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年我们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天安门广场将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这将凝聚人民的爱国热情与民族自豪，彰显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我们也将听到许多耳熟能详的抗战歌曲及其永恒的旋律。这些歌曲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承载着激荡人心
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我们回望历史，不仅是为了要铭记那段屈辱的历史，更是要在不屈不挠的斗争当中，汲取当下鼓舞我们前行的力量。
在东方卫视9月1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与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蔡宏俊围绕这一话题展开了对话。
张维为演讲
今年我们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天安门广场将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这将凝聚人民的爱国热情与民族自豪，彰显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我们也将听到许多耳熟能详的抗战歌曲及其永恒的旋律。这些歌曲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承载着激荡人心的民族记忆，是中华民族走向成熟和伟大复兴的精神火炬。
我们不妨在这里一起回顾一下这些浴血山河的不朽旋律。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华战争唤起了中国人“绝不做亡国奴”的怒吼。1934年，时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领导人的田汉决定写一个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剧本。但由于时间仓促，他把为电影剧本创作的歌词随手写在一张香烟盒的衬纸上。但不久他本人就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聂耳看到了这首主题歌，被“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歌词深深打动。
当时聂耳才23岁，经田汉介绍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主动要求为这首歌作曲。据友人回忆，在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时，他几乎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一会儿在桌子上打拍子，一会儿坐在钢琴前弹琴，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走动，一会儿又高声地唱起来。为了使歌曲更加流畅，他对歌词做了小小的修改。田汉的原文是“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大炮飞机前进”，修改成了“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这首歌后来成为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一经播出便迅速传遍中国大地，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政协筹委会讨论决定把《义勇军进行曲》定为代国歌。但在讨论过程中，不少人提出要修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因为中国人民已经推翻了三座大山，马上就要站起来了，怎么还能说是最危险的时候。然而，周恩来总理认为应该保留这句话，他讲的理由是我们务必居安思危。毛主席也同意周总理的观点，总理当时还说了这么一句话：“用原来的歌词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原来那种情感。”
我们领导人关于居安思危的政治判断很快就得到应验。新中国成立不久，美国就发动了朝鲜战争，然后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随即爆发，同样原汁原味地继承歌曲所表达的情感证明也是对的。无疑，《义勇军进行曲》已成为凝聚我们民族力量的精神旗帜，激励无数中华儿女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改编为八路军的红军部队东渡黄河，开辟了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敌后抗日根据地。1938年4月初，日军调集3万多兵力，分9路围攻晋东南抗日根据地，但被八路军击溃。八路军当时收复了18座县城，歼敌数千人，这是浴血太行的不朽篇章。与八路军战士生活战斗在一起的青年诗人桂涛声，被抗日军民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所感动，也为太行山的壮丽景色所惊叹，写下了这样的歌词：
“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看吧！千山万壑，铜壁铁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气焰千万丈。听吧，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儿送郎上战场，我们在太行山上，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它在哪里灭亡。”
作曲家冼星海被这些歌词深深打动，一口气将这些歌词谱写成一首二声部合唱曲，并于1938年7月7日在武汉“纪念全面抗战一周年歌咏大会”上首次推出。从此《在太行山上》就成了浴血抗战的不朽战歌。
冼星海等许多文艺工作者到各地指挥我们的战士和我们的民众，演唱《在太行山上》等许多抗战歌曲。冼星海对文艺工作者提出这样的要求：要表现出人民抗日救亡的强烈要求，要表现出战斗意志、坚强决心和必胜信念，要悲壮，要粗犷，要豪迈，要有力量，不要有矫揉造作的东西，要朴素，不要花哨，要敢于把整个歌咏队紧紧地拥抱在怀里，形成一股冲刺的力量。
1939年初，才20岁的青年诗人光未然从山西前线渡过黄河，被黄河船夫们与狂风恶浪搏斗的场景所深深震撼。正是抗日战争如火如荼之际，光未然在病床上花了5天时间一气呵成地完成了400多行的长诗。后来有一个机会，在延安他朗诵了自己的作品：“朋友，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吗，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吗，如果你已经忘掉的话，那么你听吧”。在场的冼星海深受感动，随后在延安窑洞里花了6天6夜的时间谱曲，这首中华民族的史诗般壮歌就此诞生了。
1939年春天，34岁的冼星海亲自指挥延安鲁艺合唱团演唱《黄河大合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这部作品第一次演出就震动了整个延安，毛泽东主席本人也在场，连声说“好，好，好”。
《黄河大合唱》诞生后的首次排练，冼星海亲自指挥。
这之后不久，朝鲜籍的文艺工作者郑律成也受到了《黄河大合唱》的震撼，他向诗人公木提议创作《八路军大合唱》。公木欣然答应，经过几个月的呕心沥血，他们完成了《八路军大合唱》的全部编曲，共8首歌曲。其中《八路军进行曲》最受抗日军民的喜爱：“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这首歌曲把人民子弟兵消灭日寇、英勇善战、收复失地的战斗意志和精神风貌完整地表现出来。
1939年冬天《八路军大合唱》由郑律成本人亲自指挥，在延安中央大礼堂演唱，其中《八路军进行曲》更是像长了翅膀，很快传到前方，传到祖国四面八方，成为抗战旋律的永恒经典。
随着历史的推进，歌词后来略有改动，比如到1945年的时候，中共七大上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后，原来的歌词“胜利的旗帜高高飘扬”改为“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解放后这首歌曲又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8年，经中央军委批准，又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这首歌曲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热血青年投身军旅，投身各项事业，报效祖国。
美国发动对华科技战后不久，我们去一所被美国制裁的科技企业调研，企业的食堂里挂着的横幅写着：“扛起枪，上战场”。这就是我们军歌所体现的伟大精神：“从不畏惧，绝不屈服，英勇战斗，直到把反动派消灭干净”，这样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这样的科技队伍也是不可战胜的。这也是在2018年我们就明确判断美国将彻底输掉对华科技战的主要原因之一。西方形成的政治学、经济学、决策学等等没有这些内容，所以西方老是读不懂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这也是他们老是误判中国的原因之一。
这使我联想到《新四军军歌》。1939年2月23日，周恩来来到位于安徽云岭乡的新四军军部视察，军部举行欢迎大会，大家唱了不少歌曲，陈毅甚至用法文为大家演唱《马赛曲》。但他感慨地说，新四军也应该有自己的雄壮军歌。周恩来当即表示：“好啊，你是诗人，就由你来写吧。”3月初，陈毅就完成军歌歌词初稿，共3段，取名《十年》，讴歌新四军历经千百次血战，为民族生存抗争的历史。随后军长叶挺、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又对它进行了集体修改，定稿后交给作曲家何士德谱曲。
这首雄壮的军歌道出了新四军的英勇奋斗史，也传达出中华民族的怒吼和抗争的伟大精神：“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孤军奋斗，罗霄山上，继承了先烈的殊勋，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这支歌曲很快传遍中华大地，经久不衰。我自己的父母都是新四军老战士，非常喜欢这首歌曲。父亲去世的追悼会上，我们也按照他的遗愿播放《新四军军歌》，以寄托我们的哀思，缅怀我们父辈和整个老一代浴血山河的抗战精神。
我记得不久前，在《这就是中国》节目的互动中，有一位听众问我们，如何才能从历史中汲取最大的力量。我说可以是大切口，也可以是小切口。小切口就可以是学唱几首优秀的抗战歌曲，这些伴随我们先辈浴血抗战的不朽旋律，总能唤起我们内心深处的力量，帮助我们克服一切暂时的挫折。这种力量是穿越时空的，是历久弥新的，总能让我们想起毛泽东主席在抗战胜利前夕充满深情写下的千古名言：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圆桌讨论
何婕：今天我们这个主题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刚才张老师进行了演讲。您以一组抗战歌曲作为线索，带领大家回望这段历史，去探寻那段时空的不同断面。演讲中，您第一个举了《义勇军进行曲》的例子，我想，对于国歌，大家都非常熟悉，它创作时全国正掀起一股救亡图存的热潮，这应该也是带领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一个重要角度。
蔡宏俊：《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1935年，这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时间点。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随后上海又发生了“一·二八”事变。上海“一·二八”事变后，很快整个东北沦陷，伪满洲国成立。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人的魔爪进一步伸向华北，妄图建立一个“华北国”。华北5省包括山东（孔孟之乡、中国传统文化发源地之一）、北平、天津等地，若真成立“华北国”，中国将国之不国。
到1935年，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掀起高潮。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率先喊出“偌大的华北，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这一响亮口号，将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同年，电影《风云儿女》推出了《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这首歌旋律激昂、歌词振奋人心，能充分反映人们发自内心的抗日救亡心态，很好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情况，也很好地助力了当时的抗日救亡运动。
张维为：另外，当时的上海是中国出版、新闻、美术、音乐等方方面面的中心，从这里能真切感受到当时那种充满激情的抗争氛围。
聂耳当时就在上海，在离这里不远的淮海路附近的一个公寓里创作曲子。他从云南来到上海后，先在一家剧社工作，然而那个剧社缺乏抗战激情，仍旧沉迷于靡靡之音，聂耳愤然离去。随后，他参加了左翼抗战运动以及反战大联盟，深入到最基层，到码头、到学生中间去宣传抗日。他为大家创作了许多歌曲，像《毕业歌》中“同学们大家起来，肩负起天下的兴亡”的激昂词句，还有《码头工人歌》等，都是他的作品。
可以说，以聂耳为代表的一代人，充分表达出了因日本侵华带来灾难而被激起的民族感情。
何婕：党的一大是在上海召开的，您刚才也提到，当时有众多进步的爱国人士，包括创作者、艺术家、革命者等，他们都在上海工作、奋战。还说到1932年上海爆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1937年又发生了“八·一三”淞沪会战，这些都是上海可歌可泣的城市抗争史。如今我们的节目在上海举办，国歌也创作于上海，我们从中能看到这座城市所蕴含的英雄基因。
蔡宏俊：其实，不只是《义勇军进行曲》，我们刚才展示的几首进行曲，像《八路军进行曲》《新四军军歌》《在太行山上》，它们的作词者、作曲者，包括光未然、郑律成、冼星海、聂耳等人，都曾在上海工作、学习、生活过。他们全都是受左翼文化影响的进步青年。的确，上海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中心，在当时，它还是一个具有强烈反帝反封建、反日的中心。
何婕
：刚才您提到了《在太行山上》这首歌，我记得自己在小学三、四年级左右就学会了它，到现在歌词还能一字不落地背出来。所以，当您刚才引用歌词时，我的脑海里就开始自动回忆起这首歌的旋律。其实，无论是《在太行山上》，还是《黄河大合唱》，都与咱们整个华北地区的抗日斗争紧密相关。
张维为：上个月我去了河南济源，它位于太行山下。我们当时学习了毛主席论《愚公移山》，文中提到了一座太行山和一座王屋山，王屋山与太行山相连。毛主席说，这两座山，一座象征着帝国主义，一座象征着封建主义，我们要推翻这两座大山。到了济源，你就能亲眼目睹太行山的宏伟壮丽。它不仅曾是众多惊天动地战斗的发生地，而且风光确实雄伟壮美。所以，我一下子就理解了当时歌曲作者对整首曲调所蕴含的更深厚的情感。
何婕：大家可能都很熟悉，百团大战、平型关大捷这些著名战役，都是发生在华北战场上。您能否再深入分析一下，在那段历史时期，华北战局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呢？
蔡宏俊：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做出越过晋陕大峡谷、黄河“几字湾”，从榆林向南行进的重要战略抉择，而晋陕大峡谷这一路线选择意义重大。
山西在军事上极为重要，被称作“华北门户”。之所以有这样的称呼，有多个原因。其一，山西连接大西北和华北，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其二，山西东侧是太行山，西侧是吕梁山，太行山最高峰达3061米，吕梁山最高峰为2800米，如此高度在军事上形成了重要屏障。山的作用在于阻碍、屏蔽和隐藏，在平原作战十分困难，毛泽东曾思考平原游击战这一难题，而进入山西，有山作为屏障，山便成为进攻和防御的胶着点，从地形地貌上看，山西的战略地位十分关键。此外，山西西侧紧邻陕北，越过晋陕大峡谷就能迅速抵达华北，作为“华北门户”，山西便于部队进入。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山西具备很好的统一战线基础。这些重要条件，为相关行动提供了有力保障。
张维为：这里所说的就是泛义上的太行山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晋冀鲁豫地区。你看，八路军的3个主力师——林彪率领的115师、贺龙率领的120师，以及刘邓大军（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129师，大致呈从北到南的分布态势。其中，120师和129师的活动区域主要就在太行山区，在多年的抗战中，这里成为了强有力的根据地。
而且，我们的根据地实际上发挥着类似政府的作用。现在，有些国家虽然是由共产党或类似共产党的政权执政，但他们过去没有经历过根据地建设，缺乏执政经验，没管理过经济、财政，也没开展过宣传工作，突然执政后又采用西方模式，结果难以推行下去。所以他们现在开始研究中共党史，我正好在看一本南非人写的关于中共的研究著作，书中提到，中国共产党与众不同，整个根据地的经验为中共培养了大批干部。
何婕：刚才您特别提到了山西对于整个华北战局的重要意义。我们都知道，在那个时候，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是极为重要的抗日方式之一。敌后游击战的开展需要依托有利地形，不仅在华北战场如此，在其他战场亦是如此，我们的根据地都是边打边建。每攻占一个地方，我们就会开始考虑如何对其进行长期有效的管理，这涉及根据地的财政、经济、生产以及教育等诸多问题。那么，我们的根据地建设究竟有哪些特点呢？
蔡宏俊：首先，我想谈谈根据地思想。这是我们党军事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关键组成部分。我们党的军事学说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军事学说，它反对单纯的军事主义，也就是说，我们的军事学是政治军事学，就像经济学并非单纯的经济学一样，我们十分强调政治经济学的作用。所以，对于军事相关问题的认识，我们要比西方一般的军事学家更为长远和深刻。
根据地思想往往不太受大众关注，而且大家总觉得根据地建设困难重重。我们常说“打土豪分田地”，听起来简单，实际操作却极为复杂。谁是土豪、谁是劣绅，如何打击，打击到什么程度，这些问题处理起来都颇具难度。那些接受过纯粹军事训练和教育的人，往往渴望到前线建功立业，毕竟“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因此他们也很容易忽视根据地建设。
我们一般认为，根据地如同母亲，人民军队则是儿子。没有根据地，就没有子弟兵；没有母亲，就没有子弟兵。在这方面，陈毅元帅就做得非常出色。他不仅是上海市第一任市长，还是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大军的主官。他在我的老家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后，在军部后方设立了一个文化村，并通过秘密通道将上海地区，尤其是沦陷后的上海地区的许多文化名人输送到盐城，其中包括著名新闻记者范长江、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著名剧作家阿英等一百多位文化名人。我认为这体现了陈毅元帅博大的胸怀，此举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各条战线的建设积蓄了一大批人才。
我们的部队是一个执行特殊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个“执行特殊的政治任务”的定语，让我们的部队比一般军队有着更高的追求和使命。
毛泽东和陈毅在北京
何婕：毛主席当年到北京时，曾说“咱们要进京赶考了”。其实，我们治理一个地方的经验，何尝不是从一个个根据地的建设中逐步摸索得来的呢？先是在根据地积累经验，再推广到更广大的区域，进而治理更大的城市，最终实现城乡共同发展，这些都是在实践中一点点摸索出来的宝贵经验。
张维为：我再补充一点，抗战时期，共产党军队主要在敌后创立根据地并开展游击战。游击战的战略战术自红军时期便开始形成，有一整套成熟的体系，即著名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当时，有一位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叫卡尔逊，他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后，觉得应该到延安去看看。到了延安后，他见到了毛主席，还做了非常详细的笔记。毛主席还特意写了路条，让他去各地采访。后来，卡尔逊成为了美国的美军游击战专家。在美国太平洋战役中与日军作战时，他在几个岛屿上灵活运用游击战术，发挥了巨大作用。美国人因此称他为“游击战之父”，他则表示自己的游击战术是从毛泽东那里学来的。
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例子证明，强国与弱国交战时，游击战几乎是唯一有效的方法。苏联为何失去阿富汗，美国为何在阿富汗也遭遇失败，都是因为被游击战打败。弱国不与强国正面交锋，而是通过掐断其交通线、打击后勤等方式，最终以时间换空间，取得胜利。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战略战术。
所以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正如毛主席所说，蒋介石虽然占领了众多大城市，但我们的目标并非占领城市，而是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每年消灭一定数量的师、军，最终将战争转化为运动战。
何婕：运动战、游击战、以时间换空间，这些战略战术的思想，到现在不论是在战争中，还是在日常建设中、在应对美西方的遏制时，仍在发挥作用。
张维为：你仔细研究邓小平怎么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包括习近平主席现在怎么谈新时代建设的，用的都是军事语言，比如“杀出一条血路”、“没有坛坛罐罐”、“大兵团作战”等等。
何婕：这也是抗战过程中我们凝结出来的许多智慧。您刚才也说您是研究新四军的。在整个抗战的过程中，八路军、新四军都是非常重要的军事力量。
蔡宏俊：八路军主要活动于华北战场，新四军主要活动于“华中”战场——这个打引号的“华中”，和现在的华中概念不是一回事，它主要是指新四军所活动的区域，即江淮河汉地区的核心区域，实际上是今天的苏鲁豫皖地区。
由于八路军较早地开赴华北敌后战场，且在华北地区发展得很好；而新四军因种种原因，在发展“华中”区域时稍显迟缓。所以，毛主席派黄克诚、彭雪枫等人从华北支援新四军，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八路军支援新四军的局面。随后，在江苏南通海安成立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总指挥部，自此，二者之间的配合便一直存在。
张维为：我记得新四军和八路军在河南、山东等地逐步碰头，然后会合起来协同作战，彼此之间一直保持着这样的联系。因为新四军在1941年皖南事变中遭受了重大损失，当时八九千人的部队遭遇重创，而那时新四军总人数大概有9万。蒋介石逼迫共产党将这支军队调到长江以北、黄河一带，我们出于大局考虑同意了这一安排，但由于存在一些技术性和战略性的失误，最终让蒋介石借皖南事变得逞。
后来，在毛主席的要求下，八路军派刘少奇直接担任新四军政委，我认为这一系列举措都至关重要。此后，新四军自身发展壮大得很快，到1945年时，八路军发展到大约100万人，新四军发展到30万人左右，总计有130多万的人民军队。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整个第三野战军基本上就是由新四军的部队发展而来的。
蔡宏俊：在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军队主要有4支部队，分别是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以及准确来讲应称作华南游击纵队（一般也说华南游击队）。这4支部队各具特色，在各自的战略区域内浴血奋战，创造了不朽的功勋。
观众互动
观众：我是一名互联网行业从业者，同时也在我们当地担任青联委员。我的提问与青年相关。如今，亲身经历过抗战的人越来越少了，在此情况下，我们该如何加强革命教育，让先辈们浴血奋战的精神永远流传下去？另外，我本人是90后，从小生长在和平年代，如今我们提及抗战精神，它具体所指的内涵是什么？
张维为：我觉得总体上看，现在的90后，也就是现在常说的Z世代年轻人，呈现出非常正能量的特质。我一直认为，他们是中国近代史以来最自信的一代人，从各类民调中都能看出来，即便按最保守的估计，至少也有1/3的年轻人具备这样的特征，实际比例可能比这还要高。从各种民调中都能发现，Z世代在购物消费时，已主要以购买国货为主，这是他们的一大特点。
这其实为开展正面的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非常肥沃的土壤。他们非常喜欢历史，爱读毛主席的著作，也乐于聆听老一辈的故事，还有很多人喜欢我们这个节目。所以我觉得，既然有如此庞大的需求，我们只要提供优质的产品就够了。结合当下互联网传播、短视频传播、AI传播等手段，我们完全可以把相关工作做得很好。年轻人有这样的需求，我们就有责任提供相应的产品。他们对今日中国的发展充满了自信。
什么叫革命精神？我觉得它现在无处不在。就像我在前面演讲中提到的，为什么老外总是理解不了现代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中华文明是现代文明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它包含了红色文化，这太重要了，它已融入我们的血液中。革命精神是个好东西，你相信它，它就会融化在我们的血液里，不会丢失。但我们要进一步地发扬它。
何婕：关键还是要拿出优质作品，与青年展开交流。我猜现场不少朋友最近都去看了电影《南京照相馆》，我觉得对于广大年轻人和青少年而言，这部电影是让他们了解那段屈辱历史以及我们不懈抗争历史的绝佳窗口。
尤其大家留意一下《南京照相馆》的英文名字“Dead to Rights”，意思是这段历史不容置疑、不容回避。所以我觉得，这个英文名字起得非常棒，充分表达出了我们内心的坚定信念。
蔡宏俊：当代文化强调“两个结合”，在“两个结合”的语境下，针对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文化，观众提出了一些想法，即如何去学习、了解这种革命文化。我觉得当下我们确有这样的学习必要。
当我们回溯抗战时期的军歌《八路军进行曲》，其作词者公木当时只有26岁。这首《八路军进行曲》，如今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根据条令条例规定，在迎送军旗等重大场合，都要奏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每每听到这首歌，我常常热泪盈眶。
为何它能如此打动我？因为歌词中写道：“我们是工农的子弟，我们是人民的武装”。公木出生在河北的一个富农家庭，他曾就读于辅仁大学、北平师范学院（即今天的北京师范大学），并非一般的工农出身。但他身上有着强烈的平民色彩，体现了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群众知识化的理念。我觉得在那个时期，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思想，当时人们以工农身份为自豪。
秉持真正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想法和理念，经常接受这样的精神洗礼，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奢靡之风自然会少很多。毛泽东在张思德的追悼会上演讲时说：“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一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是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革命者没有任何私利，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所以，这首歌让我深受感动，真的非常感动。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手稿
观众：对于侵华日军的暴行，我们已经有了广泛认知。然而80年来，日本始终未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曾遭受其侵略的亚洲各国进行忏悔谢罪，甚至还把自己塑造成二战受害者，妄图混淆视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如何掌握抗战历史的话语权、争取主动，让世界各国更清楚地了解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贡献？
张维为：我觉得情况是这样的，首先，日本这种态度对其自身是不利的，日本最终会意识到这一点。像我父亲那一辈人，他已经离世了，由于当年抗战的记忆太过深刻、惨痛，他一提到日本，总会说“日本鬼子”。我们没办法要求每个人都能区分日本人民和侵略者，这背后的根源在于日本国家从未真正反省过。没有反省，就很难得到中国以及其他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民众的真正理解，这将会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过去我们曾做过尝试，上世纪80年代，我们邀请了3000名日本青年来中国访问，本想借此建立中日友好关系，但最终因种种原因，主要是日本方面的原因，这种友好基础并未完全建立起来。也就是说，即便未来两国官方关系非常好，但两国人民之间仍难以实现真正的和解。
蔡宏俊：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涉及政治层面。日本人之所以呈现这样的情绪状态，某种程度上其实是美国人造成的。二战后，美国人负责日本的重建工作，而且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国还大力支持日本，这背后有法律理论支撑，也通过法律实践来推动相关事宜。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就需要我们国家不断强大起来，拥有强大的国防力量和综合实力。
何婕：对于年轻人而言，一方面，我们要通过学习历史，认真研读那段过往，铭记其中的种种；另一方面，我们要努力成为心怀人民的人，借助我们的讲述、交流以及作品，让更多人了解历史，这其中既包括身边的年轻人，也涵盖国际社会。
张维为：我还没看《南京照相馆》这部作品，但看过相关介绍，里面有一句话特别感人。剧情中有一个人问“中国还有希望吗”，当时人们觉得中国没希望了，毕竟从甲午海战起就屡遭失败，打不过外国军队，也打不过日本，这样的状况下，哪还有希望呢？而今天，我们可以告慰那些已经逝去、为国牺牲的先辈们：如今的中国已经强大起来，处处充满希望，如今没有任何国家敢欺负中国，一个都没有！
何婕：回望抗日战争历史，我们心中定会涌起诸多沉重之情。毕竟，那段岁月对中国人而言太过艰难，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然而，站在当下的时间节点回看这段历史，我们应从其中汲取信心与精神力量。这，正是如今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最为重要的意义所在，因为它将鼓舞我们不断前进、前进。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