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唢呐一声高过一声，名册上“伍佰元”的字被堂兄念得拉长了腔，像故意划在我的脸上。

唢呐一声高过一声，名册上“伍佰元”的字被堂兄念得拉长了腔，像故意划在我的脸上。

我在人群里低着头，火烛映得我眼皮发烫，三婶的棺材就在灵堂里，纸幡猎猎，我的手却攥得冒汗。

“你这岁数，这收入，就这么点？”堂兄抬眼看我，吊唁处的桌子嘎吱一响，他把账本往里一推，冷笑两声。

我喉咙里堵了火，耳边是嗩吶凄厉，眼里却闪过三婶临终前握我手时的热。

她说，小崇，不要让他们闹。

我知道，她不是让我忍，她是让我守住脸和理。

电话是三天前半夜打来的，母亲声音颤得一截一截的，说你三婶没了。

我躺在城里出租屋的沙发上，窗外是永不停的车流，耳朵里只有母亲的哭，我突然想起来三婶夏天在场院里翻麦子，赤脚踩在麦穗上那一声声“咯吱”。

第二天一早，我开车往关中老家赶，国道两边的冬麦已经泛青，车窗上有薄薄一层霜，阳光白亮，却不暖。

到村口，老槐树还在，树下换了新公告牌，上面贴着“移风易俗倡议书”，红白理事会的盖章鲜得刺眼。

我拎着果篮和香烛，跨过院门的门槛，院里的大锅里正滚着臊子汤，白面甑子冒着白汽，蒸花馍一个个叠成塔。

灵棚搭在老屋前的空地，四根柱子绑着白布，正中挂着招魂幡，黑白遗像上的三婶笑得温柔，像一辈子柔软的样子。

我妈坐在灵棚旁边，一看到我就红了眼，攥我手的指甲几乎嵌进去，“你三婶走得急，没等到你回来。”

我看着遗像，只觉得喉咙里有刺，脑子里却在一遍一遍地过三婶的日子。

她嫁到我们家门口那年，穿着一件蓝布夹袄，笑起来露出一排白牙，做馍做得格外白，屋里总有锅盔和咸菜的香。

我小时候父亲在外地修桥，母亲手脚慢，三婶总把我喊去她屋里，塞我一块锅盔，又用小铝壶给我倒一碗糖水。

冬天她把我的手放在她怀里，捂热了才让我去学校，说“娃，别怕冷，字写匀了，老师就喜欢。”

我用过她缝的书包，方方正正，针脚密密，一个学期没断过。

她也曾背着大葫芦去地里浇水，夏天的午后，蝉噪得像蒸干了，汗从她的脖子往下淌，她回头看我，笑着说“回屋躺会儿，别中暑。”

这些画面一阵一阵冲上来，我站在白事的熙攘里，心里像被掏了个洞。

堂兄在灵棚一侧摆了收礼台，塑料桌子上摊着账本，旁边还竖了一块黑板，写着密密麻麻的名字和金额，像一份战报。

他边写边喊，嗓子里有一股兴奋，“崇哥五百！”

人群跟着起了个小哄，几道目光齐刷刷地钉过来，有不解，有打量，有那种看热闹的奇怪光。

我父亲站在我旁边，手指轻微地抖，像他每次不想让人看见尴尬时的样子。

母亲眼睛红红的，嘴唇抖了一下，没说话，眼睛却闪了一下光，我知道那是她的委屈和不甘一齐涌上来的样子。

从城里开车回来之前，我和父母在电话里商量过份子钱的事。

我们不是没钱，是每一笔钱都知道该摆在哪儿，用在什么地方。

我在西安打工，租房、车贷、孩子的奶粉钱像一串串细麻绳，勒得紧。

父亲退休金不高，还得看医院，母亲腰不好，每次换季都痛。

这些东西谁都不想拿到桌面上吵，可他们知道，他们也总装作不知道。

堂兄在村里常年“游手”，有活不干，烟不离手，打牌烂到夜里，时常把三婶的低保卡拿去透支，转天再在大槐树底下打电话借钱。

他结婚那年，份子钱大操大办，弄了三天三夜的席面，嗩吶喇叭响到半夜，村里老人睡不下，他却觉得越闹越有面。

这个“面”是用别人的钱堆起来的“面”，是把村里人的日子拆成一块一块去填的“面”。

三婶病了之后，他把本该用于药费的钱拿去盖新房的墙皮，那房子外面亮得刺眼，里面却空得回音都冷。

我不是瞎子，我从微信里看三婶发过来的照片，看她医院里手上的针头青了复青，心里像被人夹了一下。

她每次说“没事，别回，回来又耽误你”，都隔着屏幕带着一层纸，薄得一捅就破。

我那次坚持给她转了五千，她非要退回来，说“存着，存着，娃以后要娶媳妇的。”

我把钱设了个备注“给婶看病”，她才收了，后头隔三差五我就给她发五百，发一千，她总说“够了，够了。”

她对自己的“够了”总是特别快，对别人的“够了”总觉得不够。

这样的老人，死的时候账本上却要被一个个名字掀开，拿出来比，看谁大看谁小。

红白理事会的老董站在一边，脸上写着尴尬。

村里这两年抓移风易俗，贴了公告，说不许大操大办，不许晒份子单，不许强制拉礼，还专门开过会。

可面子这东西，公告压不住，习惯拽着走。

我走到收礼台，拿出装钱的小白封，堂兄眼皮都没抬，手惯性伸过来，看了一眼数字，嘴角上挑，“崇哥，五百啊？”

他抬了抬额头上的孝帕，声音不大不小，刚好盖过了唢呐的空档，刚好让人听见。

几声嗤笑飘过来，像寒风回刮穿过灵棚边上的塑料布，“城里人呐，哪怕一千？”

有人接言，“人家有房有车呢，五百是小意思。”

我没马上反应，我看着他的手指在账本上划来划去，那根没剪干净的指甲在纸上留下一道小白痕。

父亲往前挪了一步，伸手去拿母亲的包，像要再掏钱。

我按住他的手，手心都是汗，却不肯放。

钱在这里，不是最重要的东西。

面子在这里，也不是。

三婶的脸在哪儿，三婶一辈子的苦在哪儿，三婶临走时的那句“别让他们闹”在哪儿，这些东西才是我脑子里唯一的秤。

堂兄把账本合上，左手拎起一沓白绸，右手拿起笔去写“崇哥”，墨水在纸上散开，成了亮眼的一团。

他嘴里像咀嚼着什么，“你们家当年穷，咱谁不不知道啊，你上学那会儿借了我们家多少？”

他把“借”说得特别响，像敲鼓。

院子里的风突然变大了一阵，灵棚的白布把明火映得像翻滚的水。

母亲终于忍不住，鼻子一酸，眼泪就下来了，“你舅个娃，当年你三婶背着你去你们家借米，是谁给了你们衣服穿，你心里没数？”

她说完这句，自己也怔了一下，这是她在这么多年里第一次当众说出这种话。

她不是要拿过往去压人，她是再也受不了别人拿过去的“情”去换现在的“钱”。

堂兄把笔往桌上一摔，笑得更冷，“啧，情，情能当饭吃？现在谁家不打份子，这是规矩，规矩懂不懂？你儿子在城里写字拿钱的，五百，你们也拿得出手？”

我抬头看他，眼前突然浮起了他小时候在我家院子里追鸡的模样，鼻涕挂在上唇，笑得像个没心没肺的娃。

人是怎么一点一点长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像往火里添柴，一次一次地添，火越烧越旺，就忘了自己是柴还是火了。

我压下心里的火，声音尽量平，“规矩是人定的，不是你定的。”

我看向老董，“村里公告什么说的？”

老董被点了名，咳了两声，拿起旁边那张红头文件，“理事会规定，红白事从简，控制规模，不搞攀比，不晒份子单，不拉礼，不重复收礼，账目要公开，每项支出有票据。”

他嘴里念着，脸上写着为难，“你们自家人嘛，有话好好说。”

堂兄撇嘴，“公告是公告，面子总得要吧，婶活着都要脸。”

他说着，“活着都要脸”这几个字就像针刺我，刺在我刚才那句“脸”的留白上。

我的胃抽了一下，想到了三婶最后一次住院，那晚我赶夜路去看她，医院的走廊里冷得像塞了风。

她看见我，眼眶一下就红了，她握着我的手说，“你忙，别常跑，三叔他们在。”

她说“三叔他们在”的时候，眼神往床头柜上的药盒看了一眼，那眼神复杂得像把雨云揉进了清晨的天色里。

那眼神落在我心上，落了个坑，我自己能看见。

我不是没为她掏过钱，也不是没在亲戚群里喊过一句“分担一下”，可那群里不回话的沉默像一堵墙，隔在每个人的手机和良心之间。

有人会回你一个“辛苦”，有人会回你一个“收到”，然后就没了下文。

钱不是这个时候才拿出来做戏的，钱应该早一点，从他们自己的口袋里出来，换点药，换点时间，换一点让一个老人的后半段日子不那么苦的东西。

我看着堂兄突然有一种悲哀，悲哀得我自己也有点想笑。

好像我们族里的这张“份子单”，就是一张培训表，把人从“亲戚”训练成“帐目”，从“心里有你”训练成“我在你身上能拿多少”。

我把目光从黑板上的名字收回来，看向父亲。

父亲抬起头看我，眼神里有一丁点期待，一丁点害怕，一丁点愧疚，像他每一次想要“撑面子”的时候。

我轻轻摇头，压住了他要伸出去的手。

母亲抬手擦眼泪，小声“崇崇，要不算了？”她的嗓子里，是那种被尘世磨细的哀求。

我深吸了一口气，转身，面向人群。

“钱我已经给了，”我把话说得清楚，“五百。”

我停了一下，“我也不打算在这儿加。”

人群里更大一阵“嘘”，天边的云像被风掀起了一边，光影一时明一时暗。

“但我有几句话要说。”我慢慢看过每一张脸，“这不是你家，这是咱三婶的灵堂。”

我甚至能听见自己声音里的抖，可我知道这是必须抖一次的抖，抖过去了，心就稳了。

堂兄哼了一声，“你说，说呗，我看你能说出个啥理儿来。”

“理儿就在这儿。”我从包里拿出手机，打开和三婶的聊天记录，“去年十月二十一，我给三婶转了五千，备注‘看病’；十一月五号，我给她转了一千，备注‘生活’；今年一月，我每周五百，每周五百，这些都是转账记录。”

我把屏幕亮给他们看，冷色的光照在他们的脸上，照在他们的眼白上，灼出来的不是羞，是一种不耐烦。

“这些钱，我没拍照发群，也没贴到黑板上，我没觉得这是该拿出去讲的。”

我抬起另一只手，“我还给你们家贷过款，去年六月份，四万，我有凭证，有借条，你说借是借，不还是你光。”

我转向老董，“董叔，理事会有没有说过不许晒份子，不许强拉不许攀比？”

老董点头，“说过。”

“那这块黑板，是否合规？”我指着黑板。

他看了一眼堂兄，又看了看众人，“不合规。”

堂兄站起来，拉低了嗓门儿，“那是我自家弄个记账的玩意儿，咋了？你管得着？”

“只要挂在公共场所，就是公示。”我把声音放得更稳，“这是侵犯隐私，也破坏村规。”

我看着人群，“咱们很多人都知道，份子钱就是一份心意，是来送最后一程的，不能变成你们的算盘。”

我说到“你们”两字的时候，顿了一下，又补了一句，“是我们每个人的算盘。”

我看着堂兄，“赡养父母是法定义务，这话你们都知道吧？”

我不等他回，“民法典一千零六十条，你和你妹妹，作为三婶的子女，对她有赡养和扶助的义务。”

我抬手，“而我作为侄子，我有情义的义务，但法律没有强制我。”

我看见有几个年轻人抬了抬头，眼神变了一些。

“过去几年我做了我该做的，但是你们呢？”我指指堂兄，“你拿三婶的低保卡去透支，欠了杂货店的钱；你筹办自己孩子百天酒席的时候，贴了二十多张请柬去隔壁村；三婶住院，你第一个发朋友圈说‘有心人伸出援手’，可你这‘有心人’，不是你自己。”

我停了停，唢呐换了曲子，低沉的调子像压在地上的霜。

“现在她走了，你拿黑板晒账，把份子变成竞赛，谁赢了？赢的是你的脸吗？你的面子能当砖盖房？能当药救命？能当孝心判重吗？”

我转身面对老董，“董叔，理事会设了收礼台，理事会就应该收礼清单归你们，统一管理，公开支出，把每一笔用于真实的地方，而不是随谁的嘴皮子收。”

老董点头，“这个确实。”

我继续说，“账目公开，支出公开，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这是你们的规定。”

堂兄冷笑，“你这么会说，咋不去当村主任？”

他觉得戳了我一下，嘴角挑着恶意。

我没接他的话，我把手机里的照片翻出来，把几张白底黑字的转账记录给他看，把我在医院陪床的照片给他们看，三婶握着我手的那张，手上的青筋像根根小绳子。

我把手机放在桌上，抬起头，“我今天也可以给钱，但不在这儿加，不在这个黑板下加。”

我把另一只封着的白封拿出来，推给老董，“董叔，我以三婶的名义，捐一千给村里的敬老基金，记在理事会账上，公开用途，不入你家的‘账’。”

人群里又是一阵低声嗡嗡，我看见几个年轻的媳妇眼里闪了一下亮光，也看见两个老人的下巴轻轻颤了一下。

堂兄脸塌下来，眼睛往里一缩，“你今天是在我们家灵堂上唱大戏？”

他的语气已经带了点狠，我看见他手臂上的青筋绑出来。

他突然往前一步，手一拍桌子，“你五百，你还想指挥我们家？”

他斜过去的胳膊扫到了香炉，香灰像一阵灰雨，洒在地上，烫的香头“滋”的一声，烫到了我的脚背。

我没动，提着鞋后跟，硬生生把刺传到小腿上，像告诉自己“疼，记住这疼”。

父亲这时候站出来了，他抬手挡在我身前，声音抖得更厉害，“娃说的是理。”

他环顾一下，“有理，谁都听。”

母亲也站了起来，她从未在这种场合说过一点带锋的话，可她张了口就说，“你们懒，不愿意学习和努力，只想躺着赚钱！”

她竟直接用了我平时教育堂弟们说的话，那中的“懒，不愿学习，躺着赚钱”，像一把钩子，钩在堂兄一伙和几个平时胡混的人心里。

“你这老太太骂谁呢？”堂兄后面的一个酒肉朋友站起来，把酒杯“啪”地拍在小方凳上。

“我骂谁我自己知道！”母亲眼里含泪，声音却硬，“你们借钱的时候来得快，逼份子的时候话多，老人看病的时候你们能躲就躲，咋不躲到一个地方去不出来！”

她这一番，彻底把现场的虚虚实实扯开了。

我看着她，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很复杂的东西，有疼爱，有心疼，有骄傲，也有一点点惭愧，惭愧于我没早一点帮她把这些话说出来。

空气像被捅了一下，炸开了，风从灵棚的缝隙里呼地穿过去，把烧纸的火带出一个红花，红花一晃就灭了。

老董赶紧上来，“都别吵了，别吵了，别在先人面前闹，闹也是丢人的。”

他说“丢人”两个字的时候看了看黑板，又看了看我手里的手机，“把黑板撤了。”

他叫了两个年轻人过去，把黑板从柱子上取下来，黑板底下的钉子“吱呀”一声，像一把牙齿脱离了肉。

堂兄像是被抽了魂，愣了一下，他突然伸手去抢那一封给理事会的白封，我手快一步拿开了。

他的手在空中悬了一秒，落下时带出一个愤怒的弧度，他瞪着我，“你当法官呢？你拿啥管我们家？”

“我不管你家。”我把每个字都压清楚，“我只是说我自己的钱，我自己的心意，我的原则。”

我看着他，“你家账目，等送完，三天内，拿出来，收多少，花多少，有票据的给票据，没票据的给解释。”

我把视线扫向围观的亲戚，“我们也是亲戚，我们有资格知道，我们有资格问。”

有一个平时和我家走得近的叔站出来，点了点头，“这个话我同意，按理。”

一个姑妈轻轻打了个哈欠，可能是守灵两天三夜困了，哈欠里带着一声叹息，“都别闹了，先送人。”

风把孝子带甩了一下，村口的人喊着“起灵——”，嗩吶把气吹到尽头，音拉得更长，像一条白布。

我顺着队伍走，脚步一前一后，眼前是棺材的四个角，边角处的铜活闪了闪，像四只眼睛。

我看着它，想起我拿过的那一碗碗面、那一块块锅盔、那一件件粗布衣服，想起三婶给我缝被套时咬线头的认真。

我想起她说“别让他们闹”，心里再一次把这句话念出来，念到一个温暖的地方去，把那个温暖牢牢地安在胸口。

下葬那一刻，锄头和铁锹同时落在黄土上，土被挖开，冬天的潮气从地里冒出来，一股冷。

我第一次觉得死是一件很静的事，它不像吵闹，不像直播，不像晒名单，它就是一个人，平静地从这个世界里收回来。

回到灵棚，席面摆起来，东西齐全，油茶滚着泡，汤里浮着葱花和胡椒，辣子红得提精神。

人们吃着说着，远处传来秦腔的调子，是隔壁村的戏班子路过，嗓子里划出“哎——————”，长得把人的心都拉长了。

盘子里叠着一摞白馍，像白瓷，老人的牙有点松，咬不动，媳妇们就拿手指头接一口汤，涂在馍上，递给老人。

这是关中的温柔，不大声，却暖。

我端着碗站在外面，吸一口凉气，仿佛要把那股双重的热气和冷气一股脑吸进肺里，让他们在里面打架。

堂兄没来吃，他把自己关在了后屋，门半掩着，窗子里透出来的是手机的蓝光。

有人过去叫他，他说“胃疼，不吃”。

我转身出去，走到后院的小槐树下，树皮裂得像一张张嘴，我靠在树上，手机亮了一下，是银行的短信，提示我两千转出。

我想起我给理事会的那一千，和刚才在收礼台的五百，剩下的五百我留给母亲，说她想拿去随份就随，不必问我。

她笑了一下，把钱塞回我手里，说“你留着吧，咱不攀比。”

她用指尖把我的手指掰开，动作一如那个冬天，她把我红冻的手从她怀里拿出来，说“去写字，写匀了，老师就喜欢。”

夜里，守灵的人打盹，嗩吶歇了，换成了电子鞭炮“啪啪”的响，似有似无的灯在灵棚里闪。

我靠在门口，身体疲得像一根被拔掉筋的草，脑子却清亮，清亮得有一块硬。

我想起堂兄叫嚣的样子，想起黑板上的名字，想起那些给了五千给了一万的人，那些在城里挣得多的人把钱扔到桌子上，然后端起手机拍一张，发个朋友圈，配文“最爱的婶走好”。

这种爱，像一个带滤镜的招牌，挂在现场直播的窗口里，吸睛，扎眼。

我知道，有些人不是不心疼，他们只是被这张张“名单”拖着走，被那句“别人家都给了你不丢人吗”推着走。

推到最后，没人记得这是谁家的事，没人记得是谁的生是谁的死，只有一堆数字，像一堆豆子，数啊数。

半夜有人给我发消息，是一个堂妹，她说“哥，你说得对，我妈也说你说得对。”

我回了一个“睡吧”，手又握紧了一些。

第二天一早，理事会照章办事，把昨天收的礼金封袋放进了村委会的小金库，老董按了双重锁，钥匙一把在他身上，一把在会计的腰包里。

他们在桌子上贴了一张纸，写着“账目公开，三日后于村委会公示”，底下盖了章。

这一张纸柔柔地贴着桌面，边角沿着木头纹路贴下去，像一条开始走正了的路。

午饭后，堂兄终于出来了，眼睛有些红，嘴唇干裂，他看见我，停了半秒，又走过去，从我身边擦过。

他没说什么，空气里有一点酒，也有一点烟，他像一个半夜被吓醒的孩子，眼睛里还有没完全消失的灼。

我愿意相信他心里不是全是恶，我也愿意给他一次收拾自己的机会，可机会也是义务的另一面。

那天下午，阴天，云像一锅冷面，硬，切不开。

有人来报，说县里移风易俗检查组要过来，村里的几个年轻人忙着把灵棚边上的花圈摆整齐，把地上的烟头捡起来，把那块黑板搬进了屋。

检查组跟着村主任走了一圈，记录了几条意见，主要就是黑板公示、席面数量、电子鞭炮。

他们最后站在灵棚前，望望那张遗像，轻轻叹一口气。

我懂那个叹气，他们看见了两条路在争，一条旧，一条新，旧的耐走，新的是泥。

晚上，亲戚散得差不多了，我坐在后屋的小方凳上，看着桌上那一摞白封，有窄的，有宽的，有带纹的，有纯白的。

每一封都是一个名字，都是一份心，有少有人多，有真诚有应付，有发自肺腑的，有不得不的。

我想起小学那本《动物和孩子们的诗》，里面说“心是个小小的口袋，装了进去，就重了。”

我的心很重，我想把它轻一点，但我不想把它掏空。

第三天上午，老董拉着我说，“下午两点，开账目见证会，到时你也去，家里人都叫上。”

我点头，“我去。”

我回屋看父亲，他正在门槛上磨指甲，皮肤磨得泛白，碎碎的指甲落在地上。

他抬起头，“崇崇，不要太过了，亲戚还是亲戚。”

我笑了一下，“我知道。”

亲戚还是亲戚，但规矩要归规矩，善意要归善意，钱要回到它该在的地方去。

下午两点，村委会办公室里坐了一圈人，几个老人抱着手，手心里是多年的茧子，几个年轻人玩着手机，手指头飞快。

桌上摆着账本，封条撕开，里面一捆捆白封按数理摆好。

老董清清嗓子，“我们开始吧。”

他刚把第一封打开，堂姐突然推门进来，脸色发白，气喘，“账本找不到了。”

屋子里一静。

空气像一张突然被拉紧的布，所有人的呼吸都卡在喉咙里。

“怎么叫找不到了？”老董站起来，声音一下拔高，“不是都放在这儿了吗？”

“放这儿的是钱。”堂姐扶着门框，声音哆嗦，“账本，早上还在，他说拿回去记清楚，结果，人也找不到了，电话不接。”

她说“他”的时候，没说名字，可所有人都知道是谁。

我心里“咯噔”一声，像踩空台阶，眼前一阵黑。

有人站起来要出门，有人坐着骂娘，有人“唉呀唉呀”摇头，有人按着手机就打电话。

我坐着，手心又开始出汗，汗比那天在灵棚里还要冷。

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叮”地响了一下，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

“我是王梅，你三婶的同病房病友，她临走前托我给你一张存折，说等事过了，你自己来县城建行取，密码……信在存折夹层里。”

一瞬间，我的心被什么抓住了。

三婶，存折，密码，夹层。

我抬起头，窗口外的槐树正被风吹得一阵一阵，叶子被吹得翻过去，背面是灰白的。

屋里的人吵，吵成一锅，老董的声音断了几次又接上，像嗩吶里的气，吹断了再吹。

我握着手机，看着那条短短的短信，手心发热，脑子里却清醒得异常。

这是一笔什么钱，放在什么时间，写下了什么字，想给谁，为什么给我，不给他们？

三婶，三婶，你把你最后想说的话放在哪一页的缝里？

我起身，走到门口，冷风一下撞在胸口上，我稳住脚，回头看了一眼屋子里一张张焦急的脸。

我知道，账本的消失会掀出一片烂，烂到谁都不想看。

我把那条短信反复读了三遍，像把细线一根根理顺。

我握紧手机，心想，明天一早，我要去县城，去建行。

门口的风从墙角进来，又从另一个墙角出去，带着院子里槐叶的味道，带着冬天黄土的味道。

我把手伸进衣兜，摸到那张三婶的小小的照片，洗得有点糊，笑意还在。

她笑的时候说，别让他们闹。

我抬头，看见天边的云裂开了一道口子，光从那个口子里挤进来，像一条细细的河。

事情不会那么快结束，脸也不会那么容易洗干净。

我深吸了一口气，风从鼻腔进来，凉到肺里，凉得我心里发硬。

我不知道堂兄在哪里，也不知道他手里握着的，是账还是报应。

我只知道，明天我要去银行，打开那本存折，读那封信。

那封信，会不会又把一切掀翻，又会不会把一切盖上？

我没有答案，我只把脚下的鞋系紧，准备走下一步。

来源：起兮云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