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我们呼吁“向富人征税”以实现社会公平时，是否曾想过：富人真的会坐以待毙吗？当下，“共同富裕”“收入再分配”“提高最高税率”等话题屡屡成为舆论焦点。许多声音认为，通过对高收入群体征收更高的税，可以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为什么对富人加税可能适得其反？

文/【美】托马斯·索维尔

来源/中信出版集团

当我们呼吁“向富人征税”以实现社会公平时，是否曾想过：富人真的会坐以待毙吗？当下，“共同富裕”“收入再分配”“提高最高税率”等话题屡屡成为舆论焦点。许多声音认为，通过对高收入群体征收更高的税，可以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然而，这种看似理所当然的政策建议，背后却隐藏着一个被忽视的关键问题：人不是棋子，不会被动地接受政策的摆布。他们会预见、反应、甚至逃离，导致政策效果与初衷南辕北辙。

在《社会正义谬误》这本书中，作者托马斯·索维尔将借助经济学与历史事实，揭示所谓“棋子谬误”如何在税收、工资、价格管控等政策中反复上演，进而引发我们对于社会正义实现路径的深层思考。

《社会正义谬误》

【美】托马斯·索维尔

中信出版集团

什么是“棋子谬误”？

社会正义的倡导者，或其他任何人，再也不能无忧无虑地假设他们所推崇的特定法律、政策必然带来他们所期望的结果，却不考虑被强加这些法律、政策的人会如何反应。历史学和经济学都表明，人并不是任由他人摆布、只为完成他人宏图大略的棋子。

许多倡导社会主义的文献，包括约翰·罗尔斯教授的经典著作《正义论》，给出了各种政策建议，理由是这些政策从某种道德立场来看是可欲的，但经常很少甚至没有关注这些政策是否能被推行并产生预期的最终结果这一实际问题。

罗尔斯的态度绝非罗尔斯独有的，甚至不是现代独有的。早在18 世纪，已有人持类似的观念。亚当·斯密不仅反对这些人，还反对教条理论家，他称之为“体制人”（man of system），他们“似乎认为，自己能轻而易举地安排广大社会中的不同成员，就像能轻而易举地摆布一副棋盘上的不同棋子”。

税收：提高税率真的能收到更多税吗？

财富的充公和再分配，无论其规模是适度的还是全面的，都处于社会主义议程的核心。社会主义的倡导者强调了他们眼中正义政策的可欲性，但那些政策的可行性所受到的关注，往往少之又少。

将“富人”的财富充公并再分配是个诱人的政治方案，但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落实，有赖于“富人”在多大程度上近似棋盘上任由他人摆布的棋子。“富人”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预见再分配政策并做出反应，以至于实际后果会与方案所预想的图景非常不同。

在美国，征税管辖范围可能是一座城、一个州或者联邦政府。各种让财富避税的手段可能要“富人”付出一些代价，而且，如果他们的财富已化身为不动产，如钢铁厂、连锁店，他们就很难逃避这些特定形式的财富被没收的命运。但论及如今世界上的全球化经济中的那些动产，只需轻轻一点鼠标，巨额货币就能以电子形式跨国转移。

当“富人”被预警其财富将被大规模充公时，他们显然会把财富投资于免税的证券，或转移到征税管辖范围之外，又或是自己离开征税管辖范围。这意味着，在特定的管辖范围内对“富人”提高税率的实际后果，是一个事实问题。结果不一定是可预测的，潜在的后果可能说明计划中的充公行得通，也可能说明它行不通。将税率提高 %，无法确保税收也能增长 %，甚至无法确保它会有所提高。唯有从理论和空谈回到历史事实，才能检验社会正义愿景的显性与隐性假设。

举几个历史案例：

·2008年，马里兰州对年收入100万美元及以上的个人提高税率，结果此类人口从近8000降至不到6000，税收反而减少2亿多美元。

·2009年，俄勒冈州对高收入者提高所得税税率，税收同样减少。

·英国将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升至51%后，许多对冲基金经理和金融从业者离开英国。相反，冰岛在企业税从45%降至18%期间，税收增加了两倍。

在美国，“免税证券”显然是高收入人群避免承担高税率的一种手段。随着联邦的所得税税率在伍德罗·威尔逊政府时期急剧升高，申报有 30 万美元以上应纳税收入的人口，从 1916 年的 1000多降至 1921 年的不到 300。联邦最高额度所得税的税率在 1920 年达 73%。8 到了 1928 年，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已降至 25%。在此期间，征得的所得税税收总量增加了，年收入 100 万美元及以上个人的所纳税额在全部征得税收中的比例也升高了—从 1920 年的不到 5%升至 1928 年的 15.9%。

高收入人群并非任由他人摆布的棋子，而这，就是他们的对策。因此，虽然税率更低，但联邦政府征得了更多税收，毕竟25%乘任何数字都大于73%乘0。

通货膨胀：隐形的“累退税”

就像纸面上的高税率未必能带来高税收，有些不是税的东西也能发挥与税一样的作用。通货膨胀就属此列。

当被用来给各种群体提供“免费”福利的税收不够支付这些福利的费用时，政府所能做的，就是通过发行并出售更多公债，获得弥补赤字所需的额外货币。如果这些债券在市场中卖得不好，联邦储备系统就会下场购买。随着额外的货币进入流通领域，通货膨胀产生了。

通货膨胀、价格上涨的最终结果是，每个人手里的货币都会贬值，无论他们收入多少。这就像一种税，从最贫困到最富有的人都要缴纳。但货币不是工厂、地产一般的有形资产，在通货膨胀期间，后者的市场价值不降反升。因此，“对货币征税”和“对有形资产征税”是两码事。这一切的最终结果是，名副其实的通货膨胀“税”会在最贫困人群那里夺走更高比例的资产：这群人不太可能有自己的工厂、地产或其他能在通货膨胀期间升值的有形资产，所以货币在其全部资产中的比例更高。

简言之，通货膨胀“税”是一种累退税，只要以更高价格购买食物、杂货、汽油或其他消费品，就在缴纳此税。只要收受福利的人看不见政府所给予的“免费”物品与后来自己所购物品的更高价格之间的关系，正从政府那里获得“免费”福利的幻觉就会持续存在。

价格管控与最低工资法：好心办坏事的典型

就像人的行为会因政府改变税率而改变，人的行为也会因政府改变其他交易条件而改变。这是最基本的一条经济学原理。

受制于价格规定法律的人，很少像任由他人摆布的棋子一样被动。价格管控的经济后果亦可追溯至几个世纪前的其他时空。比起 供求关系所规定的水平，如果政府的人为定价更低，消费者的需求 量就会上升，生产者的生产量也会下降。消费者、生产者都不是任 由他人摆布的棋子。最终的结果就是食物、汽油及其他许多物品的 广泛短缺。但这些后果在选举之后才会变得广为人知。

这些都不是美国独有的。2007 年，当非洲国家津巴布韦的政府为遏制恶性通货膨胀而下令大幅降低商品价格时，《纽约时报》报道称，津巴布韦公民“对此的反应，是兴奋且短暂的购物狂欢”。但和美国一样，消费者需求量的上升伴随着生产者供给量的下降：

面包、糖和玉米粉，每个津巴布韦人的主食，都消失了……连有钱逛黑市的中产阶层都几乎见不到肉……由于缺乏基本的医药供给，医院里的病人只能坐等死神降临。

和欧洲人或美国人一样，非洲人也不是任由他人摆布的棋子。

最低工资法则是另一种类型的价格管控——迫使物价上涨。怀有社会主义愿景的人经常支持它。然而，传统的经济学原理是，人在物价更高时所购买的东西往往更少。雇主往往倾向于在最低工资法规定的较高工价下雇用更少劳工。

法律所规定的最低工资水平通常低于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但往往高于无技术的新手在自由竞争市场中根据供求关系所能挣得的工资水平。因此，最低工资法对于年轻的新手，尤其是青少年工人的影响往往更大——其失业率可谓检验了“最低工资法会造成更高失业率”这一经济学原理。

以美国为例：

1948年，美国青少年黑人男性和白人男性的失业率没有显著差异。但1950年后，随着最低工资水平接连提高，青少年黑人男性的失业率从未低于20%，有时甚至超过40%，且远高于白人青少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曾谴责最低工资法是“全部法律中最反黑人的法律”。他的学生加里·贝克尔也指出，在自由市场中，歧视会让歧视者付出高昂代价，而最低工资法会降低歧视的成本。

收入数据背后的真相：人不是静止的棋子

在围绕社会正义议题的争论中，有些主张以显示长期收入分配趋势的统计数据为基础，却极其严重地扭曲了现实。统计数据可能是非常准确的，但扭曲的原因其实在于它们的假设：不仅认为人是任由他人摆布的棋子，而且认为人的收入长期固定在同一层次。

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10年之内，收入位于倒数20%的纳税人中有超过50%的人升至更高的收入层次。半数以上的美国成年人曾在他们生命历程中的某一时刻跻身前10%的收入层次。密歇根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1975年收入位于倒数20%的人，到了1991年，有29%跻身前20%，仅有5%的人仍然停留在最低层次。

而那些起初位于前20%的人，实际收入增长最少。美国财政部后续研究也发现，1996年至2005年间，最初收入最低的群体收入增长了91%，而最初收入最高的“前1%”群体收入减少了26%。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

因为许多广泛引用的研究（如人口普查数据）统计的是家庭、住户等“单位”，而不是具体的个人。这些单位在不同收入层次中的人数差异巨大。2019年，美国收入前20%的人数是收入最低20%的2倍多。

若只比较收入总量，自然会夸大差距。更何况，每个收入层次中的人员是流动的，而非静止的。

重新思考“贫富”与“正义”

“富人”与“穷人”这些标签本身就极具误导性。它们暗示着一种静态的社会分层，而现实是动态的、流动的。

多数人会在人生不同阶段处于不同收入水平。年轻人收入低，中年人收入升高，老年人可能再次降低。这是正常的经济生命周期。

此外，“贫困”在今天往往不是指物质匮乏，而是指相对的生活水平。2001年，美国官方定义的“穷人”中，四分之三有空调，97%有彩色电视机，73%有微波炉，98%有录像机或DVD播放器。他们的平均居住面积甚至高于同期全体欧洲人的平均水平。

这并不是说贫困问题不存在，而是说我们应该更关注那些真正紧迫的问题——如犯罪、教育、健康——而不是被误导性的统计数据所带偏。

政策制定必须尊重人的能动性

社会正义的倡导者，或其他任何人，再也不能无忧无虑地假设他们所推崇的特定法律、政策必然带来他们所期望的结果，却不考虑被强加这些法律、政策的人会如何反应。

历史学和经济学都表明，人并不是任由他人摆布、只为完成他人宏图大略的棋子。任何忽视这一点的政策，无论其初衷多么美好，都可能在现实中遭遇失败，甚至适得其反。

【内容简介】

为什么独生子女和多孩家庭的第一个孩子更容易成才？

为什么知名大学招收的少数族裔学生毕业率在下降？

掌握更多知识的人有权替他人做决策吗？

如果没有偏见的干预，这个世界真的会变得更平等吗？

……

本书聚焦社会正义话题，从数据和史实出发，对机会平等、种族主义、政策制定、收入分配和知识观念等相关议题中流传甚广的谬论进行了批驳。并指出，无论社会正义的愿景多么吸引人，关键的问题依然是这种愿景能否实现。此外，作者也讨论了社会正义倡导者自身的动机与对社会的影响，批评了精英阶层为实现自己心中的社会正义愿景而罔顾现实的行为，提示了这种行为的危险性。

【作者简介】

托马斯·索维尔，美国经济学家、社会评论家，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曾于康奈尔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阿默斯特学院等高校讲授经济学，亦曾在多家企业及智库任职。著有《美国种族简史》《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歧视与不平等》等数十部作品，在《福布斯》《财富》《新闻周刊》《时代》《华盛顿邮报》等媒体发表过大量文章，曾获博伊尔奖、美国国家人文奖章、布拉德利奖等荣誉。

【译者简介】

李钧鹏，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博士，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博士后。现任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副院长，兼任International Sociology Reviews主编，国际社会学会出版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学会理事以及理论社会学、文化社会学和军事社会学三个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获国际社会学会第六届全球青年社会学家奖。

郑龙，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编辑推荐】

当代知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托马斯·索维尔对社会正义问题的集大成之作，是其已出版的诸多相关著作的精炼和进一步发展。

全书包含大量史实和经济数据，并以此为支撑，批判了时下热议的社会正义议题中被人当做真理的谬误，比如种族主义、收入分配、知识平权等，也抨击了一系列为实现“社会正义”而矫枉过正的行为，以及在推行社会正义之下，组织和个人对私利的攫取。帮助读者更好地思辨生活中遇到的不平等现象。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