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现当代文学的璀璨星空中，汪曾祺的名字如一颗独特的星辰，散发着迷人的光芒。提到汪曾祺，多数人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往往是他那些充满生活情趣与诗意的小说，如《受戒》中描绘的纯真质朴的小和尚与少女的朦胧情感，将人性的美好展现得淋漓尽致；还有那清新自然的散文，像《人间草

在现当代文学的璀璨星空中，汪曾祺的名字如一颗独特的星辰，散发着迷人的光芒。提到汪曾祺，多数人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往往是他那些充满生活情趣与诗意的小说，如《受戒》中描绘的纯真质朴的小和尚与少女的朦胧情感，将人性的美好展现得淋漓尽致；还有那清新自然的散文，像《人间草木》里对一草一木、一茶一饭的细腻描写，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生活的热爱，仿佛带着读者走进了他那充满烟火气的世界 ，让人沉醉其中。凭借这些作品，汪曾祺收获了无数读者的喜爱与赞誉，在文学界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然而，在他那耀眼的小说家和散文家光环背后，却隐藏着一个常常被人忽视的身份 —— 专业戏剧创作家。在长达四十几年的戏剧创作生涯中，汪曾祺以其独特的才华和对戏剧的热爱，留下了 12 部精彩绝伦的戏剧作品 。这些作品，有的是他独立创作的结晶，有的则是与他人合作的成果。但由于种种原因，很多合作作品中他的名字并未被显著标注，还有几部甚至连剧本本子都未能完整保存下来，这无疑是戏剧研究领域的一大遗憾。

汪曾祺本人一直以 “两栖类” 作家自居，将小说家和戏剧编剧这两个身份并重。在他心中，戏剧与小说的地位同样重要，都是他表达内心世界、展现文学才华的重要方式。他曾在《两栖杂述》中坦言：“我是个两栖类。写小说，也写戏曲。” 从他年幼时起，对戏剧的浓厚兴趣便如一颗种子，在他心中生根发芽，并贯穿了他的一生。后来，戏剧不仅是他的爱好，更成为了他的正式职业。

但目前国内外关于其戏剧的专业性研究，与他在小说和散文领域所受到的关注相比，显得极为冷清。究其原因，一方面，汪曾祺的小说和散文声名远扬，其独特的风格和深刻的内涵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目光，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才华。另一方面，他不像曹禺、夏衍、郭沫若等戏剧名家那样，从一开始就专注于戏剧创作并取得了极高的成就，成为戏剧研究领域的焦点。汪曾祺的戏剧身份相对较为隐蔽，研究者们很少将他作为专门的戏剧研究对象，导致目前关于他戏剧的研究成果总量不多，仅有 100 篇左右。

更为突出的是，汪曾祺主笔的《沙家浜》作为 样板戏之一，影响力巨大，几乎成为了他戏剧作品的代名词。这部作品具有经典文本的地位，使得绝大多数研究者都将目光聚焦于《沙家浜》，据统计，96% 的论文都以《沙家浜》为研究对象，而对他的其他戏剧作品则鲜有人问津，这就使得汪曾祺戏剧研究呈现出极不平衡的现象。

汪曾祺与戏剧的缘分，从幼年时便已悄然结下。小时候，家乡那些充满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戏曲表演，就像磁石一般吸引着他。每一场演出，他都看得如痴如醉，戏曲里那些鲜活的人物形象、曲折的故事情节以及独特的唱腔韵律，都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了热爱戏剧的种子。

青年时期，汪曾祺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在这所汇聚了众多文学大师和思想先锋的学府里，他的文学素养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对戏剧的热爱也愈发浓烈。他积极参加学校的各种戏剧活动，还曾参与 “晚翠园曲会”，在那里，他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探讨戏剧，交流心得，尽情享受着戏剧带来的乐趣。这段经历，不仅丰富了他的戏剧知识，也为他日后的戏剧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4 年，汪曾祺迎来了他戏剧创作生涯的重要时刻，他的第一部京剧剧本《范进中举》诞生了。这部作品改编自《儒林外史》的第三回 “周学道校士拔真材，胡屠户行凶闹捷报”，汪曾祺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对原著进行了大胆的改编和创新。他巧妙地运用京剧的艺术形式，将范进中举前后的种种境遇和人物的复杂心态展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对范进中举后癫狂状态的刻画，通过精彩的唱词和表演，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该剧一经上演，便获得了北京市戏剧调演京剧一等奖，这无疑是对他戏剧创作才华的高度认可，也让他在戏剧界崭露头角。

此后，汪曾祺的戏剧创作之路便一发不可收拾。1961 年底，他被调入北京京剧团，成为了一名专职编剧，这也标志着他正式开启了长达三十多年的专业戏剧创作生涯。在这期间，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戏剧创作中，与其他创作者们密切合作，共同打造了一部又一部精彩的戏剧作品。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当属京剧《沙家浜》。

1963 年 11 月，汪曾祺作为主要执笔人加入沪剧《芦荡火种》改编创作组，开始了《沙家浜》的创作历程。在改编过程中，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文学功底和创新精神，对剧本进行了多次修改和完善。他深入挖掘故事中的人物形象和情感内涵，通过生动的语言和精彩的情节设置，使阿庆嫂、郭建光等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立体，剧情也更加紧凑扣人心弦。1964 年，改编后的《芦荡火种》在全国上演几百场，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了京剧革命化的又一个样板。

除了《沙家浜》，汪曾祺还参与创作了许多其他优秀的戏剧作品，如《王昭君》《凌烟阁》《杜鹃山》《小翠》《雪花飘》《擂鼓战金山》《裘盛戎》《一匹布》《一捧雪》《宗泽交印》等 。这些作品涵盖了多种题材和风格，既有对历史故事的精彩演绎，如《王昭君》中对王昭君出塞这一历史事件的独特诠释，展现了她为了国家和平而牺牲自我的高尚情怀；也有对现实生活的生动描绘，像《雪花飘》则聚焦于普通人的生活琐事，通过细腻的描写展现出生活中的温暖与美好。在创作过程中，汪曾祺始终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不断尝试新的创作手法和表现形式，努力将戏剧的文学性与舞台表演性完美结合。

《沙家浜》的故事，有着真实的历史背景，那是一段充满热血与牺牲的抗战岁月。1939 年，江南抗日义勇军奉命西撤，留下了刘飞、夏光、黄烽等 36 个伤病员和一所后方医院 。当时的常熟县委书记李建模，果断决定把后方医院和伤病员安置在阳澄湖附近的农民家里，依靠人民群众的掩护，让伤病员在芦苇荡中养伤。一旦有危险情况，他们便迅速转移到芦苇荡深处，与敌人展开巧妙的周旋。这些伤病员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克服了重重困难，顽强地坚持斗争，为抗战胜利保存了宝贵的力量 。这段真实的故事，后来成为了艺术家们打造红色经典的珍贵素材，也为《沙家浜》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7 年，军旅作家崔佐夫专程来到苏州、无锡、常熟、太仓等地，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深入采访 。他与那些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们交谈，收集了大量关于后方医院伤病员坚持阳澄湖斗争的资料，创作出了纪实文学《血染着的姓名 —— 三十六个伤病员的斗争纪实》 。这部作品虽然篇幅不长，仅有七千字，但却生动地展现了抗日战争相持阶段，苏南水网密布地带敌我犬牙交错斗争的壮丽画卷，让人们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了当年斗争的残酷与艰辛。同年，曾任新四军 18 旅旅长的刘飞将军，在回忆往昔峥嵘岁月时，口述了自己的战斗经历，写成了长篇回忆录《火种》 。这部回忆录以刘飞的亲身经历为主线，详细地记录了他在抗战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为后人了解那段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1963 年 11 月，北京京剧团成立了由汪曾祺、薛恩厚、肖甲、杨毓珉组成的创作小组，开始了将《芦荡火种》改编为京剧剧本的工作 。改编过程中，他们面临着诸多挑战，既要保留原剧的精华，又要根据京剧的特点进行创新。汪曾祺作为主要执笔人，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文学才华和对戏剧的深刻理解。他深入研究了原剧的剧情和人物，对剧本进行了精心的打磨和润色。在唱词创作方面，他注重语言的简洁明快、朗朗上口，同时又富有诗意和文化内涵。他为阿庆嫂和刁德一设计的 “智斗” 一场戏的唱词，堪称经典，“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 这段唱词不仅生动地展现了阿庆嫂的机智和泼辣，而且韵律优美，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在改编过程中，剧名也经历了多次变化。最初改编本名为《地下联络员》，但这个名字并没有准确地传达出剧本的核心内容和主题。后来，经过讨论和思考，他们将剧名改为沪剧原名《芦荡火种》 。1964 年 3 月底，市委领导第二次审查后，指示马上公演，对外推出。然而，在演出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些问题。

毛主席在观看了京剧《芦荡火种》后，提出了三点意见 ：一是觉得剧中新四军的音乐形象不饱满，要鲜明地突出新四军战士的音乐形象；二是军民鱼水关系不够突出，要加强军民关系的戏；三是结尾不合适。移植改编的京剧保留了沪剧新四军利用胡传魁结婚，乔装吹鼓手和轿夫喜堂聚歼敌酋的情节，毛泽东认为这样一来，结尾成了闹剧，全剧就成为风格不同的两截子了，应该改为新四军正面打进去，要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用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 。此外，毛主席还幽默地说：“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 于是，经提议，正式将剧名改为《沙家浜》 。

北京京剧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对剧本进行了第三次修改 。他们在音乐设计上进行了大胆创新，加入了激昂的旋律和合唱，使新四军的音乐形象更加鲜明突出。在剧情方面，加强了军民鱼水情的描写，让观众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人民群众对新四军的支持和拥护。结尾部分也进行了重新创作，改为新四军正面打进去，突出了武装斗争的作用，使全剧的风格更加统一，主题更加鲜明。1965 年 2 月 27 日，重排改名后的《沙家浜》在北京公演 。这次公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观众们对这部戏赞不绝口。随后，该剧在上海等地也开始公演，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至 1970 年，《沙家浜》定本，在《红旗》杂志社发表 。至此，这部经典的革命现代京剧正式诞生，成为了中国戏剧史上的一座丰碑。

《沙家浜》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不仅因为其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意义，更在于它在艺术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无论是人物塑造、唱词与语言，还是剧情架构，都展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

在人物塑造方面，《沙家浜》堪称典范。阿庆嫂是剧中最为出彩的人物之一，她以春来茶馆老板娘的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她机智勇敢、沉着冷静，面对敌人的刁难和威胁，总能巧妙应对，化险为夷。在 “智斗” 一场戏中，她与刁德一、胡传魁三人之间的精彩对白，将她的智慧和胆识展现得淋漓尽致。当刁德一试图通过旁敲侧击来试探她时，她不卑不亢，用巧妙的言辞回应，既没有露出破绽，又让刁德一无计可施。

她的那句 “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 不仅展现了她的江湖阅历和机智，更成为了经典的唱词，被人们广为传颂。阿庆嫂的形象深入人心，成为了中国戏剧舞台上的经典女性形象之一，她代表了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那些勇敢无畏、机智灵活的地下工作者。

郭建光作为新四军指导员，他的形象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他坚定勇敢，具有强烈的革命信念和使命感。在沙家浜养伤期间，他时刻关注着战局的变化，积极组织伤病员进行训练，准备随时投入战斗。他与阿庆嫂、沙奶奶等群众紧密合作，共同抗击敌人。他的唱段 “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全凭着劳动人民一双手，画出了锦绣江南鱼米乡。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岂容日寇逞凶狂！战斗负伤离战场，养伤来在沙家浜。半月来思念战友与首长，也不知转移在何方。军民们准备反‘扫荡’，何日里奋臂挥刀斩豺狼！伤员们日夜盼望身健壮，为的是早早回前方！” 表达了他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对敌人的痛恨，以及渴望早日重返战场的决心，充分展现了他作为一名革命战士的高尚品质和坚定信念。

沙奶奶则是一位朴实善良、深明大义的革命群众代表。她对新四军战士关怀备至，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照顾他们。当刁德一审问她新四军伤病员的下落时，她毫不畏惧，用坚定的言辞痛斥敌人的罪行，展现了她的勇敢和正义。她的唱段 “那一天同志们把话拉，在一起议论你沙妈妈。七嘴八舌不停口，一个个伸出拇指把你夸！你待同志亲如一家，精心调理真不差。缝补浆洗不停手，一日三餐有鱼虾。同志们说：似这样长期来住下，只怕是，连累你老人家。沙奶奶呀！你为我们费了多少心血，吃了多少苦，长了多少白发！” 生动地体现了她与新四军之间深厚的鱼水情，让观众感受到了人民群众对革命事业的无私支持。

《沙家浜》的唱词和语言也极具特色。汪曾祺在创作唱词时，充分发挥了他的文学功底，将文学性与戏剧性完美结合。唱词不仅富有诗意，而且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易于观众理解和接受。除了前面提到的 “智斗” 唱段，还有许多经典的唱词，如郭建光的 “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挺然屹立傲苍穹。八千里风暴吹不倒，九千个雷霆也难轰。烈日喷炎晒不死，严寒冰雪郁郁葱葱。那青松逢灾受难，经磨历劫，伤痕累累，瘢迹重重，更显得枝如铁，干如铜，蓬勃旺盛，倔强峥嵘。崇高品德人称颂，俺十八个伤病员，要成为十八棵青松！” 这段唱词以青松自比，表达了新四军战士坚韧不拔、顽强不屈的精神品质，语言豪迈大气，富有感染力。

从剧情架构来看，《沙家浜》情节紧凑，跌宕起伏，充满了张力。故事围绕着新四军伤病员在沙家浜的养伤和斗争展开，通过阿庆嫂与敌人的斗智斗勇、郭建光带领伤病员坚持战斗、沙奶奶等群众对新四军的支持等多条线索，将军民团结一心、共同抗日的主题展现得淋漓尽致。剧中设置了许多悬念和冲突，如阿庆嫂如何掩护新四军伤病员、刁德一能否识破阿庆嫂的身份、新四军如何消灭敌人等，这些悬念和冲突紧紧抓住了观众的眼球，使观众在观看过程中始终保持着高度的紧张和关注。

同时，剧情的发展又合情合理，没有丝毫的牵强附会。每一个情节的转折和发展都有其内在的逻辑关系，让观众在欣赏剧情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故事的真实性和可信度。例如，在 “智斗” 一场戏中，阿庆嫂与刁德一之间的对话看似轻松，实则暗藏玄机。每一句话都经过了精心的设计，既符合人物的性格和身份，又推动了剧情的发展。阿庆嫂通过巧妙的言辞，成功地化解了刁德一的试探，为新四军伤病员的转移争取了时间。这场戏不仅展现了阿庆嫂的智慧，也让观众感受到了革命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

汪曾祺对传统戏剧的革新，是他戏剧创作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彰显了他独特的艺术追求和创新精神。在他看来，传统戏剧虽然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但在诸多方面存在着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亟待变革。

他敏锐地察觉到传统戏剧语言的陈旧与粗糙，难以满足现代观众日益提高的审美需求。传统戏剧的语言往往遵循着固定的模式和套路，缺乏生活气息和时代感，显得刻板而生硬。汪曾祺决心打破这种局面，他将现代文学的语言和表达方式引入戏剧创作中，对传统唱词和念白进行了大胆的改造和革新。

剧情结构的松散也是传统戏剧的一大弊端。传统戏剧往往过于注重情节的曲折和离奇，而忽视了剧情的逻辑性和连贯性，导致整个故事显得拖沓冗长，缺乏张力。汪曾祺在创作中借鉴了西方现代戏剧的表现形式和技巧，对剧情结构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和安排。他注重情节的紧凑性和节奏感，通过设置悬念、冲突和转折，使剧情跌宕起伏，扣人心弦。

在《范进中举》中，汪曾祺巧妙地安排了范进中举前后的情节，将他的落魄与得意、周围人的冷漠与热情进行了鲜明的对比，使故事充满了戏剧性。范进中举后的癫狂状态，以及胡屠户等人对他的态度转变，都让观众在捧腹大笑的同时，也对科举制度的弊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种紧凑的剧情结构，不仅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也增强了戏剧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在人物塑造方面，传统戏剧往往存在着人物性格简单化、脸谱化的问题，人物形象缺乏立体感和真实感。汪曾祺则致力于塑造鲜活立体的人物形象，他深入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在《王昭君》中，他对王昭君这个人物进行了全新的塑造。传统的王昭君形象往往是一个被动远嫁、命运悲惨的女子，而汪曾祺笔下的王昭君则是一个有着独立思想和坚定信念的女性。她为了实现民族的和平与友好，勇敢地踏上了出塞之路，在这个过程中，她既有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也有对未来的迷茫和恐惧，但她始终坚定地追求着自己的目标。这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细腻描写，使王昭君的形象更加丰满立体，也让观众对这个历史人物有了全新的认识。

汪曾祺还将小说的叙事手法融入戏剧创作中，打破了传统戏剧的叙事模式。他注重细节描写和心理刻画，通过细腻的笔触展现人物的情感变化和生活状态。在《大淖记事》改编的戏剧中，他通过对巧云被玷污后的心理描写，展现了她内心的痛苦和挣扎，以及她对爱情的执着追求。这种小说叙事手法的运用，使戏剧更加具有文学性和艺术性，也为传统戏剧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来源：细看历史三棱镜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