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鲁入沪：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的组织调配与动员教育研究（王晓帆）

摘要：解放战争后期，上海作为中国工业、商业和金融中心，其解放及后续的接管工作对新中国政权建设具有深远影响。能否顺利接管并高效管理上海市，将是对中国共产党治理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检验。在此历史节点上，遵照中共中央的战略安排，中共中央华东局（以下简称“华东局”）动员大量干部

解放战争后期，上海作为中国工业、商业和金融中心，其解放及后续的接管工作对新中国政权建设具有深远影响。能否顺利接管并高效管理上海市，将是对中国共产党治理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检验。在此历史节点上，遵照中共中央的战略安排，中共中央华东局（以下简称“华东局”）动员大量干部，组建起华东南下干部纵队，跟随人民解放军南进，负责接管江南地区的政权，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

、工作启动：华东干部南下战略的部署与展开

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局势逐渐明朗，9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深入分析了全国战争的发展态势，并着重讨论了夺取全国政权及接管城市的相关事宜，正式将1949年干部南下计划纳人重要议题。20世纪40年代末，上海情况复杂，城市解放和接管任务繁重。由于江南地区解放较晚，而华北、华东解放区的干部积累了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因此，在上海政权的接管和建设工作中，解放军及从北方老区南下的干部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初，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关于军事形势和准备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令华东局调派约一万五千名干部支持南方地区的政权建立。为落实中央决策，华东局早在1948年底就在山东临胸与益都交界的闽家庄召开了重要会议，各区主要负责人参会。此次会议旨在规划干部调配事宜，同时讨论了军队过江后华东局及其下属区党委的组织架构调整。12月25日，华东局发布《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干部决议的指示》，着重指出了华中地区的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资源的匮乏现状，因此决定一万五千名干部的调配完全由山东来负责。实际上，最终由山东调出的南下干部已远超这一数字。

根据中央要求，山东计划分两个阶段集结1.5万名南下干部。1948年12月，首批约3000名干部被送往华东局党校接受培训，次年2月，约两千名南下干部随同华东局党校转移到临城。3月中旬，山东各地及华东局直属机关和军区等单位的南下干部，加上华东局财务部门所属专业学校和华东大学部分师生，总计1.2万余人，也陆续抵达临城，在临城的华东局党校接受了集中培训和整编。

为确保南下干部能顺利完成任务，华东军区司令部和政治部特别批准建立起严密的组织体系，覆盖军事训练、政治教育、行政管理、日常生活、物资供应、健康保健等多个方面。1949年3月，所有南下干部被整编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刘少卿任司令员，内设4个支队，各支队的具体出发时间和行进路线各不相同。成功渡江南下后，接管上海的主要力量来自第二和第三支队，由华东局派遣的干部、先前从山东及苏北解放区调遣的干部以及部分原先撤回解放区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工作组织成员共同构成。

组织调配：干部的抽调与分配

（一）抽调与组建

1.增设副职，搭建“双套班子”，健全完善组织机构

为顺利完成南调任务且不致老区工作因干部大量南调而瘫痪，山东解放区各地、县、区党政机构着手配备副职，搭建“双套班子”。1948年12月25日，华东局要求山东解放区各地落实中央规定，“设立副职的办法，应成为准备干部最重要的方法之一”[3]454。各地积极响应，华东局渤海区党委指示各县、区党政军群机关均需组建两套领导班子，一套留在原地继续工作，另一套则随部队南下，准备接管新解放区域[3154]。在动员过程中，各地注重平衡老区和新区的需求，通过增设各级副职的方式，不仅减少了南下过程中的组织协调难度，同时也确保了南下后原各级部门结构的稳定性和工作的连续性，

2.提拔干部，加大干部储备

华东局在动员干部南下指示中指出：“必须正确、积极大胆提拔干部。”[3]454 经过短暂培训，华东局解决了基层干部短缺的问题，同时制定了详细的抽调方案，确保可以随时补充因干部南下而产生的空缺，并依据现有职务级别提升干部，特别是拥有丰富经验且在特定岗位上长期任职的干部。华东局规定各地派遣南下干部的比例通常为脱产干部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4，通过逐层负责的调配流程，使南下干部队伍人数显著增长。此外，华东局还特别强调要加快干部教育培训的步伐。为保持工作的连贯性，南下干部主要来源地之一的昌潍专区特别重视新任干部的培养。为此，地委开办了一个194人的青年训练班、一个60人的锄保训练班、一个209人的行政管理训练班及100余人的会计训练班，共培训了五百多人[5。各县也相应开办各类训练班，加大对干部的培训力度。由此，新选拔的干部可迅速融入地、县、区三级政府机构，顺利接替即将南下干部的工作。

3.合理设置机构，划清职责

华东局采取按建制整体抽调的方式派遣干部，即按照区、地、县的结构预先组建接管团队，再成体系地调往南方。在山东解放区需调出的1.5万名干部中，中央明确规定了中央局级、区党委级、地县委级各级别干部的人数，同时，对于每一个新开辟的县，要求其各类工作所需干部人数不少于75人，并据此按县的数量依次配置地委、区党委乃至中央局级别的干部。各地抽调干部分配情况见表1。

表1华东局（山东）各地区干部南调分配表

资料来源：《中共华东中央局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干部决议的指示》（1948年12月25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25卷），第454页。

为确保南下过程中的组织纪律和高效管理，南下干部通常依据现有行政区划层级进行调配。全区构建起一个以纵队为核心，下辖支队、大队、中队及班的层级架构，实现了统一编制管理。依据华东局组织部与华东军区政治部于1948年制定的《关于南下干部临时组织与生活规定》，干部集中后，就地编入大队、中队、分队及班，其中大队设大队长和政治委员，中队设中队长和指导员，分队设分队长，班则设班长。为加强管理、迅速推进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进行了必要的设置调整[6]8

4.丹阳集训统一规划，组建专业队伍

为保障政权接管任务顺利完成，华东局机关人员及从部队和地方抽调的南下干部相继渡过长江抵达丹阳，展开了一系列系统化的集中学习培训活动。至1949年5月初，总前委及华东局主要领导人，包括陈毅、饶漱石、邓小平等，也陆续抵达丹阳。根据指示，总前委与华东局在入驻丹阳的一个月时间内，进行了周密的组织准备工作。在组建接管队伍时，主要基于干部的原工作岗位安排。当时，正在丹阳汇报工作的中共上海局书记刘晓和委员刘少文向上海地下党组织发出指示：“应即按照接管部门、系统，分门别类，发动党员及群众积极分子组织工作组。”6J8上海地下党组织迅速响应，从国民党政府机关、官僚资本企业和市政公共事业等单位的基层组织中选出500名拥有专业技能的共产党员，组建起一支预备配合解放军接管的队伍。此外，华东局还编制了十多类关于国民党政府机构、部门和产业的信息资料，帮助接管干部更好地了解上海的情况

（二）分配与任职

1.华东干部南下后的分配

华东局在军事上迅速解放上海的同时，也将接管上海的工作作为首要任务来推进，并为此成立了两支主要队伍：以粟裕为首的三野前线委员会，以及由陈毅领导的接管工作小组。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指挥部及其部分南下干部同华东局机关和华东野战军总部横渡长江后，在丹阳接受了华东局的领导，全面投入到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中。至1949年5月初，负责接管上海的财经、政法、公安和文教领域干部陆续抵达丹阳，总人数近5000人。

在丹阳期间，华东局不仅完成了接管计划的制定，还对南下干部进行了具体工作分配，决定派遣由第二支队和第三支队中的700余名干部构成的3个大队及10个中队，负责接管上海郊区的10个不同区域。5月底，解放军进入上海市中心，与此同时，南下干部纵队司令赵毓华带领的两个大队及5个中队也从丹阳启程，途径南翔、真如，最终进入上海市区。随着上海的全面解放，第二支队承担起接管杨树浦、静安、南市、沪北、新成等多个核心区域的重任，第三支队第三大队参与了上海的接管工作，其余大部分成员前往浙江执行接管任务[7。此外，参与上海接管工作的还有两支重要队伍：一支是顾准领导的青州总队，由华东局财委会下属机构和华东军区后勤部选派的约2000名财经干部组成，负责上海财税系统的接管任务；另一支是由李士英带队的公安干警队伍，负责建立新的人民公安机关。调整和分工后，华东局党、政、军各部门系统性规划接管工作，实现了高效协同合作。

2.华东干部入沪后的任职情况

刚解放的上海有30个区，10个郊区由市郊部领导，其余20个市区均属政务委员会领导。每区成立接管委员会，由区公所的接管会、公安局及该区的警备部队三方负责。就政务系统来说，接管工作总的任务是接收伪政府行政系用机关、监察院等11个机关、旧职员2000多人。政务接管委员会下设民政局接收组、国民党中央机关接收组、参议会接收组、善后工作组，每组设专员1人，配备3至7人的办事员帮助搜集材料及点收物资等[。其中，华东南下干部分配于新解放的各郊区开展接管工作，接管上海市郊区的南下干部分配情况见表2[9]

表2中国上海市委郊区工作委员会组织部关于南下干部分配至各区干部勤杂人员统计（单位：人）

资料来源：《中共华东中央局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干部决议的指示》（1948年12月25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25卷），第454页。

南下干部与本地干部会合后，整体工作进展顺利。分配至上海市民政局的南下干部与当地干部和旧职员共同开展工作，其中“外来干部56名，均做过行政工作，略有经验，5名地方干部中，只有一人具备行政工作及党务工作的经验”[10]。随着民政局内部机构设置的不断调整，南下干部逐渐占据要职。民政局干部分配情况见表3。

表3民政局干部配备百分表

资料来源：《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政务接管委员会关于干部工作的报告》（1949年8月17日），上海市档案馆，档号B168-1-386-63。

三、学习动员：集中教育与思想准备

（一）思想动员与教育

在山东解放区时，为确保南下干部形成思想共识，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的组织动员工作主要以会议和一对一交流的方式展开。在具体实施中，召开大会通常由地委牵头，在县一级举办。在县级党组织中，大会以报告形式开展，结合当前工作重点进行政治和军事动员。大会结束后，依据工作需要设立小组座谈，酝酿自报再经组织批准，便于干部畅谈思想，帮助干部明确目标、解决实际困难。在动员内容方面，通过时局教育与组织观念教育帮助干部进行革命意识形态建构。干部群体对南下抽调呈现出多维的思想动态：个人诉求主要集中于家庭维系、婚姻关系、阶级身份及工作评判等方面。针对其思想困境，华东局各地委采取差异化的政治动员策略，首先通过时局教育，将干部个体命运与胜利解放的历史进程相勾连，使干部树立迎接胜利、敢于胜利的思想[0]。其次，通过组织观念教育，消解富农出身干部的身份焦虑，强调“好干部要服从组织分配，去留由组织决定，安心工作”，明确“到新区要愉快地英勇前进，留老区的干部要安心地工作学习”，并将“革命为业，天下为家”{的理念融入教育中。通过动员，华东南下纵队干部的学习热情高涨，思想觉悟得到提高，心理状态也随之变化。

到达丹阳集训后，在总前委和华东局指导下，组织对南下干部进行了政策教育与思想纪律教育。一方面，集中精力研究接管的原则、策略和程序，细化中央制定的各项政策；另一方面，组织学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帮助广大干部认识到党的工作重点正从乡村转移到城市，确保南下干部实现从武装斗争到进入城市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的转变。同时，还组织干部们学习《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等城市政策文件。5月10日，陈毅向直属机关干部讲解了进城后的纪律要求，并多次强调：“上海是人民的城市，必须完好无损地保护好。”严格执行政策确保了各项接管工作顺利进行。

（二）解决实际困难

对于南下干部来说，其希望得到解决的首要问题便是家庭关系问题。因此，山东解放区主要从照顾干部家属生活和安排土地代耕等方面入手，建立配套的物质保障体系，消除南下干部的顾虑。

自1948年9月会议以来，华东局特别强调要在动员过程中解决南下干部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指示各地重点解决南下干部家庭在生产生活方面的实际困难。根据实际情况，部分地区允许干部家属一同南下，并对干部南下后家属一同函调或接去南方做了不同安排。《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指出：“凡过去及今后调往新区工作的地方干部，其家庭一律按军属待遇。”[2]垦利地区严格遵守指示，规定“所有南下干部家属要按军属待遇”[13]。中共北海地委接到指示后，下属各县成立南下干部家属照顾委员会，登记南下干部家属的问题，与政府督促检查对干部家属的优待措施[14]。

同时，华东局还特别关注南下干部在生产和代耕等方面的困难。当时，大部分干部对家庭生产抱有类似顾虑：“上级提出今后工属不代耕，自己离家很远，家务劳力生活怎么办？父母谁来照顾？”[15]针对这些问题，山东解放区采取积极措施，动员群众帮助南下干部及其家属完成耕种任务。例如，淄川县通过县区干部带动，积极落实对南下干部和勤杂人员的代耕政策，切实解决南下干部的后顾之忧。

四、结语

华东南下干部入沪作为上海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尽管是特殊历史时期采取的特殊举措，但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卓越的政治智慧和治国理念。从华东干部纵队南下准备工作的整体规划到具体实施过程中的细致安排，华东局有效整合了干部资源，促进了干部素质的提升，为上海政权接管和社会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南下干部表现出的艰苦奋斗、任劳任怨的精神，为新形势下的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1]中共华东中央局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干部决议的指示[M]//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25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453.

[2]接管上海：下卷·专题与回忆[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7.

[3]李晓黎.中共渤海区地方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4] 刘大可.解放战争时期山东干部南下的组织调配与派遣[J].东岳论丛，2014，35（06）：84-93.

[5] 高峰.探秘昌潍专区干部南下[J].山东档案，2020（05）：28-29.

[6]当代上海研究所编.当代上海历史图志（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7]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山东编年史：第6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281.

[8] 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政务接管委员会关于干部工作的报告：1949-8-17[A].上海：上海市档案馆（B168-1-386-63）.

[9]中国上海市委郊区工作委员会组织部关于南下干部分配至各区干部勤杂人员花名册：1949-06-12[A].上海：上海市档案馆（A71-2-548）.

[10]牟平县委组织部.动员南下干部情况汇报：1949-2-22[A].山东：山东省档案馆（G024-01-0347）.

[11]东海地委组织部.南下干部简单情况汇报：1949-2-25[A].山东：山东省档案馆（G024-01-0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