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92年7月的车间，像口烧得发烫的铁锅。我攥着扳手的手心里全是汗，机床的轰鸣里，张师傅的声音隔着机器轰鸣砸过来：“小陆，明儿个去纺织厂相亲，替我应个卯！”

第一章 车间的搪瓷缸

1992年7月的车间，像口烧得发烫的铁锅。我攥着扳手的手心里全是汗，机床的轰鸣里，张师傅的声音隔着机器轰鸣砸过来：“小陆，明儿个去纺织厂相亲，替我应个卯！”

扳手“当啷”掉在铁砧上。我弯腰去捡，后颈的汗顺着工装领口往下淌。张师傅是我同车间的师兄，上个月他娘托媒人介绍了个对象，在纺织厂当质检员，约了明儿个在红星理发馆见面。可他昨儿个突然接到任务，要去上海出差，走得急，这才把我推了出来。

“兄弟，帮个忙呗？”张师傅拍着我肩膀，烟盒在他裤兜里窸窸窣窣响，“那姑娘我见过照片，齐耳短发，穿的确良衬衫，说话温温柔柔的。你不跟我说实话，就说你是我表弟，成不？”

我盯着机床上的齿轮，点了点头。车间主任老陈刚在广播里喊“注意安全生产”，我摸了摸兜里母亲塞的半块桃酥——这是我去相亲的“装备”，比张师傅给的喜糖实在。

第二章 纺织厂的蓝布衫

第二天晌午，我提前半小时到了红星理发馆。玻璃门上挂着“今日有喜”的红绸子，镜子前摆着两瓶橘子汽水，是媒人王婶特意嘱咐的。

十二点半，门帘一挑，进来个穿军便装的女人。

我手里的搪瓷缸“啪嗒”掉在地上。

她个子很高，肩背挺得像枪杆，藏青色军便装的领口扣得严严实实，帽徽在头顶闪着光。最显眼的是左胸口的军功章，铜质的，沾着岁月的包浆。她手里拎着个帆布包，布面上印着“军民鱼水情”，边角磨得起了毛。

“请问……张建军同志在吗？”她的声音像敲钢钉，清脆又利落。

王婶从里屋迎出来，堆着笑：“哎呦，这就是小陆！我给你说，这位是李淑芬同志，刚从部队转业回来，在纺织厂质检科当科长……”

我没听见后半句。李淑芬的目光扫过来，停在我胸前的工作牌上——“国营红星机械厂 钳工 陆建国”。她皱了皱眉，走到我跟前，军便装的衣角扫过我的扳手。

“张建军？”她伸手拽了拽我的工装袖子，“我跟你通过电话？”

我喉咙发紧。张师傅确实提过，说女方要求男方“踏实本分，最好是产业工人”。可我没说过自己是个连女朋友都没谈过的毛头小子。

“是……是我。”我硬着头皮应下，闻到她身上淡淡的肥皂香，混着军装的樟脑味。

王婶赶紧打圆场：“哎呦，小陆这孩子老实，就是不爱说话。淑芬同志，你们聊，我去给你们端碗混沌？”

李淑芬没接话，从帆布包里掏出个笔记本，翻到中间一页：“陆建国，二十四岁，初中毕业，父亲是老钳工，母亲是纺织厂工人。对吗？”

我点头。这是我上周在张师傅家翻他户口本记的。

“家庭成分？”她又问。

“贫农。”

“对党的认识？”她抬眼，目光像探照灯。

我脑子嗡的一声。张师傅没说要考这个！我搜肠刮肚，想起车间墙上贴的标语：“拥护党的领导，做四有新人。”

“我……我拥护党。”我声音发颤。

李淑芬的嘴角扯出个极淡的笑。她合上笔记本，指节叩了叩桌面：“张建军，你知道我为啥来相亲吗？”

我摇头。

“我今年二十八，当兵八年，转业回来三个月。”她扯了扯军便装的领口，“我妈昨天还骂我，说‘你当兵时连枪林弹雨都不怕，现在找个对象倒怂了’。”她突然盯着我，“我不要花言巧语，就要个能跟我站直了说话的人。”

车间墙上的挂钟“滴答”响。我望着她帽徽下的眼睛，突然想起上个月在厂电影院看的《高山下的花环》。里面的女兵也是这样，腰板挺得笔直，眼里有团火。

“我……我直。”我听见自己说。

李淑芬愣了一下，随即笑了。她从帆布包里掏出个玻璃罐，推到我面前：“大白兔奶糖，我妈给的。我不爱吃甜的。”

第三章 老照相馆的旧军装

那天下午，我们沿着护城河走。李淑芬说，她原先在驻徐州的某部当卫生员，去年老山前线需要医护人员，她写了三次请战书，才争取到名额。

“子弹擦着我耳朵飞的时候，我想的是，要是死了，得让我妈知道，她闺女没给军人丢脸。”她摸了摸左胸的军功章，“后来撤军，我立了个三等功。转业那天，团长拍着我肩膀说‘淑芬，地方也需要你这样的兵’。”

我望着她被晒得发黑的胳膊，想起车间里那些偷奸耍滑的男工。她的话很平实，没有豪言壮语，却像块烧红的铁，烫得我心口发疼。

“那你……”我犹豫着问，“后悔吗？”

“后悔啥？”她歪头看我，“后悔没当将军？后悔没在战场牺牲？”她笑了，“我娘说，人活一世，总得干点实在事。我在前线救过七个伤员，转业后在纺织厂查过三千批布，这比啥都实在。”

我们走到老照相馆门口。玻璃橱窗里挂着张老照片：穿绿军装的年轻女兵抱着个穿开裆裤的小丫头，背景是部队大院的梧桐树。

“那是我妈和我。”李淑芬指着照片，“我出生在部队，我爸是连长，牺牲在边境线。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大，她说‘淑芬，你要像你爸那样，做个硬气人’。”

我盯着照片里的小丫头，突然想起自己。我爸在我七岁时得肺癌走了，我妈在纺织厂三班倒，我从小到大，没穿过一件新衣服，都是捡堂哥的旧衣裳。

“你……”我摸了摸裤兜里的桃酥，“你喜欢啥样的男人？”

李淑芬站定，军便装的衣角被风吹得猎猎作响。她盯着我的眼睛，一字一顿：“我喜欢能扛事的。不是扛煤气罐，是扛责任。能在我加班时给我留碗热汤，在我难受时不说‘别哭了’，就说‘我在’。”

我喉咙发紧。我想起上个月，张师傅的老婆生病，他连续加了半个月夜班，是我帮他顶的班；想起隔壁王奶奶摔了腿，是我每天扶她去菜市场。

“我能。”我说。

李淑芬笑了，眼睛弯成月牙。她从帆布包里掏出个红布包，打开是枚军功章：“送你的。不是定情信物，是……信物。”

阳光透过照相馆的玻璃橱窗，照在军功章上，泛着暖黄的光。我摸着那枚奖章，突然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被轻轻敲开了。

第四章 暴雨夜的搪瓷缸

相亲后的第三天，下了一场暴雨。我攥着伞，往纺织厂赶。张师傅出差前留了话，说李淑芬今天夜班，让我给她送碗姜汤。

纺织厂的大门前，李淑芬正踩着积水往外走。她的军便装湿了半边，胶鞋里灌了水，走路一瘸一拐。我赶紧跑过去，把伞罩在她头顶。

“你怎么来了？”她愣住。

“张师傅说你夜班，让我送姜汤。”我晃了晃手里的保温桶，“我妈熬的，加了红糖。”

她接过保温桶，手指冻得通红：“谢谢。”

我们躲在厂门口的传达室里。李淑芬脱了胶鞋，袜子湿漉漉的，脚腕肿得老高。我蹲下来，用手给她搓脚——这是我在家帮妈干的活。

“你……”她低头看我，“不怕我嫌你脏？”

“怕啥？”我抬头，“我妈说，脚是人的根，得护着。”

她突然笑了，笑声像银铃。我抬头，看见她帽徽下的眼睛，亮得像星星。

雨越下越大，传达室的灯泡忽明忽暗。李淑芬从帆布包里掏出个本子，借着灯光写东西。我凑过去看，是她的转业申请：

“……本人李淑芬，自愿退出现役，申请到地方纺织厂工作。原因：一、母亲年迈，需就近照顾；二、部队裁军，需精简人员；三、本人希望在地方继续发光发热……”

“你后悔吗？”我又问。

她停下笔，抬头看我：“后悔啥？后悔没在战场多救几个人？后悔没当上将军？”她把本子合上，“我娘说，人这一辈子，就像缝衣服。线头松了要补，布料破了要缝。我在前线缝过伤口，在纺织厂缝过布料，都是缝补，没啥不一样。”

我望着她，突然想起车间墙上的标语：“劳动最光荣”。原来最光荣的，不是站在聚光灯下，而是在自己的岗位上，把每一针每一线都缝得结结实实。

第五章 桃酥里的月光

那天晚上，我送李淑芬回家。她的家在纺织厂家属院，两间砖房，院里种着白菜和石榴树。她妈坐在门口择菜，看见我，眼睛亮了：“这就是小陆吧？淑芬总提起你！”

李淑芬的脸腾地红了：“妈！”

她妈笑着把我拉进屋，桌上摆着盘桃酥——和我昨天揣在兜里的那盒一模一样。

“这是淑芬今早去副食店买的。”她妈指了指里屋，“小陆，你去里屋坐会儿，我和淑芬说说话。”

里屋的床上，摊着件洗得发白的军装。我摸了摸衣角，想起李淑芬说，这是她当卫生员时穿的，舍不得扔。

“小陆啊，”她妈端来一碗绿豆汤，“淑芬这孩子，从小就倔。她爸走得早，我一个人把她拉扯大，没少为她操心。”她叹了口气，“她转业回来，我也劝她找个干部子弟，她不听，说‘我要找个能跟我站直了说话的’。”

我低头喝绿豆汤，甜得发腻。

“你是个好孩子。”她妈拍了拍我的手，“淑芬说，你踏实，能吃苦。她妈就图这个。”

从李淑芬家出来，月亮升得老高。我望着天上的月亮，想起车间里的机器轰鸣，想起李淑芬穿军便装的样子，想起她把桃酥塞给我时说的话：“大白兔奶糖，我不爱吃甜的。”

原来，不爱吃甜的人，会把你给的桃酥，小心地收在帆布包里；原来，说话像敲钢钉的人，会在暴雨夜，让你给她搓脚；原来，最动人的情话，不是“我爱你”，而是“我在”。

第六章 工人村的红双喜

1992年国庆节，我和李淑芬领了结婚证。没有婚纱，没有喜宴，我们在工人村的文化室里，贴了张“囍”字，吃了碗她妈煮的饺子。

李淑芬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军装，我穿着张师傅送的蓝布中山装。王婶举着相机给我们拍照，闪光灯亮起的瞬间，李淑芬突然说：“等咱们有了孩子，就给他讲爷爷当兵的故事，讲爸爸当钳工的故事。”

我点头，握着她的手。她的手很粗糙，指节上有常年握针管的茧，却暖得像团火。

后来，我们搬进了单位分的楼房。李淑芬在纺织厂当质检科长，我当车间主任。我们的女儿出生那天，李淑芬在产房里说：“我要给她取名‘陆念军’，纪念她的爷爷，也纪念她的妈妈。”

现在，我坐在客厅的藤椅上，看着女儿在阳台写作业。李淑芬在厨房熬绿豆汤，军功章挂在冰箱上，闪着暖黄的光。

窗外的梧桐叶沙沙响，像极了1992年那个夏天。我摸着兜里的桃酥纸包——那是李淑芬今早塞给我的，说“你小时候爱吃这个”。

原来，有些缘分，早在你没准备好的时候，就已经悄悄来了。就像1992年的那场相亲，就像那个穿军便装的女人，她一拍桌子说“就是你了”，然后，就用一辈子，缝补了我所有的遗憾。

来源：三杯续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