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同治十年春，江南的雨总来得缠绵，像扯不断的银丝，织成一张灰蒙蒙的网，罩在长江上空。江水裹挟着上游的泥沙，在南京段江面涨得满满当当，浑浊的浪头拍打着堤岸，发出“轰隆”的闷响，溅起的水花落在堤边的枯草上，很快就结成了一层薄冰。岸边的芦苇丛被淹没了大半，只剩下枯黄的

十八画原创小说之《曾国藩传奇》（第51~55章，共100章）

第五十一章 同治十治江

同治十年春，江南的雨总来得缠绵，像扯不断的银丝，织成一张灰蒙蒙的网，罩在长江上空。江水裹挟着上游的泥沙，在南京段江面涨得满满当当，浑浊的浪头拍打着堤岸，发出“轰隆”的闷响，溅起的水花落在堤边的枯草上，很快就结成了一层薄冰。岸边的芦苇丛被淹没了大半，只剩下枯黄的穗子在水里摇晃，像垂头丧气的败兵；连带着江堤下的几户农家，墙根都浸在水里，泛着潮腐的霉味，墙角的青苔长得疯了似的，爬满了半面墙，甚至钻进了窗缝，屋里的桌椅都透着一股湿冷的潮气。

曾国藩刚回任两江总督不足半年，天津教案的骂声还像针一样扎在他心里——那些“卖国贼”的标语、街头孩童的童谣、士大夫的谴责信，时常在他梦里浮现。可那天清晨，当他站在江边，看到老农在水里捞着腐烂的稻秆时，所有委屈都被他狠狠压进了心底。他想起《孟子》里“民为贵，社稷次之”的话，比起自己的名声，百姓的死活才是眼下最紧要的事。这长江水患，是江南百姓多年的心病，咸丰年间他任两江总督时，就想彻底整治，却因太平天国战乱搁置，如今重掌此地，他绝不能再让百姓受这份罪。

那天清晨，天刚蒙蒙亮，鸡叫的声音还在南京城上空回荡，他没带仪仗，只让亲兵老周撑了艘乌篷船。船篷是旧的，帆布上打了好几块补丁，风一吹就“哗啦”作响；船桨是老周用了十年的杨木桨，桨柄被磨得光滑发亮。船行至八卦洲附近，风渐大，江水拍打着船舷，溅起的水花打湿了他的袍角，寒意顺着布料渗进骨子里，冻得他指尖发麻。他扶着船帮，望着远处漫过堤岸的江水，只见几亩稻田被淹得只剩稻穗尖，黄绿色的稻穗泡在水里，已经开始腐烂，散发着淡淡的腥气，连鱼都不肯靠近。

一个老农正挽着裤腿，在齐膝深的水里徒劳地捞着倒伏的稻秆。老农的裤腿卷到膝盖，露出的小腿上满是冻疮，红肿的皮肤裂开了几道口子，渗着血丝。他弯腰的动作越来越慢，每捞起一把稻秆，都要喘口气，脸上满是绝望，像尊被雨水打垮的泥塑。曾国藩让老周把船靠岸，踩着泥泞走过去——烂泥没到脚踝，每走一步都要费很大力气，他的官靴很快就沾满了泥，靴底的防滑纹里塞满了湿土，走起路来一滑一滑的。

老农见他穿着长衫，袖口却挽着，手里还提着沾满泥的靴子，不像个养尊处优的官员，起初带着戒备，手里紧紧攥着稻秆，像是怕他来抢最后一点收成。直到老周上前，声音放得极轻：“老人家，这是两江曾总督，来看看江堤的情况。”老农的身子猛地一震，手里的稻秆“啪嗒”掉在水里，随即“扑通”一声跪下，浑浊的泪水顺着皱纹往下流，嘴里念叨着：“大人，您可来了！这水都淹了三次了！去年刚修的堤，官差说能挡十年洪水，结果今年就塌了，俺家的存粮全泡了，俺孙子还发着烧，连块干饼都吃不上，这日子，没法过了啊！”

曾国藩赶紧扶起老农，指尖触到对方冰凉的手，像摸到一块冰，心里一阵发沉。他蹲下身，摸了摸被水泡软的堤土，土块一捏就碎，里面还掺着不少沙子——原来之前地方官修堤时，为了省银子，用的都是江边的沙质土，连夯土都没夯实，所谓的“十年防洪”，不过是糊弄百姓的空话。他站起身，拍了拍老农身上的泥，声音不高，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坚定，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老人家，你放心，这次我亲自盯着，选最好的黄土，掺上石灰，一层一层夯实，定让这堤坝能挡得住洪水，保你们安稳过日子。你孙子的病，我让人去请大夫，药钱我来出。”

老农愣了愣，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浑浊的眼睛里泛起光，随即又跪下磕头，额头磕在泥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嘴里反复念叨着“谢大人，谢大人”，泪水混着泥水，在脸上淌出两道黑痕。曾国藩再次扶起他，看着远处被淹的农田，心里暗暗发誓：这次若修不好江堤，我曾国藩无颜面对江南百姓，更无颜面对孔孟先师。

回到总督署，他立刻让人传讯沿江各府的知府、知县，还有治水的幕僚，开了整整一天的治江会议。议事厅里气氛凝重，烛火的光映在官员们的脸上，有的面露难色，有的眼神躲闪。江宁知府周大人搓着手，犹豫了半天，才低声说：“大人，修堤需银二十万两，江南去年刚遭旱灾，藩库本就空虚，今年又要给江南制造局拨钱买洋机器、付洋匠工钱，怕是……”话没说完，就被曾国藩打断，他猛地一拍桌子，震得茶杯都晃了晃，茶水溅在案上的公文上：“百姓的命比银子重要！藩库的银子不够，就从江南制造局的备用经费里挪五万两，再不够，我私人的养廉银也能捐出五千两——我一年的俸禄不过一万两，这点钱虽少，也算我的心意！总之，堤必须修，而且要修好，谁要是敢在里面动手脚，贪墨一分银子，别怪我不讲情面，按律严惩！”

议事厅里鸦雀无声，没人再敢提“没钱”的话。曾国藩放缓了语气，从袖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纸，展开是他连夜画的治江草图，上面用红笔圈出了十几处薄弱堤段。他指着草图，开始细说治江方案：“第一步，派三个得力幕僚分赴上游的安庆、中游的南京、下游的苏州，逐段勘察河道，每一处都要测水深、验土质，画详图注明，三天内必须报回总督署；第二步，从湖南调来擅长筑堤的老工匠，他们修过洞庭湖的堤，知道怎么选土、怎么夯实，就用洞庭湖的法子，选黏性大的黄土混合石灰，比例是三比一，这样筑出来的堤才结实，能经得住洪水冲刷；第三步，在堤岸外侧种上柳树，柳树的根须能牢牢抓住泥土，起到护堤的作用，还能遮阳挡雨，等柳树长成了，就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最后，让赵烈文负责监工，每天派人上报施工进度和经费使用情况，一笔一笔记清楚，账本要随时能查，一旦发现贪腐，不管是谁，立刻革职查办！”

赵烈文站在一旁，补充道：“大人，我还建议在每段堤上立块石碑，刻上负责官员的名字和完工日期，将来要是出了问题，直接找责任人，这样官员们才不敢懈怠。”曾国藩点头：“这个主意好，就这么办！”

方案定下来后，开工那天，曾国藩特意换上粗布短褂，是妻子欧阳氏给他缝的，领口都磨出了毛边。他去了江堤工地，民工们大多是受灾的百姓，有的家里的房子被淹了，有的粮食全泡了，听说修堤能保家园，还能每天挣五十文钱、管三顿饭，都来得积极。工地上到处是夯土的号子声，“夯啊夯，筑高堤，江水再也淹不了地！曾大人，办实事，咱们百姓有盼头！”声音粗粝却响亮，在江面上回荡。

曾国藩走到一个夯土的民工身边，那民工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叫陈二柱，脸上满是汗水，顺着下巴往下滴，砸在泥地上溅起小水花。他手里的木夯有十几斤重，每夯一下，胳膊上的青筋都绷得紧紧的。曾国藩接过木夯，跟着号子声一起用力，“嘿哟！嘿哟！”夯土的声音沉闷而有力，震得他手臂发麻，肩膀也隐隐作痛——他年轻时在湘乡种地，也用过夯，可现在年纪大了，体力早就不如从前。

民工们见总督亲自干活，士气更高，号子声传遍了江岸边，连远处的渔船都停下了，渔民们站在船头往这边看。陈二柱愣了愣，赶紧上前：“大人，这活粗，您别累着！您要是累倒了，谁给咱们做主修堤啊！”曾国藩笑着摇头，把木夯递还给陈二柱：“大家都在为家园出力，我怎么能例外？你们才是最辛苦的，要是没有你们，这堤怎么能修起来？”他一边擦汗，一边和陈二柱聊天，问他家在哪里，家里有几口人。当听说陈二柱的母亲还在临时搭建的草棚里住着，他立刻让老周去安排，把草棚换成结实的木屋，还让人送些棉衣和粮食过去。

可施工到一半，又出了岔子。下游的镇江段，有个姓王的地主，叫王怀安，仗着和漕运总督完颜崇厚是拜把子兄弟，在当地横行霸道。他的几亩菜地紧挨着江堤，正好在需要加固的地段，要是不修进去，整个镇江段的堤就有个缺口，江水一来还是会淹。镇江知县几次上门交涉，都被王怀安骂了回去，他还带着家丁守在菜地边，手里拿着锄头，放话说“谁敢动我的地，我就告到京城去，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甚至把知县带来的文书都撕了。

曾国藩听说后，当天就带着两个幕僚去了镇江。王怀安见他来了，一点都不慌张，还摆起了地主的架子，在院子里摆了张太师椅，慢悠悠地喝茶，身边站着两个凶神恶煞的家丁。“曾大人，”王怀安呷了口茶，语气傲慢，“这地是我祖上传下来的，康熙爷那会儿就有文书，凭什么让给你们修堤？再说，我和完颜大人是兄弟，你不给我面子，也得给完颜大人面子吧？”

曾国藩没跟他废话，让幕僚拿出一叠账本，“啪”地摔在桌上，账本散开，露出里面的记录：“王老爷，这是你历年偷税漏税的账本，光去年就漏了两千两；还有你强占佃户土地的凭证，有十几户人家的地被你抢了，佃户李老栓因为反抗，还被你家丁打断了腿——这些事，你以为没人知道？”他顿了顿，眼神锐利如刀，“我要是把这些东西送到京城，你觉得完颜大人还能保得住你？”

王怀安的脸瞬间白了，手里的茶杯“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茶水溅在他的官服上，留下一大片湿痕。他赶紧起身，脸上挤出谄媚的笑，连连作揖：“曾大人，误会，都是误会！这地我让，我马上让！我还捐五百两银子助修堤，您千万别跟完颜大人说……”曾国藩冷笑着说：“你捐的银子，就用来给民工买肉吃，让大家能多补充点体力。记住，百姓的地，不是你用来仗势欺人的资本；这江南的百姓，也不是你能随便欺负的！”

就这样，从春到秋，曾国藩几乎每月都要去江堤视察，有时遇到暴雨，他甚至整夜守在堤上。有次暴雨下了三天三夜，江水涨得快平堤了，南京段的一处堤段突然出现了管涌，浑浊的江水从洞里冒出来，像小喷泉一样。曾国藩披着蓑衣，戴着斗笠，站在雨中，指挥民工扛沙袋堵洞。雨水顺着他的头发往下流，模糊了视线，他就用袖子擦一擦；蓑衣被雨水泡透了，重得像块铅，他也不肯退半步。亲兵想给他披件干衣服，他却摆手：“先给民工披，他们比我辛苦，要是冻病了，谁来修堤？”

结果那天淋了雨，他得了风寒，咳嗽不止，夜里咳得睡不着，只能靠坐着喘气。幕僚劝他回署休养，他却摇头：“堤没修好，我怎么能回去？万一出了岔子，百姓又要遭罪，我良心不安。”第二天一早，他还是撑着去了工地，脸色苍白得像纸，却依旧仔细查看每一段堤，直到确认没有问题，才放心回署。

直到十月，长江堤坝终于全部完工。新修的堤岸又高又厚，有两丈多高，五丈多宽，堤顶还铺了一层石板，方便行人走动；外侧的柳树也抽出了新枝，嫩绿的叶子在风中摇晃，像一道绿色的屏障护着江南。曾国藩站在堤上，看着平静的江水，心里满是欣慰——这半年的辛苦，值了。

那年冬天，长江水又涨了一次，比春天还高，浪头拍在堤上，却再也没漫过堤岸。岸边的百姓们提着点心、米酒，还有自己种的蔬菜，挤满了总督署门口。有个老人带着五岁的孙子，手里拿着一串糖葫芦，非要送给曾国藩：“大人，这糖葫芦甜，您尝尝！要不是您修了堤，俺家孙子今年冬天就得在水里过了！”曾国藩笑着接过糖葫芦，分给身边的幕僚和亲兵，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只要百姓能安居乐业，我就满足了。”

他站在署门口，望着远处平静的长江，心里想着：治国如治水，既要顺势而为，疏浚河道，不能硬堵；又要实心实意，筑牢根基，不能敷衍。这江堤，不仅挡住了洪水，也挡住了百姓对官府的失望，更守住了他作为“父母官”的初心——他这辈子，或许做过让自己遗憾的事，但在这件事上，他问心无愧。

七律·治长江

同治十年治长江，勘察河道定良方。

修筑堤坝防洪水，疏浚水道畅江流。

制定防汛新章程，规范工作有序忙。

水患缓解民安乐，百姓称赞曾公良。

第五十二章 关注农桑业

同治十年夏，南京郊外的稻田里，暑气像蒸笼一样往上冒，空气里弥漫着泥土和稻禾的味道，混杂着一丝汗水的咸涩。太阳挂在头顶，像个大火球，晒得地面发烫，脚踩上去都觉得灼人；路边的狗趴在树荫下，吐着舌头喘气，连蝉鸣都变得有气无力。一个老农正弯着腰，用老式的直辕犁耕地，那犁是用硬木做的，又沉又笨，犁头锈迹斑斑，深陷在土里，像咬着不放的野兽。老农拽着犁绳，脸憋得通红，额头上的汗水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掉，砸在泥土里，瞬间就被吸干；他每走一步都要喘口气，脚步越来越慢，腰弯得越来越低，像是随时会倒下。

曾国藩带着幕僚薛福成路过，坐在轿子里就听见了老农的喘气声。他赶紧让轿夫停轿，轿帘一掀开，一股热浪就涌了进来，烫得他脸颊发疼。他走下轿子，脚下的青石板还带着太阳的余温，烫得他鞋底发疼；身上的长衫很快就被汗水浸湿，贴在背上，难受得很。他让亲兵去借来那把直辕犁，自己试着扶了扶——犁杆粗得像碗口，上面满是老茧和划痕，显然用了很多年；他双手用力，脸都憋红了，也只拉动了半步，胳膊就酸得不行，像灌了铅一样。

“老人家，”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走到老农身边，声音放得轻缓，“这犁用着这么费力，怎么不换个新的？”老农直起腰，捶了捶后背，发出“咯吱”的响声，他叹了口气，声音沙哑得像砂纸摩擦木头：“大人，不是不想换，是没见过好犁啊！俺们祖祖辈辈都用这个，从俺爷爷的爷爷开始，就这么耕，再累也只能认了。再说，新犁听说贵得很，一两银子一具，俺们庄稼人，一年到头也挣不了几两银子，哪买得起？”

曾国藩听了，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了一样——江南是鱼米之乡，朝廷的漕粮有一半来自这里，可百姓却还在用几百年前的旧农具，辛苦一年，收的粮食除了缴租，剩下的只够勉强糊口，遇到灾年，更是要饿肚子。他想起自己在湘乡老家种地时，父亲曾麟书也用过类似的犁，那时他就觉得费力，可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江南的农民还在受这份罪。他当即决定，要在江南推广新的农具和耕作技术，让百姓省力，多打粮，能真正吃饱饭。

他先让人从浙江运来几十具曲辕犁——这种犁是唐朝就有的改良农具，比直辕犁轻便一半，犁头是铁铸的，锋利耐用，还能调节深耕浅耕，浅可种麦，深可种稻，特别适合江南的黏性土壤。可没想到，推广时却遇了不小的阻力。

那天，他让人把曲辕犁摆在南京城外的空地上，邀请附近的农民来看。不少农民围着新犁，议论纷纷，有的伸手摸了摸犁头，又赶紧缩回去，像是怕被烫到；有的则摇着头，满脸怀疑。有个头发花白的老秀才，穿着洗得发白的长衫，摇着扇子说：“这犁看着怪模怪样的，犁杆是弯的，肯定不如老犁好用！古法不可变，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怎么能随便改？咱们还是守着老祖宗的法子好，免得招灾！”还有个中年农民，抱着胳膊说：“这是不是洋人的东西？前几年洋鬼子的教堂闹得那么凶，用了洋人的东西，会不会得罪老天爷？”

曾国藩没强迫大家用，也没跟他们争辩。他让人在总督署的后院开辟了一块两亩地的试验田，把一半地用曲辕犁耕，一半地用老犁耕，种上同样的麦种。他每天清晨都去试验田，带着幕僚一起干活——耕地、播种、施肥，每一步都亲力亲为。有次耕地时，他不小心崴了脚，疼得额头冒汗，却还是坚持把地耕完，最后是被幕僚扶着回署的。

农民们见总督这么上心，渐渐有人开始好奇，站在田埂上看。有个叫王二的农民，家住附近的王家村，家里有三亩地，每天都来田埂上蹲一会儿，看着试验田里的麦苗一天天长大。半个月后，试验田里的麦苗有了明显差别：用曲辕犁耕的那半地，麦苗长得又壮又齐，绿油油的，比用老犁种的高出一截，叶子也更厚实；用老犁耕的那半地，麦苗稀稀拉拉的，有的还发黄，看起来没什么精神。

王二看在眼里，心里渐渐动了心。他鼓起勇气，找到曾国藩，小声说：“大人，俺想借一具新犁试试，要是不好用，俺再还给您行不行？”曾国藩笑着点头：“当然行！你尽管拿去用，要是有不懂的地方，就来问我，或者问浙江来的老农。”

王二借了曲辕犁，回家试着耕自家的三亩地。没想到，用新犁耕地，比用老犁快了三天，还省了不少力气——以前用老犁，他每天只能耕半亩地，累得腰都直不起来；现在用新犁，一天能耕一亩地，晚上回家还能帮媳妇喂猪。更让他惊喜的是，到了麦子成熟的季节，他家的收成比去年多了两成，装麦子的麻袋堆得像小山一样，连粮仓都装不下了。

王二特意拉着一麻袋新收的麦子来谢曾国藩。麦子颗粒饱满，金黄发亮，捧在手里沉甸甸的。“大人，这新犁真好！”他激动得声音都发抖，眼圈通红，“今年俺家不仅够吃，还能卖些银子给娃娶媳妇！您真是俺们的救命恩人！”曾国藩笑着接过麦子，抓了一把放在手里，说：“这不是我的功劳，是新犁的功劳，更是你自己勤劳的功劳。只要能让大家过上好日子，我做什么都愿意。”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江南各地。来要曲辕犁的农民越来越多，总督署门口每天都挤满了人。曾国藩让人在南京、苏州、常州等地设了十几个铁匠铺，请来浙江的铁匠，仿制曲辕犁，免费发给百姓。他还请浙江来的老农，在每个县都办了“农具学堂”，手把手教大家使用曲辕犁——从如何调整犁头深度，到如何保养犁具，如何根据土壤情况换犁尖，都讲得清清楚楚。有个老农还编了口诀：“曲辕犁，弯又轻，深耕浅耕随你定；调犁尖，保犁身，年年丰收享太平。”农民们跟着念，很快就学会了。

不到半年，江南地区就有上万农民用上了曲辕犁，粮食产量比往年平均提高了一成五。苏州知府上报说，今年苏州的漕粮比去年多缴了三万石，百姓们不仅不抱怨，还主动多缴了一些，说“多亏了曾大人的新犁，俺们有粮了，也该为朝廷出点力”。

解决了耕种的问题，曾国藩又把目光放在了养蚕业上。江南自古产丝，有“丝绸之乡”的美名，苏州、杭州的丝绸曾远销海外，可近年来蚕病频发，蚕宝宝动不动就浑身发黄、死亡，有的蚕农甚至颗粒无收，不少人都改种粮食了。他听说浙江湖州的蚕农有防治蚕病的法子，便亲自去了湖州。

湖州的蚕农里，有个叫沈老的老人，七十多岁了，头发花白，背有点驼，却精神矍铄。他养了一辈子蚕，治蚕病的手艺是祖传的，附近的蚕农遇到问题，都来请教他。曾国藩找到沈老时，他正在蚕室里查看蚕宝宝，手里拿着一根细毛笔，轻轻给蚕宝宝刷叶子，动作轻柔得像在照顾孙子。

沈老起初不肯外传技术，皱着眉头说：“大人，不是俺小气，这手艺是俺家传下来的，俺爹临死前跟俺说，不能外传，不然俺们吃饭的本事就没了，俺的儿孙们怎么办？俺孙子还等着俺养蚕的钱去学堂读书呢！”曾国藩没急着说服他，而是在沈老家住了三天。他每天跟着沈老去蚕室，帮着喂蚕、打扫蚕沙、调节蚕室的温度，听沈老讲养蚕的故事——讲他年轻时遇到大蚕瘟，全村就他家的蚕活了下来；讲他怎么改进消毒的法子，让蚕病越来越少。

有天晚上，两人坐在院子里乘凉，沈老说起自己的孙子，眼神里满是骄傲：“俺孙子聪明，上次学堂考试考了第一，先生说他是块读书的料，可俺家没钱，只能让他先在家里帮着喂蚕。”曾国藩听了，心里一动，说：“沈老，您要是愿意传技术，我出钱让您的孙子去最好的学堂，不仅学费全免，还给他发生活费；我还帮您联系上海的洋行，保证您的蚕丝能卖个好价钱，比往年高两成——您看怎么样？”

沈老愣了愣，看着曾国藩真诚的眼神，沉默了半天，终于点了点头：“大人，俺信您！俺把手艺传出去，只要能让俺孙子读书，让其他蚕农不再受蚕病的苦，俺就值了！”

沈老答应后，带着五个最有经验的蚕农，跟着曾国藩去了江南各地。他们在苏州、杭州、常州等地办了十几所蚕桑学堂，每所学堂都有专门的蚕室，养着不同阶段的蚕宝宝，方便蚕农学习。沈老教蚕农们选蚕种——要选那些个头大、颜色白、活泼好动的蚕种，这样的蚕宝宝抗病能力强；教他们消毒蚕室——用石灰水刷墙，用艾草熏烤蚕具，杀死病菌；教他们控制温湿度——蚕宝宝小时候要温暖些，温度保持在二十八度左右，长大后要稍微凉快，保持在二十五度，湿度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太高容易生病，太低蚕宝宝会干死；还演示了如何识别蚕病的早期症状，比如蚕宝宝身上出现小黑点、不吃叶子、行动迟缓，就要及时隔离，防止传染，严重的还要烧掉，避免扩散。

曾国藩也常去蚕桑学堂，坐在一旁听，遇到不懂的就问，笔记本记了厚厚的一本。有次，沈老教大家给蚕宝宝喂桑叶，说“桑叶要洗干净，晾干，不能带水，不然蚕宝宝会拉肚子”，曾国藩赶紧记下来，还在旁边画了个小桑叶，标注“洗、晾、无水印”。有个年轻的蚕农笑着说：“大人，您比俺们学得还认真！”曾国藩笑着说：“活到老，学到老，这些手艺都是宝贝，我得多学学，将来才能更好地帮大家。”

有次，苏州的蚕农李阿妹慌慌张张地跑到蚕桑学堂，哭着说：“沈老，曾大人，俺家的蚕宝宝得了病，身上有黄斑点，不吃叶子，您快去看看吧！”沈老和曾国藩赶紧跟着去李阿妹家。到了蚕室，沈老仔细查看了蚕宝宝，说：“别怕，是轻微的蚕瘟，还能治。”他让李阿妹用石灰水消毒蚕室，把病蚕挑出来放在火里烧掉，再给健康的蚕宝宝喂些加了艾草汁的桑叶。过了两天，李阿妹的蚕宝宝果然好了，她抱着沈老哭：“沈老，谢谢您！曾大人，谢谢您！要是没有您请沈老来，俺今年就全赔了，俺家娃的学费都没着落了！”

为了让蚕农能卖出好价钱，曾国藩亲自去了上海。上海的洋行很多，英、法、美等国的洋行都在这里收购丝绸，可他们总是压低价格，欺负蚕农不懂外语、不懂市场。曾国藩找到最大的几家洋行，拿出江南蚕丝的样品——那是沈老和李阿妹等人养的蚕吐的丝，色泽鲜亮，手感顺滑，比洋行带来的外国蚕丝还好。

洋行的老板起初还想压价，说“江南的蚕丝质量不稳定，我们要承担风险，价格不能太高”。曾国藩没生气，而是让人当场用江南蚕丝织了一小块丝绸，丝绸织好后，他递给洋行老板：“您看看，这质量是不是比你们的好？我们可以保证，只要你们给出合理的价格，我们每年都能提供稳定的货源，而且质量只会更好，不会更差。要是你们压价，以后就别想再收江南的蚕丝——江南的蚕农已经商量好了，要成立蚕丝行会，统一价格，不会再让你们随便欺负。”

洋行老板看着手里的丝绸，又看了看曾国藩坚定的眼神，知道他不是在说空话，最终同意了，给出的价格比往年高了两成。

那年秋天，江南的蚕丝产量比往年翻了一倍，蚕农们的收入也涨了不少。不少改种粮食的农民又重新种起了桑树，蚕桑业渐渐恢复了往日的繁荣。曾国藩去田间视察，见桑树枝繁叶茂，蚕农们忙着摘桑叶，脸上满是笑容，有的还哼着小曲；蚕室里，蚕宝宝吃桑叶的声音“沙沙”响，像轻快的音乐。他心里满是欣慰——农桑是国家的根基，百姓有饭吃、有衣穿，天下才能太平，这比打胜仗更让他踏实。

有天晚上，他在日记里写道：“农桑之事，看似微小，实则关乎民生根本。民以食为天，以衣为地，食足衣暖，方能知礼仪、守规矩，天下方能安定。吾推广新具、传新技术，非为邀功，非为名声，只为让百姓能安居乐业，不负‘父母官’之名，不负儒家‘民为贵’之训，不负湘乡老家父亲教我的‘对得起土地，对得起百姓’的道理。”窗外的月光洒在纸上，温柔如水，他想起湘乡老家的农田，想起父亲曾麟书教他耕地的场景——那时候他才十岁，父亲握着他的手，教他如何扶犁，如何播种，说“宽一，咱们庄稼人，要对得起土地，对得起自己的汗水，这样才能有好收成”。无论官至何位，他始终没忘，自己是从田埂上走出来的农家子，没忘百姓的苦，没忘土地的恩。

七律·重农桑

重视农桑谋民生，修复水利助农耕。

推广新具提效率，传授蚕技促丝成。

粮食增产百姓足，蚕丝丰收商户盈。

江南经济渐恢复，曾公之功在民心。

第五十三章 整顿漕运业

同治十年秋，大运河扬州段的水面上，密密麻麻堵着几十艘漕船，像一条长长的黑龙趴在水面上。船身大多是旧的，有的船板都裂了缝，用木板钉着补丁；船帆是灰蒙蒙的，上面沾满了灰尘和水迹。风一吹，船帆发出“哗啦”的响声，像是在叹气。船老大张五站在船头，望着前面一动不动的船队，急得满嘴起泡，嘴唇上的裂口渗着血丝。他手里攥着船票，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这张船票上写着“九月底抵京”，他押运的三十石漕粮，是苏州府要运到京城的官粮，要是误了期限，不仅拿不到十两银子的运费，还要被官府罚银五十两，这可是他一家人半年的生活费，老娘的药钱、娃的学费，都指着这笔钱呢。

更让他头疼的是，漕运衙门的差役又划着小船来了。差役穿着蓝色的官服，衣服上满是油污，歪戴着帽子，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半边脸；手里拿着鞭子，鞭子上还沾着几根干草。他跳上张五的船，一脚踩在粮袋上，粮袋里的麦子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是在抗议。“张老五，”差役的声音粗哑，带着不耐烦，“想快点通行，就得拿五十两银子孝敬孝敬咱们！不然，你们就在这儿堵着吧，等到冬天结冰，看你们怎么去京城！到时候误了期限，可不是罚五十两这么简单了！”

张五的脸涨得通红，像煮熟的虾子。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布包磨得发亮，里面是仅有的二十两银子——这是他昨天刚从当铺里赎回来的，本想给老娘抓药的。他双手递过去，声音带着恳求：“差役爷，您行行好，我就这么多了，您先拿着，等我到了京城拿到运费，再补您剩下的！我老娘还病着，等着这钱抓药呢！”差役接过布包，掂量了一下，随手扔在地上，银子滚进水里，“扑通”一声沉了下去，连个影子都没了。“才二十两？你打发要饭的呢！”差役一脚踢翻了张五的粮袋，金黄的麦子撒了一地，有的滚进水里，被鱼啄食，很快就没了踪影，“不给够银子，就别想走！这漕运的规矩，你以为是摆设？”

张五看着撒在地上的麦子，心疼得眼泪都快掉下来，却敢怒不敢言——漕运衙门的人都是惹不起的，去年有个船老大不肯行贿，差役就说他的粮里掺了沙子，把粮船扣了半个月，最后不仅误了期限，还被罚款，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他只能蹲在地上，一边捡麦子，一边偷偷抹眼泪，麦子上沾了泥，再也干净不了了。

这事很快传到了曾国藩耳中。当时他正在批阅漕运的账本，账本是漕运衙门送来的，用厚厚的牛皮纸包着，上面盖着漕运总督的大印。可打开一看，里面的数字混乱不堪，“损耗”“杂费”“管理费”“查验费”等名目层出不穷，一笔“漕粮押运费”竟占了漕粮总价的三成——明眼人都知道，这些钱大多进了漕运官员的腰包，所谓的“损耗”，不过是他们贪腐的借口。

他越看越生气，手指因愤怒而微微发抖，猛地把账本摔在桌上，茶水溅了一地，茶杯滚到地上，摔得粉碎。“岂有此理！”他怒声说道，声音在书房里回荡，“漕运本是为了运送粮饷，供应京城，滋养百姓，如今却成了贪官污吏敛财的工具！百姓的血汗钱，就这么被他们糟践，朝廷的法度何在？百姓的活路何在？”

幕僚赵烈文站在一旁，赶紧说：“大人，漕运的积弊已经有几十年了，从道光年间就开始了，官员们相互勾结，盘根错节，想要整顿，怕是不容易。”曾国藩深吸一口气，压下怒火，眼神却依旧坚定：“再难也要整！只要能让百姓不受欺负，让漕运通畅，我就是得罪再多的人，也认了！”

第二天，曾国藩乔装成粮商，穿着一身粗布长衫，戴着瓜皮帽，帽檐压得很低，还贴了两撇假胡子，遮住了嘴角的痣；带着亲兵老周，也打扮成伙计的样子，登上了一艘前往淮安的漕船。船老大是个五十多岁的山东人，姓刘，脸上满是皱纹，手上全是老茧。他见曾国藩和老周不像坏人，就跟他们聊起了漕运的苦：“两位客官，你们是第一次走漕运吧？这漕运的苦，你们不知道！漕运衙门的人，从上到下都贪，过个闸要交‘过闸费’，遇个检查要交‘查验费’，甚至停个船都要交‘停泊费’，有时候连喝水都要交‘饮水费’！咱们这些船老大，一年到头辛苦，大部分钱都被他们榨走了，能剩下几口饭吃，就不错了！”

船行至淮安段，果然遇到了漕运官员登船“检查”。一个穿着五品官服的官员，肚子圆滚滚的，像怀了孕，走路一摇一摆的；带着四个差役，个个凶神恶煞。他们大摇大摆地走上船，官员手里拿着一个小秤，随便挑了一袋粮食，称了称，眉头一皱：“这粮袋子不够重，肯定是掺了沙子，要扣下来查验三日！”刘老大赶紧跑过去，从怀里掏出五两银子，塞到官员手里，陪着笑脸说：“大人，这粮食都是上好的，没掺沙子，您高抬贵手！这是一点小意思，您拿着买杯茶喝！”

官员接过银子，揣进怀里，脸上立刻露出笑容，拍了拍刘老大的肩膀：“刘老大，你是个懂事的！既然你这么识趣，那我就通融一下，下次注意点，别让我难做！”说完，带着差役扬长而去。

曾国藩上前，故意装作不解的样子，问道：“刘老大，刚才那位大人不是说粮里掺了沙子吗？怎么收了银子就不查了？这是不是不合规矩？”刘老大叹了口气，压低声音说：“客官，您不懂，这就是漕运的‘规矩’！有钱就是规矩，没钱就没规矩！咱们这些小老百姓，只能认了！”

这时，那个五品官员突然回头，见曾国藩穿着普通，却敢多嘴，不耐烦地说：“你个粮商懂什么？这是漕运的规矩！不想走就别走，别在这儿多管闲事！小心我把你也扣下来！”老周见状，立刻上前一步，亮出怀里的总督令牌——令牌是纯金的，上面刻着“两江总督”四个大字，在阳光下闪着光。官员的脸瞬间白了，像纸一样，“扑通”一声跪下，连连磕头：“卑职有眼不识泰山，求大人饶命！卑职再也不敢了！”

曾国藩冷着脸，声音像冰一样：“你贪赃枉法，欺压百姓，还敢谈规矩？先把你押起来，等我查明情况，再依法处置！”差役们见势不妙，想跑，却被老周和随后赶来的亲兵拦住，一个也没跑掉。

回到总督署，曾国藩立刻下令整顿漕运，召集漕运衙门的官员和沿江各府的知府，开了三天三夜的会议，制定了三条铁规：

第一，革除漕运中的“过闸费”“查验费”“停泊费”“饮水费”等所有陋规，将漕运经费明细张榜公布在各漕运码头的显眼位置，上面写清楚每一笔钱的用途，接受百姓监督，任何人不得私自加费，一旦发现，严惩不贷；

第二，严惩贪污腐败的漕运官员，派赵烈文带领幕僚清查漕运账目，从道光年间到现在的账本，一一核对。查了半个月，终于查出淮安漕运同知李某贪墨漕银五万两，还强占了船老大的三艘漕船，当即下令革职抄家，追回的赃银全部充作漕运经费，用来改善漕运船只和补贴船老大；

第三，从江南制造总局调来了十艘新式的蒸汽动力小船，这种船速度快，力气大，用来牵引粮船，提高航行速度，减少粮食损耗；还在大运河上修了五座新闸，采用新式的闸门设计，缩短船只过闸时间，以前过一个闸要半天，现在一个时辰就能过。

可改革刚推行，就遇到了阻力。漕运总督完颜崇厚，是个旗人，仗着自己是道光皇帝的表侄，在朝中颇有势力，找到曾国藩，坐在客厅里，端着茶杯，语气傲慢：“涤生兄，漕运的规矩沿用了百年，岂能说改就改？这些漕运官员，大多是旗人，你这么做，怕是会引起旗人的不满，影响满汉关系啊！到时候皇上怪罪下来，你我都担不起！”

曾国藩坐在椅子上，身子挺得笔直，眼神坚定：“崇厚兄，规矩是为百姓定的，不是为贪官定的！不管是旗人还是汉人，只要贪腐，就该严惩！满汉关系，不是靠纵容贪腐来维持的，是靠公平公正，靠为百姓做事来维持的！要是因为怕得罪人而放任不管，百姓怎么看朝廷？国家怎么能安稳？皇上把江南交给我，我就要对江南的百姓负责，不能让他们再受欺负！”

完颜崇厚被说得哑口无言，脸色一阵红一阵白，手指紧紧攥着茶杯，指节泛白。他知道曾国藩的脾气，一旦决定的事，就不会轻易改变，只能悻悻而归，再也不敢阻挠漕运改革。

更难的是改变百姓“漕粮必须运实物”的旧习惯。以往，百姓要把漕粮千里迢迢运到京城，路上不仅损耗大，有的粮食还会发霉变质，还要受漕运官员的刁难，有的百姓甚至因为运漕粮而倾家荡产。曾国藩推行“漕粮改折”政策，允许百姓将漕粮折合成银两缴纳，由官府统一采购优质粮食运京，折算比例根据当年的粮价而定——比如今年江南的粮价是一两银子一石，百姓就缴一两银子抵一石漕粮，保证百姓不吃亏。

可不少百姓担心“官府会趁机多收钱”，不肯配合。有个叫李老栓的农民，家住常州，家里要缴五石漕粮。按旧例，他要雇两个人、一艘船，花两个月时间把粮运到京城，雇人雇船要花十两银子，比漕粮本身还贵。他犹豫了很久，还是不敢缴银子，怕官府收了钱不认账，到时候既没了银子，还要被罚款。

曾国藩知道后，让地方官在各县的县衙门口立碑，碑是用青石做的，上面刻着详细的折算比例和官府的承诺，每一个字都刻得很深，用红漆填了色，醒目得很：“多收一文钱，罚官一月俸禄；少算一两银，补民双倍粮。”他还让地方官亲自下乡解释，挨家挨户地说政策，有的官员甚至跟着百姓去缴银，亲眼看着银子入账，让百姓放心。

李老栓见官府立了碑，又有官员跟着，才试着按新政策缴了五两银子。没想到，不仅省了雇人雇船的钱，还比运实物快了很多——缴完银子，官府给了他一张凭证，他拿着凭证回家就行了，不用再跑一趟京城。他逢人就说：“曾大人的政策好，替咱们百姓着想！以后再也不用遭运漕粮的罪了！我要把这凭证好好收着，传给我儿子看，让他知道曾大人是个好官！”

渐渐地，越来越多的百姓选择漕粮改折，漕运的效率大大提高，以往要三个月的漕运路程，现在一个月就能完成，粮食损耗也从原来的一成降到了三成。漕运衙门的官员们，没了贪腐的门路，有的主动辞职，有的则收敛了脾气，开始好好办事。

整顿后的漕运，不仅通畅了，还成了江南物流的重要通道。除了运送官粮，还能运送百姓的货物——从江南的丝绸、茶叶、瓷器，到北方的棉花、粮食、煤炭，都能通过漕船运输，价格比以前低了不少。苏州的丝绸商说，现在把丝绸运到京城，成本比以前低了三成，赚的钱比以前多了；北方的粮商说，把粮食运到江南，速度比以前快了很多，粮食不容易变质，损失少了。

曾国藩站在大运河边，看着满载粮食和货物的漕船顺利通行，船老大们脸上带着轻松的笑容，有的还哼着小曲，有的则在船头和家人挥手告别。他心里满是感慨：“政令畅通，如漕运畅通，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国家才能兴盛。吾虽费些心力，得罪了不少人，却也值得。”他想起《周礼》中“以漕运济天下，以民生安社稷”的记载，古人的理想，如今在他手里实现了一部分，他也算不负所学，不负百姓的信任。

七律·整漕运

整顿漕运革陋规，严惩贪腐漕运官。

改善船只提效率，降低成本减负担。

推行漕粮改折策，百姓纳银更方便。

漕运通畅民称便，江南物流更井然。

第五十四章 同治十著书

同治十年冬，南京的夜来得早，刚过酉时，天就黑透了，像一块黑色的布罩住了整个城市。总督署书房里的油灯亮着，昏黄的灯光透过灯罩，洒在桌上的文稿上，像一层薄薄的金纱，把文稿上的字迹照得清晰。油灯的灯芯“噼啪”响着，偶尔溅起一点火星，很快就熄灭了。

曾国藩坐在案前，面前摊着一摞厚厚的文稿，有他历年的奏疏、书信，还有密密麻麻的日记。文稿堆得很高，几乎挡住了他的脸，有的文稿已经泛黄，边缘磨损，是他从京官时期就保存下来的；有的则很新，墨迹还带着淡淡的清香，是他最近写的。他戴着老花镜，镜腿用绳子绑着，防止掉下来——这副眼镜是他托人从上海洋行买的，花了十两银子，是他最贵重的东西之一。他的手指在文稿上轻轻划过，指尖带着薄茧，那是常年握笔留下的痕迹；偶尔停下来，用红笔修改几句，红笔的墨迹鲜艳，和黑墨形成鲜明对比。咳嗽声时不时打断他的思路，他咳得很轻，却很频繁，每咳一次，眉头就皱一下，脸色也苍白一分——自天津教案后，他的身体就大不如前，肺疾反复发作，一到冬天就更严重；眼疾也加重了，看字久了就模糊，连握笔的手都有些发抖，写出来的字比以前歪了不少。

亲兵老周端来一碗参汤，热气腾腾的，散发着淡淡的药香。参是长白山的野山参，是朝廷赏赐的，他舍不得吃，只有身体实在撑不住的时候才拿出来一点。“大人，夜深了，您歇会儿吧，这些文稿明天再整理也不迟。”老周看着他苍白的脸，眼里满是心疼，“您都坐了三个时辰了，再这么熬下去，身体会垮的。”

曾国藩摇了摇头，喝了口参汤，暖意顺着喉咙下去，流到胃里，却没驱散眼底的疲惫。他放下碗，碗底还剩一点参渣，他也舍不得扔，用开水冲了冲，又喝了下去。“老周，”他轻声说，声音有些沙哑，“我年纪大了，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这些东西，是我一生的经历和想法，是我对朝廷、对百姓的交代，得赶紧整理好，或许能给后人留些有用的东西，就算我没白活这一辈子。”

他整理的是《曾文正公全集》的初稿，里面收录了他从道光二十年入仕，到同治十年任两江总督期间的重要文稿，包括奏疏、书信、日记、诗词等。他把文稿按年份分类，道光年间的放一堆，咸丰年间的放一堆，同治年间的放一堆，每一堆都用红绳捆着，上面贴了标签。

翻到道光二十四年的《立志箴》，那是他拜唐鉴为师后写的，文稿已经有些泛黄，边角磨损，上面还有他年轻时的批注。他想起当年在京郊的小院里，每天清晨静坐省身，对着镜子反思自己的言行；晚上研读《朱子语类》，一页一页地读，遇到不懂的地方，就记下来，第二天去请教唐鉴。那时的自己，满怀“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虽清贫却坚定，住在小四合院里，每天吃一碗青菜豆腐，却觉得香甜；晚上点着一盏油灯读书，读到深夜，也不觉得累。

再翻到咸丰四年的《讨粤匪檄》，文稿上还有当年修改的痕迹，有些字被圈掉，重新写过，墨色深浅不一，能看出当时的急切。他想起靖港战败后，自己两次投水自尽，被部下救起，躺在船上，看着滔滔湘水，心里满是羞愧和绝望——他觉得自己辜负了朝廷的信任，辜负了跟着他的士兵；后来湘潭大捷，湘军士气大振，他站在船头，看着湘军水师扬帆起航，船帆在风中展开，像一双双翅膀，又觉得充满了希望，仿佛看到了平定太平天国的曙光。那些战火纷飞的岁月，那些生死存亡的时刻，像电影一样在他眼前闪过，让他忍不住湿了眼眶，眼泪滴在文稿上，晕开了一个小小的墨点。

整理完文稿，他开始撰写《挺经》。这本书是他一生处世哲学的总结，核心是一个“挺”字——面对困难和挫折时，要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像松柏一样，历经霜雪而不凋；像竹子一样，千磨万击还坚劲。他坐在案前，打开一个新的笔记本，笔记本是宣纸做的，纸质细腻，是他特意让人定制的。他提笔写下“挺经十八法”五个大字，字迹虽有些歪，却很有力，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劲。然后开始回忆自己的一生，把每一次“挺”过来的经历都写进去，像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

他写到“逆境挺法”时，想起十六岁首次参加长沙府试，落榜后，他回到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了很久。父亲曾麟书没有骂他，而是坐在他身边，拍着他的肩膀说：“宽一，落榜不可怕，怕的是放弃。你要记住，做任何事都不会一帆风顺，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成功。”他听了父亲的话，擦干眼泪，更加刻苦，每天读书到深夜，灯油用完了，就借着月光读；终于在二十二岁考中秀才，拿到喜报那天，他抱着父亲哭了，说“爹，我做到了”。

他想起靖港战败，他在船舱里哭了一夜，第二天早上，看到士兵们疲惫却坚定的眼神，突然明白自己不能倒下——他倒下了，湘军就散了，江南的百姓就更没指望了。他擦干眼泪，重整湘军，制定新的战术，严格训练士兵，终于迎来湘潭大捷，那一刻，他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

他想起湖口被困南昌，兵力不足，粮饷匮乏，连吃的都快没了，有的士兵甚至想逃跑。他却坚持不撤兵，一边加固城防，一边派人去各地招募新兵，去筹粮饷；他每天都去军营看望士兵，和他们一起吃粗粮，一起训练，鼓舞他们的士气。终于，等到了援军，解了南昌之围，那一刻，他看着士兵们欢呼的样子，心里满是欣慰。

他想起天津教案后，全国的骂声像潮水一样涌来——士大夫的谴责信堆满了书桌，街头巷尾都是“卖国贼”的标语，连家里的孩子都被人欺负，说“你爹是卖国贼”。他心里痛苦，却还是坚持处理后续事务，一次次和法国领事谈判，争取减少赔偿和处死人数，哪怕被人误解，被人辱骂，他也没放弃。

有天晚上，他写到“天下事，未有不由艰苦中来，而可大可久者也”，突然停下笔，想起三河之战后，他在南昌的书房里，看着李续宾的绝笔信。信上的字迹潦草，能看出当时的紧急，信上写着“臣力竭而亡，未能报国，望大人继续平乱，以安天下，勿为臣悲”。他拿着信，悲痛欲绝，几天几夜没吃东西，瘦了好几斤，可还是强撑着处理军务，因为他知道，他不能倒下，李续宾的死，更让他觉得责任重大。他擦了擦眼角的泪水，在文稿旁批注：“吾一生遭际，皆在‘挺’字。非有过人之智，唯守坚韧而已。人若能挺过逆境，便如凤凰涅槃，终能成事；若一遇挫折便放弃，纵有天赋，亦难成大事。”

撰写过程中，他常和赵烈文、薛福成等幕僚讨论。赵烈文看了《挺经》的初稿，说：“大人，您这书里的道理，都是从实践中来，没有一句空谈，比那些只讲义理、不切实际的书有用多了。后人读了，肯定能受益，知道该怎么面对困难。”曾国藩笑着说：“我著书，不是为了做学问，也不是为了留名，是想把我一生的经验告诉后人，让他们在遇到困难时，能多些底气，少走些弯路。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关键是要‘挺’得住，只要能挺过去，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

薛福成也说：“大人，您这‘挺经’，不仅能教人防身处世，还能教人如何为官、如何做事，真是一本好书！我读了之后，觉得以前遇到的那些困难，都不算什么了。”曾国藩点了点头：“能帮到你们，我就很高兴了。我这辈子，没什么大本事，只是比别人多了点韧劲，希望后人能比我做得更好。”

除了文稿和《挺经》，他还批注了《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这些经典是他从小就读的，书页上满是他的批注，有的是年轻时写的，有的是最近写的，墨迹深浅不一，却都透着他的思考。在《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一句旁，他批注：“君子立身，当如松柏，虽遭霜雪，不改其节；当如翠竹，虽遇狂风，不弯其腰。吾天津之困，亦如霜雪狂风，谤言满天下，世人皆误解，然初心未改，终得渡过。为人臣者，当忠君爱国，不避艰险；为人子者，当孝顺父母，不违其愿；为人友者，当诚信待人，不负其托——此皆松柏之节、翠竹之劲也，吾当终身守之。”

在《孟子·离娄上》“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一句旁，他批注：“为官者，当以百姓为本，百姓安，则天下安；百姓富，则国家富。吾治江、推广农桑、整顿漕运，皆为此也。若只知贪腐，不知为民，虽位高权重，亦为千古罪人，遗臭万年；若能为民办实事，虽遭误解，亦能流芳百世，被人铭记。吾虽不才，愿以余生践行此道，不负百姓，不负孔孟先师之教。”

这些批注，既是他对儒家思想的深刻理解，也是对自己一生为官、做人的总结，字里行间都透着他的初心和坚守，透着他对百姓的牵挂、对国家的忠诚。

那年除夕，幕僚们都回家团圆了，总督署里很安静，只有书房的灯还亮着。窗外的鞭炮声此起彼伏，烟花在夜空中绽放出五颜六色的光，像一朵朵盛开的花；偶尔有孩子的笑声传来，透着过年的热闹。可曾国藩却浑然不觉，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会儿修改文稿，一会儿撰写《挺经》，一会儿批注经典，仿佛忘记了时间。

老周进来提醒他：“大人，该吃年夜饭了，厨房炖了您爱吃的鸡汤，还煮了饺子，是您爱吃的白菜猪肉馅。”他才放下笔，伸了个懒腰，骨头发出“咯吱”的响声。他看着桌上厚厚的文稿，有《曾文正公全集》的初稿，有《挺经》的手稿，还有批注的儒家经典，脸上露出一丝微笑——这些东西，是他一生的心血，是他留给后人的礼物。

他知道，这些书或许不能立刻改变什么，或许会有人不理解他的想法，甚至会有人批评他；但只要能给后人留下一点启示，能帮助更多人在人生的道路上“挺”过难关，能让更多为官者记得“为民”二字，能让更多人明白“坚韧”的重要性，他的心血就没有白费。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的烟花，心里想着：这辈子，值了。

七律·著书立说

政务之余忙著述，整理文稿编全集。

《挺经》一书传哲理，处世为官经验积。

“挺”字精神教坚韧，面对挫折不放弃。

思想传承留后世，启迪来人悟真谛。

第五十五章 身体渐衰弱

同治十年末，南京的冬天格外冷，寒风像刀子一样，从蒙古草原刮过来，穿过南京城的街巷，透过窗缝钻进总督署书房，刮在脸上生疼。曾国藩裹着一件厚厚的棉袍，棉袍是妻子欧阳氏亲手缝的，里面填了厚厚的蚕丝，是江南最好的蚕丝，摸起来柔软顺滑；领口和袖口都缝了厚厚的毛边，是用羊皮做的，保暖得很。可他还是觉得寒意刺骨，手脚冰凉，即使手里握着暖炉，也暖不了从骨头里透出来的冷。

他正批阅一份江南制造总局的奏报，奏报是用毛笔写的，字迹工整，上面说新造的“恬吉号”轮船已经完工，锅炉、蒸汽机都调试好了，下个月就能试航，还详细写了轮船的参数——船长二十丈，宽三丈，能载两百人，速度比外国的轮船还快。这是他一手推动建造的轮船，从购买机器到聘请洋匠，从选址建厂到监督施工，他都亲自过问，现在终于完工了，他心里满是期待。

可看着看着，眼前的字迹突然模糊起来，像蒙了一层雾，连“恬吉号”三个字都看不清楚。他揉了揉眼睛，再看时，字迹还是重影，一行字变成了两行字，像叠在一起的纸。他叹了口气，把奏报放在一边，靠在椅背上，咳嗽了几声。咳嗽声很轻，却很急促，每咳一次，胸口就传来一阵闷痛，像是有块石头压着，喘不过气。他掏出手帕，捂在嘴上，咳嗽完，打开手帕一看，上面沾着几点血丝，像红梅一样刺眼，在白色的手帕上格外显眼。

自同治九年处理天津教案后，他的身体就一日不如一日：先是咳嗽不止，从偶尔的干咳，发展到后来的痰中带血，尤其是冬天，咳得更厉害；眼疾也越来越重，从看字模糊，到后来必须靠幕僚读才能处理政务，有时候连家人的脸都认不清；连走路都变得缓慢，需要人搀扶，稍微走快一点就气喘吁吁，心跳得像擂鼓一样。

朝廷派了御医来诊治，御医是太医院的院判，医术高明，给不少王公大臣看过病。他给曾国藩诊脉，手指搭在曾国藩的手腕上，眉头越皱越紧，诊了很久，才摇着头说：“大人，您这是积劳成疾，气血两虚，五脏皆损，尤其是肺和肝，损伤得最严重。您这一辈子，太操劳了，平定太平天国、推动洋务、处理教案，哪一件都是劳心劳力的事，身体早就被掏空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静养，不能再劳心政务，不能再生气，不能再受凉，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御医开了滋补的药方，有人参、当归、黄芪、川贝等名贵药材，都是补气养血、润肺止咳的。曾国藩让人按方抓药，每天按时服用，可喝了几个月，病情不仅没好转，反而越来越重——咳嗽更频繁了，痰中的血丝也更多了；眼疾也没好，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他知道，自己的身体，怕是撑不了多久了。

那天，他想去江南制造总局视察新造的“恬吉号”轮船。他想象着轮船的样子——银灰色的船身，巨大的烟囱，转动的螺旋桨，想象着轮船在长江上航行的场景，心里满是期待。可他刚走到总督署门口，一阵头晕突然袭来，天旋地转，眼前发黑，差点摔倒，幸好老周及时扶住他。他靠在门框上，喘着气，胸口的闷痛越来越厉害，像要炸开一样。他看着远处的造船厂，只能看到模糊的影子，心里满是遗憾——那艘船，就像他的孩子一样，他多想亲自去看看，摸摸船身，听听发动机的声音，看看它在水里航行的样子，可现在连走路都困难，怎么去呢？

“罢了，”他对老周说，声音微弱，带着一丝无奈，“让赵烈文替我去吧，让他仔细看看‘恬吉号’，把船的大小、速度、火炮数量、能载多少人，都详细告诉我，一点都别漏。还有，让他多拍几张照片回来，我想看看。”老周点头答应，转身要走，曾国藩又叫住他：“告诉赵烈文，试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让洋匠多指导，别出什么差错。还有，要多培养中国自己的工匠，不能总依赖洋匠，只有自己掌握了技术，国家才能真正强大。”老周应了声“好”，快步走了。

曾国藩站在门口，看着老周的背影，心里一阵发酸——他这辈子，经历了无数风雨，打了无数胜仗，推动了洋务，想让国家变强，想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可现在，连看一艘自己亲手促成的轮船都做不到，真是老了，没用了。

回到书房，他坐在案前，想写封信给儿子曾纪泽。曾纪泽现在在京为官，任户部员外郎，负责管理漕运账目，做得很出色，前不久还受到了朝廷的嘉奖。他想问问儿子的近况，问问京里的情况，问问家里老母的身体，想跟儿子说说话，说说自己的心里话。可他拿起笔，握笔的手却不停发抖，墨水滴在信纸上，晕开一片黑，像一块乌云，连“纪泽吾儿”四个字都写不工整。

他叹了口气，把笔放下，让薛福成代笔，自己口述：“吾儿纪泽，父身体日渐衰弱，咳嗽咯血不止，眼疾亦重，视物不清，恐难久待。汝在京为官，当勤勉尽责，廉洁奉公，勿贪小利，勿结党营私，勿以父为念。家中老母年事已高，身体不好，汝需多写信回家，安慰老母，告诉她我一切都好，别让她担心。吾儿天资聪颖，又好学，将来定能为国家做大事，为百姓谋福利，父为你骄傲。记住，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朝廷，对得起百姓，这样才能问心无愧。”

说到“恐难久待”时，他的声音有些哽咽，眼角也湿润了——他不是怕死，人终有一死，他活了六十二岁，经历了这么多事，也算够本了。可他怕自己还有很多事没做完：江南的水利还需完善，刚修的江堤不知道能不能经得起明年的洪水；洋务运动刚有起色，“恬吉号”轮船还没试航，幼童留学还没见到成效，江南制造总局还需要发展；百姓的生活还没完全安定，还有很多人吃不饱饭，穿不暖衣。他要是走了，这些事怎么办？百姓怎么办？国家怎么办？

有天深夜，南京下着大雪，雪花像鹅毛一样，飘落在窗棂上，发出“簌簌”的声音，很快就把庭院里的地面盖满了，像铺了一层白色的棉絮。曾国藩咳得厉害，痰中带血，染红了手帕，他想叫老周，却发不出声音，只能用尽力气敲桌子，桌子发出“咚咚”的响声，在安静的夜里格外响亮。

老周听到声音，赶紧跑进来，见他脸色惨白，嘴唇发紫，赶紧去请医生。医生来后，给他人中放血，又施了针，喂了止咳止血的药，折腾了半个时辰，他才慢慢缓过来，咳嗽止住了，呼吸也平稳了些。医生看着他，一脸凝重：“大人，您这病真的不能再拖了，必须静养，要是再劳心，怕是……”医生没说完，可意思很明显——再这么下去，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

曾国藩摇了摇头，声音微弱却坚定：“我是两江总督，江南的百姓还等着我，我怎么能静养？只要我还能动，还能说话，就不能放下公务。百姓的事，比我的命重要。我这辈子，为国家、为百姓做了一些事，可还不够，我还想多做一点，再多做一点。”

即使身体衰弱，他仍坚持处理重要政务。有次，苏州知府上报说“有几百名灾民因为没饭吃，抢了粮店，还和衙役起了冲突，有几个灾民被打伤了”。幕僚劝他：“大人，这事让苏州知府自己处理就行，您身体不好，不用费心。”他却坚持要亲自过问，让人叫来苏州知府，详细询问灾民的情况：“灾民有多少人？为什么会没饭吃？是去年的旱灾还没恢复，还是今年又遭了灾？粮店的损失有多大？衙役为什么要打人？”

苏州知府低着头说：“灾民大多是去年旱灾的受害者，家里的粮食吃完了，又没找到活干，才抢了粮店。粮店损失了几十石粮食。衙役是担心灾民闹事，才动手的。”曾国藩听了，眉头皱得更紧：“不能一味镇压灾民，他们也是被逼无奈，要是有饭吃，谁愿意去抢？你先从苏州府的粮仓里调五十石粮食，发给灾民，再给他们安排活干，比如修水利、筑路，让他们能挣到钱，能养活自己。粮店的损失，由官府赔偿，不能让粮商吃亏。还有，那些打人的衙役，必须严惩，给灾民一个交代！”

苏州知府点头答应，按他的吩咐做，很快就平息了灾民的情绪。灾民们拿到粮食，有了活干，都很感激，说“曾大人是个好官，还想着咱们百姓”。

他还牵挂着幼童留学的事。之前他和李鸿章联名上奏，派了三十名幼童赴美留学，由陈兰彬、容闳率领。这些孩子都是十二到十六岁的少年，聪明好学，是国家的未来。他多次写信给在美国的陈兰彬，询问幼童的学习情况，吃的好不好，住的习惯不习惯，有没有受欺负。

当陈兰彬回信说“有个叫詹天佑的幼童，聪明好学，数学、物理成绩都很好，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洋老师都很喜欢他；其他孩子也很努力，进步很快”，他欣慰地笑了，这是他最近难得的笑容。“这些孩子，是国家的未来，是中国的希望，”他对幕僚说，“再苦再难，也要让他们学成归来，为国家效力，让国家变强，不再受洋人的欺负。”他让人从自己的养廉银里拿出两千两，资助留学经费，说“不能让孩子们在国外受委屈，要让他们安心读书，不用为钱发愁”。

身体越来越差，他开始安排身后事。他把《曾文正公全集》的初稿交给曾纪泽，叮嘱他：“这书要仔细校对，一个字都不能错，不能有任何疏漏。将来刊印发行，传给后人，让他们知道我这一生，是怎么为官、怎么做人的，知道我对国家、对百姓的心意。还有，我的日记，也要整理出来，里面有我对很多事的思考，或许能给后人一些启发。”

他又把江南制造总局的事务托付给赵烈文，说：“洋务之事，关乎国家自强，是我一生的心愿，你要多费心，不可半途而废。要多培养中国自己的工匠，办学堂教他们技术，不能总依赖洋匠，只有自己掌握了技术，国家才能真正强大，才能不受洋人的欺负。江南制造总局要继续造轮船、造火炮，提高军队的装备，让国家有能力保护百姓。”

他还把自己珍藏的书籍、字画，分给了幕僚和家人——把《朱子语类》送给了赵烈文，把《论语》批注本送给了薛福成，把父亲曾麟书的手迹留给了曾纪泽，说“这些都是宝贝，要好好保存，传给后人”。

那天，他坐在窗前，看着庭院里的腊梅。腊梅开得正盛，黄色的花瓣上沾着雪，像撒了一层碎银，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在寒冷的冬天里，格外醒目。他想起自己的一生，从湘乡的寒门子弟，到科举及第，入仕为官；从办湘军平太平天国，到推洋务求国家自强；虽历经挫折，遭人误解，被人辱骂，却始终坚守“忠君爱国、为民做主”的初心，从未动摇。

他轻声对自己说：“吾一生，不负国家，不负百姓，不负孔孟先师之教，不负父亲的期望，虽身体衰弱，亦无憾矣。”

七律·体衰弱

同治十年身体弱，咳嗽咯血眼疾生。

视力下降难视物，精力衰减力难撑。

医生劝静养身体，心系家国不肯停。

政务仍需亲过问，幕僚协助理繁情。

来源：草鞋芒杖论平生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