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1部队如何用美军战俘做活体实验？真相如何被隐瞒80年？一文详解

摘要：北野政次，1936年至1941年任“满洲医科大学”细菌研究室主任、教授，1942午8月接任731部队长，并由军医少将晋升为中将。同年9月，北野政次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斑疹伤寒与满洲伤寒的预防及其治疗的研究》的论文。

《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当年在沈阳盟军战俘营中关押的盟军战俘，作为当事人，在731部队进驻战俘营后，有什么样的亲身经历呢？

在这里有731部队第2任部队长的北野政次利用中国人做活体试验的一份报告者，相信能从另一个角度让读者了解731部队进行活体试验的真实情况。

北野政次，1936年至1941年任“满洲医科大学”细菌研究室主任、教授，1942午8月接任731部队长，并由军医少将晋升为中将。同年9月，北野政次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斑疹伤寒与满洲伤寒的预防及其治疗的研究》的论文。

在这篇论文的参考文献中，北野政次提到了“北野政次、岩田、渡边著《斑疹伤寒预防接种研究一自制斑疹伤寒疫苗的人体试验》(未发表)”。在一篇发表的论文中引用自己的另一篇未发表的论文作为参考文献，说明这篇未发表的论文内容的重要性。顺便提及的是，北野正次这篇未曾发表的论文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曾任“满洲卫生技术厂”第四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的河野通男遗物中被发现，论文封面上用红笔勾着“秘”字。

这篇论文的另外两位作者是伪满医大微生物学讲师岩田茂和该校研究员渡边荣，二人当时都是北野政次在伪满医大进行细菌试验的助手。

北野政次等人未发表的论文《斑疹伤寒预防接种研究——自制斑疹伤寒疫苗的人体试验》，约为2万字，其中附有18个插图（包括60幅小图)和2个统计表格。论文详细记述了利用豆触子（俗称黄鼠狼）的“高度感受性和变温生活性，试作斑疹伤寒疫苗，用活人做试验，检定其防御感染能力的过程”。北野政次等人在绪言中强调：“斑疹伤寒是可怕的急性传染病之一，余素致力于本疫苗的研究，此次得到预期的机会，用人体试验结果，证明有效。”

斑疹伤寒潜伏期为5~21天，一般多为10~12天。表现有起病急，寒战、高热、刷烈头痛、肌肉疼痛及压痛，尤以腓肠肌明显，颜面潮红、眼球结膜充血，精神神经症状如失眠、耳鸣、谵妄、狂躁甚至昏迷，可有脉搏增快或中毒性心肌炎，多于病期第5天全身出现充血性斑疹或斑丘疹，以后可变为出血疹，并有脾肿大。

北野政次等人所做的是利用健康人体进行的流行性斑疹伤寒细菌及疫苗效能的试验。

北野等人的这篇文章中提及，13个被用来做人体试验的所谓“志愿者”和死刑“犯人”的职业为农民、工人或闲居者。这里我们不禁会问，这样的人有谁甘愿充当人体试验的“志愿者”呢？从这些所谓志愿者的居住地临江、通化、抚松、八道沟、濛江、三岔子来看，这些地区是东北抗日联军经常活动的区域，这些人极有可能是被日军抓去的抗联战士。而北野等人论文中的13名试验者的名字被“虚化”，实际上则是为了掩盖真实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在论文的结尾处，由于在试验中得到了日本关东军的鼎力支持，为此，北野政次等人仅向三木野战卫生长、饭岛关东军参谋、梶塚军医部长表示“敬意”，并向一贯关心该试验的关东军“参谋部矶村课长、大越参谋、军医部河野大佐、近野中佐、神吉民生部次长、伊东股长”，向“指导与鼓励本试验的搜边部队长、奥参谋及实际协助本试验的古见部队长、野村队长、长岛工作队长等致谢”。由此可见，北野政次的试验，是在军方的“指导”、“关心”、“鼓励”及“实际协助”下进行的。

2、活体实验的证据

原美国战俘罗伯特·布朗，在战后的一次幸存战俘聚会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讲述了他在沈阳战俘营的经历。

他说，战俘营设在一个旧的兵营中。一天，一辆卡车载着一批戴着口罩、穿着白衣的日本人来了。这些医生模样的人给他们体检、打针、喷雾，并为他们编上号码。此后，很多人便相继得病死去了。布朗能够活下来，是因为碰到了良心未泯的日本医生大木。大木把布朗留在医院工作，才使他幸免于难。回国后，布朗念念不忘大木，他在华盛顿的有关档案中查到了大木的下落。

1955年，布朗去日本找到了大木的家。大木坦白地承认，他是“731部队”的人，当时沈阳战俘营始终保持1500人，把白人战俘用于生化试验。布朗说，回国后他把情况向政府作了报告，得到的回答是：这些“不要公开讲”。

战后，美国众议院分别在1982年和1986年举行了两次退伍军人事务部小组委员会会议。在第一次会议上，原沈阳盟军战俘营战俘詹姆斯·弗兰克回忆道，在1943年的春天，日本军官派2名战俘配合来访医疗队的工作，他就是其中之一。日本人让他从小屋一个接一个地搬运出尸体，摆放在解剖床上，他亲眼看见这些士兵的身体器官被割掉，并被放进了几个特殊的容器里，上面标上了每个战俘的号码，并做了详细的记录。

标本用卡车从战俘营运走。不久有一些战俘被挑选出来做测试，这批日本医务人员对美国战俘的种族背景进行了详细的询问，战俘必须回答是苏格兰人、法国人、英国人还是其他国家的人。

英国战俘军医杰克·罗伯斯回忆道：

“1943年初的一个早晨，自己身体状况相当不好，但不敢到医院去。因为，进入医院的人谁也回不来。我到放置尸体的小屋去，那里堆积了大约340具尸体。尸体的足部都系着号码签。（他们让）我把两三具尸体搬到住在这里的日本医生那里。他们都戴着防毒面具。在这里时他们总是隐藏着面目。我和另一个人被吩咐将尸体抬起，放到解剖台上。然后，他们切开尸体的肚子。将手伸入深处，掏出胃、胆、小肠等器官，并取出肝脏样的东西和肺什么的。然后，切开头，取出脑子的一部分”。

在1986年的会议上，原沈阳盟军战俘营关押战俘格雷格·罗德里格斯回忆说，战后40多年的时间里，由于莫名其妙的发烧、疼痛和劳累等症状，他每年要去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很多次，有一次高烧竟达到华氏106度（大约摄氏41度)。

直到10年前，一名医生才确诊他得了周期性伤寒，在他的血液里有大量的伤寒杆菌。

格雷格·罗德里格斯的儿子朗格瑞曾任美国战俘协会会长。

2003年9月，朗格瑞来到了曾经关押过他父亲的沈阳盟军战俘营。朗格瑞回忆道，父亲在沈阳被押期间，曾因反抗而遭4名日军暴打，险些丧命。其后，父亲被日军注射了疫苗，而后经常性的发烧折磨了他一生。朗格瑞发现，许多当年的战俘同他父亲一样一直有病，并殃及后代。他还从日、英、美等国获得一些文件，从而坚定地认为日军在美军战俘身上做了细菌试验。

战俘托马斯·乔治·雷格斯回忆说，在沈阳盟军战俘营关押期间的一天晚上，他正在发高烧，忽冷忽热，一个日本医生侧身前来，要求乔治躺在床上，把一面镜子放在他的鼻孔下，稍后又把一个羽毛插入了他的鼻孔，乔治以为日本人是在检查他的呼吸等。但自从那以后他高烧不止，病魔缠身，这一分钟感觉还很好，下一分钟忽然病发起来，开始是几个月，继而几年甚至更长。他去医院做过无数的试验和检查，医生都找不出他的病根。

乔治是6个子女的父亲，他的病菌或多或少传给了他的子女，影响了他们的身体健康，从婴儿时期开始，他的两个女儿就得了甲状腺病，一个儿子患了关节炎。

3、战俘的回忆

据战俘回忆，在沈阳战俘营期间，日本人使用过很多方法，使他们莫名其妙地感染上病菌。战俘威廉·沃特克在被俘期间用漫画的形式把经常在战俘营里发生的事情记录了下来。

其中有一幅漫画很让人费解：“战俘们站成一排，一个日本人把羽毛紧紧地贴在了一名战俘的鼻孔下面。”有战俘说：“日本人经常把羽毛放在我们鼻子底下，当时我们也觉得很奇怪，但是并没有太在意，觉得这样总比挨打强得多。”

1947年，生物武器专家诺尔伯·菲尔在东京采访了一些前731部队的成员，他们提到了很多进行细菌试验的方法，其中有一种方法是利用感染病菌的羽毛传播疾病。所以战俘们所说的这些羽毛很有可能是用来向他们传播疾病的，不同的颜色代表着每个羽毛上感染不同的病菌。

据战俘赫曼·卡斯蒂略回忆：他由于背部受伤住在战俘营医院，当那批“穿着白大褂的医务人员”来到战俘营以后，把他带到了日本人居住的房子里进行身体检查。这些人探查了他的直肠，并给他注射了一些东西，然后用他以前从来没见过的仪器给他进行了检查，最后把他关了起来。当时一个日本人说：“携带者”，他当时感到非常害怕。他问：“携带什么？”但是没人回答他。随后他被单独关押了3周的时间。

战俘施雷纳回忆说：

“1943年6月，一个日本心理医生来到战俘营。他的助手给我们每个人检查了体重和身高。然后我们脱光衣服进了一个小房间，医生在房间桌子的另一侧。他询问了许多问题，例如‘你想家吗？’、‘你在想什么？’、‘你是一个和蔼的人吗？’等等。”

施雷纳清晰地记得这次谈话持续了15分钟，“我个人认为这个医生疯了…在这之后，我们被注射了痢疾疫苗”。

澳大利亚籍战俘布莱曼在沈阳盟军战俘营期间，被指定为战俘营医院的战俘医生。

布莱曼利用日本人从不接近肺结核患者的习惯，将自己每天的所见所闻记录在日记中并藏在战俘病人的床下，躲过了日军的搜查，侥幸保存了下来，为我们今天研究沈阳盟军战俘营提供了可贵的资料。布莱曼的日记记录了731部队医疗组3次进入战俘营的情况。

“这些人是从外面来的，陌生人3次造访很特别，第一次是在医生的领导下，他的技术很熟练，他们对那些尸体（死亡战俘)进行了解剖，并取了样本贴上标签。但是，在3次造访战俘营的过程中（只做了各种各样的检查、抽血等)，无论是对战俘营的条件还是战俘大量死亡的事实，都没有提出有价值的意见”。

据曾在“满洲医科大学”解剖室任试验手的张丕卿在1954年的回忆：

“从1942年秋到1943年春，奉天南满医科大学日本医生曾先后进行过5次活体解剖，大约25人之多。一次是3人，一次是7人，一次是12人，另外2次约2至3人，均为男性，年约30至40岁左右…有朝鲜人1名，德意志籍1名，俄国人5至6名，其余均为中国人…这些受难者都是在夜间由日本宪兵押送到学校，当夜即进行解剖，届时解剖室的周围都由日本宪兵进行严密戒严，解剖完全由日本人进行；其中由解剖教授铃木真吉做技术指导，解剖者为照井××（日本人）和助手西村××、板东××等人。

解剖的目的是取活体的脑、脊髓、内脏、肌肉、皮肤等，进一步做成组织切片，进行研究。因为日本人每次解剖完了以后，便扬长而去，所有整理工作都是在次日上班以后，由我、刘学琪、西村××等人来做。在这同时我亲眼看到，受难者的头颅已被锯开，大脑被取出，背部正中也被锯成一个深沟，脊髓被取出；胸、腹腔被剖开，心、肝、脾、肺、肾、肠，均被切去一部分，作为研究的材料，甚至双眼也被挖去，整个身体无一完整之处。在尸体上、解剖台上、地下均是血迹淋淋的鲜血，皮肤颜色和硬度和活人差不多（这些均与尸体解剖的情况不同）。情况的凄惨，真是目不忍睹。”

“满洲医科大学”附设的医院职责本应是培养医学人才及民间医疗，而从上文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满洲医科大学”与关东军特别是731部队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

通过幸存战俘的回忆叙述，我们对731部队在战俘营中的“工作”有了感性的认识。表面上看731部队“医疗小组”到战俘营的目的是调查战俘死亡原因及改善战俘的健康状况，但是实际的“医疗工作”并不是这样。

当时的盟军战俘经历了残酷的战争、押运及在沈阳战俘营的恶劣生存环境的折磨，生病是必然的，但是除了重症死亡的战俘，一般情况下应该痊愈，尤其是如果进行对症治疗的话。但是正是731部队对战俘的“医疗”给战俘的身体带来了终生的影响。

日本投降后，美国战略情报局制定了一项代号为“火烈鸟行动”的任务，目的就是解放被关押在中国东北的盟军战俘。关于这项任务的文件明确说明，战略情报局成员在战争胜利那天，只要一接到通知就马上飞往哈尔滨解救美国和其他盟军战俘。值得注意的是，在哈尔滨并没有盟军战俘营，最近的一所战俘营是沈阳战俘营。由此可见，当时的美国政府及作战部门已考虑到731部队可能利用盟军战俘进行细菌试验。美国情报机构知道日本人在哈尔滨附近进行着细菌试验，所以他们坚信那里应该有战俘。

看起来他们去哈尔滨附近营救战俘并不是因为不清楚盟军战俘营在哪儿，而是他们坚信有些战俘已经被带到了哈尔滨，成了细菌部队的试验品。

1946年，美国《星级太平洋星条报》、《纽约时报》等相继报道了石井部队利用盟军战俘做生物武器细菌试验的事情。之后，调查者命令将石井“对相关问题进行传唤至美国中情局”。

之后，东京盟军最高长官陆续收到关于石井利用盟军战俘进行试验的指控信。

1947年8月，一份美国政府档案资料称：

“目前有一种可能，在奉天附近有苏军成立的独立调查组已经发现日军用美军战俘进行活体细菌试验的证据，并且许多美军战俘因此失去了他们的生命…此外，这些证据很可能已被苏联运用在对日本战俘的法律审判当中。”

1956年3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呈送给当局的一份“机密”备忘录中记载：“国防部特别行动办公室詹姆斯·凯莱赫先生在美军占领日本后进一步证实了该结果，他认定日本人在1943~1944年在满洲把美军战俘用作细菌试验，美军战俘无疑成为受害者…相关方面的资料被视为高度敏感并严格控制。”

1980年，日本作家森村诚一《恶魔的饱食》一书出版后，二战期间日军利用盟军战俘做试验的问题再次受到关注。

在这部书中，森村诚一也肯定了日军曾经利用盟军战俘进行细菌试验的说法。森村诚一认为，受害者大多数是中国人、朝鲜人以及俄国人，但是从各方面资料中可以得知，受害者也包括英国人、荷兰人、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和美国人。

美国记者约翰·鲍威尔的《日本的生物武器：1930~1945一段隐藏的历史》曾经轰动了世界。这位出生于中国的美国记者在书中利用美国的情报公开法获得的最高机密资料，详细地阐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细菌部队用来进行活体试验的俘虏中有人数不明的美国人，数千名中国人、蒙古人、俄国人和混血人种的俘虏被感染上了鼠疫、斑疹伤寒、赤痢、霍乱、炭疽热。

约翰·鲍威尔进而指出：关押在中国沈阳盟军战俘营的盟军战俘曾经被日军用于人体试验，其数量还不能确定，美国官方文件表明，华盛顿是知道这件事的，并决定放弃起诉日本相关参与者。

鲍威尔的发现在美国、欧洲、亚洲都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他关于细菌试验和美军战俘受害者的评论被搬上了美国最受欢迎的CBS周末档节目《60分钟》。

鲍威尔及其研究成果也登上了美国颇有人气的杂志《人物周刊》专栏。该书出版一年后，美国《原子能科学公报》杂志发表了鲍威尔的相关文章，该刊的编辑评价说：很少有像这篇文章这样引起如此大的关注和反响。

1945年战争结束后，被关押在沈阳战俘营的盟军老兵，没有向外界透露自己在战俘营的遭遇。并不是他们不愿意向世人昭示这段历史，而是有苦不能言。战后，美国曾向战俘宣布“防止军事秘密泄露，如果说出在战俘营遭受日军鼠疫细菌试验，将受军法惩处”的“法令”。

许多年过去后，战俘们也相继道出了其中原委。

原沈阳盟军战俘营战俘詹姆斯·弗兰克回忆道：

在我们回家的路上，当到达马尼拉机场时，美国军队一位长官告诉我们，不要向那些关心军事法庭审判结果的公众和媒体讲述你们在战俘营中发生的事情以及你们是怎样被对待的。

2008年10月，由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主办、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及太平洋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第17次学术研讨会”在沈阳举行，美国奉天战俘纪念协会组织美国幸存老兵及家属参加了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