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后勤是军队和军队战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隐没在刀光剑影之后的“第二条战线”。一直以来，研究中央苏区后勤保障的文献不少，但迄今未见现代化的历史考察。后勤保障现代化是苏区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毛泽东所说，“充实红军的给养与供给，组织联络前线与后方的军事运输，组织军事
后勤是军队和军队战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隐没在刀光剑影之后的“第二条战线”。一直以来，研究中央苏区后勤保障的文献不少，但迄今未见现代化的历史考察。后勤保障现代化是苏区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毛泽东所说，“充实红军的给养与供给，组织联络前线与后方的军事运输，组织军事的卫生治疗，同是对于革命战争有决定意义的事业。”近年来，学界“强化了中央苏区后勤保障问题的总体性研究、专题性研究、拓展性研究”，“特别在史料整理与出版方面积累了丰硕成果”，本文将在梳理中央苏区后勤保障现代化历史的基础上，总结相关经验，为新时代后勤保障现代化服务。
一、中央苏区后勤保障现代化的历史背景
南昌和湘南起义之后，1928年4月，朱德和陈毅带领剩余队伍抵达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成功会师，两支队伍合并后组建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即“朱毛红军”）。这是我党创建和领导的首支正规红军，增强了湘赣边界军事力量，对于创建稳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推动中央苏区后勤保障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
（一）中央苏区的形成和发展
1929年1月，为了避开国民党军队的正面进攻，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到赣南开展游击战争。3月初，部队挺进闽西南。通过一路与敌军进行反复较量和深入调查研究，毛泽东发现赣南、闽西党组织发展和群众基础较好，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经济条件也比井冈山好很多，而且地势险要，全是崇山峻岭，易守难攻。3月20日，毛泽东在长汀召集红四军主要领导人开会，准备围绕赣南和闽西创立新的根据地，与之前湘赣边界的武装割据区域连成一片，为中央苏区的创建描绘了蓝图。
1930年8月，红军第一、三军团合并，中央红军正式成立。之后，红军分别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使赣西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连为一体，中央苏区正式形成，人口约为400万。由于1930年夏国民党新军阀爆发了空前的中原大混战，从1930年夏季到1931年底，是中央苏区和红军力量发展壮大的鼎盛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获得了极大的发展。除了中央苏区之外，全国各地先后创建了湘鄂西、湘鄂赣、湘赣、赣东北、鄂豫皖等10多个红色根据地和革命政权，全国红军规模因此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由于中央苏区的创建及其垂范作用，中国革命形势开始走出低谷走向高潮，并踏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
（二）中央苏区后勤保障面临的形势
中央苏区后勤保障是一个宽泛概念,当时党的中心工作是军事斗争,农业、工业、商业、贸易、医疗卫生等各项工作都是围绕军事斗争来开展的，都属于后勤保障的范畴，整个中央苏区的后勤保障任务等于是红军的后勤保障任务。
众所周知，军队历来都是依靠从上到下拨款吃“皇粮”的，但是红军在创建后却没有皇粮可吃，因为当时中共中央本身仍依赖共产国际经费支持，不可能为红军提供军费。在南昌起义爆发后不久，中共中央就明确指示朱德领导的起义部队余部：“你们队伍一切的给养，均应从豪绅官吏财主地主身上着想，千万不要空想党会来帮助，这不但事实不可能，而且原则不许。”由此可见，红军根本不可能依靠自上而下的供给实现物资保障，正如当时的总供给部部长叶季壮所说，“在苏区时，物资供应主要靠部队自己解决，……是前方供应后方，下级供应上级。”此种供给办法给红军后勤保障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由于反“围剿”战争持续进行，加上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中央在苏区的生存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作战资源成为红军在即将到来的消耗战中面临的最大难题。
朱毛红军刚到井冈山的时候,部队作战和群众生产生活所需后勤设施近乎空白。一方面，自然条件恶劣，经济环境落后，绝大部分地方仍处在自给自足的“杵臼时代”；另一方面，国民党实行严密的封锁，企图“使其交通物质，两相断绝”，从而“束手待毙”。由此，给边界军民生活和生产带来了极大困难，导致红军每每因为经济原因离开苏区，或改变战略。当时，毛泽东就敏锐地指出：“财政和粮食问题，不待说对于‘反围剿’是有重大意义的”。1928年10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样描述红军遇到的经济困难：“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有时真是至了极度”。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在谈到封锁状况时，毫不隐讳地说：“过去苏区与国统区的经济往来是相当容易的，而现在则要困难几十倍。”
事实上，自从井冈山会师后，部队穿衣吃饭就一直是个大问题。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宁冈，天气渐寒，很多指战员只穿两件单衣。粮食供给困难除了“耕地少、产出不足”和国民党严酷封锁的原因外，还有人员数量剧增的因素。1929年1月红四军向赣南游击时，全军只有3600余人，而在鼎盛时期，主力红军10万余人，连同地方武装共16万人，吃饭问题更加严峻。不仅如此，药品和食盐等日用品奇缺。根据黄克诚大将回忆，“当时兄弟部队见面时，能向对方要到一点盐，就是很难得的收获了”。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也有清晰描述：“食盐、布匹、药材等项日常必需品的缺乏和昂贵，木材、茶、油等农产品不能输出，农民断绝进款，影响及于一般人民。”
二、中央苏区后勤保障现代化的发展历程
面对艰难困苦的生存和生活条件，毛泽东等率领中央苏区军民开展了一系列自救和生产运动，在经济政策、管理制度、后勤举措、队伍建设和发展方针等方面，大胆尝试,勇于开拓创新,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现代后勤保障系统，为红军作战提供了有力的物资供应和各种保障，对中央苏区巩固和革命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打土豪、筹款子和征发税收
在红军成立早期，中共中央就对其后勤供给明确指示：“红军经费……尽力由没收征发等方法解决之。”没收即打土豪，征发是指对农民征粮或征缴土地税以及对商人派款征税。因此，红军早期作战经费主要来源于上述两项，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红军给养，米暂可从宁冈土地税取得，钱亦完全靠打土豪。”
出于筹款需要，红军主力部队除了作战打仗之外，还要负责肃清民团土匪，发展新苏区，筹措给养。为此，红军每到一处，立即开始打土豪，没收他们的财产和粮食，对商人资本不进行没收，要求按累进法捐款，大商多捐，中商少捐。此外，还有派款、罚款、挖窖、罚没等方式。筹来款项主要用于购买粮食，最大程度保障军粮储备。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仅仅发油盐柴菜钱，每月也需现洋万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给。”当然，这一时期也出现过过度打土豪的教训。例如，1932年开展的“查田运动”就是在远近土豪被打光的情况下，又从富农和中农中“制造”出一批土豪来打，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富、中农的感情。
除了打土豪、筹款子，红军还通过征缴土地税和其他税收以及作战缴获来取得物资供应和经费保障。正如毛泽东所说，“主要是在白区与苏区内向地主罚款，要富农捐款，及在不损害苏区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向商人作适当的征税”。事实上，税收是中央苏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尤其是在邻近白区的土豪打得差不多以后，部分地方甚至出现以没收财产转为以税收为主要收入的趋势。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废除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和田赋丁粮等，按累进税率征税。之后，税收在中央苏区财政收入中的比例有很大提升，其中“土地税占财政总收入的30%～40%，商业税占总收入的20%”。总之，打土豪筹款和征税是中央苏区早期后勤保障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二）开展土地革命，发展现代农工商业
随着中央苏区的巩固和发展，土地革命广泛地开展起来。具体方针是，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同时，发展现代农工商业。通过一系列改革，保障了党政军供给，繁荣了根据地的经济，对打破敌人封锁和围堵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中央苏区后勤保障现代化提供了初步经验。
1928年12月，湘赣边界政府通过《井冈山土地法》，规定强制没收一切土地归工农兵苏维埃所有。1929年4月，毛泽东在赣南主持制定《兴国土地法》，将其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和全部地主阶级的土地。此后，通过颁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等一系列文件，全面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大大促进了中央苏区农业的发展。当时，党政军领导人包括毛泽东、朱德等都亲自参加生产劳动。为解决红军家属劳力不足问题，专门设立了耕田队；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又组织筑路修渠造林，开展修复陂、圳、坝等活动。此外，要求政府和后方军事机关开展生产自给，多开辟苏维埃菜园，减少部队供给。还创办机关合作社，目的不在于营利，而是抑制商人对消费者的盘剥，同时方便机关工作人员和附近群众购物。这些举措都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改善了军民生活。
中央苏区还定期组织红白区和城乡贸易，由苏维埃政府负责粮油、土产等输出以及食盐、布匹、药物等紧缺用品输入，以粉碎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封锁。首先是开辟红色圩场。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苏区创建了边界第一个红色圩场——大陇镇圩场，同时修复和改造了遂川县境紧靠井冈山的草林大圩场。由于砸掉了重重税卡，取消了苛捐杂税，两大圩场的局面被迅速打开，出现了活跃、繁荣的景象。其次是设立公卖处和公营商店。1928年夏，新遂边陲特别区工农兵政府在辖区率先设立公卖处。各种物品汇聚到公卖处后，平价出售给军民使用，为稳定市场物价、促进根据地内外物资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苏区政府还创办了现代印刷厂、造币厂等，这些都是间接服务于红军的后勤保障，为中央苏区工商业现代化和红军取得反“围剿”战争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
由于国民党在第五次“围剿”中实行坚壁清野政策，中央苏区遭遇到巨大困难，被迫采取发行战争公债、经济建设公债和发动借谷运动等现代措施保障红军的后勤供应。1934年1月，经济建设公债“以收谷子为原则”，同时重视规范仓库粮食的支取管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要求各兵团部队在支取物资时，出示“中粮部颁发的支付命令、借谷证、米票、各级仓库发谷凭单，或部队正式盖公私章的领谷收据”，否则“定予以纪律的制裁”。与此同时，苏区政府还发起了三次大规模的借谷运动，另有一次持续时间最长的借谷运动是以发行推销经济公债券为形式推进的，“至于拿谷子来折付现款购买公债，是更普遍地在每个农村中进行着”。此外，中央苏区政府还开展多种形式的捐献运动，号召群众节省和捐献各种物资，这种群众自愿的捐助也是当时红军获得补给的重要途径之一。
（三）建立现代后勤生产服务设施
中央苏区后勤保障在武器装备上主要是靠战场缴获，在资金和粮秣方面早期主要靠“打土豪”，中后期主要靠生产和税收。由于仅仅依靠作战缴获和“打土豪”远远不能满足红军的后勤保障需要，中革军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军事后勤建设。这些后勤设备设施尽管是初创，但是中央苏区后勤保障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创建现代修械所和兵工厂。中央苏区各地红军在成立之初，由于枪弹缺乏，作战多持标枪扁担。1927年底，赣西南苏区首先成立“东固养军山修械小组”；1928年7月，红四军在井冈山创立茨坪军械所和漕泊东冲军械所，但只能打制简陋兵器和简单修理武器。从记载看，中央苏区创办的第一个现代兵工厂是淘金坑兵工厂。之后，红军打下了国民党军队的一些正规兵工厂，开始建立规模较大的军工企业，生产比较先进的武器和军事装备，如闽西兵工厂、闽北兵工厂、梅树下村兵工厂、官田兵工厂等。1934年5月成立的中央苏区兵工厂不仅能修理步枪，还能修理驳壳枪、机枪、迫击炮等。但总体上说，中央苏区的军工生产技术仍然有限，有时候生产出来的子弹“是打不响的”，修过的枪到“前方不能打，或者一打就坏了”。为此，部队特别注意武器弹药的保管和战斗中节省。
建立现代被服厂。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攻打茶陵县，缴获一些棉花与布料。1928年初进攻永新县，又缴获部分缝纫机和布料。5月下旬，根据毛泽东指示，余贲民在桃寮村建立了红军第一所现代被服厂。该厂主要生产八角帽、军服、挎包和子弹袋等，基本能保障红四军被服需求。此前，红军其实是没有制式军服的，官兵所穿多为1924式黄埔军服甚至便装。该厂军服仿照苏联红军军服样式，以深灰色棉布为料子，佩以同样的领章帽徽，军帽则为有帽檐八角列宁帽，这也是红军正式制服的肇始。之后，中革军委陆续成立了被服总厂、第二和第三被服厂，福建军区还成立了地方被服厂。此外，苏维埃政府还在井冈山等地建立了现代盐厂、粮库和印刷厂，以保障军民的日用品和粮食供应。
创办现代救护所和红军医院。1927年10月，毛泽东以三湾改编后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卫生队为基础，在宁冈茅坪设立了第一个现代医务所。“朱毛”会师后，又在大井、小井、茨坪设立医务室，并将茅坪医务所扩大为红军医院。但医院设施简陋，医疗资源严重不足。为了统筹推进相关工作，中央苏区于1931年春在兴国创办红军总医院。随着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总院之下陆续成立7所野战医院和20多所预备医院。1933年1月，以长汀福音医院为基础，又创办了中央红色医院。同时，各省军区也成立了地方医院，如江西第一红色医院、粤赣军区红军医院等。红军医院的职责既包括战伤救护，也包括卫生防疫，尽管水平不高，而且困难重重，但建立了现代工作系统和救护程序。此外，还在瑞金杨家岭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为战地和后方医院培养现代医护人才。
设立现代兵站运输线和邮政局。事实上，最考验中央苏区后勤供给能力的，是怎样有效将武器、粮食、医药等送往前方，再把前线的病伤员、缴获的物资等运到后方。1932年1月，中革军委设立总兵站运输部，通过纵横交错的现代兵站运输线将前后方紧密联系在一起。针对国民党停办根据地邮班的措施，苏维埃政府还建立了现代邮政系统。在中央苏区创建之前，闽西和赣西南就有了红色邮政。1930年3月，中央苏区在赣西南创办首个现代邮政机关——赤色邮政总局，在闽西还设有赤色交通总局，各自制定通邮规则。1934年1月，中央总务厅指出，赤色邮政是党政军“一切法令文件书报的最主要输送机关”。随着革命的猛烈开展，赤色邮政在苏区政治、社会生活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四）创建现代后勤领导机构和组织系统
1927年9月，毛泽东在三湾改编中首次在军队建立现代后勤机构，下设辎重队和卫生队。这一期间，由于没有政府和后方，军队后勤补给十分困难且很不稳定。直到10月初，毛泽东率领部队到达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后勤工作和物质生产才得以逐步展开。1928年4月，红四军成立后，为解决装备和给养问题，开始在部队建立更多后勤机构：一是军械处，下设军械、辎重、管理等科队；二是军需处，下设财政、会计、粮秣、被服四科；三是军医处，下设担架队、运输队、医院、军医科和留守处。每个团都设经理处和卫生队、担架队、辎重队等。同时，各县地方武装还在特定地点建造后勤设施，进行不同规模的现代后勤建设。这一时期，红军各部队成立了名称不同、形式各异的后勤服务机构，但是没有设置隶属于总司令部管辖的专门组织系统和后勤领导机构。
中央红军组建军团实行大范围运动战后，后勤机构建设开始进一步完善。根据《中国工农红军编制草案》，中革军委于1930年10月设立经理处和军医处，要求团以上单位同步设置，还在军团设立野战医院。这时，后勤部门开始从红军司令部分离，成为独立的组织系统。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开始在中革军委下设总经理部（后改为总供给部）和军医处，与总兵站和后方办事处构成中革军委后勤系统四大组织机构。为方便统一调度指挥，又在总参谋部管理局增设后方勤务科，专门负责各后勤单位之间的协调，制订战时后勤保障计划。截至1933年底，红军在方面军团以上单位均建立了现代后勤组织，使之与政治、军事机构一起组成了红军部队的三大工作系统。
（五）确立现代后勤服务管理制度
经过不断实践和探索，中央苏区后勤服务和生产逐渐走向正轨，开始从无到有建立现代后勤管理制度和基本原则。后勤管理、服务保障的各项制度逐渐完善，不仅极大地巩固和提高了中央红军的战斗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央苏区的后勤保障现代化建设，为之后党政军后勤保障现代化积累了丰富经验。
红军在刚成立时一度实行薪饷制，每月标准20块银元不等，但在当时艰难的环境下很快就无法持续。1927年9月，红军在三湾改编时开始成立士兵委员会，在经济和政治上实行士兵参与管理的现代民主制和官兵一致的供给制。此两项制度“使得红军中官兵伕薪饷穿吃一样，军阀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成为当时的真实写照”，极大地增强了红军的团结。此后，又实行吃“包包饭”，明确红军的供应标准，要求官兵同甘共苦，“朱德扁担”的故事即在此时产生并传为美谈。在毛泽东等领导下，中央苏区制定了一系列区别于旧军队、以官兵平等为特色的现代后勤保障制度，包括标准化的供给制度、官兵一体的经济民主制度，以及在后勤单位和机关建立党组织的政治工作制度等。
红军不仅实行供给制，还让士兵委员会参与经费管理，初步形成了“党委当家、后勤管家、群众监督”三位一体的现代后勤管理制度。一方面，号召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1932年2月，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布《帮助红军发展革命战争实行节俭经济运动》的通令，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尽可能节省金钱或粮食。为此，中央政府总务厅组织突击队，相互到各部查阅账目，并帮助编制预决算。另一方面，严惩贪污浪费。1933年中央执委颁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训令指出，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规定凡挪用公款以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罪。1933年12月，中央政府总务厅长赵宝成被撤职查办，就是因为其“包庇贪污分子”“并且经常与贪污犯吃东西，参加他们的贪污”。因此，勤俭办事、廉洁奉公成为中央苏区战胜一切物质困难的重要保证。
三、中央苏区后勤保障现代化的历史经验
中央苏区逐步建立起现代后勤保障体系和制度，对其他苏区乃至之后的红军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后勤保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当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这句话生动诠释了现代后勤与党政军工作的关系，也是党、政府和人民军队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极为重要的后勤指导思想。
（一）创建稳定的革命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以小胜大、以弱胜强，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发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和后勤保障作用，为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斗争提供稳固供给和坚实的战略基地。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明确指出：“肃清流寇思想，实为红军党内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应当认识，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在交通和技术进步的今日而企图用流寇主义获得胜利，更是毫无根据的幻想”。因此，面对强大的敌人，建立稳固的革命根据地，再不断创建新的根据地，开辟了中国革命独特的发展道路。正是依靠根据地及其独特的现代后勤体系制度，组织保障行动，才使革命不断走向胜利。
以福建长汀为例。作为中央苏区腹地，长汀的现代工业、贸易和金融较为发达，是中央红军最稳定的后勤保障中心。在中央苏区时期，以红一、三军团为基础成立的红一方面军始终是将地面相对开阔的赣南作为对敌作战的主战场，将经济条件较好的闽西作为后勤供给基地。例如，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长汀除如数完成中央的指定任务，还为红军提供了大批军服、斗笠、草鞋等。在松毛岭战役前、中央苏区危急存亡之际，福建省党政机关为应对这场东线的最后一战部署了充足的物资供应，为红军脱离险境、转危为安奠定了基础。在温坊战斗之后，中央和福建省的后勤保障重心开始从反“围剿”转变到为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作准备。事实上，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开始的长征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临时决定的，如果没有长汀和闽西根据地支撑，是不可想象的。
（二）实行积极有效的新经济政策
中革军委和中央苏区政府出台了很多新经济措施，开展现代农业和工业生产，发展现代对外贸易和现代合作社，为红军在前线作战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和物资供应。一是制定现代农业和土地政策，实现“耕者有其田”。同时，建立耕田队，动员妇女投入农业生产。二是大规模发展现代合作社经济，在不到半年时间，将“消费、粮食、生产三种合作社”“发展到二千三百余的社数”。三是保护和促进现代工商业发展，包括税收优惠等，允许私人资本主义部分地发展。四是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包括开辟红色圩场，进行赤白贸易，促使市场中各类商品全面流通，保障苏区经济全面发展。五是制定现代货币和金融政策，包括创建中央造币厂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采取“统一财政、开展财源、节俭经济”的若干措施，使财政和金融工作有条不紊，为前方服务。
新经济政策对根据地建设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方面农民获得了土地，生活水平较国民党统治时期显著提高，劳动热情空前高涨；另一方面，极大地解放了根据地的生产力，增进了党与工商阶层的团结。对此，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新政策“在遂川特别收到了好的效果，县城和市镇上的商人不畏避我们了，颇有说红军好话的。草林圩上逢圩到圩两万人，为从来所未有”。这些不但活跃了经济，也为根据地巩固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总之，中央苏区的新经济政策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繁荣稳定和发展，为红军壮大和革命战争胜利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障。同时，巩固的根据地为红军提供了充足的兵员，也为我党政军后勤保障现代化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三）实行军民一体化的发展方针
毛泽东等提出“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路线，充分体现了“民养军、军为民”的现代军民一体化思想。根据唐小平等总结，一是在农业生产上实行军民一体化。中央苏区除了实行土地革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外，还要求党政军领导人亲自参加劳动，在农业生产结构和布局上是真正的军民一体化。二是在工业、贸易和金融上实行军民一体化。比如创办小型兵工厂和军修所，在劳动力上主要依靠当地民众，也兼顾其实际需要；将红军的物资供应群众化、市场化，积极拓展军民贸易。三是在党政军群关系上实现军民一体化。在这方面，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都是率先垂范，如毛泽东下田割禾，朱德挑粮，陈毅赔水桶，肖克送鸡等，均传为美谈。由于采用现代军民一体化路线，使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有了极大提升,成为敌人“攻不破、打不烂”的铜墙铁壁。
军民一体化发展是中央苏区后勤保障现代化的重要经验以及革命最终胜利的法宝所在。事实上，在根据地的每一次战斗中，民众都会出物出力，用蔬菜、粮食和军鞋等支援前线。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在陷入绝境的最困难时刻，依然能顺利完成即将长征的物资准备，最根本原因是群众的支持。1967年10月，国民党出版的《剿匪战史》一书检讨了第四次“围剿”失败的原因，认为关键是中共的军民一体化发展：“匪能运用全面战争体制，其伪革命军事委员会将座区内所有政治、军事、经济、党务各部门组织一元化，以配合作战之需要”，“尤以匪之军区组织，使匪干遍布每一乡村，严密控制基层，将所有民众不论男女老幼，全部编成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妇女慰劳队、缝纫队、洗衣队等，悉数纳入战争体系，一切支援军事，故能彻底发挥全民动员之效果”。
（四）锻炼和培养现代后勤干部队伍
在三湾改编之前，革命军队的人数不多，真正懂得现代后勤工作的干部更少，当时相关事项多由各部办事人员尽义务之责，兼职完成。中央苏区创建后，开始在艰难的环境下去实践和摸索，锻炼和培养现代后勤队伍，以“加强经济战线上的战斗力量”。当时，最著名的后勤工作领导人有余贲民、方维夏、赵宝成、袁福清等。余贲民原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副师长，他出任后方留守处主任后，包揽了部队的全部后勤工作。当时，在后勤部门工作的还有宋乔生、何长工、曾士峨、范树德、杨至成、杨立三，包括之后的黄亚光、谢觉哉等，后来都是后勤战线杰出的领导者，他们出色地完成了各类后勤保障任务，并且开始在军队建立现代预决算制度，为财政管理走上规范化、现代化道路奠定了重要基础，作出了有益探索，成为党政军在革命战争年代一直坚持的财政管理制度之一。
不仅如此，中央苏区还创办了一些专门学校，培养现代后勤专业人才。1932年11月，中革军委在红军大学第4期供给班的基础上创办红军供给学校，设立供给班、会计班等，学员最多时达200余人。红军供给学校一共办了8期，为地方党政机关和红军部队输送了大量后勤和财务骨干，如邱会作、谢胜坤、严峻等一大批军队高级将领都是这所学校培养的。这一时期，中央苏区还创办了与现代后勤密切相关的红军特科学校、通讯学校和军医学校（后改名卫生学校）等。此外，一些地方政府也创办了专门学校，培养现代后勤保障管理服务人才，如设立在长汀福音医院的中央红色医务学校、红军看护学校为红军培养了大批现代医护人员，为中央苏区医疗卫生保障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五）充分发挥妇女在后勤保障中的作用
为了发动妇女投身到革命中来，中央苏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现代妇女解放运动，使得很多妇女摆脱家庭禁锢参加了红军。这些红军女战士除了参加武装斗争外，在医疗救护、筹运物资和扩红宣传等方面更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是在医疗救护上，女战士经常像民夫一样抬担架，甚至为了保护伤员而牺牲。此外，由于根据地大量青壮年踊跃参军参战，后方生产战线的任务，也更多地放到劳动妇女身上。为了使妇女能参与农业生产，苏维埃政府专门请有经验的老农一对一示范，教妇女如何犁田播种插秧。同时，发挥妇女在支援前线中的独特作用。以闽西为例，“从十六岁到二十五岁的青年女子都基本上参加了当地的少先队、赤卫队，和男同志一起参加武装斗争，站岗放哨，而且还担负帮助部队侦察、通讯等任务”，为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央苏区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将民族独立、阶级斗争和现代妇女解放运动相结合，对于其他苏区的发展、红军长征以及后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川陕苏区为例，政府专门成立了现代妇女组织，“成分都是贫农、中农、小市民、雇工的家庭妇女”，“后来扩大为女工，更名为女工农妇会，会员至少有30万”。农妇会专门组织妇女参加日常生产，制军服、做鞋袜，包括参加运输队，为支撑前线红军作战作出了重要贡献。红军长征在出发时，四大主力部队有约3062名女红军参与长征，完成长征的女红军约354人，其余大都在途中牺牲或离队。大多数女红军都是分散在机关、宣传、医疗卫生和后勤单位，同时肩负前线作战和后勤保障的重轭，尤其是在医疗救治、筹粮筹款、制造被服、后勤运输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四、中央苏区后勤保障现代化的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重温这部伟大历史能够受到党的初心使命、性质宗旨、理想信念的生动教育，必须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中央苏区创立的现代后勤管理体制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当前后勤工作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坚持党的正确领导
在当时极为艰难的环境下，中央苏区凭借民众的大力支持和党的英明领导，从无到有、白手起家建立了适应艰苦斗争条件、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后勤供给制度，为之后党政军后勤保障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其中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坚持党的正确领导。由于准确了解和掌握实际情况，加强了党中央对后勤工作的统一领导，实施了一系列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后勤保障措施，才使中央苏区的后勤工作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中央苏区时期，在毛泽东等领导人和党的正确领导下，政治、军事斗争和后勤保障均取得了很大成效。以四次重大筹粮任务圆满完成为例，主要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中共中央、各级党组织的统筹协调是“借谷运动”成功开展的强大组织保证。时任中央政府粮食部长的陈潭秋同志说：“秋收粮食动员是胜利地完成了。这种伟大胜利的取得，最基本的是由于党的坚强的正确的领导”；“各级党与苏维埃以及绝大多数的干部在中央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之下，积极性大大的提高，并坚定了胜利的信心与完成任务的决心”。正如遵义会议对五次反“围剿”进行总结时所说，“党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的口号之下解决了前方红军财政上的粮食上的与一切其他物质上的需要”。当然，李立三、王明等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曾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也是应该吸取的重大教训。
（二）坚持抓好经济建设
如果说军事斗争是革命取得胜利的手段，经济斗争则是军事和政治斗争的基础。正如毛泽东所说，“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坚持经济建设是做好后勤工作和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在中央苏区根据地稳固之后，毛泽东立即提议进行经济建设，以保障红军供给，因为“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开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给敌人的‘围剿’以有力的打击；才能使我们有力量去扩大红军”。在毛泽东的思想路线指引下，中央苏区开始了声势浩大的经济建设，一方面繁荣了农业、工业和手工业生产，发展了贸易，另一方面建立了独立的货币体系，稳定了财政来源，确保了根据地日常生活和革命战争的需要。此外，中央苏区还创办了一些现代军工企业，进行一定程度的生产自给，也带动了根据地经济的发展，不仅促进了红军队伍的发展，巩固了红色政权，而且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密切了根据地的军民关系，达到了经济发展和战争胜利双赢的目标。
（三）坚持群众路线
从建立中央苏区起，我们党就始终把中国革命的前途与人民群众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将建立新中国的理想信念和实际行动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1929年3月，周恩来在代表中共中央致湘鄂西苏区的信函中指出，“军队如若要发展后方区域，应选择有群众基础的地方”，明确提出现代后勤保障的群众路线。同年9月，针对红军的供给问题，他再次作出指示，肯定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路线方法。正如毛泽东所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在《井冈山的斗争》中，他明确指出：“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可以说，群众路线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
归根结底，在创建中央苏区根据地、实行武装斗争的过程中，党和政府解决后勤问题的主要途径是依靠和发动群众。以粮食和物资供给为例，人民群众借谷卖粮给红军、积极缴纳各类捐税，主动放弃薪酬、交还革命公债支援党的事业，帮助护送和照看病伤员，踊跃运输战争物资，给红军送饭、洗衣、做鞋，等等，为中央苏区巩固和红军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以兵站工作为例，也是在人民群众的倾力支持和参与下，采用分段负责、逐级转运的方式，形成军民一体、以民为主的现代后勤保障制度。尤其是在兵站完成突击抢运任务中，人民群众发挥的作用更大。正是军民亲如一家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构筑起牢不可破的御敌长城，才有力地保障了战争的需要，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也为我党政军后勤保障现代化树立了榜样，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稳固基础。
来源：近代史飙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