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者简介陈刚，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暨东海问题研究中心博士后，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琉球问题、东海问题、中日关系问题。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课题、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课题、面上资助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创新课题等多项，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

陈刚，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暨东海问题研究中心博士后，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琉球问题、东海问题、中日关系问题。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课题、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课题、面上资助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创新课题等多项，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国家高端智库重点课题等多项。在《历史研究》《历史档案》《东北亚论坛》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冷战后日本对海洋的认识和利用发生了从和平合作到对立对抗的方向性转变，军事安全因素日益突出。通过对四期《海洋基本计划》的对比分析可见日本海洋战略安全化转型的基本趋势和特征。在认知上，“海洋安全”概念泛化，安全目标扩大化，安全威胁塑造的中国针对性增强。在政策上，构建“综合海洋安全保障”体系，将“确保海洋安全”作为最优先的政策目标。在军事上，强化自主海洋军事力量，推动海上保安厅和自卫队的“警军一体化”建设。在外交上，以“印太战略”为抓手，推动国际海洋战略的联动转型，增强日美同盟的海权同盟属性，构建海洋安全盟伴体系。日本对海洋安全威胁的错误知觉和海洋安保战略的错位配置加剧了同周边国家的海洋安全困境，威胁地区和平发展。因此，日本应调整战略转型的错误方向，避免与邻国间安全困境的螺旋升级。域内国家应通过坦诚战略对话，增信释疑，求同存异，构建和合共生的亚太海洋秩序。

中日关系；海洋战略；《海洋基本计划》；泛安全化；亚太海洋秩序

近年来，日本国家走向呈现国家战略安全化、安全战略海权化、地缘战略印太化的发展趋势，海洋战略日益成为日本国内战略转型、国际战略博弈的重要载体。对于日本海洋战略，国内学界早有关注。21世纪初，周伟嘉、严绍璗、修斌、张景全、关希、初晓波等对彼时日本“海洋文明论”“海洋国家”思想中的消极民族主义倾向、排他性特征、对抗性特点进行了及时的批判性研究。2007年，日本“海洋立国”战略确立后，廉德瑰、高兰、李秀石、吕耀东、陈拯、苗吉等从不同角度对日本海洋战略的政策体系、体制机制、基本计划与国际影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一方面肯定了其政策价值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另一方面也及时地批判了其战略推进中的消极动向。近年来，海洋战略在日本整体国家战略中的重要性明显提升，军事安全因素在海洋战略中的比重显著增加，巴殿君、吴怀中、程蕴、王传剑、胡令远、卢昊等对日本海洋安全国际合作、海洋军事战略发展动向、海洋战略转型特征等进行了持续跟踪研究。

整体而言，先行研究已较为丰富，但在综合先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察日本的海洋战略转型，不难发现日本海洋战略安全化转型中的内生性悖论：日本虽以“保障海洋安全”为名，大力推进海洋安保体系建设，但却日益加剧了自身海洋安全风险，螺旋式地升级了其与周边国家的海洋安全困境。这一“安全化悖论”为何产生？如何深化？体现了日本整体国家战略转型的哪些普遍性问题？值得追问思考。

心理学视域下的国家安全理论或可为解释上述悖论提供启发。相较于传统国家安全研究中将国家安全看作使国家生存免于危险与威胁的客观状态，心理学研究认为安全是一种感受和意识，威胁是一种主观解读，离开被威胁的主体，威胁不可能存在。国家安全感是决策者对国家安全的主观感受和对国家安全威胁的感知。物质层面的国际秩序变动和国家间权力对比关系变化，心理层面的国家间对彼此意图不确定性的猜疑和恐惧，是安全困境产生的两大动因。不同国家的安全知觉敏感度和国家心理防御机制存在较大差异，国家历史文化传统、决策者信仰、国家力量强弱是影响国家安全感知和防御选择的重要因素。通过划定自他、敌友、内外边界，对不同国家进行归类，并借助同类力量共同应对威胁是决策者的本能反应。国家为了追求更多安全而采取的军备建设、同盟、战略边疆等方式，往往会加大国家经济等负担，导致国家内部治理失衡。国家在追求安全时，如果设置过高的安全目标，常常会导致自我挫败的后果，从而内生出更大的不安全感。国家间一方维护自身安全的行为，常常会招致另一方的反制，从而使得先前的安保努力一无所得，并恶化自身的安全处境。

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从认知转换、政策转向、战略转型的三维视角，从客观安全环境和主观安全感知两个层面，综合历史学和政治学研究方法，对日本海洋战略转型的内在理论和内生性、自构性困境做进一步分析探讨，以期对日本海洋战略发展方向及其对中日海洋关系影响有更准确的把握和研判。

一、海陆关系认知的对抗性转换

对海陆关系认知从“和平合作”向“对立对抗”的方向性转变，是日本海洋安全困境升级的重要原因。二战后，和平主义长期占据日本社会思潮主流，日本对海陆关系的认知多以“和平合作”为基本理念，海洋安全问题并不突出。冷战后，国内外形势剧变，使日本国家不安全感加剧。为此，日本通过强化自身“海洋国家”身份，强化“海陆对立”威胁叙事，并构想通过“海洋国家”联合，应对所谓“大陆国家”挑战。这种鼓吹“对立对抗”的海陆关系错位认知和“联海制陆”的安全保障思维，是日本越推进海洋安全保障就越陷入海洋安全困境的逻辑起点。

（一）和平主义理念下的海洋发展观

日本四面环海，具有天然的“海洋国家”属性，但其对海洋的战略性利用却形成于近代以后。古代时期，日本在治国理念、政治体制、统治方式、对外交往上，受“大陆国家”影响深远，在军事防卫上，长期以近海边防为主，远洋力量较为有限，统治范围主要限于本土四岛，兼具“大陆国家”和“海岛国家”的双重特质。江户时代末期，日本在应对海防危机中逐渐形成“海洋国家”意识，开始重视海洋利用，强化海军力量，发展海外贸易。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了海外殖民侵略道路，以武力为主要手段，扩张海洋势力范围。1945年，日本战败。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规定，日本主权被“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日本侵略扩张所得海外领土被尽数剥离，海军力量被限制发展，重新变回“海岛国家”。

二战后，和平主义长期占据日本国内社会思潮主流。为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在美国占领当局主导下，日本于1946年11月颁布、1947年5月开始实施《日本国宪法》，该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放弃以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改变“好战民族”“军国主义”国家形象，摆脱侵略原罪，日本政治精英试图通过颁布“和平宪法”的形式，塑造日本“和平国家”新形象，以“爱好和平”姿态重归国际社会。战后日本首任首相吉田茂等务实选择暂时放弃军备、优先发展经济的道路，把实现“经济自立”确定为国家发展最优先课题，确立了以“重经济、轻军备”为核心的“吉田路线”。

在和平主义引导下，日本对海洋认识和利用的重点在发展海洋贸易。吉田茂认为日本是“海洋国家”，需要通过海外贸易养活国民。在贸易对象选择上，吉田茂基于战前与英美协调的外交主张和冷战对抗的国际背景，将英美等拥有先进技术和雄厚资本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作为重点海洋贸易对象国。对于保护海洋贸易所需要的军事力量，吉田茂认为只要美国掌握制海权和制空权，日本就不需要大量军队。受和平主义影响，日本把军事安全投入维持在较小限度，专心发展经济，开拓海外市场，发挥海洋国家通商传统，积极发展海洋贸易，以最小代价实现战后经济复兴。

（二）现实主义兴起时的海洋合作观

20世纪60年代，日本基本实现了“经济自立”的国家目标。1968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GNP）超过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经济立国目标达成后，“吉田路线”的局限性日益凸显，受到批判反思。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批判来源于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家、京都大学教授高坂正尧。

高坂正尧深刻反思了近代以来日本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近代以来日本身份认同及战略选择的得失，指出了吉田茂“经济中心主义”路线存在的诸多问题，他以“海洋国家”构想为基础，提出了日本新的国家发展目标和发展路径。他认为日本应该超越“岛国式”的狭隘思维和视野，以“海洋国家”为标准，积极发展自身独立力量，以应对全球化趋势。他主张国家应制定以开发“海洋”为中心的长期政策，在对外关系上，鼓励国民、企业走向海外，发展海外贸易与海运，将援助政策同贸易政策结合，积极参与国际海洋秩序建设。

受现实主义政治思想影响，20世纪60年代日本开始寻求更广泛的国际合作，尤其是提出以海洋合作为中心的国际合作构想，开始有意识地将利用海洋作为切入点，拓展国际空间，构建有利于己的国际海洋秩序。1978年，时任首相大平正芳成立日本“环太平洋合作”研究小组，开展国际海洋开发合作研究，提出“环太平洋合作构想”，主张推动“环太平洋合作”，在亚太地区协调生产发展、共同开发资源等。同时期，中曾根康弘也以世界文明中心转移论为基础，将构建“太平洋经济文化圈”作为日本未来的发展方向，认为当今世界文明中心已从地中海文明、大西洋文明时代，转移到太平洋文明时代，日本需要利用并发挥自身的地缘优势和文明特性，促进以太平洋为中心的东西方文明的融合与合作。

（三）保守主义复归期的海陆对立观

20世纪80至90年代，日本国内经济形势、政治体制、外部环境经历了过山车般的急遽起伏。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持续向好，1989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一。在“经济能量政治化”法则下，谋求“政治大国”成为日本朝野的一致诉求，国民对国家未来抱有高昂向上的自负心态。但20世纪90年代后，“泡沫经济”崩溃，经济发展失速，自民党长期执政体制终结，日美同盟陷入“漂流状态”，地区冲突显著增多，安全问题轮番上演，国际安全形势日益复杂化、多元化。内外形势的不确定性以及国家间力量对比不利于己的变化，使日本国内普遍陷入不安、焦虑状态，社会思潮出现巨大转向，保守民族主义迅猛发展，国民心理从高昂自负转向悲情自危。在此背景下，日本“海洋国家”构想再次受到政治、知识精英关注，并与逆势高涨的“大国化”国家目标和保守民族主义思潮合流，呈现出新的思想内涵。

一方面是以“海洋文明”理论描绘“大国化”蓝图。20世纪90年代末，以伊藤宪一为理事长的日本国际论坛在日本财团支持下，启动“海洋国家”研究项目，开启为期四年的“海洋国家”日本身份认同、国家目标、战略选择等系统研究，出版了三本研究著作。研究强调日本应以“海洋国家”身份，谋划21世纪日本的大战略，积极参与世界秩序和地区秩序构建。伊藤宪一认为日本应成为地区秩序建设的主导者，从经济、政治、安全、社会与文化等各领域，建设开放合作的东亚地区秩序，展示出人类文明的新模式。在丛书封页上，研究小组以“日本主导人类文明”作为宣传口号。同期，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川胜平太将日本文明论证为亚洲海洋文明，并称日本是近代亚洲文明的引路人、起源地和进步标尺，认为21世纪的日本应该成为太平洋文明的主要担当者，未来的亚洲将是以日本为轴心的亚洲。这一时期日本的“海洋国家”思想与政治上的“大国化”目标紧密嵌合，“海洋国家”理论成为日本制定国家战略的重要指导。另一方面是以“联海制陆”构想应对国际秩序变动。与战后长期主张国际海洋合作、区域共同发展观念不同，冷战后日本“海洋国家”思想内嵌着“海陆对立”的威胁对抗意识。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副校长白石隆则将亚洲分为“海洋亚洲”和“大陆亚洲”。他认为“海洋亚洲”是对外开放的亚洲，是由交易网络联结起来的资本主义的亚洲；“大陆亚洲”则是乡绅和农民的亚洲，是农本主义的亚洲。二战后美国主导构建的亚洲新秩序基本框架是将“大陆亚洲”的农本主义秩序封锁在中国之内，在“海洋亚洲”领域内把日本、韩国、东南亚等与美国联结起来，该秩序对日本来说是相当称心满意的。

冷战后，美国主导的战后亚洲秩序面临挑战，日本在地缘、文化等多维度对区域内秩序的忧惧增加。在此认知下，区分“敌友”阵营，构建“海洋国家”联合阵营，借规则性权力、体系化力量维护自身安全成为日本重要的安保战略思维。白石隆提出，日本应维持美国主导下的战后体制，以美国主导下的安保体制和日本—美国—东南亚三角贸易体系，保障日本的安全和繁荣，加强与“海洋亚洲”联合，确保现有美国主导的亚洲秩序稳定，扩大日本行动自由。可见，强化“海洋国家”联合，成为日本海洋安保战略的重要战略思维。

二、海洋政策体系的安全化转向

日本国内海洋政策体系的安全化转向是日本与邻国间海洋安全困境日益突出和不断升级的直接原因。21世纪初期，在智库、学者推动下，异变后的“海洋国家”思想完成战略化转型，日本从国家层面确立“海洋立国”战略，颁布《海洋基本法》，定期发布《海洋基本计划》，构筑推进海洋战略的政策体系。在海洋战略制定及执行初期，日本尚能秉持均衡理念，注重不同政策间的平衡发展，但从第3期《海洋基本计划》开始，日本海洋政策体系呈现出明显的安全化转向，“海洋安全”概念被泛化，“安全保障”成为海洋政策体系的中心。这一转型趋势引发邻国反制，日本与邻国海洋关系日趋紧张，安全环境不断恶化。

（一）《海洋基本法》均衡发展观与初期实践

《海洋基本法》是日本海洋战略的纲领性文件。2007年4月，日本正式颁布《海洋基本法》，确立“海洋立国”战略。从文本看，《海洋基本法》的发展理念较为均衡，其中阐明日本“海洋立国”目标的基本理念有以下六个：一是海洋开发利用与海洋环境保护相协调；二是确保海洋安全；三是充实海洋科学知识；四是健全发展海洋产业；五是实现海洋综合管理；六是强化海洋国际合作。除六大基本理念外，《海洋基本法》还明确了海洋政策的十二个基本方向：一是推进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二是保护海洋环境；三是开发专属经济区；四是确保海洋运输；五是确保海洋安全；六是推进海洋调查；七是研发海洋科技；八是振兴海洋产业，强化国际竞争力；九是综合管理沿岸区域；十是保护离岛；十一是确保国际合作与推进国际协调；十二是增进国民对海洋的理解。应该说，《海洋基本法》所确立的基本目标、发展理念和政策方向，相对均衡全面，较为科学合理，有值得肯定和借鉴之处。

《海洋基本计划》是日本推进海洋战略的政策载体。2007年7月，日本政府根据《海洋基本法》规定成立“综合海洋政策本部”，负责制定《海洋基本计划》，统筹各部门协调协作，推进了海洋战略实施。2008年3月，日本公布了第1期《海洋基本计划》。第1期《海洋基本计划》由四个部分组成，分别是“总论”“关于海洋政策的基本方针”“政府应综合而有计划推进的海洋政策”“推进海洋政策的必要事项”。其中，第一部分阐明了第1期《海洋基本计划》的政策目标：一是率先挑战全人类所面临的海洋课题；二是创造可持续利用的丰富海洋资源和海洋空间基础；三是为实现安全、安心的国民生活做出海洋领域贡献。第二部分阐明了《海洋基本法》中的六大基本理念。第三部分细化了《海洋基本法》所提出的十二项海洋政策。第四部分明确了政策推进过程中相关主体的责任和义务。整体而言，第1期《海洋基本计划》基本遵循了《海洋基本法》所确立的政策方向和均衡发展理念，内容涵盖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环境保护、海洋安全确保、海洋防灾减灾等各领域。

从政策落实看，由于在第1期《海洋基本计划》施行期（2008年3月至2013年4月）日本政坛正经历“十年九相”的混乱局面，安倍晋三在《海洋基本法》公布不久后的2007年9月辞职，至2012年12月再次执政，因此第1期《海洋基本计划》施行期也是安倍晋三两次执政的中间空档期。2011年3月11日发生东日本大地震，随后引发海啸、核泄漏等重大海洋安全事故，作为综合海洋政策本部长的首相以及副本部长的国土交通大臣疲于应对突发灾害，无暇他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第1期《海洋基本计划》的落实。尽管如此，日本政府还是在第1期《海洋基本计划》实施的五年内较好地完成了计划内容，取得了以下四方面成果：一是通过《海盗行为应对法》等法案，为领海治安维持提供法律保障；二是通过向联合国提交大陆架延长申请、离岛调查、无名岛屿命名与保护、低潮线保全等申请，扩大并巩固日本海洋疆域范围；三是通过政策规划制定、法律修改等推动专属经济区内的矿产调查、能源开发；四是通过海洋保护区设定，强化对海洋环境的保护等。

2013年4月，在第1期《海洋基本计划》实施五年后，日本颁布了第2期《海洋基本计划》。第2期《海洋基本计划》在总结过去五年形势变化基础上，对日本海洋安全形势的判断发生了两点变化：一是对东日本大地震后能源战略进行系统反思，主张进一步强化能源安全保障和海洋灾害应对的能力；二是加强对海洋权益保护国际形势变化的关注，主张促进相关工作以维持海洋秩序、确保航路安全。基于对海洋安全形势变化的判断，第2期《海洋基本计划》提出“从‘被海洋守护的国家’到‘守护海洋的国家’”等口号，指出日本“应通过海洋强化与亚太国家的国际合作，以确立基于法制的国际海洋秩序为目标，发挥在国际社会的主导作用”。

从政策落实看，第2期《海洋基本计划》实施重点集中在三方面：一是针对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海啸、核泄漏“三合一”重大海洋灾害，强化特大海啸灾害应对体制；二是针对地震后核电站关停以及新兴国家能源需求量增加等因素导致的天然气价格上涨、能源风险增大情况，重点调整能源政策，开发海上风力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加强对周边海域稀土、石油、天然气、可燃冰以及热液矿等海洋能源、矿产的调查开发；三是为应对国际海洋形势变化，加强海洋权益维护，强化大范围、常态化海洋监视、警戒体制建设，推动海洋情报共享体制建设，强化海上保安厅与自卫队合作。

（二）《海洋基本计划》中海洋安全观的泛化

在“海洋立国”战略实施的第一个十年，日本海洋政策体系基本理念和战略实践基本保持均衡化发展态势，但从第3期《海洋基本计划》开始，日本对“海洋安全”的关注显著上升，对“海洋安全威胁”的界定日益泛化。

“海洋安全确保”是日本《海洋基本法》确立的六大基本理念之一。在第1、2期《海洋基本计划》中，日本“海洋安全”主要包括“领海安全”“航路安全”“航行安全”“海洋自然灾害”四方面，海洋安全保障的内容主要集中在近海治安维持、灾害应对和远洋航路安全保障等方面，虽也提及周边国家对日本海洋权益的威胁，但所占篇幅不大，并非主导性政策（见表1，省略）。

2018年5月，日本在总结与分析过去十年海洋战略成果和不足的基础上，公布了第3期《海洋基本计划》。第3期《海洋基本计划》一改前两期《海洋基本计划》的基本理念和政策体系，大幅增加“海洋安全保障”内容，提出“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方针，并将其定为今后10年日本海洋战略的主要方向，通过泛化“海洋安全”内涵，加大周边国家对日本所谓“领海等海洋权益侵犯”的渲染，强化“海洋安全威胁”叙事，推动“海洋安全保障”的范围扩大化和手段多样化（见表2，省略）。

在第3期《海洋基本计划》中，日本政府开篇便宣称“日本海洋权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威胁和危机”，从“领海等海洋权益”“航路安全”“国际海洋秩序”三方面重新界定日本“海洋安全”范围（详见表2，省略）。相较于第1、2期《海洋基本计划》，第3期《海洋基本计划》开始将“周边国家对日本领海权益的侵害”“对日本航路安全的威胁以及对国际海洋秩序的挑战”视为日本重要的“海洋安全威胁”，并称上述“安全威胁和危机”在中期内难以见到改善的可能性，若对现状放置不顾，将会日益恶化。可见，日本试图通过渲染海洋安全威胁，为推动强化海洋安全保障的战略行动寻找借口。

（三）以综合安保观推动国内海洋政策安全化

2023年4月，日本公布第4期《海洋基本计划》，该计划沿袭第3期的政策方针，进一步扩充“综合海洋安全保障”体系，强化以“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方针统筹其他海洋政策的基本趋势。

从第3期《海洋基本计划》开始，“海洋安全保障”成为日本海洋政策体系的核心。在第1、2期《海洋基本计划》中，“海洋安全保障”内容仅占4～5页，但到第3期时激增至15页，至第4期时更是增加到25页，体量是第1期时的六倍，在总体海洋计划中的内容占比从第1期的10%上升至第4期的27%。从重要性看，在第1、2期计划中“海洋安全确保”仅是《海洋基本计划》十二项基本海洋政策的第5位，但第3、4期则将“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提升至海洋计划两大基本方针之一的高度，位于各项施策之首，与“海洋安全保障”紧密关联的“海洋状况把握（MDA）能力强化”“离岛保全”等政策被提升至第2、3位。

除内容更加翔实、占比不断增多外，在第3期《海洋基本计划》中，日本开始以“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方针为中心统合各项海洋政策，将“综合海洋安全保障”分为“海洋安全保障政策”和“对海洋安全保障强化有贡献的政策”两大类。“海洋安全保障政策”根据其政策目标分为“确保领海国家利益”“确保重要航路安全”“强化国际海洋秩序”三类。“对海洋安全保障强化有贡献的政策”分为“基础政策”和“辅助政策”两类。其中，“基础政策”包括海洋状况把握（MDA）体制确立，国境离岛保全、管理，海洋调查、海洋观测，科学技术、研究开发，人才育成、理解增进；“辅助政策”包括经济安全保障和海洋环境保全。日本在第4期《海洋基本计划》中进一步完善了“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政策体系，使“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政策体系更为清晰、明确、可执行，更加重视经济安全保障和综合海洋安全保障的关联，更加强调周边国家海洋权益意识增强对日本经济安全保障的威胁，以及非洲、印度、东南亚等国家地区的人口、经济发展对日本食品、能源等安全的影响，更加重视海洋资源开发、海上运输确保、海洋产业强化、海洋科技振兴等政策对确保日本经济安全的意义。

综上，“综合海洋安全保障”方针的提出及其政策体系的完善，标志着日本海洋政策体系的安全化转向，“海洋安全保障”成为统筹各项海洋政策的核心，日本“海洋立国”战略日益演变为“海洋安全战略”。

（四）以威胁叙事推进国际海洋合作泛安全化

“海陆对立”“联海制陆”是冷战后日本海陆关系认知的基本特征和战略构想。在《海洋基本计划》推进过程中，日本加强对周边岛屿、礁石调查以及所谓“无人岛”命名、保护工作，侵犯了周边国家的海洋权益，激化了与邻国的海上争端。面对与邻国的海上争端，日本政府并未有效管控分歧、尝试解决争端，而是利用争端冲突，强化威胁叙事，渲染海洋安全威胁，不断升级与邻国间的海洋安全困境，并以此挑动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为其推动海洋战略的安全化转型，实现军事能力突破性发展寻找借口。

在第3期《海洋基本计划》中，日本开始把维护国际海洋秩序纳入“综合海洋安全保障”体系。在第4期《海洋基本计划》中，日本加大对海洋“威胁与挑战”的渲染，称“仅靠一国力量守卫本国和平安全已无可能”，主张强化与所谓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同盟国、“同志国”合作，确保日本利用海洋的自由，维持安定的海洋安全保障环境，创造有利于日本的国际海洋秩序。在具体政策上，日本明确指出要通过常态化协作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通过国际合作确保航行、航空的自由与安全；通过积极参加与他国的共同演习训练，强化多国间海洋安全保障合作；通过构建与同盟国、“同志国”的联合体制，推动实现“自由开放印太”战略的各项工作。

总之，日本在海洋战略政策体系的制定过程中，更加突出对“海洋安全威胁”的渲染，强化“海陆对立对抗”叙事，推动国际海洋合作的“泛安全化”转型。

三、海洋安全战略的阵营化图谋

加速自主海洋军事力量建设，强化日美同盟的海权同盟属性，在“印太战略”框架下构建海洋安全盟伴体系，是日本海洋安全战略实践的“三大”支柱。利用乌克兰危机、半岛问题，炒作所谓“今日之乌克兰就是明日之东亚”“南三角对北三角”等威胁对抗叙事，试图在亚太地区制造阵营对抗格局，图谋利用自身战略前沿地位谋取“前沿红利”，是日本强化海洋安全战略的主要路径。日本的战略鼓动和战略实践，不仅没有降低自身安全风险，反而激化了与邻国的矛盾，造成地区紧张局势，螺旋式地升级了与周边国家的海洋安全困境。

（一）强化自主军力建设，打造对敌基地反击能力

自第3期《海洋基本计划》后，强化海洋自主军事力量建设成为日本海洋政策体系的重中之重，日本自卫队、海上保安厅在海洋战略推进中的地位不断提升，重要性日益增强。在第3、4期《海洋基本计划》中，日本海洋军事安保能力的建设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强化军事部署和危机应对能力。第4期《海洋基本计划》中明确规定自卫队需要加强在“西南诸岛”等岛屿的军事力量部署，充实、强化在岛屿地区的防卫态势、防卫体制，调整与相关省厅的合作框架，以既有机场、港湾的利用为基础，进一步强化、整备西南地区的机场、港湾，确保自卫队日常训练和其他场合的使用。规定海上保安厅需要基于《海上保安厅能力强化方针》，强化巡视舰艇、飞机等硬件装备建设，积极利用新技术，强化与警察、自卫队以及外国海上安保机构合作，提升综合协作能力，强化自身能力建设。

二是推动自卫队与海上保安厅的一体化建设。第4期《海洋基本计划》规定自卫队与海上保安厅应建立共同作战和情报共享体制，以应对突发事件时的无缝对接合作为目标，强化常态化共同训练和情报收集分析体制，提高对领海内不明船只的应对能力。强化自卫队和海上保安厅应对突发危机事态的各项能力，在平时加强共同训练和演习，确保离岛及其周边地域免受来自外部的侵害和武力攻击。该计划规定在武力攻击事态发生时，确立由防卫大臣统领的自卫队与海上保安厅联合作战体制，强化两部门间情报共享系统建设。

三是强化自卫队、海上保安厅的国际军事安全合作。明确规定自卫队要求重点强化与同盟国美国的军事合作，通过常态化交流、情报共享、共同演习，推动海上自卫队与各国海军间的共同训练、演习和海外停泊。通过与同盟国、“同志国”的合作，确保航行、航空的自由与安全，强化多国间海洋安全保障合作，构建与同盟国、“同志国”的海洋情报监视体制。强化海上保安厅与外国海上执法机关的联合协作，尤其是强化对重要航路沿岸国家、太平洋岛国的海上执法能力建设的支援，构筑与同盟国、“同志国”的合作体制，提升国际海洋情报的收集能力。

在战略实践中，自2018年第3期《海洋基本计划》公布以来，日本积极强化琉球群岛的军事部署，先后在冲绳岛部署航空自卫队西南航空方面部队，在奄美大岛、宫古岛新编多支陆上自卫队地空导弹部队、岸舰导弹部队和航空自卫队警戒部队，在琉球群岛的石垣岛建立首个军事基地，部署先进的岸基反舰导弹和中程防空导弹。日本试图通过强化在该海域的军事部署，推动多域立体综合作战能力建设，将包括石垣岛在内的一连串岛屿基地，打造成日本在西南方向的“不沉航母”。2022年12月底，日本发布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明确要强化“在对方领域进行有效反击能力”建设。在同时发表的《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中，日本提出要在2027年前具备陆基和海基防区外导弹运用能力，并在2033年之前具备空基防区外导弹，以及超高音速导弹等其他防区外导弹的运用能力，强化日本远程进攻性军事力量。为此，日本决定大量采购美国海基战斧巡航导弹等先进军事装备，力争在2027年日本自主研发的陆基和海基中导式武器部署之前，提前强化在该海域的防御和进攻力量。日本战略规划和行动表明，未来强化在琉球群岛“反击能力”建设依然是日本军备扩张的重点。

与此同时，日本也在加速推进海上保安厅与自卫队的“一体化”建设。一方面，海上保安厅、自卫队多次举行联合军事演练，以强化受到外部武装攻击时的应对能力。另一方面，海上保安厅以自卫队基地为据点，进行海洋动态监测，推动海上保安厅与海上自卫队在情报收集、分析上的无缝对接，构建情报共享体制建设。2022年11月，日本根据《自卫队法》第80条规定，出台了在应对武力攻击事态共同训练中，防卫大臣指挥海上保安厅的实施细则。2023年4月28日，日本政府公布《统制要领》，其中规定突发事态时防卫大臣根据《自卫队法》指挥海上保安厅的程序，并计划促进防卫省与海上保安厅在人才培养、人员交流等方面的合作。

（二）战略性利用日美同盟，增强海洋军事威慑力

日美同盟是日本国家安全保障的重要依赖，加强日美同盟的海权属性，提升日美海上联合作战能力，增强日美同盟的海洋军事威慑力，是日本保障海洋安全的重要支柱。

自安倍第二次执政后，日本积极推动日美同盟在海洋安全问题上的适用范围。2014年4月，安倍与到访的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首脑会谈，扩大《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第五条协防条款的适用范围。2015年5月，日美修订《防卫合作指针》，强化了两国在离岛防卫等海洋安全问题上的合作，通过完善双边合作机制，进一步提升海上联合作战能力。同年9月，日本通过“新安保法”，使其得以在行使“集体自卫权”名义下加大对美军事支持力度。2021年4月，时任日本首相菅义伟访美，两国发表了《日美共同声明》，表示将继续强化日美同盟在海洋领域联合威慑力。

2021年10月，岸田文雄就任日本首相后，强力推动日美同盟升级。岸田执政3年间，多次访问美国，先后与时任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了15次面对面会谈，试图向世界展示日美两国“并肩作战”的同盟形象，增强日美同盟威慑力。2022年5月，岸田与到访的拜登总统举行首脑会谈，双方就加强包括美国提供“核保护伞”在内的威慑力和应对力达成共识。2024年4月，岸田文雄以国宾身份受邀访美，期间美日除通过渲染共同“安全威胁”，强化相互利益捆绑，彰显同盟“团结一致”外，还重申将加强同盟的遏制力和威慑力。美国表示将支持日本从根本上加强防卫能力，包括根据2022年底公布的“安保三文件”，将国防预算增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双方强调将合作升级联合指挥与控制系统，完善两军在情报、监视、侦察等方面的共享机制，确保两军具有更强的相互操作性和联合规划性。

2024年10月，石破茂上台后，日本虽然缓和对华关系，但继续将稳固日美同盟作为外交和军事安全的主轴。2025年2月7日，石破茂访问美国，与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会谈。双方在联合声明里确认《日美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表示将继续强化日美同盟在海洋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

（三）构建海洋安全盟伴网络，制造区域阵营对抗

除加强自身防卫力量、强化日美同盟外，日本还积极发挥战略自主性，通过双边、多边安全机制建设，以“印太战略”为抓手，构建海洋安全盟伴网络，试图主导国际海洋秩序，塑造对自己有利的国际海洋安全格局。

“联海制陆”是冷战后日本基于“海陆对立”认知提出的基本海洋安全保障构想。2006—2007年，安倍第一次执政期间便提出将印度洋、太平洋打造成“自由与繁荣之弧”，倡导日美印澳联合稳定海洋秩序，维护海洋安全。2012年10月，安倍在第二次执政伊始，便提出由美日印澳四国组成“民主安全菱形”，设想通过四国组成的菱形安保态势，确保地区安全和繁荣。2016年8月，安倍正式提出印太战略构想，强调日本有责任推动太平洋和印度洋、亚洲与非洲的交汇，使连接亚非两大陆的海洋成为和平、基于规则之海。同年9月，安倍访问印度，在首脑会谈后的公报中首次使用“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表述。此后至2020年9月辞职下台，安倍在近8年的长期执政期间，强力推动“印太战略”的国际联动发展。在日本的积极推销与鼓动下，2019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布《印太战略报告》《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推动共同愿景》，2022年拜登政府也公布《美国印太战略》，将“印太”作为展开竞争的关键地区。其间，法国、英国、印度、澳大利亚、韩国等也纷纷出台“印太战略”或与“印太战略”对接的战略规划，“印太战略”形成广泛国际联动效应。

在“印太战略”框架下，日本以日美同盟为基轴，重点推进同印度、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德国、菲律宾等国的双边安全合作，积极推动日美韩、日美菲、日美澳、日美印等三边安全合作机制升级，不断强化美日印澳“四边安全机制”（QUAD），图谋构建“海洋安全盟伴网络”。与此同时，日本通过向菲律宾、越南等国转移武器装备、与其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加大人员交流培训力度等措施，以《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SA）等形式，推动与东南亚国家的“体系化防卫合作”，试图构建由日本主导的东南亚海洋安全合作网络。

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日本又将乌克兰危机与亚太安全问题关联，炒作所谓“今日之乌克兰就是明日之东亚”等危机叙事，持续渲染区域安全威胁，意图挑起阵营对立。日本将乌克兰危机视为国际秩序的“历史转折点”，坚定选择与美西方国家结成联盟，大力支持乌克兰，加强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2023年3月，岸田文雄突访乌克兰，展示强化与北约合作，共同应对俄罗斯的战略姿态。日本借危机事态，加速推动与北约军事合作，试图推动“北约亚太化”，将阵营对抗和军备竞赛引入亚洲，引导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与北约对接，实现“亚太北约化”，以达成谋取阵营对抗的“前沿红利”的战略目的。

岸田时期，日本积极推动日美韩三边军事合作升级，利用半岛紧张局势，制造所谓“南三角对北三角”阵营对抗话语，引导美国亚太盟伴体系从“轴幅型”向“网络型”转变。日美韩合作与朝俄合作针锋相对，彼此战略分歧加大，使得东北亚出现了朝冷战格局发展的趋势。2023年8月，美日韩三国领导人在美国戴维营举行峰会，发布《戴维营精神》等“成果文件”，将三边军事安全合作机制化，一定程度上复活了冷战时期的“南三角”军事同盟，增加了地区阵营对抗风险。2024年10月，石破茂上台后虽积极缓和同中国的关系，但并未放弃构建海洋安全盟伴体系的行动。2025年1月，石破茂将上任后首次外访定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外相岩屋毅也同期访问菲律宾，表示将继续强化与东南亚国家的海洋安全合作，以应对所谓“共同的海洋安全挑战”。同月，日美印澳在华盛顿召开“四边机制”外长会议，继续表示“强烈反对凭借力量和胁迫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再次确认将加强海洋安全等合作。同年4月，石破茂访问越南、菲律宾，加快向菲转移防空雷达等武器装备，推动与菲律宾“准同盟”关系构建，强化日美菲三边军事合作，进一步提升与越南防务合作等级。可见，石破政府在“印太战略”框架下推动海洋安全盟伴网络建设的战略思维和行动并未停止。

四、海洋安全困境的自构性特征

综观日本海洋战略演进历程，其保障海洋安全的战略思维和行动呈现出如下转型特征：在海陆关系认知层面，经历了从主张“和平合作”向“对立对抗”的方向性转变。在国内海洋政策层面，通过泛化“海洋安全”概念，扩大海洋威胁范围，推动与邻国海洋安全困境升级，增加海洋安全保障的战略投入，以“综合海洋安全保障”统筹各领域战略资源，推动海洋政策体系安全化转型。在国际海洋战略层面，通过制造海陆文明异质对抗的冲突话语，鼓吹“海陆对立”思想，以“印太战略”为抓手，以“海洋民主国家”联合为噱头，构建海洋安全盟伴体系，试图通过制造阵营对抗，借助国际力量和规则性权力，确保海洋绝对安全。从现实情况看，日本海洋战略“安全化”转型并未有效解决其与邻国间的海洋安全问题，反而激化了其与邻国的海上争端，加剧了其外部海洋安全风险，形成越推进海洋安全保障就越陷于海洋安全困境的“安全化悖论”。其原因大体有二：

第一，认知层面的错误安全知觉是日本海洋战略“安全化悖论”产生的内生性逻辑起点。冷战后，国际秩序及国内政经形势不利于己的剧变，是日本面临的客观物质基础。但是，客观形势变化并不必然造成过激防御反应。实际上，冷战后日本国内也出现了“民生大国”“中等强国”等理性国家目标，但对外部环境变化高度敏感的国家体质和国民心理让日本的战略认知朝着非理性方向发展。对谋求成为“政治大国”“一流国家”，并“主导世界秩序”目标的执着追求，使日本国家目标与国家力量逐渐不匹配。在追求上述目标过程中不断遭遇挫败，以及国内经济持续低迷、国际地位持续下降，又反向增强了日本自身的不安全感。特别是对中国复兴的心态失衡，导致其对中国的战略走向屡屡误判，错误地将中国视为战略挑战而非战略机遇，将扩大与中国的战略竞争而非战略合作作为对华政策重点，这使得日本的战略焦虑感、国家不安全感不断增强，其军国主义传统在长期战略焦虑迷茫中呈现出复苏趋势。

第二，行动层面的错位战略配置是日本海洋“安全困境”螺旋式升级的重要推力。在国家不安全感、战略焦虑感增强背景下，日本政府试图通过区分“敌友”阵营，确立“自他”“内外”边界，制造地区对立格局，借助体系性力量强化自身安全。基于“海陆对立”观念，日本通过不断强化对抗叙事、泛化威胁来源、制造安全恐慌，推动东亚海洋安全困境升级，推动社会整体右倾化，不断突破战后和平宪法束缚，实现军事力量突破性发展。为了追求国家的绝对安全，日本以所谓“自由开放法治”的“海洋民主国家”联合为噱头，推动价值观外交，谋求阵营对抗，强化日美同盟，推动“印太战略”国际联动，构建海洋安全盟伴体系，希望借助盟伴力量补齐自身短板。从实际效果看，日本不断增加国防预算，将军事安全作为国家战略重点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家经济负担，影响了经济复苏进程，长期低迷的社会经济形势，进一步增强了日本国家的挫败感。其积极扩充军备、扩大海洋疆域范围等行动，引发了与邻国的海洋领土争端，并招致邻国的普遍反制。其谋求制造地区阵营对抗格局的行动，极易引发域内国家间的军备竞赛，使地区形势陷入安全竞争的恶性循环。日本的上述战略行动，不仅无法有效纾解海洋安全问题，反而螺旋式地升级了区域安全困境，恶化了其外部安全环境。

综之，日本海洋安全形势的变化虽然有受国际形势变动影响的客观因素，但更存在其自我构建、自主强化的主观原因。日本自身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过激反应，对安全环境、国家力量和中国复兴的错误认知，以及追求国家绝对安全、挑动地区阵营对抗的错位战略配置，是其与邻国海洋安全态势日益恶化的重要原因。从中长期看，日本增强自主军事力量，借力海洋安全盟伴体系，强化自身海洋安全的战略思维和行动不会轻易改变。对此，我国应做好长期应对的准备，在提升综合海洋实力、确保海洋权益的同时，通过对话协商，消除战略误解，缓和争端分歧，扩大共同利益，推动两国战略互惠关系行稳致远，引导日本为构建和平、发展、繁荣的亚太海洋秩序作出积极的建设性贡献。

本文原载于《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初审：顾晓欢

复审：陈玉梅

终审：陈顺成

来源：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