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们却开始忧心忡忡。实际上，19世纪后期在欧洲大陆汹涌展开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生育率。在德国，在法国以至很多国家都担心民族衰退，还有危言耸听者计算出国家因出生率不断下滑而最终将导致人口灭绝的危险后果。
所评图书：
书名：《被争夺的身体：魏玛德国的生育制度》
作者：（德）科尔纳利·厄斯本
译者：李尚蓉、施田琪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5年7月
19世纪，德国不仅迎来民族和国家统一，而且也迎来了人口爆炸式增长：1800年的人口近2500万，到了1900年的5600多万。
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们却开始忧心忡忡。实际上，19世纪后期在欧洲大陆汹涌展开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生育率。在德国，在法国以至很多国家都担心民族衰退，还有危言耸听者计算出国家因出生率不断下滑而最终将导致人口灭绝的危险后果。
要知道，19世纪后期同样是公共卫生体系诞生，医学技术取得重要进步的时期。这意味着婴儿死亡率相较于更早以前有了大幅降低。而城市化进程虽然被经常认为降低了生活品质，使得大量人口在逼仄的空间里生活，但相较于农村生活却能大幅提高人均寿命。
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人口出生下降，使得人们触目可及的到处是中老年人，而越来越少看到孩子，就更让人忧心忡忡。
这里需要明确一个基本概念，也就是国家之所以产生，尤其是政府体系、功能的诞生，核心功能就是服务人口的繁衍。国家制度下的婚姻制度，无疑首要目的也是为了人口繁衍。19世纪的国家，20世纪的国家，21世纪的国家，无论什么样的政体和社会文化背景，都不可能完全罔顾人口繁衍，去鼓励不生子的婚姻，或者容忍适龄人口竞相选择不结婚。
当然，人口出生下降，具体表现在每个家庭的孩子数量减少，这对于女性的健康是有帮助的，使得她们有更多时间摆脱生育劳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诞生的消费主义潮流，创造出许多促使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服务方式，而在20世纪中各种有助于降低家务劳动强度和时间消耗的家用电器走入千家万户。这些同样起到了解放女性的积极作用。女性得以进入职场，并广泛发展个人爱好。
很显然，20世纪初的德国，既不可能开历史的倒车逆反科技、工业浪潮和城市化潮流，重归小国寡民时代，去追求高生育率，但更不可能坐视生育率下滑到危险的地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世纪初，种族主义基调之上的的种族优生学大行其道，基于该种论调，如果“最富有和受教育程度最高的阶层所生的孩子少于最贫穷和受教育程度最低的阶层”，那么，必然导致国家衰退。
基于此，优生学家开始四处出击，希望防止工人阶级、农民，以及精神病患、癫痫患者、智力缺陷者和罪犯生育。其倡导的举措包括强制隔离、禁止结婚，以及对存在先天缺陷的新生儿实施安乐死和绝育。当时的美国还开发出输精管切除术。
这些荒谬的观点和举措，在当时赢得了知识分子的认同。因为其做法阴差阳错地降低了妇女的生育负担，可以帮助工人阶级
降低苦难。20世纪初的德国社会主义党派成员，以及女性主义团体都支持上述做法。
但德国毕竟还是个保守主义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度。一路下滑的生育率，哪怕是科学界也忧心忡忡。有学者建议，通过奖励婚姻、生子，为多子女家庭提供税收减免、住房计划、儿童补贴、免费提供助产服务、产妇和母乳喂养津贴、托儿所护理、减免学校膳食费，甚至给多子女的父亲额外投票权等方案来遏阻人口出生率下降。甚至而言，学者还建议，单身是反社会的。
这最终推动德国在一战爆发之前和战中接连出台鼓励生育，打击节育的政策举措。德国历史学家、英国罗汉普顿大学历史系荣誉教授科尔纳利·厄斯本在其所著的《被争夺的身体：魏玛德国的生育制度》一书中介绍了当时的举措方案，战前普鲁士政府就开始打击节育宣传，而战中，普鲁士、萨克森、巴伐利亚等地都出台了刺激出生率的激励政策。德国政府甚至提高非婚生子女的地位，允许其获得战争补贴和国家养老金。更进一步，在1916年，普鲁士政府出台了禁止所有避孕药具的生产、进口、销售和广告宣传的政策。德国政府层面则希望出台“国家强制生育”。
但上述政策推行中遇到难题。战争意味着大量适龄男性被抽调到前线为国征战，而同等数量的女性则会激励进入战争工业，无暇照顾孩子，更谈不上增加生育。即便不用上前线的男性，因为家庭财力不足以给孩子提供良好生活的考虑，如果买不到避孕药具，往往则采用体外射精的方式来避孕，这可是德国国家无力规制的。
一战结束后，德国人口态势变得更为严峻。战争使得德国割让出了大片领土，更是损失了1200万-1300万人。战争结束时的粮食紧缺，使得帝制废除后建立的魏玛共和国，倾尽全力才能维持粮食勉强供应，根本没有足够的执行能力去实施压迫性的人口增长政策。而且，因为男性大量死亡，德国的产业复苏离不开女性就业者的参与，这意味着如果强迫她们回归家庭生育，德国的产业就找不到足够的参与人手。所以，战后一段时期，魏玛共和国开始设计有诱惑力的激励政策，设法鼓励增加生育，包括为儿童家庭提供较高补贴，增加妇女尤其是生育妇女的补贴，改善妇女儿童的健康保障，承认国家在促进妇女生育中的兜底责任包括孕产妇所可能获得的假期工资、哺乳补贴、分娩费用报销。
一战战后，德国经济高度困难，需要支付给协约国的大笔赔款更是导致财政喘不过气来。即便如此，在社会民主党等社会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的推动下，上述保障措施兑现落实的情况也是比较理想的。
这是非常诡异的一幕，也就是德国的进步势力（偏社会主义的左翼力量）和右翼力量分别出于不同目的，在增加产子妇女保障方面达成了高度一致的合作。“魏玛时期，德国在产前、婴儿、青年和家庭护理领域以及后来的婚姻咨询领域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
然而，德国的右翼保守势力对于遏阻人口下降，还进行了其他努力，那就是解析许前述的性道德议程，打击卖淫、性病、色情制品，以及为这些非法交易、形式以及不道德性关系提供庇护的避孕药具，捍卫基督教的婚姻制度和父权制家庭。受此影响，右翼人士组建了道德联盟，指责左派宣传的性无政府主义，而左翼基于道德恐慌感，以及从苏联学来的政治道德和生活道德标准，参与其中，共同致力于打击不道德的性交易，以及其他各种有可能导致性病传播的方式。自然，左派关心的是性交易物化女性、性病戕害女性，而右派关心的是道德沦丧，婚姻制度基础被倾覆。双方再次建立起微妙的合作。
正如《被争夺的身体：魏玛德国的生育制度》书中所谈到的那样，一战后德国经济迎来复苏，尤其是金融、服务等行业的发展，使得女性就业率大大提升，诞生出的女性白领阶层相较于传统女性，结婚年龄严重推迟，而且也接纳性的无政府主义，这引发了空前的道德恐慌。德国的左派和右派对于道德堕落都感到忧心忡忡。
虽然如此，在美国价值观念的影响下，德国民众在20世纪20年代仍然比较广泛地接纳了避孕方法。所以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不得不在价值主张上做出让步，开始集中火力反对非法堕胎。左派的考虑依旧是防止道德堕落，但这也促使了左派阵营的分化，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的身体属于女性自己，不仅生育自主，也理所当然享有堕胎自主。而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松动，即回归到女性主义立场，支持堕胎自主的说法，事实上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及德共，因此丢掉了德国家庭意识形态，最终失去了德国工人阶级在内的广大选民的支持，拱手将选票市场让给了抱持更为激烈民族主义和反智立场的纳粹党。
来源：渝川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