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文化都是渗透在经济、政治以及人们日常生活之中的灵魂。在当今世界，人们对一个地方或一座城市的了解，首先是从对地域文化的感知开始的。而要弘扬城市精神，更是离不开对地域文化底蕴的挖掘。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文化都是渗透在经济、政治以及人们日常生活之中的灵魂。在当今世界，人们对一个地方或一座城市的了解，首先是从对地域文化的感知开始的。而要弘扬城市精神，更是离不开对地域文化底蕴的挖掘。

西川自古以来人杰地灵，经济繁荣，文化璀璨，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里曾产生过灿若星辰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教育家、历史学家、文艺家等等。在这“天府之国”的沃土上，历史文化、艺术文化、社会文化等领域更是代有人才，文播天下，艺著春秋。汲锦水灵气，受蜀风熏染，史载风流，名垂丹青。古有所谓“邛大崇”文化即临邛之文君文化，大邑之道教文化，崇庆之常璩文化。

常璩何人也？ 常璩 （291年—356年） 乃东晋之大史学家，字道将，蜀郡江原 （今崇州市） 人，成汉政权时期官至散骑常侍，其生平事迹史书无传，主要成就在于编著《华阳国志》。《华阳国志》是我国现存最早且较完备的地方志。全书十二卷，附录一卷，约十一万字。记载我国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以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之远古典籍、神话、传说、沿革情况、地理、风土及人物史事，展现自远古时期至东晋年间的历史概貌，首创历史、地理、人物综合编写的方志体例。

人是历史的主体，人是历史的灵魂，人在创造自己的过程中创造了历史，历史是人类活动的记录。“全部历史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 （《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6页） 。有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活动，也就有什么样的历史。人是文化的创造者，是“人文化我”的能动的主体。

以《华阳国志》为始的经典方志，以常璩文化的生活方式和独特的“以人为本”的方志理念，造福着一方水土一方人民。可以说巴蜀悠久的方志文化，完全得力于常璩文化内蕴，它使得巴蜀志史在今天更具有历史的厚重、文化的深邃和民族的神韵。

（一）

常璩虽已早逝，然今传人尚存，即张伯龄先生也。

张伯龄1933年10月生于四川省崇庆县，1957年毕业于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原《崇庆县志》编辑室主任、《崇庆县志》主编、副编审。1983年初投身志苑以来，凡二十余载。坚持理论联系实践，修志二十余年著述二十余部。

1993年3月5日，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底楼展览大厅，全国新编地方志成果展览会开幕式刚结束，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秘书长郦家驹同志来到成都展台前，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刘德一便拉着张伯龄迎上前去介绍说：“秘书长，这就是《崇庆县志》主编张伯龄同志。”郦秘书长热情地握住张伯龄的手说：“好呀，伯龄同志！《中国地方志》发表了《为张伯龄精神鼓掌》的文章，你治学严谨，值得赞许！”经刘德一提议合影，于是在成都展台前，三人曾留下了一张历史性的照片。

2002年9月5日，由省上众多专家参与的《崇州商贸志》评审会在崇州市政府二楼会议室举行，《四川省志》副主编张学君教授出席会议，他一到达会场就握住张伯龄的手对大家说：“崇州出方志巨将，古有常道将 （常璩字道将），今有张伯龄！”

2004年7月28日，成都市第二届地方志编纂工作会议在成都国际会展中心召开。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专职副主任、《成都市志》总编马开钦同志在《成都市地方志工作报告》中说：“崇州的《崇庆县志》主编张伯龄，他所主编的《崇庆县志》是全国五部名县志之一。后又编辑出版了多部方志理论专著，成为名副其实的常璩传人，享誉全国方志界”。中央和省、市地方志机构领导同志的这些评价把张伯龄其人其事定格在“常璩传人”的社会角色上，这对张伯龄来说，是非常准确的历史定位。

方志界同仁都知道《崇庆县志》荣获全国首届新编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同时也都确认：良志的问世有赖于理论的深化，正如江苏省《常州市志》副总纂徐瑞清同志所言：“如果要问崇庆志之所以成为志坛的上乘之作的奥秘，那么可以肯定地回答：崇庆人对方志理论的探索，正是其成功的阶梯之一”。这里所称“对方志理论的探索”的崇庆人，实际所指即为张伯龄。

张伯龄除在全国各地方志刊物上发表过一系列有关方志的理论探索文章外，还出版有个人方志专著《方志审稿》 （武汉史志研究编辑室1987年4月第1版）、《方志记事技巧》（与郑正西合著，黄山书社1988年10月第1版）、《志稿修改与总纂》 （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方志务实论集》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又曾应邀至牡丹江、桂林、广州、攀枝花、自贡等地举办的方志培训班上讲学。

在志书的编纂业务上，张伯龄也有自己的学术观点与主张，《中国当代方志学者辞典》将其观点与主张作了如是概括：方志是把时间分段凝固、把历史拆成构件的地方性特殊史书；资料标准是志书质量的核心标准；志书记事贵在反映本质和主流；修志是综合集体工程；主编的作用不可轻视也不可过于夸大；方志无权威，承认没有无可非议的志论与志书，才有利于方志事业的发展；仅以学科理论为指导，不以学科体系为安排；重经济但不过头，既兼顾各类专业人员的需要，又照顾广大读者的共同兴趣；类为一篇平头立目，各自为政，不求平衡；分篇设立“备考”，储存史料，以备科学研究之参考；杂志从附录析出，各司其职；单设下辖政区概况，以明全貌；采用国际通用计量符号……等等。这些观点与主张，都体现了张伯龄力求创新与求实相结合的良苦用心。

（二）

至于“张伯龄精神”在方志界的提出，那是1992年秋的事了。张伯龄在许多地方志培训班上讲过：“无懈可击的志书是不存在的，再能干的主编也不可过于自信”。因此，当1991年秋《崇庆县志》出版得到30余位专家学者给予高度评价时，张伯龄却认为“成功的背后往往有失败的伴生”。他对《崇庆县志》的疏漏作了自查，在《中国地方志》1992年第3期上发表了《《崇庆县志》记事反思》一文，自爆该志有“史事、”、“记事不周”、“数据不准”、 “校对不严”之处。业内人士都知道，志书记事的实与不实，局外人是难于发现的，尤其是外地读者对异地志书史料的真实性与准确性更不易作出具体判断，只有细心的知情人才有所知。但张伯龄认为不可掩耳盗铃、文过饰非。他毫不护短，勇于自揭伤痂，除撰文反思外，还连续两次编写《补正》公之于众，以正视听。

张伯龄的《《崇庆县志》记事反思》发表后，山西的常志年于当年《中国地方志》第5期上发表了《为张伯龄精神鼓掌》一文，认为这《反思》是一篇难得的好文章。他说：“这篇文章之所以值得叫好，是因为作者的立言、行笔，均充分表露了一种严谨、求实、孜孜不倦、虚怀若谷的治学精神。”

尔后，1995年辽宁省《鞍山市志》编审室主任、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组长邵长兴同志被中国地方志协会众多同仁公推为《当代中国志坛群星集》 （由原国家主席杨尚昆题写书名，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一书的主编，书中邵长兴同志亲自为张伯龄写了一篇人物专访，这篇一万余字的长文，也是以《‘为张伯龄精神鼓掌’》为标题。又过了5年，2001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邵长兴方志文存》一书，书中邵长兴同志以《略说四川“张伯龄精神”特征》为论题，把“张伯龄精神”提炼、概括为“治学严谨，得失并论”八个字。至此，在郦家驹秘书长为“张伯龄精神”所作诠释的基础上，使其内涵更加丰富和具体了。

（三）

张伯龄曾为我们中国地方志的老祖宗常璩撰写过一副评颂楹联曰：

如鉴如衡千秋笔，

求真求是百代师。

“鉴”者，镜子也。“衡”者，天平之类的衡器也。“求真求是”者用现代话说就是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权、只唯实，不夸大、不缩小、不拔高、不贬低，只求真，亦即实事求是之谓也。“如鉴如衡，求真求是”这就是常璩的精神。从“千秋笔”和“百代师”的颂扬中，不难看出张伯龄对这位方志先祖的追慕。

称张伯龄为“常璩传人”，还因为赖有他的呼吁倡议，才得以使常璩先祖在全国有了第一尊铜像。

早在1987年，张伯龄作为崇庆县的政协常委时，就曾提出了一个重要提案。建议将县城中心的百货大楼撤除建成街心花园，在园中为乡贤常璩塑一尊雕像。

“张伯龄委员： 你在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建议在县城为常璩塑像》的提案很好，值得我们重视。常璩作为崇庆先贤，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史学家之一，是我们当今崇庆县人民的骄傲。但是，将百货大楼移开建成街心花园，事涉县城建设的总体规划，而且目前县财政紧张，在三五年内搬迁百货大楼还不可能成为现实。因此需等待时机。”

以上为1987年6月20日崇庆县文化局给张伯龄的书面答复，这一纸答复使为常璩塑像的倡议从此销声匿迹，一拖就是十年。

1994年撤销崇庆县设立崇州市，也未给常璩塑像带来生机。直至1997年10月，崇州调来一位新的市委书记，不久市委、市府进行换届选举，在新一届领导班子的运筹下，开展了大规划的旧城改造，拆除了城中心的百货大楼和相邻的一些民房，改建为中心广场。在这新的形势下，1998年新春刚过，张伯龄给新来的市委书记呈递了一份万言书，题为《关于如何开发利用崇州历史文化资源的建议》，建议共有十项，其中第一项题为《让一位享誉中外的历史学家站在中心广场上》。张伯龄写道：

“崇州是中国新体方志的发祥地，东晋史学家常璩是崇州的先贤，他所著《华阳国志》是研究我国西南数省社会发展的重要史料，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以‘志’为名的地方志专著，被称为‘中国地方志的初祖’，为中外史学界高度重视。英国李约瑟博士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称它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精华之一’，因此，常璩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化名人，在中国史学界更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特建议在中心广场为常璩塑一尊像，像前建一牌楼，牌楼横额书‘常璩故里’四个大字。”

这一建议被市委、市府采纳了，只是从总体布局上考虑，将常璩铜像建造在中心广场的北区，并将北区命名为“常璩广场”。

1999年新春伊始，一尊高3。08米、重1。5吨的常璩青铜站像终于落成。常璩一手握笔，一手握《华阳国志》，蹙额凝思，严肃中带几分自信的微笑，传秉笔直书之神情。

塑像设计者为四川著名雕塑家严永明，出资者为崇州市沼气办公室。主管部门请张伯龄为塑像前的铜牌上撰写了一段介绍常璩生平事迹的铭文。

（四）

此后，张伯龄又以《方志先祖铜像落成》为题，在《中国地方志》《文史杂志》《巴蜀史志》《黑龙江史志》等刊物上向中国史志界报道： 在《华阳国志》诞生1600多年后，其作者常璩在全国有了第一尊铜像。一时在史志学界传为佳音，人们为之欣喜振奋。中央和外省的史志界人士凡到成都者，大都要到崇州一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秦其明秘书长、《中国地方志》主编周均美等，都亲临崇州常璩广场，拜谒这位中国方志老祖宗。

2006年，张伯龄又出新招，著文造势，宣传崇州应建《华阳国志》纪念馆。市上主管部门已采纳了张伯龄的建议，决定将“华阳国志纪念馆”建在一等昭勇侯杨遇春宫保府内（后来改变方案建于街子古镇）。

张伯龄投身方志事业，可谓尽心尽力。曾担任成都市地方志协会副会长、四川省地方志协会理事。早在1990年就被成都市地方志编委会授予成都市修志先进工作者称号。1993年5月21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又授予他四川省方志编修先进工作者称号。时至今日，他虽年逾古稀，仍在为修志事业呕心沥血，常应邀赴外地讲学。至今仍被成都市人民政府市长、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葛红林聘请为第二届成都市地方志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他既传承常璩的志业，又传承常璩的志德，还为常璩塑像呼吁催生，史志界称之为“常璩传人”，确实非过誉之词！

（五）

文化理念的外在表现，即思想指导着人们的行动。抓好文化建国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措施，构建美好和谐的新崇州，必须树立文化理念： 崇州爱我，我爱崇州！ 振兴崇州的文化与经济，前程似锦！

天地悠悠，岁月匆匆。从东晋常璩到当代张伯龄将届两千年，历史文化繁花似锦，星月交辉，为了构建美好和谐的新崇州，必须充分继承常璩文化精神，弘扬常璩文化业绩，在改革开放的壮丽时代，继续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要相信： 前进繁荣的崇州市常璩传人张伯龄先生，一定会在新的历史时期作出新的贡献。

2006年10月于成都府南河太升桥畔

◎作者简介：杨鸿儒，著名学者、教授，曾在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巴蜀史志》。出版有《当代中国修辞学》《易经导读》《换个角度读“三玄”》等专著20余部。

来源：马铃薯是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