞抵香港出席回归交接仪式，亲历这一民族盛事、世纪庆典。在交接仪式上，这位世纪老人不禁心潮澎湃，感慨万千，眼睛里噙满了热泪。

1998年退休后，雷洁琼并没有停止为社会服务。她积极参与教育扶贫项目，尤其关注香港和澳门回归过程中的社会活动。这种家国情怀贯穿了她的一生，即使高龄仍不改初心。

简朴的生活

雷洁琼个人生活十分简朴，她起居有定时，饮食定量。每天早晨5时醒来，在床阅读书刊。7时15分早餐，有水果、红茶、玉米粥。11时30分午餐，汤面一碗。晚餐6时30分，米饭半碗，荤、素各一盘。她十分注意节食，不喜欢吃零食。参加宴会也从不吃过量，晚间看北京新闻、新闻联播及一个小时电视剧后，9时开始阅读当日文件，并及时处理。晚11时睡眠。她不习惯午睡，有时闭目养神半小时，经常利用中午时间阅读报纸。

进入21世纪，雷洁琼已经过了百岁大寿，虽然她不再担任国家领导职务，但仍念念不忘国家的教育事业。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她仍然积极参加一些会议，接见来自各方的友人。

雷洁琼的秘书高志芬提到：“许多人问雷老长寿的秘诀，我体会，雷老是一位有爱国、爱民、爱他人的善良心的人，是一位一心为公、无私奉献、勤于动脑、性格开朗、平易近人的人。这就是雷老的幸福观、人生观、价值观，也是雷老长寿的根本原因。”

她一心一意想为党、为国家、为人民脚踏实地多干些什么，多奉献些什么。人们见到她，总是问：“雷老，您如此高龄，工作这样忙，您身体好吗？您是怎样锻炼身体的？”她笑笑说：“还能工作吧，就怕突变，我没有时间锻炼身体，但我多用脑，这就是我的锻炼。”有人问：“您的爱好和兴趣是什么？”她说：“我的兴趣很多，最大兴趣是看书报，剪贴报纸，积累资料。”

她在《幸福》杂志1988年12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的幸福观》。文章最后说：“只有为人民、为社会、为国家不断奉献的人，才能领悟到人生的价值，才是真正幸福的人，不断地追求，不断地奉献，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来源：民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