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法宪在文革中做了什么？江青为何扬言要“拿掉”他

摘要：1959 年 7 月 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里拉开帷幕。会议从这一天持续到 8 月 1 日，随后又紧接着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直到 8 月 16 日才告结束。

1959 年 7 月 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里拉开帷幕。会议从这一天持续到 8 月 1 日，随后又紧接着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直到 8 月 16 日才告结束。

会场内外，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无形的压力，每个人似乎都能感受到即将到来的风暴。

会议闭幕时，毛泽东亲笔写下题为《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它》的批示，字里行间透着不容置疑的决断：“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消亡，斗争才会止息。”

这番话如同一声惊雷，预示着未来的政治斗争将旷日持久，毫不妥协。

会议期间，一场权力更替悄然展开。彭德怀，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他的职务被撤销，政治生涯戛然而止。

取而代之的是林彪，他在会议结束后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掌握了军队的最高权力。

林彪的上位并非终点，紧接着，他提出了一项关键的人事调整：建议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接替另一位被划为 “反党集团” 成员的黄克诚，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

这一人事变动看似平常，却在无形中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林彪与罗瑞卿，一个是新晋的军方核心，一个是手握实权的部队管理者，二人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隐藏着难以调和的裂痕。

1965 年 11 月底的一天上午，江苏太仓的农村田野间，吴法宪正在参与 “四清” 运动。作为空军司令员，他对基层事务的关注正全神贯注，却突然接到了一通来自苏州的电话。

电话那头是叶群，她的声音低沉而急促，要求吴法宪立即派一架飞机到苏州，接送她前往杭州会见毛泽东。她特别叮嘱：“要绝对保密。”

吴法宪听后心中一紧，派飞机接送高层人物并非小事，若从北京调机，必然惊动多方，消息走漏几乎是必然的。他思索片刻，向叶群提议：“上海空军有一架小型飞机，可以不惊动北京，直接从苏州接送。”

叶群听后表示同意。

当天夜里，吴法宪再次接到叶群的电话，她已从杭州返回苏州。

她在电话中透露，此行主要是替林彪向毛泽东反映罗瑞卿在部队建设中不突出政治等问题。毛泽东听后并未当场表态，只是让她将材料留下，待他考虑如何处理。

吴法宪放下电话，心中掀起波澜。

他与罗瑞卿共事多年，虽非亲密无间，但也算相识已久。林彪与罗瑞卿不过共事六年，关系怎会紧张到如此地步？

这一刻，他隐约感到，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而自己或许已被卷入其中。

1965年11月底的紧张气氛还未散去，12月7日，吴法宪接到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的通知，声音中透着不容置疑的严肃。

叶剑英告知他，毛泽东决定次日在上海召开一个小型会议，要求吴法宪到会，并提前调飞机将与会人员送至上海。

吴法宪挂断电话，脑海中迅速浮现出几天前叶群透露的信息，以及他偶然在军委一份报告上看到的毛泽东12月2日的批示：“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

他心中暗自揣摩，这批示隐隐指向罗瑞卿，此次会议八成是要解决他的问题。

会议如期在上海举行，毛泽东和林彪虽在当地，却未到场。会议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主持，周恩来总理协助召集。

会场气氛压抑，讨论内容直指罗瑞卿，要求与会者根据平时工作，检举揭发他的问题。吴法宪坐在会场一角，感受到空气中的沉重。

刘少奇和周恩来因知晓他与罗瑞卿早在红军时期便是上下级，关系一直不错，便在会下分别找到他，询问：“罗瑞卿是怎么反对林彪的？”

吴法宪对此知之有限，只能将叶群告知的情况复述一遍，心中却充满疑惑：既然中央要批罗瑞卿，为何连两位政治局要员都不清楚具体情况？

会议进行到第三天，周恩来突然找到吴法宪，安排他调派飞机前往昆明，将正在那里视察部队的罗瑞卿接至上海。

周恩来特别叮嘱，派出的机组必须可靠，飞机从昆明起飞后只准往东，不准往西，最后还加了一句：“此事如果从你司令嘴里走漏消息，毛主席不会答应。”

吴法宪领命，迅速安排了一架飞机执行任务。

12月11日下午两点，飞机载着罗瑞卿飞抵上海，但中央并未让他在会上露面，仿佛他的到来只是为了完成某种形式。

12月13日下午，会议进入总结阶段。

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宣布了五点内容：

一是此次上海会议初步揭发了罗瑞卿的问题，可以暂时告一段落；

二是罗瑞卿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坚决执行林副主席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犯了折中主义错误；

三是中央拟将会议揭发的问题转达其本人，给他一点时间认识错误；

四是对会议情况不可扩散，仅限到会人知道；

五是会后如何处理，待回京后中央另有决定。

会议至此画上句号，但更大的变动已在酝酿。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上海接着召集中央军委常委开会，做出最终决定：撤销罗瑞卿一切职务，其解放军总参谋长一职由副总参谋长杨成武代理，军委秘书长一职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兼任。

从此，罗瑞卿彻底离开了部队领导岗位。

1966年4月24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草案，准备在全国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5月16日，“中央通知草案”定稿并发至全党，全国各地迅速掀起“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浪潮。

罗瑞卿成为军内第一个被打倒的人，标志着更大规模的政治风暴已然拉开帷幕。

1966年5月16日，中央发布“5·16通知”，一场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

各地、各行业迅速陷入混乱，怀疑与批判成为主旋律。吴法宪当时正在山西临洮检查部队工作，远离北京的喧嚣，却突然接到空军政委余立金的电话，建议他立即返回北京，组织党委常委学习中央“5·16通知”，并研究如何贯彻落实文件精神。

没过多久，余立金再次来电，转达叶群的话：“司令再不回京，将会变成第二个恩克鲁玛了！”

吴法宪对这话的深意一时不明，但知道恩克鲁玛是非洲加纳共和国总统，因出国访问时国内发生军事政变而沦为流亡总统。他预感大事不妙，匆匆乘飞机赶回北京。

一到家，叶群的电话便接踵而至。

她告知吴法宪，几天前她去全军文革领导小组组长刘志坚家时，偶然碰到空军一位副司令，对方透露此人来告“吴胖子”的状，反映吴法宪躲在外地不回京组织部队学习“5·16通知”，对落实中央指示按兵不动。

叶群提醒道：“我看我得给你提个醒！”

这话点醒了吴法宪，他不敢怠慢。

第二天一上班，他便召开空军党委常委会，讨论如何贯彻“5·16通知”精神，在空军部队迅速开展运动。

然而，会议刚开始，几名常委便抱成一团，轮番攻击吴法宪和余立金，试图借“文革”之机罢官夺权。迫于压力，两人不得不按照党内“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同意提前召开空军党委第11次全体会议，专题研究贯彻落实通知的问题。

6月6日上午，会议如期召开。

吴法宪刚讲完议题和目的，几名空军党委常委便接连上台发言，强烈要求中央军委仿照改组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的做法，改组空军领导班子。

会场气氛骤然紧张，有人带头发难，便有人跟风起哄，会议拖成“大尾巴”会，十几天也未结束。

情况很快引起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关注。

当时，解放军总政治部尚未对全军如何开展“文革”作出部署，军委各总部、军兵种、大军区和院校大多平静，唯独空军机关率先出现夺权态势，混乱局面令人担忧。

刘少奇在林彪的建议下果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通过军委意见，认为空军党委常委几人背着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搞非法小组织活动，合伙搞罢官夺权，绝对错误，此例不可开，必须彻查。

7月2日上午，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在北京三座门军委办公厅召开军委常委会。会上，叶剑英和几位老帅对列席会议的空军几名意欲夺权的人进行了严厉批评，并决定由叶剑英亲自参加空军党委扩大会，传达党中央要求部队“要稳定”的指示。

如此一来，吴法宪和余立金得以解脱，带头闹事的人也被军委做出停职检查的处理。

然而，就在会议即将结束时，空军机关墙上突然贴出大字报，政治风暴的暗流开始在部队内部涌动。

8月18日，空军40余所院校学员与其他部队院校学员一起涌入北京，期盼接受检阅。

然而，他们见到毛泽东后并未按中央军委要求返回原单位，而是长期滞留北京，参与社会大串联。

11月上旬的一天凌晨3点，一些部队院校学员冲进国防部大楼。

随后，空军院校部分学员也步其后尘，冲进空军总部机关大楼，欲揪斗吴法宪和余立金。关键时刻，叶剑英安排吴法宪住进自己家以躲避冲击。

但吴法宪担心连累叶剑英，同时身为空军司令员，深知不能不顾部队稳定和战备，尤其担心摔飞机或跑飞机的情况，仅住了3天便离开。

他白天带着秘书和警卫员东躲西藏，坚持指挥部队，晚上四处借宿，时间一长，体力几乎耗尽。

叶剑英再次伸出援手，让军委办公厅在毗邻空军大院的京西宾馆安排一间房，专供吴法宪办公和休息。

京西宾馆由北京卫戍区警卫，一般人无权自由出入，吴法宪的安全总算有了保障。他白天躲在屋里休息，夜里悄悄溜进空军大院处理工作，昼伏夜出地过了两个多月。

眼见部队院校学员造反行动不断升级，给战备带来诸多隐患，经林彪批准，中央军委于11月13日下午在工人体育场召开10万人大会，动员外地来京的部队院校学员立即返回原单位，就地开展“文革”。

会上，陈毅等多位老帅批评了一些人冲击部队机关，大搞打砸抢、随意抓人批斗的行为，同时反复强调部队不能乱，要随时准备完成保卫祖国的任务。

11月29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又在同一地点召开类似大会。

然而，此后一些部队院校学员愈发闹腾，打倒陈毅、打倒叶剑英的大字报贴满东西长安街，他们还向“中央文革”小组状告几位老帅压制学生造反。

“中央文革”公开为他们撑腰，认为老帅的讲话错误，并点名总政副主任、全军文革领导小组组长刘志坚，要求其通知几位老帅做检查。

为此，他们决定在同一地点召开同样规模的10万人大会，公开批斗几位老帅。接到通知，叶剑英立即召集各总部和军兵种负责人商议是否到会，讨论至半夜也无结果，只得通过周恩来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当即表态：“不能去！要召开这个会是错误的。”

江青表面让步，却于12月31日让刘志坚以全军文革领导小组名义在京西宾馆召开会议。

会上，叶剑英被迫做检查时，早已安排进会场的部队院校学员突然冲向主席台，欲有所动作。

吴法宪和几位坐在前排的军兵种负责人赶忙上前阻拦，才使叶剑英从后台脱身。

事后，林彪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表示：“这么搞不对，一定要追查有关人责任。”

江青和“中央文革”几个策划者见状，将责任全推到刘志坚身上，使其成为替罪羊，最终被撤职并关押审查。

1967年1月的一天下午，吴法宪在京西宾馆接到叶群电话，要求他立即赶到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与她一起接见空政文工团的刘素媛和邵锦辉。吴法宪对二人并不陌生，“文革”前，空政文工团长期担任中南海每周六舞会的伴舞任务，刘、邵常陪毛泽东等领导人跳舞，在单位身份颇为特殊。

到了招待所，刘素媛向叶群和吴法宪汇报文工团的“文革”情况：“文工团现已分成两派，我和邵锦辉这一派是保吴法宪司令和余立金政委的；另一派与我们相反，是要打倒两个‘一把手’的。现在，我们‘保皇’派几乎天天受到对立派的攻击，甚至不让我们进单位大门，眼下只剩五六个人，处境十分困难。万般无奈中，我想尽办法见到了毛主席。一见面，我就大哭一场。主席询问缘由，我便把一肚子苦水倒个干净。言谈中，我直接问主席‘对吴法宪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主席说：‘可以炮轰、火烧，但不要打倒。’”

吴法宪听到这里，心中一块石头落地。

叶群接着说：“就因刘素媛去了中南海，毛主席派徐业夫秘书给我送来一封亲笔信，要我想办法支持小刘一下。”吴法宪应叶群和刘素媛的要求，同意公开表态支持文工团少数派，尽快扭转形势。

他利用林彪女儿林豆豆在《空军报》社工作的便利，让她出面在报上发表文章，传播毛泽东对吴法宪的态度，并制造舆论，称刘素媛的“保皇”派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时，他让刘素媛这派四处宣讲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支持她们。

两下夹击，对立派多数人相继倒戈，刘素媛和邵锦辉很快夺取文工团领导权，分别担任革委会主任和副主任，成为空军显赫一时的“刘司令”和“邵政委”。

尽管如此，吴法宪仍未能完全“站出来”。

林彪见状，让叶群找江青帮忙。江青表示：“既然主席有话，吴司令可以保，但要写一个好检讨。不然，中央文革多数人和空军造反派不会答应。”

恰在1月13日，台湾5架飞机窜入福州沿海，有入侵大陆迹象。

吴法宪在空军指挥所下令华东雷达全部开机，严密监视敌情，并指示福建和广州相关飞行及高炮部队进入一级战备。一架敌机飞至福建晋江以东海面时突然改变航向，直扑大陆。

吴法宪当即命令某航空师飞机升空拦截，最终击落一架美制F-104G型战斗机。

消息传至党中央，吴法宪接到叶群秘书郭连凯的电话：“首长让转告你，江青决定代表中央文革马上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空军院校革命小将，保你有功之臣。”随后，吴法宪按江青指示向造反派做了三次检查，才得以回到空军机关公开露面。

到了夏天，一直逗留在京的空军部队院校学员及后加入的教师、兵工厂工人陆续返回原单位，空军总部暂时恢复平静。

1968年，吴法宪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中逐渐感受到一股无形的压力。

当时，由于中央政治局几位主要领导相继被打倒，政治局常委会或扩大会已难以召开，毛泽东以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取代党的最高例会，通常由周恩来总理主持。

吴法宪在军委办事组兼任副组长，组长为总参谋长黄永胜。

最初几次碰头会尚算顺利，但江青开始频频向军方代表寻衅滋事，与会人员逐渐分化为两派：一派是江青、康生、张春桥和姚文元，另一派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

矛盾起因于黄永胜出任总参谋长后，江青试图通过他抓军权，但黄永胜不予理会。

“文革”期间，中央规定军委办事组调动一个排以上兵力，必须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批准，所有人签字后方可实施。

1968年5月，毛泽东在一份“请批件”上批示：“像这样的报告，只要三个人签完字（即：毛、林、周）就可以了。签一连串名字时间长，容易使部队行动迟缓，更可能泄密。”

此后，江青因看不到部队调动报告而心生不满，在一次碰头会上破口大骂：“黄永胜、吴法宪你俩目无中央，搞独立王国，封锁消息。我要停止你俩参加碰头会资格，回去清理思想，写出检讨！”

会后，黄永胜和吴法宪将此事汇报给林彪，林彪认为调动部队报告按毛泽东指示办，任何人无权变更，为此做检查不妥。有了林彪支持，两人拒不检讨，拖延半月之久。

江青对此极为恼火。

当时，中央已决定黄永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出访阿尔巴尼亚，但江青以黄永胜不做检查为由，执意阻止其出访。

眼见动身日期临近，外交部早已将代表团名单通知阿方，临时换人已不可能，周恩来只得将此事汇报毛泽东。毛泽东表态：“江青不对！黄永胜仍然要出访，回来后与吴法宪仍然要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平息。黄永胜出访前一晚，周恩来责成陈伯达代表党中央去机场送行并负责回程迎接，但陈伯达既未送行也未迎接。

周恩来追问原因，陈伯达回答：“江青不让去！”

周恩来听后无言，心中清楚军方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积怨已深。

为调解双方关系，周恩来安排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前往钓鱼台11号楼江青住处开会，事先告知大家目的是交心，消除误会，缓和气氛。

然而，几人刚到，江青便开口辱骂，姚文元在一旁不时帮腔。

因有周恩来事先嘱咐，几人未作回应，会议未到11点便结束。

次日凌晨3点，周恩来再次召集几人回钓鱼台16号楼，逐个叮嘱：“我已把刚才交心会情况向主席做了汇报。主席责备江青太放肆了，要她立即向你们几位检讨。待会儿，对江青的检讨大家只管听，千万不要再说什么了，更不要反驳。她一讲完，我就宣布散会。”

江青检讨开始后，吴法宪忍不住插话：“你江青同志处理问题总爱先入为主，偏听偏信，特别是经常出口伤人，应该引以为戒。”

话音未落，汪东兴接上：“江青同志好训人，骂人随便，侮辱同志这是最不好的……”

周恩来见状果断宣布散会。

没几天，吴法宪从林彪口中得知：“江青拿掉杨成武后，第二步就是你吴胖子。”

时间来到1970年8月23日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礼堂开幕，毛泽东亲自主持。

周恩来首先宣布会议议程，随后康生做宪法修改报告。

康生讲完后，林彪针对张春桥和康生在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时反对提毛泽东思想“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评价，做了议程外的临时发言：“人有没有天才呢?我认为是有的，马克思讲了天才，列宁也讲过天才。”

他举了几个例证后继续说：“有关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副词’，是党在延安七大就提出来的，不能动摇。现在有人竟怀疑这个问题，好像天才论不对。如果这是下面个别人的说法，还情由可原，但如果出在中央就会影响全国，以致引起人们思想混乱。这个风不好，我们认为不妥。”讲话持续一个半小时。当时，为稳定全国形势，部队已派大批军代表到地方各级革委会参政、建政，出席会议的军人众多，许多来自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猜测，林彪虽未点名，但矛头直指“中央文革”某人。

会后，叶群将吴法宪等几位军委办事组成员叫到住处，布置任务：“第一，你们几个要支持林彪的讲话;第二、批评不要点名，这是毛主席的意思;第三、要坚持宪法中设国家主席的提议，而且必须请毛主席担任;第四、向陈伯达要一份革命导师论天才的语录，争取从理论上说明问题;第五、你们几个都要在各小组会议上带头发言。”

吴法宪等人点头同意。当晚，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研究会议讨论小组划分及组长、副组长人选等问题。

会议临近尾声，吴法宪率先提议：“是不是应该先讨论下林副主席的讲话？”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第一个表示支持，汪东兴、许世友、曾思玉等人也纷纷附和。汪东兴还提出重新听一遍林彪讲话录音以便讨论。

此举令康生和张春桥颇为紧张，尤其是各小组讨论“简报”出来后，两人如坐针毡。

25日上午，吴法宪接到汪东兴电话，称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未经联系径直闯到毛泽东住处。

毛泽东将江青撵走，单独会见张春桥和姚文元，谈话内容不明，但汪东兴有事进屋时看到两人抱着毛泽东大腿痛哭。

午休后，吴法宪准时到西南组开会，却未见小组长，副组长告知其去毛泽东处开会。

下午4点多，小组长返回，传达毛泽东最新指示：“停止讨论和学习林副主席讲话，也停止不点名的批判。休会两天换换空气，把这两天会议情况搞清楚，然后再开会。”

风云突变。26日上午，陈伯达受毛泽东委托找到吴法宪谈话：“主席批评我们有一个军事俱乐部，并要我到康生和江青那里去承认错误，结果我被他们骂了一晚上。”

他还叮嘱吴法宪：“以后不要再与我联系了。”

当天下午，周恩来和康生又找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谈话，次日继续。28日，吴法宪刚起床便被周恩来叫去，要求他以军委办事组副组长名义写检查，目的是保护“副帅”，因毛泽东不满意的事由林彪讲话引起，而建议讨论讲话又由吴法宪提出。

吴法宪连写三次检查，康生均未通过，最后周恩来出面，检讨书才被印发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