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耀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姚铃，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杜晓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助理研究员。

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面临的语言安全风险与化解路径

[作者信息] 张耀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姚铃，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杜晓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助理研究员。

内容摘要：对外贸易是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服务开创新发展格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驱动力量。当前，我国对外贸易在面临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推动消费转型升级等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处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加速演进等多重风险之中。从语言安全视角洞察对外贸易风险管理，可发现语言因素贯穿对外贸易始终，包括语言的文化适应性风险、语言的数据保密性风险、语言的法律应用性风险、语言的区位缺失性风险和语言的叙事导向性风险。为了应对语言安全风险，需要提升语言风险意识，构筑对外贸易语言安全观；落实语言安全风险解决方案，提供全链路多方位适应性语言安全服务；搭建语言安全风险评估体系，增强语言风险监测与评估能力；开发国家对外贸易语言安全风险防护体系，促进政产学研用语言安全主体协同联动；培育对外贸易友好型话语生态，优化中国外贸品牌形象。

关 键 词：对外贸易 语言安全 风险管理

一、引 言

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博弈与经济全球化竞争相互缠结，国际贸易秩序复杂嬗变。对外贸易作为各国经济互动的关键节点，运行稳健性广受关注。语言作为一种“象征性资本”（Bourdieu，1991），在对外贸易语境中被赋予地缘政治博弈工具、国家主权彰显媒介与经济安全防护屏障等多重战略意义。当前我国对外贸易积极引领全球贸易体系发展，处于锚定新质生产力驱动、国际竞争力全面提升为关键靶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然而这一进程面临一定语言安全风险，影响国家经济主权安全和全球经济治理总体框架。一方面，美西方国家凭借语言霸权优势，在全球贸易舆论塑造、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与解释等领域设置语言障碍和信息壁垒，干扰我国对外贸易战略布局顺利推进。另一方面，随着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数字化的加速发展，因语言数据安全防护漏洞、跨文化商务沟通精准性缺失以及文化适应性难题等引发的语言风险集群呈现。在此背景下，剖析对外贸易进程中语言安全风险形成和作用机理及现实影响，对于构建语言安全保障体系，强化我国在全球贸易治理中的话语主导权，实现对外贸易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当前全球贸易面临的语言安全挑战

语言安全原指语言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如语言濒危和语言消亡等（沈骑，2014）。现逐渐从语言本体领域拓展到多语社会中的语言应用、语言地位和语言身份等问题，多指语言文字及其使用对国家安全发展的支撑作用，即语言及其使用能够满足国家和社会稳定发展的需要，不出现影响国家和社会安全的语言问题（陈章太，2009；张治国，2018；方小兵，2018）。语言安全问题较为复杂，除了语言自身的复杂性、综合性等常规特征外，还呈现出国内与国际因素交叉互动、自然与人为因素交叠共生、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相互掣肘、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时空交错、常态危机与非常态危机交替转化等特征（沈骑，2016）。

语言安全嵌入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文化安全等诸多领域，影响经济贸易交往、信息知识生产、文化价值竞争等安全问题。当前随着国家间贸易不断拓展，语言在全球贸易活动中的安全功能日渐凸显（张耀军等，2024），呈现如下主要风险特点。

一是全球贸易中的语言安全风险从物理世界向数字世界延伸。数字贸易作为全球贸易的新趋势和新的经济增长点，高度依赖人工智能、深度学习和大数据等技术。这使得全球贸易中的语言安全风险日益突破传统实体交互局限，不断向虚拟与现实交融的数字空间延伸。突出表现在主流人工智能技术对英语等美欧国家优势语言语料过度依赖，导致全球约90%的低资源语言在跨境电商平台、数字支付、智能客服等场景中处于弱势地位，形成庞大的数字贸易语言安全盲区。此外，由于技术迭代更新与技术治理之间难以同步适配，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的进化速度远超国际治理规则的更新速度，催生出语言偏差引发的沟通成本指数增长。上述因素使得语言安全风险在数字贸易空间蔓延并引发“数字巴别塔”效应，非优势语言群体的数字贸易空间遭到挤压，全球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制定话语权失衡的现状进一步加剧。

二是全球贸易中的语言安全风险从单一向多元化扩散。以小语种国家面临的语言安全困境为例，这些国家由于缺乏完备的书写系统、丰富的语料资源及知识库，其可用语言资源、语言技术、语言市场和语言服务有限，个人、商业团体、公共机构之间的交流难以实现跨国、跨语言的无缝对接（戴曼纯，2022）。更为严重的是，小语种国家商品文化符号辨识度因为语言能见度的不足遭到削弱，议价能力显著降低；小语种国家参与全球贸易因被迫使用非母语而陷入文化表达受限与身份认同割裂的“语言不安全”困境，如中东商贸文书中的阿拉伯语诗歌式开场白被英语直述替代等。这些均使得小语种国家民族标识模糊化，文化认同根基遭受侵蚀。其在全球贸易中的直接影响是推高小语种国家全球贸易国际沟通成本，导致非优势语种国家的市场准入和国际竞争力面临更大挑战。

三是全球贸易中的语言安全风险从隐性向显性过渡。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全球最具代表性的政府间贸易机构为例，该组织形式上设有多种工作语言，但实质运作存在“表面多元性”与“实质排他性”的矛盾，英语地位居优。阿拉伯语等语言长期面临文件翻译迟滞和关键会议同传覆盖率不足等问题，致使部分成员方平等知情权和参与权受到影响，对全球贸易议程参与度不足。近年来该组织还强制推广“性别包容性语言”，如要求阿拉伯语改变其固有的阴阳性语法结构以适应西方观念，表面是语法规范之争，实则是特定文化价值观通过语言向全球贸易规则体系的渗透，语言成为特定意识形态单向嵌入全球规则的载体。该类隐性的“语言过滤”机制，使本应作为多边协调平台的世界贸易组织在议程设置、条款解释和争端解决等环节排斥非主导国家的语言文化内涵和视角，导致全球贸易治理体系在价值层面偏向单一话语范式，进一步压缩了部分国家的国际规则适应空间。

总体看，全球贸易中的语言安全挑战随着数字贸易的发展和全球贸易争端加剧而更加复杂化，语言安全问题日渐成为全球贸易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之一。

三、我国对外贸易面临的语言安全风险

（一）语言的文化适应性风险

语言的文化适应性是指将语言适用、文化适应与语用适恰有机整合，通过对语言文化观念的适当转换和阐释，促成不同民族语言接触者之间的跨文化理解（姜雅明，2021）。语言的文化适应性与对外贸易是相互依存的“共生体”，对外贸易的语言是文化的语言，描绘一国文化底色，诠释价值观念，若仅将其视作符号转换过程，不考虑其文化适应性，则可能引发语言安全风险，妨碍对外贸易顺利进行。

中国品牌“白象”电池在英语国家的市场销量低迷。原因在于该品牌英文名称“White Elephant”在英语文化中暗含“巨大而无用的东西”之意，损害了品牌形象。与此类似，美国体育用品品牌耐克为迎合“中国风”潮流，曾在对华贸易中推出带有刺绣“发”“福”字样的跑鞋。然而产品销量却未达预期，原因在于“发福”在现代汉语中常用来暗喻发胖。由此触发的文化误解，迫使耐克不得不解雇产品设计师以平息舆论风波。日本公司在销售节日商品时常用“祭”字，该字在日语中象征喜庆，但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却大相径庭，常与死亡相关。由于这一文化差异，多家日本公司对华贸易受阻。

语言作为文化的核心表征，蕴含思维模式与价值观念的差异，这种差异可能扩大国民间心理距离，影响双方文化认同，阻碍跨文化互动的有效性（Melitz，2008）。如果仅仅停留在对外贸易语言的符号表象而不深入洞悉背后的文化内涵，可能引发文化“暗伤”，激起市场“误读”，对品牌认知造成负面影响，削弱企业在对象国家的市场竞争力，甚至带来重大经济损失。英国卡迪夫大学商学院的研究显示，语言障碍每年给英国造成高达480亿英镑的贸易损失，64%的英国企业高管承认语言文化误解曾经导致国际商业交易中断。英国政府据此认为，语言在全商业领域均发挥关键作用，语言安全风险易于引发文化误解，如未能有效应对语言的文化适应性风险，企业将面临“文化折扣”（Foreman-Peck et al.，2014），即由语言误解造成的经济损失和市场信任度下降。

（二）语言的数据保密性风险

语言的数据保密性是指在数据传输、存储和处理等过程中，确保通过语言传递的信息不被未经授权的第三方获取、篡改或泄露的安全措施。语言的数据保密性是对外贸易的“防护网”，维护跨境语言数据流通安全。语言数据自身安全以及由语言数据引发的其他安全问题是当前新质生产力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要关切（王春辉，2022），也是全球语言安全领域的新型焦点议题。

在当今全球数字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语言数据在收集、传输、存储、加工和使用过程中潜藏的保密性风险愈加凸显，牵涉语言信息权力、语言文化认同和语言隐私保护之间的复杂关系。对外贸易是语言数据跨境流动最为普遍的领域，其可对经贸活动进行精准画像，并有针对性地开展与语言相关的情报收集和研判活动，因此如何平衡其开放性与安全性的矛盾便显得更加突出。

语言数据收集阶段，外贸语言数据采集难度较大，准确性低，并经常依赖第三方公司收集对象国语言数据以便进行全球化市场分析。这其中潜藏未经授权的第三方接触敏感语言信息等语言数据风险和安全性问题。语言数据传输阶段，外贸数据信息的跨语种转码多依赖翻译公司等语言服务提供商，这在畅通跨国信息交流中必不可少，但显著增加信息泄露风险，尤其在翻译服务未能充分保证数据安全时，敏感信息曝光点增多。2017年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利用在线翻译工具翻译外文资料，因缺乏严格隐私保护，致使含有内部通信密码及个人数据的电子邮件等文本能够通过搜索引擎公开访问，造成了隐私泄露和数据安全风险。机器翻译工具的使用也可能导致数据通过不安全的应用程序接口传输，进而被第三方窃取。如何平衡效率与安全、自动化与监管是语言数据传输阶段面临的重要关切。语言数据存储阶段，实体数据在对外贸易中存储和调取难度大、耗时长。为节约成本，不同语言的文档多通过电子邮件、云服务或其他数字平台共享和存储，存储模式较为单一，管理过程冗杂，暗藏漏洞，如何兼顾便利性与隐私性是语言数据存储亟待解决的问题。语言数据加工阶段，对数据进行二次或多次加工可能导致数据遗漏或流失，对语言数据的精准度和关联性造成影响（王春辉，2022），而对外贸易因涉及多语种转化，对数据的加工次数更多，语言失真性较其他经济活动而言更大，且对外贸易东道国或对象国任何一方对数据的处理加工，均涉及另一方的数据传输和语言联动再加工，成本上升且陷入风险过程再循环。语言数据使用阶段，与文化相似性高、场景单一稳定、主体相似性强的国内贸易相比，对外贸易中的跨境语言数据应用于多元化国家、多样性场景、多模态主体，语言数据管理难度更高，信息失真以及传播不完整、不达意等语言损失导致的语言误解频繁发生（见图1）。

（三）语言的法律应用性风险

语言的法律应用性是指语言在法律体系中的多重功能与使用，包括法律文件撰写、法律条文阐释、法律程序执行及法律权利与义务传达。语言的法律应用性是对外贸易的“仪表盘”，任何法律条款和语言表达均需准确无误才能确保体系运转。对外贸易过程中，如何有效传递、解释两种不同语码之间的法律信息，进而打破语言信息差是实现合法合规、消弭争议、维护权益和促进交易的关键。

据统计，2004年至2023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遇阻或失败的案例共370起，涉及97个国家和地区，损失总金额高达2597.6亿美元（CGIT，2024）。其中因为法律语言条款不明确、不标准、不统一、不符合国际惯例、不具备法律效力等造成的案例屡见不鲜。

2008年，中石化收购加拿大Tanganyika石油公司，因语言因素与前期信息调研失误，将合同中含硫量低、炼化成本较高的高硫油（俗称“苦油”）误解为易开采、适合炼化的“甜油”。因中方和原产地国家都缺少炼化高硫油的技术和设备，且高硫油本身也不符合国际交易标准，中石化为此最终损失近100亿元人民币。中钢集团2008年斥资13亿澳元收购澳大利亚中西部股份有限公司，获得了该公司位于澳大利亚西部矿山的开采权，但因语言误解与研判失误，签订收购合同后才发现条款中的“矿石”并非预想中的赤铁矿，而是开发成本更高、价值更低的磁铁矿，为此造成巨额经济损失。

语言精准性和合规性是外贸语言的生命线，稍有不慎，即有可能落入语言陷阱，引发交易争端。专业术语的翻译、拼写、大小写、字体和字号的一致性等微小语言差异均会引发法律争议（金晓燕，2020），在国际法律诉讼中，法律文书能否依照国际惯例准确翻译，关乎法庭能否清晰理解各方立场和观点。语言障碍可能导致诉讼过程复杂化，延长法律程序，增加诉讼时间和成本。可以说，作为维护对外贸易权益的基石和捍卫公平的堡垒，语言日益成为影响对外贸易法律诉讼的关键变量。

（四）语言的区位缺失性风险

语言的区位缺失性是指在某一地理空间内，因为语言人才匮乏、语言能力欠缺或非适用性造成的沟通障碍和文化理解不足。对外贸易中的语言区位缺失性风险则指优势语种在物理空间或虚拟空间的霸权地位侵蚀或挤占非通用语在对外贸易中的生存空间，进而引发经济损失或信任危机。语言的区位性缺失是对外贸易的“隔离墙”，优势语种在“墙内”掌控话语权，而非通用语则被隔绝在外，国际商业交流和文化互动遇阻。

英语一语独大挤占非通用语生存空间，垄断对外贸易市场，隔绝非通用语国家企业与潜在市场的有效接触，引发非英语国家市场机会萎缩。英语国家在对外贸易中借助语言优势助推经济和话语权优势，进而在全球市场占据主导地位，一定程度上挑战全球公平贸易环境，妨碍多元文化交融发展，加剧全球经济体系失衡。据统计，截至2025年3月，全球使用英语的人口总数达到15.28亿（Ethnologue，2025），英语是全球67个国家和27个非主权实体的官方语言。除此之外，许多国家还将英语作为通用语言或工作语言使用。英语在对外贸易中占据全生态、全链条、全领域优势，70%以上的世界经济活动使用英语进行沟通协商，大多数国际贸易合同和协议使用英语签订；世界经济论坛等国际会议和展览以英语作为主要沟通语言，多数跨国公司的市场营销和广告资料均采用英文书写。英语在全球语言市场上的居优地位催生了对外贸易中的语言霸权，最初体现在空间地理平台上的不断扩张，后逐步深化成为一种制度性语言霸权，使美英等英语国家在国际经贸制度等领域形成强势影响。

（五）语言的叙事导向性风险

语言的叙事导向性是指在公共舆论场域内，语言被用作引导、塑造或操控社会认知和价值偏好的工具。语言的叙事导向性是对外贸易的“风向标”，指向市场舆论焦点，塑造企业形象与消费者认知，决定信息的传播走向与效果。对外贸易过程中的语言叙事导向性易被操纵形成舆论壁垒，通过有针对性的宣传报道贬低他国产品质量，限制他国产品流入，从而达到贸易保护主义的目的（姜鸿，2008）。

2002年，紫金矿业和中国铝业集团等中国企业参与竞标蒙古国金矿开采项目时，国内媒体有关报道措辞欠妥，引发蒙方猜疑（中国矿业联合会，2013）。最终蒙古国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公司签订开发协议，中企为此遭受经济损失。2011年缅甸政府单方面宣布搁置密松水电站项目、2014年墨西哥取消中企中标的高铁项目、2015年斯里兰卡暂停与中国合作的科伦坡海港城项目等，很大程度上均因受到负面叙事渲染所致（杜奇睿，2016）。

对外贸易不仅是跨文化交流的体现，更是地缘政治与经济影响力交织的全球治理舞台（李钢等，2024）。语言问题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旦触发，易于形成连锁反应，牵一发而动全身。舆论危机一旦形成，散播速度迅猛，交易方易陷入被动局面，造成市场份额缩水、竞争力下降，甚至引发贸易冲突，进而影响国家间战略利益平衡。

总体来看，对外贸易是一项涉及多语言主体、多叙事领域、多话语层级结构的进程（黄岩等，2023）。一个项目从启动到竣工，从法律研判到项目开发，从市场推广与运营再到监控评估与更新，语言安全风险贯穿始终。语言的文化适应性风险、数据保密性风险、法律应用性风险、区位缺失性风险和叙事导向性风险嵌入贸易各方复杂的双多边关系之中，涉及文化差异、商业秘密、跨国法律、舆论导向、大国竞争等诸多问题（见图2）。

四、化解对外贸易语言安全风险的举措

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是提升国家经济韧性与全球竞争力的有力支撑，是国家总体安全战略布局的重要支柱。伴随我国海外利益的不断拓展，对外贸易语言安全已超越单纯经济需求，日益成为维护国家战略自主性、塑造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基石。

（一）深化理念认知，构筑对外贸易语言安全风险观

我国长期存在的基础性问题之一是社会普遍缺乏对语言功能和重要性的系统认识。语言安全风险贯穿对外贸易全过程，需要构筑具有整体性、全局性、协同性的对外贸易语言安全观，即针对对外贸易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语言风险树立安全意识和制定管控策略。要努力提升政府、企业和社会大众对对外贸易面临的语言安全风险的了解和认知，充分理解这一风险的复杂性及潜在后果，意识到语言安全风险不仅是信息传递的障碍，更可能演化成为影响贸易稳定、国家安全乃至外交关系的重要因素。

面对日益严峻的对外贸易治理新挑战，不仅需要深化自身语言安全风险观念，更要推动贸易伙伴形成共同风险认知和协同应对共识，构建以对话与协商为核心的语言风险管理体系，逐步形成一个基于语言信息共享和相互信任的语言安全风险共同体。通过多方协作、资源汇聚与智慧融合，实现全球贸易领域语言治理的有效性，推动全球语言安全治理形成合力，从而在全球贸易大格局中占据更加主动有利的位置。

（二）集成解决方案，提供全链路多方位适应性语言服务

全链路语言安全风险解决方案意味着对外贸易的每一个业务环节均需考虑语言因素，前移风险关口，抓住关键节点与窗口期。在市场调研中了解目标市场的语言习惯、文化偏好；在产品设计中对标目标市场语言特点，避免产生语言误解；在市场推广中精准表达，减少语言“噪点”，符合当地文化；在谈判与合同签订中洞察合同语言的内在机理，警惕语言陷阱，注重合同语言的隐喻性研究；在客户服务和售后支持中，稳步推进跨文化语言培训，提供多语言客户服务，维护良好的国际商业关系。

多方位语言安全服务融合不同产业，突破原有业务边界，多维度、多取向发展，最终实现嵌入式跨界融合。一方面，语言服务产业要注重整合价值链上下游资源，做垂直领域专业化语言服务提供商。另一方面，参与对外贸易的企业也要加速跨境融合，以专业化语言服务增强自身竞争力，研发语言技术产品，承接全球子公司和业务部门语言服务（王传英等，2024），多方位满足对外贸易需求，打造一站式语言服务平台。

适应性语言服务指克服语言使用和文化背景障碍，采用适合当地语言和文化的沟通方式，提供符合当地文化风俗和语言习惯的服务，打造当地语言服务“朋友圈”。同时，采用“创译”等手段，克服跨文化交际中商业文本翻译因语言、文化异质而引发的“不可译性”（王传英等，2015），以减少文化摩擦，避免因语言不精确或不恰当等因素导致的业务风险、企业形象危机和对外贸易经济安全等问题。

（三）搭建防护体系，增强语言风险监测与评估能力

为及早发现问题，并为制定外贸语言政策提供科学依据，需要对语言安全存在的风险进行评估（方小兵，2018）。培育认定国家级对外贸易语言公共服务平台，打造畅通外贸要素流动的高效语言防护体系。通过系统监测语言使用环境和语言因素变化，及早发现可能对对外贸易产生影响的新兴语言趋势、文化敏感性问题或法律变动情况（杨凤鸣等，2012）。

语言安全评估体系需要遵循全面性、系统性、科学性、可操作性和可参考性原则（籍红丽等，2023）。首先，需要全面、准确识别语言安全风险因素，对既往语言因素导致的失败案例进行深入分析总结，挖掘语言风险点，提取语言风险要因。其次，采取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手段，规避传统语言安全分析精度不足的弊端，做到风险点全面识别、风险要素全面整理、风险演变机理全面把握、风险产生过程全面预演。通过持续监测和评估，助力出海企业及对外贸易项目快速响应目标市场的语言演变或政策调整变化。最后，紧跟数字时代发展步伐，树立语言数据安全意识和理念，构筑包括语言数据安全标准、跨境语言数据流动规则、舆情态势安全评估方法等在内的语言保护体系（刘爱彬等，2023），加大对语言安全风险相关数据和投资过程中敏感语言数据泄露、违法跨境语言数据流动等语言安全隐患的监测，改变传统语言安全监测模式，抵御数字技术对语言服务及语言安全的冲击。

（四）打造联动工程，促进政产学研用语言安全主体协同

语言安全维护本质上是多元主体在价值目标认同或形成共识的基础上，构建起理性的认知框架，做出合理的语言安全风险判断，实现多主体协同、多要素联合、多领域互动的过程（刘晓峰等，2022）。为此需要打造政产学研用语言安全主体联动的语言安全系统工程，推动“走出去”企业间语言信息和资源共享体系落地。

建设国家对外贸易语言安全风险联动工程是全面提升国家对外贸易语言服务能力的重要战略。通过集成传统翻译产品、自助式线上语言服务平台、智能化翻译仪器软件、应急语言技术团队和人工咨询服务等，有助于提升企业全球市场竞争力及应对语言安全风险的能力。政府层面，要通过构建语言安全风险监管体系，加强体制机制顶层设计，打通企业信息管理系统与语言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发挥好引导作用。对于科研机构、高校智库、媒体等而言，要把握契机，提高参与语言风险监测、评估语言安全资源供给能力，弥合对外贸易语言安全风险信息差。对于企业来说，要结合在地经验，提升风险识别意识（栾大鹏等，2024），做好前期语言风险田野调研工作，共享语言安全风险应对经验，助力对外贸易语言安全风险系统平稳运行。

（五）重塑话语语境，优化中国对外贸易品牌形象

语言可以构建话语障碍、施加话语压力、形成话语危机，进而影响思维与认知（孙吉胜，2020）。中国作为连接和赋能全球贸易的关键节点，是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和话语交锋的重地，面临多重话语压力与话语危机，亟待研究和重塑对外贸易中的涉华话语语境。

重塑话语语境要打破美西方话语霸权体系。通过语言修辞与传播范式等途径，精准识别国际贸易舆论场域中的意识形态化话语偏好，拆解单向度、带有偏见性的叙事框架。基于中国实践与全球视野，剖析美西方话语逻辑破绽，冲破语言信息壁垒及僵化的“标签”思维定式。增强舆论引导的实效性与针对性，消除错误舆论对我国对外贸易造成的不良影响，化解美西方在话语层面对我国对外贸易的“打压”策略与舆论“他塑”困境。

拓展中国对外贸易在国际上的话语空间与影响力，构建起与我国对外贸易大国地位相匹配的具有包容性和共识性的对外贸易话语体系。推动“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等理念的国际化表达与诠释，从叙事高度、叙事力度与叙事温度入手，通过清晰、亲和、包容的语言，传递中国外贸的合作理念与发展愿景。通过深化中国对外贸易叙事的内涵探索与外延拓展，推动深层次国际舆论的正面引导，强化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话语软实力，构建常态影响力，形成对外贸易友好型国际叙事语境，以中国声音、中国叙事推动对外贸易与经济合作新话语模式构建，引领国际合作新格局。

总之，通过建立国家对外贸易语言安全风险防护体系，整合多元化语言安全风险信息和语言服务资源，有助于提升“走出去”企业国际化风险预判和应对的实操能力，满足不同情境下的语言需求，确保语言服务的高质量和可及性，推动对外贸易良性发展。

五、结 语

探析对外贸易中的语言安全风险既是促进跨文化理解、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利益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语言安全治理、探索全球语言服务产业发展的重要实践。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大国地缘冲突加剧，我国对外贸易面临的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在此背景下，应以语言的经济价值为动力，畅通对外贸易语言网络，构建内外联通、安全高效的对外贸易语言通路，加快培育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语言新优势，为中国外贸品牌塑造持续注入语言力量，夯实高水平对外开放语言基底。

据国智观察公众号

来源：汽车时尚报一点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