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府谷苍贺峁遗址出土了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其中典型陶器有蛇纹鬲、鼓腹罐、三足瓮、盆形甗、敞口盆等。本文通过分析苍贺峁遗存的特征，并与典型朱开沟文化遗存进行对比，认为苍贺峁遗址是一处文化内涵单一的朱开沟文化遗存。结合已发掘及调查的其他同类遗址，进一步确定了朱开沟文

摘要：府谷苍贺峁遗址出土了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其中典型陶器有蛇纹鬲、鼓腹罐、三足瓮、盆形甗、敞口盆等。本文通过分析苍贺峁遗存的特征，并与典型朱开沟文化遗存进行对比，认为苍贺峁遗址是一处文化内涵单一的朱开沟文化遗存。结合已发掘及调查的其他同类遗址，进一步确定了朱开沟文化的内涵及其核心分布区位于陕、晋、蒙三省交界处；并通过比对陶器组合、房址建造技术与布局等，认为朱开沟文化的主要源头应为石峁文化。

1977～1984年，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共进行了四次考古发掘，出土了丰富的龙山晚期至早期青铜时代的考古学遗存。发掘者将其命名为“朱开沟文化”[1]。其后，众多学者就朱开沟遗址的性质展开了激烈地讨论[2]，主要争论点在于朱开沟遗址内以双鋬鬲为代表的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的遗存是否应归入朱开沟文化的范畴。时至今日，关于这一问题仍然聚讼不休。

2022年夏，在陕西府谷苍贺峁遗址发掘出土了一批数量丰富、年代集中、陶器组合特征鲜明的朱开沟文化遗存，为我们重新探讨朱开沟文化的若干问题提供了可能。本文即以苍贺峁遗址朱开沟文化遗存为突破口，对河套地区已发掘的朱开沟文化遗存进行对比分析，着重探讨朱开沟文化的内涵、分布范围、起源等问题。

一、苍贺峁遗存的特点

（一）遗址概况

苍贺峁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府谷县苍贺峁村北部，东距黄河11千米，西北距朱开沟遗址约82千米。202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苍贺峁遗址进行了全面揭露。共清理朱开沟文化时期房址2座、灰坑46座。遗迹分布于一座叫作“槐树坪”的圆形山峁顶部和南坡之上，残存面积约1万平方米[3]。

（二）遗迹

发现2座房址及46座灰坑。2座房址位于发掘区中部，保存状况较差，南侧均被修筑梯田时的断坎所破坏，残存部分呈半地穴式，活动面经过火烤。房址平面呈“凸”字形，门道朝向西北。房址内填土较为纯净，仅出土少量破碎陶片。46座灰坑平面形状以椭圆形（近椭圆形）为主，25座；其次为圆形（近圆形），13座；少量为不规则形、近半椭圆形等。剖面以袋状为主，20座；其次为筒状，16座，另有10座为坑状。

遗迹的层位关系简单，均开口于②层下，打破生土。除部分灰坑被清代墓和现代沟打破外，仅发现2组打破关系：H8→H9，H4→H5→H7。灰坑内出土器物组合相同，为同时期遗存。

（三）遗物

灰坑内出土了丰富的遗物，以陶器为主，石器次之，另有少量骨器。陶质以泥质陶为主，约占55%，夹砂陶约占45%；陶色以灰陶占绝大多数，仅有少量褐陶、褐胎灰皮陶、黑陶等；纹饰以细绳纹占绝大多数，占比达85%，其次为素面，另有少量蛇纹、刻划纹、附加堆纹等。常见陶器为蛇纹鬲、高领鬲、鼓腹罐、三足瓮、盆形甗、敞口盆、甑等（图一）。

图一 苍贺峁遗址典型陶器

蛇纹鬲的突出特征为器身装饰蛇纹（蛇状细泥条附加堆纹），直口或敞口，颈部外弧，袋足肥大，口沿处常见器钮或器耳。蛇纹多装饰于颈部、裆部和袋足之上。蛇纹有波折形、直线形等，多成组出现，常见组合为两条直线形蛇纹之间夹一条波折形蛇纹。

高领鬲数量少，敞口，领部较高，束颈，下接袋足。

鼓腹罐较为丰富，有蛇纹鼓腹罐、带钮鼓腹罐、矮领鼓腹罐、高领鼓腹罐等。蛇纹鼓腹罐数量较少，器形较小。典型特征为直口，领部外弧，束颈，腹部圆弧呈球状，平底，器身上先施细绳纹后装饰蛇纹。带钮鼓腹罐器形较小，敞口，束颈，圆鼓腹呈球状，器身饰细密绳纹，口沿处多见对称分布的器钮。矮领鼓腹罐数量较多，器形较大，口近直或敞口，束颈，圆弧腹呈球状，底微内凹，器身饰细绳纹。高领鼓腹罐数量较少，器身较高，领部较长。

三足瓮分为二型，A型为敛口或敛口内折沿，腹部呈蛋形，下接乳状空袋足，器身饰细绳纹，口沿下多修抹成素面。此类三足瓮数量较多。B型为直口，筒形，下接三个实足，通体饰细绳纹。此类三足瓮数量较少，仅发现2件。

盆形甗均为敞口，深腹微弧，束腰，下接袋足。器身饰细密绳纹，唇面多压印绳纹，部分甗上半部附加一对鋬手。

敞口盆典型特征为敞口，颈部微束，腹部微弧，平底。腹部多饰细绳纹，部分敞口盆腹部还附加一对鋬手。

甑多呈盆状，敞口，圆唇，弧腹，平底，底部于烧制前戳出圆孔。

小件器物陶方杯、弧刃石刀（纵剖面呈“逗号”形的石刀）也极具特点，是苍贺峁遗存中的典型器物之一（图二）。

图二 苍贺峁遗址出土部分小件器物

综上，苍贺峁遗址出土遗迹有房址和灰坑两类，但层位关系简单。陶器标本丰富，各个单位中所出的器物组合基本一致，遗存年代集中。典型器物组合为蛇纹鬲、高领鬲、鼓腹罐、三足瓮、盆形甗、敞口盆、甑、折肩罐、方杯与弧刃石刀等。陶器上所饰蛇纹最具文化标识性，细绳纹为最普遍的纹饰，篮纹较少。

以往的考古发现中，河套地区多处遗址出土了与苍贺峁遗址类似的遗存，比如朱开沟[4]、寨子塔[5]、高家坪[6]等遗址中都见有蛇纹鬲、鼓腹罐、三足瓮、盆形甗等陶器，其中朱开沟遗址发掘时间早，出土遗存丰富，最为学界所熟知。朱开沟遗址发掘结束后，发掘者田广金将朱开沟遗址五个阶段遗存统一命名为“朱开沟文化”[7]，从此“朱开沟文化”的命名开始在学界广为传播。苍贺峁遗址出土的以蛇纹鬲为代表的陶器组合多见于朱开沟遗址的三、四段，属于田广金所提典型的朱开沟文化。随着考古学科的发展以及考古资料的不断积累，我们发现以往发掘的朱开沟文化遗址中存在着大量其他时期遗存，遗存性质并不单纯，从而影响了对朱开沟文化内涵的判断。

二、河套地区相关遗存的发现与整合

河套地区发现与苍贺峁遗存类似的遗址有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朱开沟、白敖包、准格尔旗官地、高家坪、寨子塔、南壕、二里半、小庙、石口子、清水河县后城嘴、庄窝坪、白泥窑子、西岔、碓臼沟等，山西偏关老牛湾、大咀、麻地塔、河曲火山、保德寨子、陈家梁、岢岚大化、张家沟等，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皇城台、孙家岔石盖梁等。这些遗址当中有的发现大量以蛇纹鬲为代表的遗存并公布了相关资料，部分遗址仅开展了调查工作或发掘后尚未刊布资料。现择部分具有代表性的遗址进行介绍。

朱开沟遗址出土了丰富的考古学遗存，时间跨度800年[8]。学界对于将朱开沟遗存归属于同一文化争议较大，其中王乐文将朱开沟遗存分为甲、乙两类。甲类遗存典型陶器为双鋬鬲、单把鬲、盉、敛口斜腹甗、器表饰篮纹的三足瓮等（图三）。乙类遗存以饰蛇纹的肥袋足鬲、带钮罐、敞口盆形甗、敞口盆和矮领罐为典型器物，花边鬲、方杯、弧刃石刀也为其典型器物[9]（图四）。

图三 朱开沟遗址甲类遗存

图四 朱开沟遗址乙类遗存典型器物

官地遗址位于准格尔旗黑岱沟乡阳湾自然村西北，其中第五期遗存发现房址3座，均为半地穴式，分为双室和单室两类，居住面均用土铺垫而成。单室房址平面呈“凸”字形；双室房址平面略呈“吕”字形，前室较小，以过道与后室相连。遗物主要是陶器，以夹砂陶为大宗，陶色以灰陶为主，褐胎次之；流行细密绳纹，另外也见少量的附加堆纹、篮纹、戳印纹等。器形有蛇纹鬲、花边罐、鼓腹罐、三足瓮、盆形甗等[10]（图五）。

图五 官地遗址第五期典型陶器

准格尔旗寨子塔遗址第四期遗存共清理房址3、灰坑11、墓葬4座。房址为半地穴式，其中F9门道部分被破坏，残存形状大致呈长方形，居住面为硬黄褐土压成，较平整坚实，地面灶与居住面平齐。墓葬有石棺墓1、瓮棺葬3座。其中W2以1件蛇纹鬲和2件不完整的盆形甗残片组成瓮棺，W1以1件高领绳纹鬲和1件直口罐口部相对成瓮棺。石棺墓M1墓坑内紧贴墓壁以石块垒砌成石棺，墓主仰身直肢，随葬1件四足方杯。出土最多的是各类陶器，陶器纹饰以绳纹占绝大多数，余为素面、划纹、篮纹和附加堆纹等。制法以手制为主。器形有鬲、甗、三足瓮、甑、罐、盆、碗等[11]（图六）。

图六 寨子塔遗址第四期典型陶器

准格尔旗南壕遗址夏段遗存发现有房址、陶窑、灰坑等遗迹。房址12座均为半地穴式，可分为三室、双室、单室三类。房址居住面用灰褐色或黄褐色土铺垫而成。陶器以灰褐陶为主，红褐陶、褐陶占有一定数量，制法以手制为主。纹饰以绳纹为主，见有少量篮纹、素面、附加堆纹、篦纹、划纹等。器形有鬲、甗、瓮、盆、罐、杯、尊、壶等，以鬲、三足瓮、盆最为常见[12]（图七）。

图七南壕遗址第五期典型器物

清水河庄窝坪遗址第四期遗存发现灰坑5座，出土陶器以夹砂灰褐陶为主，夹砂灰陶次之，亦有一定数量的泥质灰陶和灰褐陶。陶质多较疏松，火候不均。纹饰有细绳纹、附加堆纹、压印纹、水波纹等。器形有鬲、甗、瓮、罐、盆、大口尊、钵等[13]（图八）。

图八 庄窝坪遗址第四期陶器

石峁遗址于2019年在皇城台顶部的大台基（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之上发现了一处“蛇纹鬲”遗存时期的下层式石砌院落（一号院落），由一组3座石砌联排式房址和外围的石砌围墙组成，该建筑打破石峁文化时期的大台基。一号院落中出土陶器在质地、纹饰和器形上存在着明显差异，可分为A、B两组。A组器形主要有鬲、盆、高领罐、圆腹罐、三足瓮等，陶器多饰细密绳纹（图九）。B组主要为双鋬鬲、双鋬斝、大口尊、折肩罐、甗等，夹砂陶器多饰粗绳纹，泥质陶器多饰篮纹（图一〇）[14]。

图九 石峁皇城台一号院落A组遗存

图一〇 石峁皇城台一号院落B组遗存

根据以上列举的典型遗址可以发现这些遗址中均掺杂着不同时期的遗存，除了与苍贺峁同时期的夏商阶段遗存外，同遗址内一般还有仰韶、龙山等遗存，尤其是部分学者将与夏商时期遗存时代紧密相连的龙山晚期遗存归于同一支考古学文化。不同于以往发现的朱开沟文化遗址，苍贺峁遗址发掘的48个遗迹单位全部为同一时期遗存，遗存年代集中，不存在其他时期遗存的干扰，对于重新认识朱开沟文化的内涵具有重大意义。

以苍贺峁遗址出土的陶器组合作为参考对象，可以发现朱开沟遗址乙类遗存、官地遗址第五期遗存、寨子塔遗址第四期遗存、南壕遗址夏段遗存、庄窝坪遗址第四期遗存、石峁皇城台一号院落A组遗存当中普遍共存的陶器组合为蛇纹鬲、鼓腹罐、饰细绳纹的三足瓮、盆形甗、敞口盆等。夏鼐在定义考古学文化时曾指出：我们在考古工作中，发现某几种特定类型的陶器和某类型的石斧和石刀以及某类型的骨器和装饰品，经常地在某一类型的墓葬（或某一类型的住宅遗址）中共同出土。这样一群特定类型的器物合在一起，我们叫它为一种文化[15]。由此可见，在上述遗址中重复出现的以蛇纹鬲为代表的陶器组合当属于同一支考古学文化。这批陶器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次之；灰陶占绝大多数，另有少量褐陶、红褐陶、黑陶等；纹饰以细绳纹为大宗，有一定数量的蛇纹、附加堆纹、戳印纹、刻划纹等。陶器组合及风格特征与崔璿所分的朱开沟遗址丙组陶器群、王乐文所提的朱开沟乙类遗存等相同，佐证了其观点。因“朱开沟文化”这一命名早已深入人心，我们仍同意将以蛇纹鬲、鼓腹罐、饰细绳纹的三足瓮、盆形甗、敞口盆等为典型陶器组合的这类遗存命名为朱开沟文化。

以朱开沟遗址甲类遗存、石峁皇城台一号院落为代表的这一类遗存，典型陶器组合为双鋬鬲、单把鬲、敛口斝、敛口甗、管流盉、双耳罐、豆、喇叭口折肩罐、篮纹三足瓮、大口尊等，夹砂陶器流行粗绳纹，而泥质陶器流行篮纹。以前多有学者将这类遗存也归入朱开沟文化的范畴，但该器物群并不见于苍贺峁遗址，与苍贺峁遗址朱开沟文化陶器组合及陶器风格也不相同，说明该类遗存并不属于朱开沟文化。2011年，神木石峁石城发现以后，孙周勇等于2020年提出将以“双鋬鬲”为代表的器物组合命名为“石峁文化”[16]。自此，以朱开沟遗址甲类遗存为代表的这类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的遗存被包括进石峁文化当中，而与朱开沟文化相区别。

根据已有的考古发现可以确定，朱开沟文化的核心分布区为内蒙古中南部的伊金霍洛旗、准格尔旗、清水河县、陕西北部的神木市、府谷县、山西西北部的偏关县、河曲县、保德县等，即陕、晋、蒙三省交界处。但朱开沟文化的实际分布范围要更为广阔。岱海地区的凉城杨厂沟遗址于1988年发现了一批以蛇纹鬲、盆形甗、敞口盆、三足瓮、弧刃石刀等组合的考古学遗存[17]，同年在凉城三道沟遗址也出土了少量蛇纹鬲、盆形甗、三足瓮、花边罐、鼓腹罐等遗存[18]。两处遗址出土的遗存器物组合、文化面貌与朱开沟文化相类似，说明岱海地区也属于朱开沟文化的分布范围。佳县石摞摞山遗址于2003年发掘出土了一批龙山和朱开沟文化遗存，朱开沟文化遗存的陶器主要有蛇纹鬲、盆形甗、小口罐、侈口深腹盆等[19]，说明朱开沟文化分布的南界至少已到达了榆林南部地区（图一一）。

图一一 朱开沟文化典型遗址分布示意图

内蒙古地区相关考古工作开展较早，尤其是准格尔旗和清水河县，依托基本建设项目积极开展考古工作，目前已发现了大量的朱开沟文化遗存，主要分布于南流黄河沿岸及其支流区域。陕西、山西两省关于朱开沟文化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已有的考古工作均表明陕北北部、晋西北地区也是朱开沟文化的重要分布区。

三、朱开沟文化的来源

关于朱开沟文化的来源问题，已有多位学者提出了富有见解的论述。如王乐文认为朱开沟文化是由本地土著因素与二里头文化和下七垣文化因素碰撞、融合而成的[20]。魏坚、冯宝提出朱开沟文化的主体来源于本地区的永兴店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同时期周边文化的影响[21]。虽然多数学者均认为朱开沟文化的主体来源于本地的考古学文化，并融合了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部分因素，但朱开沟文化的主体来源于哪一支考古学文化却存在不同的意见。

解决朱开沟文化的来源问题首先需要确定朱开沟文化的年代。关于朱开沟文化的年代，乌恩岳斯图认为朱开沟文化的年代相当于夏至商前期[22]。赵菊梅通过典型陶器对比推断朱开沟文化年代上限在夏代中期，下限不晚于二里岗上层晚段[23]。祁冰认为朱开沟文化遗存年代上限约在二里头四期至二里岗下层早段之间，下限约相当于二里岗上层晚段或稍晚。从上述各方意见来看，朱开沟文化的上下限仍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但基本认同朱开沟文化处于夏商之际。朱开沟、白泥窑子遗址曾公布了多个测年数据，其中上限为朱开沟H1058木炭测得的BC1875～BC1673，下限为白泥窑子ⅠT8②骨头测得的BC1430～BC1100，其余测年数据分别为朱开沟H5018、H1071与H1073、H1055出土木炭测得的BC1737～BC1521、BC1599～BC1427、BC1527～BC1408[24]。综合各方的研究成果，以及碳十四测年数据，我们推测朱开沟文化的绝对年代大约在BC1800～BC1400，即夏代中期至商代中期。

陕、晋、蒙三省交界地带早于朱开沟文化的遗存为以“双鋬鬲”为代表的一批考古学遗存，关于该类遗存的考古学文化命名，学界曾一度出现较为混乱的局面，包括大口二期文化[25]、永兴店文化[26]、寨峁文化[27]、新华文化[28]等。2020年，孙周勇等系统梳理了河套地区的双鋬鬲类遗存，对以往的考古发现进行了整合，提出“石峁文化”的命名。石峁文化核心分布范围为陕西北部、内蒙古中南部、山西中北部的黄河连片区域，典型陶器组合为双鋬鬲、单把鬲、甗、斝、盉、折肩罐、大口尊、三足瓮等。另外，根据寨峁梁、石峁、碧村等遗址的测年数据推定石峁文化的绝对年代为BC2300～BC1800[29]。由此可见，在分布范围上，石峁文化核心分布区与朱开沟文化核心分布区基本重叠，均为陕、晋、蒙三省交界地区。绝对年代方面，石峁文化的年代下限约在公元前1800年，而朱开沟文化的上限约在公元前1800年，两支考古学文化年代前后相接。

前面已说明朱开沟文化具有其独特的一套陶器组合，而这些陶器究其源头，部分器形的直接源头可以在石峁文化中找到。如三足瓮、甗、花边鬲、高领鬲、鼓腹罐、花边罐、圈足盘等（图一二）。

图一二 朱开沟文化与石峁文化器物比较

三足瓮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河套地区的龙山时代晚期，到朱开沟文化时期继续沿用。朱开沟文化的敛口蛋形三足瓮与直口筒形三足瓮均可在石峁文化中找到相近器形。石峁文化的敛口蛋形三足瓮的典型特征为敛口或敛口内折沿，弧腹呈蛋形，下接三个空袋足，器表饰篮纹，此种形制的三足瓮在石峁文化遗址中普遍存在。直口筒形三足瓮如石峁后阳湾2012W1:2为直口，直腹，圜底，下接三个空袋足，器表饰篮纹[30]。朱开沟文化与石峁文化的三足瓮在外形上基本一致，传承关系明显，最大的区别在于朱开沟文化三足瓮器表均饰绳纹，而石峁文化三足瓮流行篮纹。

花边鬲是朱开沟文化陶器中较为常见的一种器形，因其口沿处附加经过按压的泥条而得名。这种形制的鬲在石峁文化中就已出现，而且已有学者专门论述过花边鬲最早即起源于河套地区的龙山晚期遗存当中[31]。高领鬲数量虽然不及花边鬲，但仍是朱开沟文化陶鬲中的重要器形，其源头同样可以在石峁文化当中寻找。蛇纹鬲是朱开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类，因其器身装饰“蛇状”细泥条附加堆纹而得名。关于蛇纹鬲的来源，虽然至今仍无定论，但李伯谦[32]、李水城[33]等均认为蛇纹鬲的源头就在河套地区。近年来，石峁遗址皇城台大台基南护墙上出土了众多的石雕，石雕图案中占有较大比例的图案即为蛇纹[34]，这或许为我们寻找蛇纹的来源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鼓腹罐是朱开沟文化中常见的一类器形，而且出土数量大，延续时间长。这种陶器在石峁文化中同样存在，比如石峁韩家圪旦F28:1为典型的花边鼓腹罐[35]，寨峁梁2014F26:4、2014F21:17等鼓腹罐腹部呈球形[36]，与朱开沟文化圆鼓腹罐特征相类似。

另外在苍贺峁等遗址部分陶器上还发现了装饰连续分布的“倒三角形”纹饰，这一纹饰较为少见，但在石峁文化时期就已出现，比如寨峁梁2014F21:16敛口罐腹部即装饰两周连续分布的倒三角形纹饰[37]。

遗迹方面，朱开沟文化与石峁文化的居址建筑之间同样存在着传承性。比如石峁遗址皇城台一号院落由一组3座石砌联排式房址和外围的石砌院墙组成，3座房址中位于中间者规模较大，两侧房址倚靠中间大房子缩建而成，其中中间大房子的灶址内出土了1件位于原位的朱开沟文化典型陶鬲[38]。这种石砌房址建筑技术与布局传承了石峁文化时期石砌房址的传统，其联排式的建筑布局特点在属于石峁文化的兴县碧村、清水河后城咀等遗址中就已出现。碧村遗址小玉梁台地中部5座石砌排房以F2为中心，南北两侧各有2座，彼此相连，主次分明[39]。后城咀遗址内城中同样发现5座联排式房址，使用石墙围合成院落[40]（图一三）。另外，朱开沟文化小型居址多为“凸”字形半地穴式建筑，而这一文化因素同样能在石峁文化中找到源头，比如府谷寨山遗址庙墕地点2020F2即为“凸”字形半地穴式[41]。还有墓葬，朱开沟文化墓葬可分为竖穴土坑墓、石棺墓与瓮棺葬三类，三种墓葬形制均见于石峁文化当中，并且数量巨大[42]。

图一三 朱开沟文化与石峁文化房址比较

由上述分析可见，无论是陶器组合、器形、纹饰等特征，还是房址建造技术与布局、墓葬形制，朱开沟文化的主要源头均为同处于河套地区的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的石峁文化，但其形成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吸收了周边地区同时期遗存的影响。对于朱开沟文化中的外来文化因素，已有多位学者有过精彩的论述，均倾向于认为朱开沟文化受到了二里头文化、下七垣文化等的影响，此处不再赘述。

四、结 语

府谷苍贺峁遗址的发掘，不同于以往发现的朱开沟文化遗址中混杂着大量其他时期的遗存，从而影响朱开沟文化内涵的判断。苍贺峁遗址发掘的48个遗迹单位全部为朱开沟文化遗迹，而且遗迹间的层位关系简单，出土的器物组合丰富且典型。苍贺峁遗址陶器组合包括蛇纹鬲、鼓腹罐、三足瓮、盆形甗、敞口盆等，文化特征明显。结合河套地区出土的同类遗存，可以确定苍贺峁遗存陶器组合为朱开沟文化的典型代表，而以朱开沟遗址甲类遗存为代表的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遗存则属于石峁文化。

根据遗存的分布范围，目前可以确定朱开沟文化的核心区为陕、晋、蒙三省交界处，北可达岱海地区，南可至榆林南部地区，而苍贺峁遗址正处于这一范围的核心区域。相关的碳十四测年数据表明，朱开沟文化的年代上限大概在夏代中期，下限可至商代中期。

通过对比陶器器形、纹饰风格、建筑技术布局、墓葬形制等方面，可以确定朱开沟文化的直接源头为同处河套地区、年代大概在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的石峁文化。朱开沟文化在其形成过程中还吸引了部分二里头文化、下七垣文化等周边文化的部分因素。比如敞口盆、盆形甗等陶器来源于下七垣文化，方杯、双系罐等陶器出自二里头文化[43]。

关于朱开沟文化的流向问题，学界尚无定论，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朱开沟文化发展成为李家崖文化[44]；第二种观点认为朱开沟文化在本地发展成为西岔文化[45]；还有学者认为朱开沟文化分崩离析后，部分因素东徙，成为围坊三期文化和魏营子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部分因素南向，发展成为李家崖文化；还有部分因素遗留下来，为西岔文化所吸纳[46]。囿于目前考古发掘材料，对于朱开沟文化的流向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相关问题有待日后考古材料进一步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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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府谷苍贺峁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25(7).以下引用苍贺峁资料均出自此处，不再另行标注。

[4]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尔多斯博物馆.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278-282.

[5]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准格尔旗寨子塔遗址[C]∥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280-326.

[6]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准格尔旗高家坪遗址[C]∥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261-271.

[7]同[1].

[8]同[4]:278-286.

[9]王乐文.论朱开沟遗址出土的两类遗存[C]∥边疆考古研究（第3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42-83.

[10]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准格尔旗官地遗址[C]∥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85-199.

[11]同[5]:280-326.

[12]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准格尔旗南壕遗址[C]∥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205-224.

[13]乌兰察布博物馆，清水河县文物管理所.清水河县庄窝坪遗址发掘简报[C]∥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165-178.

[1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皇城台“蛇纹鬲”遗存石砌院落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22(2).

[15]夏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J].考古，1959(4).

[16]孙周勇，邵晶，邸楠.石峁文化的命名、范围及年代[J].考古，2020(8).

[17]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凉城县杨厂沟遗址清理简报[J].内蒙古文物考古，19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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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考古与文物》 2025年 第7期

来源：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