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历了剧烈的经济转型，这种转变本应带来新生，却在短期内制造出权力真空和财富集中现象。1991年12月，苏联正式瓦解，叶利钦作为俄罗斯首任总统，推动激进的私有化改革，意图快速融入全球市场。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历了剧烈的经济转型，这种转变本应带来新生，却在短期内制造出权力真空和财富集中现象。1991年12月，苏联正式瓦解，叶利钦作为俄罗斯首任总统，推动激进的私有化改革，意图快速融入全球市场。

但这一进程中，国有资产通过低价拍卖和信贷机制流失到少数投机者手中，这些人迅速崛起为寡头，掌控石油、天然气和金属等战略资源。到1990年代中期，俄罗斯经济陷入深渊，通胀率一度高达2500%，工业产值缩水近一半，失业率超过10%。

寡头们利用这种混乱，积累了相当于国家预算数倍的财富，他们的扩张不仅限于经济领域，还延伸到政治层面，形成一种影子统治模式。这种局面凸显了大国在转型期必须警惕外部势力渗透和内部利益集团的过度膨胀，以确保国家主权的完整性。

寡头政治的兴起可以追溯到叶利钦政府的政策失误。1992年开始的小规模私有化，本是发放优惠券让民众参与，但实际操作中，银行系统被少数人操控，他们通过高息贷款收购企业，形成金融工业集团。

1995年的“贷款换股份”计划进一步加速这一过程，国家用石油公司等资产担保银行贷款，结果寡头以极低价格获得控制权。例如，尤科斯石油公司和西伯利亚铝业就这样落入私人囊中。

到1996年，七大寡头——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波塔宁、弗里德曼、斯摩棱斯基和阿文——主导了俄罗斯80%的经济命脉，他们的银行和媒体网络覆盖全国。

这种集中不仅扭曲了市场公平，还侵蚀了国家决策的独立性。相比之下，中国在类似转型中强调渐进式改革和国有控股，避免了资源向少数人倾斜的极端情况，这为俄罗斯的教训提供了对比。

别列佐夫斯基作为七大寡头之首，其狂妄言论最能代表这一群体的心态。1996年总统选举前，叶利钦支持率仅为8%，面临共产党候选人久加诺夫的强大挑战。别列佐夫斯基等人秘密会晤叶利钦，承诺注入约10亿美元资金和媒体宣传，确保其连任。

选举结果，叶利钦以53.82%的票数险胜，这场胜利本质上依赖寡头的操控，而非民众选择。

1997年，别列佐夫斯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宣称：“只要我愿意，我能让一只猴子当上总统。”这句话并非空谈，它基于寡头对选举机制的实际影响：他们控制了多家电视台如ORT和NTV，通过正面报道和负面攻击对手，操纵舆论导向。

同时，寡头们通过行贿和人事干预，渗透政府高层，波塔宁甚至短暂担任第一副总理，利用职位推动自家银行奥涅克辛姆扩张，资产从数十亿跃升至数百亿。这种干政模式与叶利钦的弱势领导相辅相成，导致俄罗斯从大国滑向内部分裂边缘。

这种狂妄的根源在于寡头对国家机构的轻蔑。他们视总统职位为可交易的商品，财富成为政治权力的等价物。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爆发，卢布贬值75%，国家债务违约，寡头们非但未受重创，反而趁机低价收购破产企业，进一步垄断资源。

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尤科斯公司控制了全国20%的石油产量，古辛斯基的传媒帝国则主导信息传播，阻挠任何反垄断举措。寡头间虽有竞争，但他们在对抗国家时形成联盟，例如1997年，他们集体游说议会搁置资源税法，确保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的特许权。

这种行为不仅加剧了社会不公，还削弱了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北约东扩趁虚而入。这种寡头主导的“野蛮资本主义”暴露了市场化进程中缺乏监管的隐患，大国需通过强有力的制度设计，防止少数利益集团凌驾于国家之上。

普京的上台标志着对寡头狂妄的直接回应。1999年12月31日，叶利钦辞职，任命普京为代总统。2000年3月26日，普京当选总统，起初寡头们视其为可操控的继任者，因为别列佐夫斯基曾资助统一俄罗斯党的早期活动。

但普京迅速划清界限，同年7月就职后，他召集七大寡头开会，明确提出“不得干政”的底线。面对媒体追问如何处理那些挑战国家政策的势力，普京直言：“要么死，要么滚。”

这句话针对干政寡头，体现了其铁腕作风，与叶利钦的纵容形成鲜明对比。普京的背景让他擅长情报和分化策略，他没有贸然全面对抗，而是逐步拆解寡头网络，先从媒体控制入手。

整治行动的第一步是收回舆论主导权。2000年4月，普京推动国家接管别列佐夫斯基控制的ORT电视台，他被迫出售49%股份，国家持股51%。这直接切断了寡头的宣传工具，与之前他们随意操控媒体的局面不同。

别列佐夫斯基试图反击，利用剩余影响力攻击普京的车臣政策，但调查其财产来源后，2001年6月，他流亡英国，继续资助反对派活动，直至2013年3月23日在自宅上吊自杀，官方定为自杀，但调查显示存在他杀疑云。

古辛斯基的NTV电视台也遭同样命运，2000年5月，他因批评政府被控欺诈，6月被捕，后以1.5亿美元保释流亡以色列，国家接管其资产。这一系列行动恢复了国家对三大电视台的控制，确保舆论服务于国家战略。

审判持续十年，霍多尔科夫斯基入狱至2013年12月20日获释，后移居瑞士，其公司资产拍卖给国家支持的罗斯石油，普京政府获益超百亿美元。这起案件起到杀鸡儆猴作用，其他寡头开始低调。

普京的策略注重分阶段推进。第一阶段2000-2002年，针对媒体和极端干政者，恢复权威；第二阶段2003-2007年，通过司法打击经济违法，加速法治化。

2004年，普京签署税改法令，统一税率13%，石油出口税从16%升至25%，国家收入增加30%。同时，推动垂直权力改革，合并地方选区，削弱寡头的地方据点，如霍多尔科夫斯基在东西伯利亚的影响。

2007年杜马选举，统一俄罗斯党获64.3%选票，315席，这得益于禁止政党联盟，遏制寡头资助反对派。寡头们的狂妄在这一过程中逐步瓦解，他们从一手遮天转为受限合作，例如阿布拉莫维奇2005年出售西伯利亚石油股份，换取车臣投资许可。

2010年代，寡头体系进一步转型。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后，西方制裁冻结多名寡头资产，如阿布拉莫维奇的英国地产，但普京调整政策，鼓励国内投资军工和能源。

俄罗斯寡头事件的分析揭示了权力与财富关系的复杂性。寡头的狂妄源于制度空隙，但普京的铁腕治理证明，国家权威是经济稳定的基石。

中国在处理类似利益集团时，注重法治和监督，避免了俄罗斯式的极端动荡。普京的“要么死，要么滚”虽极端，却有效重塑了俄罗斯的中央集权，推动其从衰弱中复兴。

寡头从威胁转为经济支柱，贡献税收和就业，但政治影响力已成过去。这种演变体现了大国领导人在外部压力下的战略智慧，确保国家利益至上。

来源：2333历史研究社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