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2年夏天，我与傅作义将军当年的的警卫员郝徳振老先生，受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其武将军的委托，来到内蒙古自治区临河、陕坝、五原、乌不浪口、包头、集宁、呼市、红格尔图等地，拜访在傅作义将军率领下当年的抗日将士，实地拍摄抗日遗迹，四处搜集抗日史料。今天，为纪念中国人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专稿）
百灵庙大捷的历史地位与深远影响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而作
张崇发
1982年夏天，我与傅作义将军当年的的警卫员郝徳振老先生，受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其武将军的委托，来到内蒙古自治区临河、陕坝、五原、乌不浪口、包头、集宁、呼市、红格尔图等地，拜访在傅作义将军率领下当年的抗日将士，实地拍摄抗日遗迹，四处搜集抗日史料。今天，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80岁的我特写作《百灵庙战役的历史地位与深远影响》。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我为什麽要选择这个话题呢？ 因为， 1936年——1940年，在绥远省的红格尔图、百灵庙、狼山、乌拉山、河套一带，爆发过5次大规模的抗日战役，国民政府绥远省主席兼国民党35军军长傅作义以“不惹事，不怕事，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的胆略和担当，面对日伪军的侵略，主动出击，书写了中国抗战史上无法被遗忘的抗战传奇。 其中。最振奋人心的两次战役，是“七七事变”前的红格尔图战役与百灵庙战役。这两次战役，是全面抗战前，华北地区较大规模的两次战役,它开创了中国军队主动进攻、战胜并驱除日伪军的先例。这两次战役，从1936年11月15日开始，到12月19日结束。两次战役，以百灵庙战役影响最大，因而人们通常把这两次战役统称称为“百灵庙战役”或“百灵庙大捷”，也叫做绥远抗战。
百灵庙战役， 是1933年长城抗战以来，国民党军取得的唯一一次完全胜利。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在南京政府步步退让，在中国民众抗日愿望长期遭受压抑的情形下，这次胜利极大地兴奋了中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傅作义将军的英雄壮举，符合中国共产党号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一贯主张，因此得到共产党的高度赞扬。毛泽东在致傅作义将军的贺电中指出:“绥远抗战为全国抗战的先声 ”,肯定了百灵庙战役的历史地位和重要意义。蒋介石也致电称“百灵庙之收复,实为我民族复兴之起点”。彭毓斌、董其武等5人在当年即被誉为“抗日民族英雄”。
89年前的百灵庙战役，发生在绥远大地上，这次战役已经庄重地写入2015年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重温89年前那一段光荣的历史，重温89年前的那一次难忘的胜利，加深认识百灵庙战役的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可以再扬国威、再震民心，再铸辉煌。
百灵庙战役的历史地位与深远影响，究竟是什么呢？
综合国内抗日战争史研究者的各种观点，我非常赞同以下4条意见。
第一，百灵庙战役沉重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吞绥远的阴谋。
大家知道，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野心是先侵吞我国东三省，再占领热河、察哈尔，然后通过蒙奸德王侵吞绥远。傅作义将军看出了日军的野心和企图，坚决保卫绥远，主动发动了红格尔图和百灵庙战役。
这里，我用了“主动发动”4个字，这是说：傅作义将军发动这两次战役，没有上级的命令，是他个人自己做出的决定。发动之前，他利用为蒋介石祝寿的机会，请示过蒋介石，但蒋不置可否，既不说不让打，也不说可以打。傅作义将军接到德王的最后通牒，忍无可忍，说“边疆大吏，守土有责”，为了绥远全省不被日寇占领，首先发动了红格尔图战役。
这之前，国民党军对日军先后有过淞沪抗战、长城抗战，但每次战后，都以签订割地丧权的辱国条约而告终。比如，1933年5月的长城抗战的最后一仗——怀柔之战（也叫牛栏山战斗），在傅作义将军的指挥下，大获全胜，但早在5月22日夜里，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却派军使到密云与日军进行了和谈，要求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国民政府要与日寇签订一份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5月31日，正式签订《塘沽协定》，使“华北特殊化”，日寇轻松控制了冀东22县。这个悲哀的历史事实，大家从呼和浩特市华北军第59军抗日烈士纪念碑的碑文中可以看到。再如，淞沪抗战时，国民党军在人民支援下浴血奋战，连续击败日军进攻，使日寇三易主将，数次增兵，死伤过万，受到沉重打击。但国民政府当局却妥协退让，不继派援兵，致使守军寡不敌众，防线终被日军突破，被迫撤退。5月5日，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中国军队丧失在上海的驻军权。不久，英勇抗战的第19路军调往福建。
而1936年傅作义将军发动的百灵庙战役，却是一种全新的状况。战役之后，傅作义将军率部收复了被日伪军占领的所有失地——百灵庙、大庙，但没有与日军签订任何条约。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次非常完美的胜利。
当时，发动侵略的日本关东军原以为晋绥军一吓唬就会跑。他们认为只要由日本人作顾问，以王英部打前锋，利用汉人打汉人，蒙古军督后，日军只作第二线支援就可轻松取胜。但日军完全打错了算盘——近万名伪军和几十名日本顾问被傅部歼灭了，“大汉义军”彻底覆灭。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百灵庙被收复后，日军立即撤走了在青(海)、绥(远)、宁(夏)地区的日本侨民，还主动撤销了阿拉善地区的特务机关。这样，日军企图侵吞绥远的的阴谋被一举粉碎。
第二、百灵庙战役激发了全国人民空前的抗战热忱。
从1981年开始，我一直在收集傅作义将军抗日的史料，我翻看了1936年的许多报纸，不论北平，还是上海，不论敌占区，还是延安，百灵庙大捷的消息传开后，所有的报纸都用大量版面进行宣传。当时有一句话是：“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旺，气为之壮”。这句话，有史料说这是毛泽东的贺电里的一句话；也有史料说这是中共通电里的一句话。在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的鼓舞下，各地自动了组织各种救国团体与武装力量，如救国会、后援会、义勇军、宣传队、救护队、慰劳队、募捐队等，人民自发的利用百灵庙大捷的东风，努力扩大救亡阵线，加强民间的、民众的抗日力量。
西安、上海、北平等大中城市的广大群众、各阶层人士纷纷要求将绥远抗战扩大为全国性的抗战，推动国民党政府中的上层人士如孙科、张继等发起援绥抗日运动。
南京召开了各界人士参加的援绥大会，大会通过成立“首都各界援绥后援会。”这次大会使南京的救国运动出现了新高潮。
上海日商纱厂的4.5万名工人为抗议日本侵绥举行罢工。有人认为“这是‘五卅’以来，对日本帝国主义最大的一次打击”。
日本当局也承认，“绥战使抗日气氛一度上升”。
一时间，全国上下为绥远抗日将士损款、赠物，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据《大公报》报道，12月2日，“本报代收劳军损款，昨达八万三千元”；12月5日，“已过十万元”。极其感人的是，有一个卖山竽的75岁老人，虽收入微薄，也慨然解囊捐献。中国在伦敦的留学生一次就汇款九百元。北平市人力车夫王德志，为表示自己的爱国之心，将自己在风雪中两日所得车费一元八角钱，全部损送抗日战士。以陈嘉庚先生为代表的海外爱国华侨，也捐献了大批物资。
全国人民在高兴、欢喜的同时，还纷纷组织了慰问团，奔赴绥远战场。中国共产党首先派南汉宸同志率慰问团赴绥远，赠送抗日将士锦旗一面，旗上题词“为国御侮”。西安、上海、北平等大中城市的广大群众、各阶层人士及一些海外侨胞自发参加了“捐万件皮衣”、“以一日所得援绥”等运动，上海以革命老人黄炎培为首，组成慰问总会，携带上海人民损款十万元赴绥。北平市组织了北平市民战地服务团、清华大学绥远抗战前线服务团、北京大学抗战后援会等，爱国教授朱自清亲自参加了服务团。此外，西安、太原、两广、天津、武汉等地，也有大批慰问团赶到前线。其中，许多志士仁人，名流学者，如鲁迅先生的好友刘半农，作家谢冰心、雷洁琼，著名音乐家吕骥、上海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陈波儿，来到百灵庙前线后，都做了许多工作，大大鼓舞了士气。冰心为战斗英雄写过小传，吕骥谱写了《三十五军军歌》，到连队教唱，陈波儿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
一次规模不很大的战役，能把全中国4万万人民的抗战热情激发到这种程度，我认为这仍然是非常了不起的！
第三、百灵庙战役增强了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抗战信心，使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彻底破产，诱发了“西安事变”。
这一观点，过去我们较少知道。但历史资料表明，百灵庙战役的确激发了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抗战热情，的确诱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因为百灵庙的胜利，国民党各地实力派备受鼓舞。刚刚结束了“两广事变”的李宗仁、白崇禧发表通电，要求把前往西安“剿共”的中央军开往绥远，将广西军队一部或全部北上援绥。(“两广事变”是指1936年6月至9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内部的地方实力派系——广西的新桂系和广东的陈济棠粤系，利用抗日运动的名义，反抗不积极抗日却一直处心积虑要消灭两广实力派的国民政府中央首领蒋介石的政治事件。这一政治事件引发了几十万地方部队与中央军对峙，几乎爆发一场内战，。但是，最终以双方达成政治妥协而和平结束。）
这就是说，李宗仁、白崇禧公开发对派部队围剿共产党红军 ，要求像傅作义将军那样，把部队开到抗日前线去，打击日寇。
山西的实力派阎锡山，遵照其父亲的遗嘱，将87万元的遗产作了援绥款。
当时，李宗仁、白崇禧还抗议将抗日七君子监禁（指1936年11月22日深夜，国民党政府逮捕上海抗日救国会七位负责人：沈钧儒、李公仆、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李宗仁、白崇禧指出：“如政府加以迫害，遂使全国志士寒心。”
百灵庙胜利的消息传到西安，东北军、第17路军广大将士普遍喊出了“我们要援绥抗日，收复失地”的口号。东北军的将士找到张学良痛哭：“即使中央不同意，我们也要自行组织队伍援绥”。傅作义在百灵庙抗战胜利后成了全国人民敬仰的英雄，而张学良却戴着“不抵抗将军”的帽子。这深深地刺痛了他的爱国自尊心。因此，11月27日，张学良向蒋介石递交了《援绥请缨抗敌书》。12月3日、7日。张学良又两次向蒋介石哭谏，要求援绥和释放七君子。蒋介石不同意，还以“没必要再派军队去绥远，必须集中全力消灭共产党”为由，将张痛斥一通。
12月9日，西安学生在纪念“一二·九”一周年大会上高喊“欢迎武装同志援绥”的口号，坚定了张学良、杨虎城兵谏的决心。张、杨遂于12月12日发动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发生后，张、杨在著名的通电中申明原因，并指出：“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1946年12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人民举行的西安事变纪念会上讲演时指出：“唯独蒋介石先生别具心肠，硬要在日寇进攻绥东之际，拒绝东北军请缨抗日，强迫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继续进行内战。但他这种倒行逆施，不仅未能达到目的，反而激起了西安事变……”
这是我10年前看到的周恩来明确讲到的绥远抗战激起西安事变的一段史料。
因此，我赞成“西安事变是由诸多原因诱发的结果。但蒋介石拒绝张、杨援绥之请，是触发兵谏最直接的原因之一”这一观点。
一次规模不很大的战役，可以诱发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我认为非常非常的了不起！
第四、百灵庙战役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评价，认为它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先声。
傅作义部取得红格尔图战斗的胜利后，艰苦转战二万五千里，刚刚到达延安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得知这一战况后，首先发表通电。11月21日，毛泽东、朱德在通电中说：“足下孤军抗日，迭获胜利，日伪军不能越雷池一步，消息传来，全国欢腾，足下之英勇抗战，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为中国军人争一口气”。（1936年11月23日《红色中华》） 紧接着，百灵庙大捷后，傅作义将军收到毛泽东一封珍贵的贺电，内容是：百灵庙大捷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先声。为支持你们抗战，中国工农红军将组织抗日先锋队，只要绥远需要，立即奔赴前线。
过去，我只知道后一个电报，翻阅1936年11月23日《红色中华》史料，又知道了第一次通电。两次贺电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心与立场。
对于我的以上看法，需要作2点说明：
这篇拙作不是我的一家之言，而是国内研究抗战史的许多人思想、观点的综合。我赞同他们的观点和思想，利用这次纪念活动提供的平台，宣传、扩散这些独特、深刻、新鲜的思想，希望得到更多人士的赞同与传播 。
回忆历史，是为了改变现实。我希望此文发表后，能引起有关方面对红格尔图和百灵庙两次著名抗日战役的战场遗址，进行重点保护。10年前，民政部公布的几百处国家级抗战遗址，没有百灵庙战役遗址，只有百灵庙暴动遗址。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也许是国家有关部门对这两次战役在中国抗战史中的历史地位与影响，了解不够；也许是内蒙古有关方面申报不力。今后，我期望这两次战役的遗址，应当得到足够的重视，该修复的修复，该保护的保护，这样才能对得起那些抗日阵亡将士，对起那些民族英雄！
谈到抗战遗址的保护，呼和浩特市华北军第59军抗日烈士墓地与墓碑，最应该列入国家级的保护范围，受到高规格的保护！遗憾的是，民政部没有将它列入。对于内蒙古有关方面来说，当务之急是，改变目前的保护方式，变公主府公园为抗日烈士陵园，变园林局管理为文物局管理。
（2025年5月6日）
（张崇发，男，80岁，原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其武私人秘书。）
来源：丰融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