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日本文化的多元拼图中，风俗业无疑是一块极具争议却又引人注目的部分。它宛如一面镜子，映照出日本社会、历史、文化的多面影像，在日本社会中占据着特殊地位。从繁华都市的霓虹灯下到古老街巷的隐蔽角落，日本风俗业以其独特的存在方式，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目光。

在日本文化的多元拼图中，风俗业无疑是一块极具争议却又引人注目的部分。它宛如一面镜子，映照出日本社会、历史、文化的多面影像，在日本社会中占据着特殊地位。从繁华都市的霓虹灯下到古老街巷的隐蔽角落，日本风俗业以其独特的存在方式，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目光。

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也引发了诸多争议。支持者认为它是一种合法的娱乐产业，能够带动经济发展，提供就业机会；反对者则指出其存在剥削、道德沦丧等问题，对社会风气产生负面影响。无论观点如何，日本风俗业都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去揭开它神秘的面纱，了解其背后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以及社会影响。

日本风俗业的历史源远流长，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社会。在日本的神社中，有一种特殊的女性群体，她们被认为是最初的卖春女 。在早期的日本神社里，这些女性承担着特殊的 “服务” 职责，她们的存在拉开了日本风俗业的序幕。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奈良时期，卖春女的身影已经遍布国府郡都衙的官营驿站以及河海要津胜地等地，数量成千上万。这一时期，卖春女的规模不断扩大，逐渐成为社会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而经营卖春业的 “长者” 的出现，更是使这一行业具备了集中管理的特色，此时的长者多为女性。随后，长者的家中置有专门女性，成为最初娼家的雏形。

室町时期，卖春女的地位发生了重要转变，开始作为公娼正当营业。足利幕府设立 “倾城局”，对卖春女征收税金，从此这些卖春女们首次成为公娼。“倾城局” 的设立，是公娼制形成的标志，按《日本史》的说法，“这一年是公娼的纪元元年” 。这一举措不仅使得卖春女的身份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也为政府增加了财政收入。公娼们在 “倾城局” 的管理下，人身安全得到了一定的保障，与之前 “卖春女” 朝不保夕的状态相比，有了相对稳定的从业环境。

江户时期，日本的公娼制度得以进一步完善。德川幕府加大了保护公娼、取缔私娼的力度，对风俗业进行了更为严格的管控。幕府将江户人形町一块长宽各约 220 米的四方形湿地用以建设游廓，以便集中管理，这块湿地因芦苇丛生而被称为 “葭原”，后为讨口彩改称 “吉原” 。根据《吉原细见》记载，1728 年，吉原有 “游女” 2552 人，至 1846 年达到 7197 人 。吉原成为了当时著名的游廓，也是日本最早的 “红灯区” 之一。

德川幕府还颁布了通称 “元和五条” 的游女町管理令，对游女町的经营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包括游女町只能设于幕府规定的地区；只准白天营业，客人滞留不得超过一昼夜；游女不可穿着奢华；游女町管理者享受其他町管理者同等待遇；如发现形迹可疑者必须向官方举报等。这些规定旨在规范游女町的经营秩序，防止风俗业过度发展对社会风气造成不良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幕府担心武士流连游廓，影响国家治理，便将吉原迁往江户的浅草，并给予了优惠政策，如面积扩大为原先的 1.5 倍；江户各 “风吕屋”（澡堂）的 600 名 “汤女” 全部集中到那里；允许夜间营业 。吉原成为 “夜店” 后，客源发生了显著变化，原先白天劳作无法光顾吉原的町人（商人、匠人等普通市民），取代武士成为吉原的主要服务对象，日本的 “风俗” 也因此日趋大众化。

明治时期，日本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风俗业也未能例外。明治政府于 1872 年 10 月 2 日发布的太政官布告第 295 号规定，禁止以年季奉公等名目进行人身买卖的陋习，并解放艺妓，这项指令又被称为 “解放令”。

然而，这一突然的解放举措并没有使艺妓得到真正的解放，反而给风俗业界带来了混乱。许多艺妓因失去了原有的生活来源，无法生存而不得不重操旧业。营业者们也纷纷请愿，希望能继续营业。为了应对这种局面，明治六年到明治八年间，各个府县纷纷公布了 “贷座敷渡世规则”“艺妓规则” 等。虽然国家将卖春行为作为犯罪进行处罚，但各个府县在认可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管制，于是产生了矛盾的二重构造管理状态。

直到 1900 年，日本内务省公布了进行统一管理的 “取缔规则” 后，才将委任于地方的公娼制度收管于中央政府管制之下，并确立了登记制和健康检查制度。这也代表明治政府正式认可了公娼制度。1900 年 6 月公布的 “行政执行法” 还规定了强制私娼进行健康检查的条例。尽管民间的废娼运动如火如荼，且群马县于 1893 年实现了废娼，但废娼派和存娼派各执一词，没有促使日本政府废除公娼，而是接纳了公娼，并开始对私娼进行管理。

大正、昭和前期，日本的风俗业呈现出私娼发展壮大的态势。在卖春的人群中，艺妓成为重要成员之一。艺妓本是只卖艺不卖身，但在她们特殊的工作环境下，大部分人靠卖春生活。早期的艺妓也存在卖春现象，但相对于公娼而言未形成一定规模。到了明治时期，其数量大幅增加，并逐渐超越公娼成为日本风俗业界的焦点。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受到西方文化气息的影响，在饮食、服饰、建筑等生活、文化方面都发生了巨大改变，其中便包括新式的咖啡女招待、陪酒女等私娼的兴起。这些新式私娼的出现，为近代日本风俗业注入了新的活力。通过下表可知，大正、昭和前期，私娼的影响力已经完全超过了公娼，她们在人数和气势方面超越了公娼，成为日本风俗业的新宠。

二战后，日本的风俗业在政府的主导下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1945 年 8 月 18 日，即日本战败后的第三天，内务省警保局长田中楢一便向各厅及府县长官发出 “关于外国驻军特殊慰安设施” 的指令，为驻军建立 “慰安设施” 来保护日本女性不受侵害。于是，风俗业者代表于 8 月 26 日成立 R・A・A 协会，即 “特殊慰安设施协会”，并于 8 月 29 日得到警视厅的批准。随后，他们打着招聘 “女事务员” 的口号募集慰安女性 。

慰安设施率先建立在 “小町园”，随后又在日本其他各地成立。由于慰安设施供不应求， 协会 “用报纸广告及海报等督促曾经的卖春女重操旧业”，“警视厅于 10 月 14 日下达指令，允许艺妓屋重新开业” 。据统计，当时在 会服务的女性最多达到 7 万人 。然而，作为占领军 “处理所” 的协会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即性病问题。据 协会于 1945 年 9 月 25 日、26 日的健康检查记录可知，当时 “艺妓为四成以上，其他人为两成左右的患病率”，这导致占领军的患性病比例非常高，“1946 年 1 月，美军某部队的病菌携带者达到 68%” 。

1946 年 1 月 21 日，盟军总部下达了 “关于日本废除公娼事宜” 的指示，要求日本废除公娼制度。但在 1946 年 1 月 12 日，事先对盟军总部的气息有所察觉的日本警视厅，先于盟军总部下达了 “废止公娼制度依命通达” 的指示，其中规定让曾经的从业者自主废业，但允许她们作为私娼继续营业。盟军总部没有认可日本政府的这个 “换汤不换药” 的指示。

无奈之下，日本政府于 1946 年 11 月 14 日制定了 “取缔私娼、防止私娼出现及保护对策”，在政策中命令废除公娼，禁止卖春等行径，但同时又指定了 “特殊饮食店” 区域，要求在指定的特殊饮食店内从事接客业务的女性必须拥有陪酒女或女招待等正当职业 。实则是允许她们打着正当营业的幌子从事性交易的勾当。由于这些区域被警察在地图上用红笔圈出来，所以又被称为 “赤线区域”，即 “红灯区”。据日本厚生省公众卫生局调查，在《卖春防止法》实施之前的 1956 年，在红灯区里的卖春女达 54579 人，足见其人群之庞大。

日本的历史文化传统对其风俗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古代日本，观念相对开放，这为风俗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日本的创世神话认为，日本列岛以及列岛上所有的人类，都是天神所生成的产物 。这种神话观念使得日本人很早就意识到男女之事是生命的起源，从而对性持有一种开放的态度。在中古时期，日本民族就形成了对生殖器的崇拜，并且将这种崇拜制作为各种艺术品，这些东西甚至可以堂而皇之的出现在大街上，或者作为民族的保护神 。

日本古代的婚姻制度也对风俗业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在大和时代至平安时代，日本盛行 “访妻婚”，这种婚姻形式讲究夫妻不同居，男女皆与自己的母亲和同母兄妹居住 。男方在征得女方家庭同意后便与女方结为夫妻，每到晚上就进入女子房间，白天就离开。男子可以同时与多个女子建立关系，这些女子都是他的妻子，没有妻妾之分。孩子同母亲生活，一般只同母亲及同母兄弟姐妹关系密切，对于同父兄弟则关系疏远 。这种婚姻制度使得男女之间的关系相对自由，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本社会的观念。

此外，日本历史上还存在过 “夜爬” 的陋习。“夜爬” 是指男子在夜间进入女子闺房，征得其同意后与其发生关系，之后再离开的行为 。这一习俗起源于上古文明混沌之际，当时一夫一妻的家庭婚姻制度尚未诞生，男女之间毫无伦理道德的束缚，只要看对眼，就可以在晚上共度良宵 。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夜爬” 逐渐退出了主流历史舞台，但在某些时期，如 14 世纪日本国内局势大乱，为了增加人口数量，政府曾鼓励 “夜爬” 。这种习俗的存在反映出日本社会在特定历史时期对性的开放态度，也为后来风俗业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经济因素在日本风俗业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经济压力促使许多女性选择进入风俗行业。在江户时代，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经济逐渐繁荣，老百姓有了闲钱，对文化娱乐的需求也日益增加 。这一时期，风俗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成为人们娱乐消费的重要选择。吉原游女每年缴纳的税金，占江户幕府财政收入的 1.2%，成为幕府重要的财政来源 。风俗业不仅为政府带来了财政收入，也为许多女性提供了就业机会，成为她们维持生计的手段。

到了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面临着富国强兵的巨额财政压力 。为了解决财政问题，日本政府竟然系统性地推动 “女子海外兴业” 计划，在 1868 至 1908 年间，超过 100 万名日本女性被输送至南洋、美洲等地从事卖春业 。这些女性寄回的外汇成为日本购买军舰、建设工厂的原始资本，在甲午战争期间，这些被称为 “娘子军” 的女性贡献的资金占日本军费的 15% 。思想家福泽谕吉曾直言：“日本战胜清国，靠的是西洋的枪炮与东洋的娘子。” 这一时期，风俗业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女性的身体被转化为国家资本，为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 “贡献”。

二战后，日本社会陷入混乱，经济萧条 。为了安抚占领军的美军，日本政府在一段时间内允许 “暗娼” 在一些特定场所如澡堂、酒馆、按摩店等地工作，主要服务于美军 。这些女性在当时被称作 “PanPan”，她们的存在虽然受到美国军方的欢迎，但对日本社会的道德和形象却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随着经济的逐渐复苏，日本的风俗业也在不断发展壮大。在经济泡沫时期，日本的风俗业达到了巅峰，直接从业者超过 10 万，相关产业也带动了数十万人的生计 。经济的繁荣使得人们的消费能力增强，对娱乐的需求也更加多样化，风俗业正好满足了这一需求。

日本社会对风俗业相对包容的态度，也是其繁荣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日本文化中，性被视为生活的一部分，人们对性的态度较为开放 。这种开放的文化氛围使得社会对风俗业的接受度较高，公众对男性嫖娼行为的看法相对宽容。据媒体调查，在日本，能否容忍伴侣去风俗店，选择容忍的比率高达 61% 。这种社会观念的包容为风俗业的发展提供了土壤，使得风俗业能够在日本社会中得以长期存在。

在日本社会，性别不平等也是导致风俗业发展的一个因素。日本长期存在男尊女卑的观念，女性在职场中面临着诸多限制和歧视 。许多女性只能从事非正式工作，工资待遇远低于男性，甚至难以维持生计 。在这种情况下，风俗业成为了一些女性的选择，她们希望通过从事风俗业来获得更好的经济收入。一些女性在家庭中忍受着丈夫的不忠和家庭暴力，她们觉得与其被束缚在家中，不如投身于风月场所，追求一种看似自由的生活方式 。这种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使得女性在面临生活困境时，更容易选择进入风俗行业。

日本风俗业的繁荣背后，隐藏着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对女性权益、公共健康和社会道德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在女性权益方面，许多从事风俗业的女性并非自愿，而是出于生活所迫。据相关数据显示，2020 年日本约有 100 万女性进入风俗行业，其中不乏高学历者 。这些女性往往面临着经济困境，每月需要填补三到五万日元的日常开销，而风俗业成了她们无奈的选择 。在风俗业中，女性遭受剥削和虐待的情况屡见不鲜。一些中介公司通过欺骗性招聘手段吸引女性进入风俗业，从中谋取暴利。许多女性因家庭因素被迫入行，如偿还债务、养育孩子等 。她们在行业中处于弱势地位，缺乏基本的劳动保障和权益保护，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

疾病传播也是日本风俗业带来的一个严峻问题。由于风俗业从业者频繁的性接触，使得性病传播的风险大增。据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的数据显示，自 2021 年以来，梅毒感染病例数快速上升，2023 年更是飙升至 14906 例，而 2024 年截至 9 月 15 日，新增病例已达 10162 例，预计将再创历史新高 。年轻人甚至在社交媒体上流行起 “晒梅毒”，将疾病视作一种炫耀的资本，这不仅误导了其他年轻人，还可能导致真正的梅毒患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加剧了疫情的恶化 。

风俗业还与人口贩卖等犯罪活动紧密相关。网上有不少打着海外高薪工作旗号的招聘，事实上是让女孩们跨国卖春，原本风俗业发达的日本成了最大的供应地 。日本女性被引渡到中国香港、美国、澳大利亚、韩国等地进行性交易，她们在异国他乡遭受着暴力、威胁和剥削，人身安全得不到任何保障 。

从社会道德层面来看，风俗业的存在对家庭和社会价值观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它破坏了传统的家庭观念，导致夫妻关系紧张，家庭破裂的案例增多。在日本，男性嫖娼行为相对普遍，这对家庭的稳定造成了威胁。风俗业所宣扬的金钱至上、享乐主义的价值观，也对年轻人的思想产生了不良影响，扭曲了他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日本政府在法律规制和监管方面做出了努力。《卖春防止法》明确禁止性交易，对卖春行为制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 。《风俗营业的规制与业务适当化等相关法律》则对风俗业进行了规范和管理，试图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风俗业的发展，减少其负面影响 。然而，这两部法律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使得风俗业得以在法律的灰色地带繁荣发展。一些商家利用法律的漏洞，从事非法的性交易活动，逃避法律的制裁。政府的监管力度也存在不足，难以有效地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社会组织在保护女性权益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一些非政府组织致力于为从事风俗业的女性提供帮助和支持，帮助她们摆脱困境，重新回归正常生活。它们为女性提供职业培训、心理咨询等服务，帮助她们提升自身能力，寻找其他就业机会。这些组织还积极呼吁社会关注女性权益问题，推动政府加强对风俗业的监管，保护女性的合法权益。

民众对风俗业的看法存在较大的争议。一部分人认为风俗业是一种合法的娱乐产业，能够带动经济发展，提供就业机会，他们对风俗业持宽容的态度。另一部分人则坚决反对风俗业，认为它违背了社会道德和伦理规范，对社会风气产生了负面影响。他们呼吁政府加强对风俗业的取缔和打击，恢复社会的道德风尚。这种争议反映出日本社会在价值观上的分歧，也使得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来源：细看历史三棱镜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