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继龙在抗日时期积极抵抗日军侵略，为抗日做出过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他又厌倦内战主动退役，此后一直在经商，还曾掩护过中共地下党，后来又在湖北起义，抗美援朝时，出于爱国情怀，他更是向志愿军捐赠了一栋楼，为何他还是难逃被处决的命运？

1955年12月8日，湖北省长阳县人民政府以“地方站犯罪”判处抗日爱国将领、起义将领、原国军少将李继龙死刑并立即执行，随即李继龙被处决。

李继龙在抗日时期积极抵抗日军侵略，为抗日做出过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他又厌倦内战主动退役，此后一直在经商，还曾掩护过中共地下党，后来又在湖北起义，抗美援朝时，出于爱国情怀，他更是向志愿军捐赠了一栋楼，为何他还是难逃被处决的命运？

1898年时，李继龙出生于湖北长阳一个土家族家庭，早年毕业于湖南陆军讲武堂，毕业后，他在爱国民主将领李明灏麾下任职，从营长逐步晋升至副团长。

李明灏这位毕业于日本东京士官学校的将领不仅是国军重要将领，更是中共秘密党员，其"军事救国、民主兴邦"的思想深深影响了年轻的李继龙。

在李明灏的言传身教下，民主革命意识与爱国情怀在李继龙心中生根发芽，这为他日后的人生选择埋下了伏笔。

全面抗日战争的爆发后，1938 年，李继龙被推荐进入重庆陆军大学深造，系统学习现代军事理论。1942年毕业后，这位34岁的军官被晋升为第六战区少将高参，奉命在广西组织学生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在广西期间，李继龙走遍桂北山区，用土家山歌改编抗日歌曲，让“保家卫国”的种子播撒在桂北青年心中。

调任77师少将参谋长后，李继龙迎来了军旅生涯的高光时刻。1944年长沙会战期间，他率部在衡阳外围与日军展开拉锯战。

当时日军不仅在军事上步步紧逼，更暗中策划扶持原湖南省主席、国民党元老宋鹤庚组建日伪政权。宋鹤庚作为国民党元老，其声望若被敌利用，将严重动摇湖南抗日民心。

李继龙得知情报后，冒死亲率突击队潜入日军控制区，成功营救宋鹤庚及其家属。在护送途中，他彻夜与宋鹤庚长谈，从甲午战争讲到南京大屠杀，以民族大义说服宋鹤庚拒绝与日方合作，彻底粉碎了日军的政治阴谋。

随着抗日战争胜利，但抗战胜利的喜悦并未持续太久，蒋介石很快发动内战的决定让李继龙陷入深深的矛盾。

时任长沙警备司令部少将参谋长的李继龙，亲眼目睹国民党接收大员"五子登科"的腐败乱象，对自己曾经效忠的政权逐渐失望。

当上级下达清剿共产党的命令时，李继龙当即以“胃溃疡复发”为由坚决申请退役治病，1947年获准后定居武昌经商，用实际行动表达对内战的抵制。

1946年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期间，对民主仍存幻想的李继龙竟选为国大代表。在南京召开的大会上，他不顾特务监视，当众抨击国民政府“抗战胜利而民生凋敝，接收失地而贪污盛行”的现状，直言 “如此宪政，不如不搞”。

李继龙这番发言刺痛了蒋介石，随即被撤销实职，仅保留国防部少将参议的虚衔。这次政治失意让他彻底看清国民党的本质，也让他与中共地下组织的联系更加紧密。

在武昌经商期间，李继龙利用自己的国军少将身份，多次为江汉军区地下党提供掩护。他在自家商铺设立秘密联络点，为地下工作者提供身份证明和活动经费，甚至冒险藏匿被通缉的党员。

1948年局势紧张后，李继龙担心事情败露，举家迁回长阳老家，却无意间成为当地解放前夕的关键人物。

李继龙回长阳后，长阳当地豪绅刘春龙登门拜访，将李继龙再次卷入军事漩涡。刘春龙问及“解放军能否打过长江”时，他直言不讳：“国民党失尽民心，解放军过江只是时间问题，早立功不如晚立功。”

这番话促使刘春龙采取了极端行动，不久刘春龙派家丁枪杀了7名催粮逼款的国军199师士兵。事件引发79军199师师长黄粱的疯狂报复，扬言要血洗刘春龙家族。

危急时刻，李继龙连夜跋涉百余里面见第14兵团司令宋希濂，以“稳定地方秩序”为由劝说其网开一面。最终宋希濂任命李继龙为79军少将副军长，让他回长阳调处此事。岂料这个为救人而接受的职务，日后竟成为李继龙被定为“反革命罪”的重要证据。

李继龙接受任命后星夜赶回长阳，对黄粱好一番劝说安抚，这才平息了黄粱的怒火，救下了刘春龙一家。

1949年10月，解放军逼近长阳，李继龙抓住时机劝说黄粱起义，在遭到拒绝后，他毅然脱离部队，只身前往解放军第50军驻地宣布起义投诚。

新中国成立后，李继龙积极融入新社会，不仅继续在武汉经商，还加入了民革组织，甚至作为爱国人士代表参加了湖北省政协会议。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全国掀起支前热潮，时年52岁的李继龙做出了一个惊人决定 —— 将位于汉口筷子街的私宅一栋别墅出售，所得款项全部捐献给志愿军购买武器弹药。这栋砖木结构的两层别墅是他经商多年的心血，在当时价值不菲，其爱国热忱可见一斑。

然而命运的齿轮并未因善举而转向。1953年，全国镇反运动进入深化阶段，李继龙的名字出现在武汉市公安局的逮捕名单上。

当时党中央虽已纠正镇反初期的“左”倾偏差，但对“历史反革命”的审查依然严格。而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尤其是将军级别军官，自然成为重点审查对象。

李继龙被逮捕的罪名是“地方战犯罪”，主要依据包括：他担任79军副军长期间“镇压群众”（指调处刘春龙事件时安抚黄粱的行为）、“历史上长期为国民党服务”等。尽管他辩解自己早已起义，并有掩护地下党和捐款支前的功绩，但在“首恶必办”的政策背景下，这些都未能成为免罪理由。

案件从武汉移交长阳县后，经过一年多的关押审讯，1955年12月8日，长阳县人民政府最终判处其死刑。临刑前，李继龙留下遗言：“我一生爱国，从未反人民，历史终将证明我的清白。”

历史最终没有辜负李继龙的期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掀起平反冤假错案的浪潮。1986年时，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经过细致复核，认定李继龙“起义投诚后无反革命行为，原判认定事实错误”，正式撤销1955年原判决，恢复其“抗日爱国将领、起义投诚将领”荣誉和名誉。

长阳县统战部向李继龙直系家属颁发起义投诚人员荣誉证书，并发放了抚恤金。至此迟到31年的正义，终于告慰了这位蒙冤者的在天之灵。

李继龙的悲剧并非孤例，而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权未稳、内外交困的背景下，镇反运动作为巩固政权的必要手段，确实保障了社会稳定，但也难免造成扩大化的失误。

正如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指出的，镇反运动与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并称“三大运动”，共同奠定了新中国的根基，但在执行过程中存在“政策界限不清、打击面过宽”的问题。

从个人层面看，李继龙的一生充满矛盾与挣扎：他出身国民党阵营却深受共产党影响，身处反动阵营却心向进步，渴望远离政治却始终被时代洪流裹挟。

李继龙的可贵之处在于，无论环境如何变化，爱国底色从未改变，抗战时浴血杀敌，内战时拒绝参战，解放后支援前线，这些选择始终围绕着“国家民族利益”这一核心，他是真正的爱国者。

当时李继龙事件折射出的是转型期社会的法治困境，他的平反过程则表明中国法制制度的进步，也体现了中共实事求是、勇于纠错的责任心和使命担当。

如今，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地方史资料中，李继龙的事迹被客观记载，他的事迹也成为当地爱国主义教育的特殊教材。

来源：小岛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