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同思想网枕戈团队“新古史辨”的提出，既是对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古史辨”学派怀疑精神和考辨方法的继承，更是对其“疏于读书、以西损东”等历史局限性的深刻反思与超越。它摒弃了旧“古史辨”可能存在的过度疑古倾向，在方法论上更加强调考古实证与文献精研的深度融

也说“新古史辨”，辨什么——

辨源流、辨真伪、辨范式，建构中华万年文明叙事

施怀德

大同思想网枕戈团队“新古史辨”的提出，既是对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古史辨”学派怀疑精神和考辨方法的继承，更是对其“疏于读书、以西损东”等历史局限性的深刻反思与超越。它摒弃了旧“古史辨”可能存在的过度疑古倾向，在方法论上更加强调考古实证与文献精研的深度融合，致力于避免以西方理论框架简单裁量中国上古历史。通过“辨源流”（厘清中华文明原生脉络）、“辨真伪”（破除僵化标准探寻多元路径）、“辨范式”（提炼东方文明特质内核）三大核心路径，“新古史辨”旨在深入挖掘并重构绵延万年的中华文明根基，尤其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也称古国时代）所奠定的深厚文明积淀，为理解中华文明独特发展道路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

中国新石器时代（古国时代）是中华文明的“根脉时期”，以伏羲文化为精神标志与核心标识，其文明基石与起源支点清晰可考：10000年前的上山文化，是“中华阴阳二元观念萌发期”，奠定中华文明物质与观念根基；8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是“中华原创思想爆发期”，推动中华文明从奠基走向起源，二者共同构成中华文明的第一个“轴心时代”，为“东方文明范式论”系统建构，提供了最早的考古实证与文化内核支撑。

一、辨源流：寻古国时代根脉，立“东方文明范式”

长期以来，西方“青铜-文字-城市”三要素标准垄断文明起源叙事，却无法解释中国古国时代的文明演进逻辑。而以中国长江、黄河、辽河、珠江、钱塘江五大流域考古材料为根基的“东方文明范式论”，正以“稻作（天）·聚落（地）·礼制（人）”三才互构为核心，颠覆西方中心主义叙事——这一范式的源头，正是古国时代的上山-裴李岗文化。

（一）稻作（天）：文明的物质与宇宙观之源

稻作农业是古国时代文明的“物质基石”，其起源可精准追溯至钱塘江流域的上山文化（约11000-8500年前）。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出土的万年稻作遗存，被袁隆平院士誉为“万年上山，世界稻源”，是全球最早的稻作农业实证之一；上山桥头遗址更以“人文肇始，中华易源”定位，被张其成认定为“中华阴阳二元观念始源地”——稻作生长的“播种-生长-收获-休眠”循环，催生了“阴阳消长”的原始宇宙观；为确定农时而开展的“观象授时”，则孕育了“敬天”的精神内核，成为中华文明“天人合一”观念的雏形。

（二）聚落（地）：文明的社会与空间载体

聚落是古国时代文明的“组织载体”，其发展脉络从上山文化的“初级村落”起步，逐步演进为裴李岗文化的“秩序化社会”。上山遗址的定居模式，是“中华村居革命”的开端，考古发现的房屋遗迹与聚落布局，证明当时已具备基础的社会组织能力；至裴李岗时代，以贾湖遗址为代表的聚落，不仅有清晰的功能分区，更出现了社会分工的萌芽——这种“定居-整合-复杂化”的聚落发展逻辑，是“法地”观念的实践，为古国时代后期“中心聚落”的出现（如灵宝西坡遗址）奠定了基础，也成为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核心例证。

（三）礼制（人）：文明的精神与制度核心

礼制是古国时代文明的“精神内核”，其萌芽以伏羲文化为纽带，贯穿上山-裴李岗时代。上山桥头、荷花山遗址的彩陶“十六芒太阳纹”“尞五之祭纹”“天(太阳纹)、地(田字纹)人(巫字纹)三才互证纹”“六爻豫卦纹”，是早期祭祀礼仪的实证；裴李岗文化的龟甲刻符（八卦雏形）、骨规骨矩（观象授时工具）、七孔骨笛（音律知识），则印证了“中华原创思想爆发”——龟甲与“天圆地方”观念呼应，刻符承载数卜逻辑，骨笛体现对“中和”音律的追求，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中华文明“礼制”的源头，也标志着“人”的精神觉醒，为“早期中国文化圈”雏形的形成提供了精神纽带。

二、辨真伪：破西方标准桎梏，探古国时代文明路径

传统文明研究中，西方“青铜-文字-城市”三要素标准长期被奉为圭臬，但这一基于西方文明经验的标准，在解释中国古国时代文明时完全“失效”——上山-裴李岗时代虽未出现青铜器、成熟文字与大型城市，却已具备文明的核心要素，其独特路径恰恰印证了文明发展的多样性。

（一）西方标准的局限性：以“技术符号”替代“文明本质”

西方三要素标准聚焦“技术进步”与“城市化”，却忽视了文明的“内生逻辑”。古国时代的核心文明要素，并非依赖青铜或文字，而是以“稻作农业提供的物质剩余”“聚落整合的社会秩序”“礼制构建的精神认同”为支撑：上山文化的稻作解决了“生存基础”，裴李岗的聚落建立了“社会框架”，伏羲文化衍生的礼制凝聚了“精神共识”——这些要素虽不契合西方标准，却实实在在推动了文明的产生与发展，证明“技术符号”并非文明的唯一标尺。

（二）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古国时代的“内生性演进”

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始终遵循“本土性、连续性、内生性”逻辑，这一特征在古国时代尤为显著。从上山文化的“阴阳观念萌芽”，到裴李岗时代的“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爆发，再到后期良渚文明（五千年国家形态的“一神教信仰”与“大型工程组织”)，文明要素的积累从未中断；上山遗址的彩陶礼器-初级村落、贾湖遗址的“龟卜-音律-符号”体系、高庙遗址的白陶礼器、凌家滩遗址的“玉礼器-社会分层”，更证明古国时代已形成“物质-精神双元驱动”的文明模式——这种不依赖外部输入的内生演进，正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古文明的核心特质。

三、辨范式：明东方文明特质，促古国时代精神传承

“东方文明范式论”的核心是“多元一体、交流共生”，这一特质在古国时代已现端倪。作为中华文明第一个“轴心时代”，上山-裴李岗文化不仅奠定了文明的“本土根基”，更通过文化交流丰富了文明内涵，为后世“天下文明”模式提供了原型。

（一）多元一体：五大流域的文化交融

古国时代的文化并非孤立发展，而是在五大流域间形成“多元互动”的格局。上山文化的稻作技术向长江、黄河流域传播，影响了裴李岗文化的农业形态；裴李岗文化的磨制石器技术，则与长江流域的白家文化、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存在交流；这种“技术-观念”的跨流域传播，逐步形成了以“伏羲文化”为精神内核、以“稻作-聚落-礼制”为共同要素的“早期中国文化圈”，印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底色。

（二）交流共生：开放包容的文明态度

中华文明的“开放包容”并非后世形成，而是根植于古国时代。贾湖遗址出土的骨笛，其音律与同时期西亚地区存在相似性，暗示早期跨区域文化交流；上山文化的彩陶技术（严文明称“彩陶世界第一”），与周边文化共享工艺逻辑——这种交流并非“单向传播”，而是“双向借鉴”，既吸收外部技术，更输出自身观念（如十六芒太阳纹、八角星纹、阴阳、八卦雏形），为中华文明后续与其他文明的对话奠定了基础。

结语

“新古史辨”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辨源流”明确古国时代（中国新石器时代） 的文明地位——以伏羲文化为标志，以上山文化（中华阴阳二元观念萌发期——中华文明奠基）、裴李岗文化（中华原创思想爆发期——中华文明起源）为支点，这一时期是中华文明的第一个“轴心时代”；通过“辨真伪”打破西方标准的垄断，证明文明发展的多元路径；通过“辨范式”确立“稻作-聚落-礼制”的东方文明内核，构建中华自主的文明叙事和话语体系。

未来，“新古史辨”需继续以考古实证为根基，深挖古国时代的文明细节，让“中华万年文明”不仅是历史事实，更成为推动全球文明平等对话的文化力量——毕竟，唯有认清自身的根脉，才能在多元世界中找准自己的坐标。

(作者为金华山文化研究院院长、文博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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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一品姑苏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