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少年人直接蔫了，干脆休学回了长沙，把自己关在老房子里两年，不怎么出门。
黄兴的儿子，还没出世爹就没了，
17岁右眼砸瞎，32岁两眼彻底黑了，三个老婆跑了，人也疯了。
这到底是哪个硬骨头？
黄兴元帅的遗腹子，打小听着父亲故事长大，心里装着家国。
小学毕业就偷偷看马克思的书，跟着人参加秘密读书会。
17岁那年踢足球，右眼视网膜给撞脱落了，那一下砸得狠，
少年人直接蔫了，干脆休学回了长沙，把自己关在老房子里两年，不怎么出门。
后来听说不少留日学生在那边搞救亡运动，
心里那点火星又烧起来了，揣着家里凑的盘缠就东渡日本。
进了日本大学读社科，整天泡在图书馆看进步书，
没多久就加入了共产党东京特支的外围组织，跟着搞些文化救亡的活动。
1937年夏天，日本警察突然闯进宿舍把他抓走，说他搞反日活动，
关了几十天，还是黄兴生前的老朋友们凑钱托关系，才把他捞出来。
他蹲在拘留所里想明白了，这共产主义才是真能救中国的路，
出去就跟组织上立了誓，这辈子就跟着党干了，同年秋天坐船回上海，
一路辗转到了延安，毛主席还亲自接见过他，进了抗大，后来又到马列学院学习。
毕业后就留在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当了日本问题研究秘书兼组长，
日语、俄语都说得流利，还能写文章，把日本军队的资料整理得清清楚楚。
在延安认识了女战士向明，两人情投意合结了婚，可那时候打仗忙，
他整天埋在文件堆里，向明也跟着部队到处跑，一年到头见不了几面，
性格又都犟，1942年向明调去山西，没过多久就寄来封信，说日子过不到一块儿，分了。
1949年建国前，他左眼突然看不清了，医生说是视网膜脱落，
长期熬夜看书写字熬坏的，赶紧送苏联治，动了好几次手术，
还是没保住，年底回来的时候，两眼彻底黑了，白天晚上一个样。
两眼一抹黑后，日子就难了。
吃饭得人喂，走路得人扶，连翻书都要别人一页页掀。
第二任妻子庄涛那时在医院当护士长，白天扎针换药忙到脚不沾地，晚上回来还得伺候他起居，
喂饭、擦身、收拾他打翻的水杯，不到半年就熬得眼下青黑，
有天半夜坐在床边掉眼泪，说：“我实在撑不住了”，第二天就搬到了单位宿舍，
年底托人送来离婚协议书，他摸着协议书上凹凸的字迹，半天没说话。
失明的打击还没缓过来，家又散了，他把自己锁在屋里，有时候对着墙喃喃自语，
有时候突然抓起桌上的搪瓷缸子就往地上砸，医生来看了几次，说是精神分裂，得住院。
可他躺在病床上，听着隔壁床病人的呻吟，
突然想起小时候父亲书房里那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天护士念报纸，
说国外盲人能用盲文读书写信，他猛地坐起来，让护士把旧报纸找来，
手指在上面胡乱摸索，说：“咱们中国盲人也得有自己的字”，
从那天起，他让家人把字典、语言学的书都搬到病房，
让人念，他用脑子记，把所有心思都扑在了盲文上，当成了活下去的指望。
1952年，他把研究出的《新盲文方案》整理成稿发表出去，没想到还真引起了些关注。
北京电台有个叫小蓉的女播音员，听了他的故事，
觉得这人不简单，一个盲人能搞出这么些东西，
心里很崇拜，主动联系他，一来二去就熟了，没过多久就说要嫁给他。
可这热情来得快去得也快，小蓉毕竟年轻，刚开始还觉得新鲜，
时间一长，看着黄乃整天摸摸索索，出门要扶，吃饭要喂，
晚上写东西还得她在旁边念资料、记笔记，耐心早就磨没了，不到两年就觉得烦了，
觉得这日子不是人过的，后来干脆在外面有了别人，回来就跟黄乃提离婚。
第三次离婚，黄乃的心算是彻底冷透了，也没什么念想了，就一门心思扑在盲文上，
幸好还有些老战友、老朋友记挂着他，像张文秋这些人，知道他在做正事，
就帮着他联络，支持他把《盲人月刊》办起来，后来又推动成立了中国盲人出版社。
1961年在朋友介绍下认识了安琳，
这个比他小十岁的河北姑娘成了他第四任妻子，也是最后一任。
安琳没嫌他是盲人，每天帮他整理资料、念信件，
连他研究盲文时画的那些点点杠杠，都是她按他说的位置一笔笔描在纸上。
有时候为了核对一个音节的点位，夫妻俩能在灯下忙到后半夜，
安琳熬得眼睛通红，他就摸着她的手说："歇会儿"。
就这样搞了二十年，1989年秋天，国家教委、民政部几个部门联合发了文件，
正式在全国推行他搞出来的《汉语双拼音盲文方案》，
这下盲人读书写字都有了统一标准，以前各地盲文不通用的问题总算解决了。
他因此得了个"中国盲人之父"的名头，
1991年国务院给他发了特殊津贴，是全国第一个拿这个津贴的残疾人专家。
其实他这辈子没想过当什么"之父"，当初研究盲文就是不想让自己彻底垮掉，
没想到摸着摸着，倒给后来的盲人铺了条路。
晚年住在北京西城区的老楼里，每天早上还让安琳念报纸，
听到哪里盲校用了新盲文，就会在轮椅上坐直了身子，嘴角抿出点笑。
他常说自己这辈子值了，虽然眼睛看不见，
但心里亮堂，因为那么多盲人能借着他的点子看见字了。
来源：仍然自由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