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达一个月的电子邮件假期自动回复已经关闭，商店橱窗和餐馆门上“假期休息，九月回归”的告示也已撤下。在南欧的海滩上度过整个夏天后，德国人又回到了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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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达一个月的电子邮件假期自动回复已经关闭，商店橱窗和餐馆门上“假期休息，九月回归”的告示也已撤下。在南欧的海滩上度过整个夏天后，德国人又回到了工作岗位。

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

随着大批民众重返校园和工作岗位，德国那些因人口减少而略显萧条的城镇或许恢复了些许活力，但这个国家正面临一个关乎经济乃至国本的难题：尽管德国人以自己的勤劳为傲，但他们工作得还远远不够。

数据令人震惊。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38个发达经济体中，德国的年均工作时长排名垫底。去年，德国人均工作1331小时，而相比之下，希腊人为1898小时，葡萄牙人为1716小时，意大利人为1709小时。对于一个十年前曾对南欧国家实施严厉紧缩政策的德国而言，这无疑构成了一场身份危机——当时，德国媒体普遍将这些国家的民众描绘成懒惰、只知享受权利的群体。

这不仅是工作习惯的问题，德国的经济表现也已远远落后于邻国。上周，德国失业人数十年来首次突破300万大关，失业率虽然仍低于欧洲平均水平，但已连续多年稳步攀升。荷兰国际集团（ING）德国首席经济学家卡斯滕·布热斯基（Carsten Brzeski）表示，德国经济在过去两年中每年都在萎缩，目前的经济规模甚至小于2019年。与此同时，西班牙和希腊的经济去年则分别增长了2%以上。

“西班牙增长得更快，希腊增长得更快。我们过去眼中的‘差等生’，如今却成了‘优等生’，而我们自己反倒成了增长乏力的国家。”德国雇主协会联合会常务董事、前国会议员斯特芬·坎普特（Steffen Kampeter）说。

德国人工作越来越少，也已演变为一个政治议题。

“我们必须在这个国家工作得更多，尤其要更有效率，”德国主要反对党领袖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在今年5月上任后的首次讲话中如此宣告。他警告不要轻易尝试缩短工作周的实验，并补充说：“如果实行每周四天工作制，我们将无法在维持国家繁荣的同时，平衡好工作与生活。”

根据德国最大的医疗保险公司德国技术员工健康保险公司（Techniker Krankenkasse）的数据，德国人平均每年请病假19天，高于疫情前约16天的水平。专家认为，这更多地反映了文化的转变，而非健康状况的恶化。柏林社会科学中心（Berlin Social Science Center）研究劳动力市场的学者约纳斯·杰森（Jonas Jessen）表示：“我看不出有什么充分的理由认为，德国人比其他高收入国家的人更不健康。”

上个月，这一问题再度引发争议。据德国媒体广泛报道，西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一所职业学院的一名教师被发现自2009年以来一直以生病为由休假，却照领全薪。

“这种情况难以为继，必须改变。”萨克森州州长、默茨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副主席迈克尔·克雷奇默尔（Michael Kretschmer）在接受采访时说。他补充道：“兼职工作绝不能成为经济的常态。”克雷奇默尔指出，在萨克森州，护理和医疗保健行业因工时减少而受到严重冲击，每一次薪资上涨似乎都伴随着工作时间的缩短。“我们必须成为工作时长的领先者，而非垫底者。”他说。

当然，减少工作也有其益处。许多工作过度的美国人羡慕德国人和其他欧洲人，他们可以享受长达数周的暑假，并且在休假期间完全不回复工作邮件。“生活不只有工作，”27岁的法律系学生克里斯托弗·西茨曼（Christopher Sitzmann）周五下午在柏林一家迪卡侬体育用品店购物时说，“我喜欢运动，所以来这里买游泳装备。今天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但坎普特认为，德国人对“工作与生活平衡”的追求已经过度偏向了“生活”。“人们有一种误解，以为不工作也能过上好日子。”他说。

四年前，34岁的法泽·哈达迪（Faeze Haddadi）和丈夫从伊朗搬到柏林，他们本以为会遇到一群极其勤奋的人。“我们当时不知道这里的人有多勤奋，还以为我们可能需要更努力、更长时间地工作。”在德国求职颇为不易的哈达迪说。她在柏林威尔玛购物中心的美食广场，一边陪女儿吃鸡块和薯条，一边说道：“但这里的人似乎并没有什么工作压力。”

专家指出，德国人工作时间减少的主要原因并非懒惰，而是结构性因素导致许多德国人——尤其是女性——难以从事全职工作。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2023年，48%的德国女性雇员从事兼职工作，而男性的这一比例仅为10%多一点。在有孩子的母亲中，这一比例更是超过了65%。

根据欧盟机构欧洲性别平等研究所（European Institute for Gender Equality）的数据，去年德国男性的全职等同就业率为61%，而女性仅为44%，这是欧盟国家中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许多德国学校和托儿所在上午到下午之间便已放学，这使得双亲都从事全职工作变得十分困难。杰森表示，文化观念也导致女性承担了大部分的育儿责任。

冷战时期的历史在东西德之间划下了一道关于母亲就业的鸿沟。“在西德，有工作的母亲曾被称为‘乌鸦妈妈’（Rabenmutter），被视为不称职的母亲。”杰森解释道。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前东德，法律基本上要求父母双方都工作，并且从孩子很小的时候起就提供普及的托儿服务。时至今日，前东德地区的母亲从事全职工作的比例仍然更高。

关于如何吸引德国人增加工作时长，专家们意见不一。普遍的共识是，提供更好的托儿服务和延长托管时间会有所帮助。但像坎普特这样的商界领袖则希望减少法规和官僚程序，并增加移民。相比之下，杰森则主张采取一些简单的技术性措施，例如将已婚夫妇的联合报税改为个人报税，这将使许多母亲能够以较低的税率工作更多时间。一项研究发现，个人报税制度预计将为德国劳动力市场增加相当于50万个全职工作岗位。但杰森也承认，这种改变在政治上会遇到阻力，因为它被一些人视为“反家庭”的政策。

雇主和雇员的代表都认为，默茨政府提出的建议令人失望。坎普特表示：“德国最近的三届政府似乎都认为，‘推迟解决问题是一种高明的政治策略，但我们对此不敢苟同’。”

目前，许多工作场所的趋势可能并非增加工作，反而是减少工作。去年，45家德国公司进行了一项为期六个月的实验，转向每周四天工作制，允许员工在薪水不变的情况下减少工作时间。实验结果大多是积极的：每小时的生产效率提高了，员工也更加快乐。大多数参与试验的公司表示，在试验期结束后，他们将继续实行每周四天工作制。

作者：亚伦·维纳（Aaron Wiener）

亚伦·维纳是《华盛顿邮报》柏林分社社长，负责报道德国、奥地利、波兰和匈牙利以及欧洲的更广泛新闻。他曾任住房记者和《华盛顿邮报》历史版“Retropolis”的编辑。

来源：日新说Copernicium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