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当代文学的灿烂星空中，《金光大道》无疑是一部闪耀着独特光芒的长篇小说。它出自著名作家浩然之手，这位靠自学成长起来的文学巨匠，毕生坚持深入生活，以 “写农民，为农民写” 为创作宗旨 ，用文字描绘出中国农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革与发展。《金光大道》便是他在这一创作

在当代文学的灿烂星空中，《金光大道》无疑是一部闪耀着独特光芒的长篇小说。它出自著名作家浩然之手，这位靠自学成长起来的文学巨匠，毕生坚持深入生活，以 “写农民，为农民写” 为创作宗旨 ，用文字描绘出中国农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革与发展。《金光大道》便是他在这一创作理念下的扛鼎之作，首次完整地展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全貌，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部小说洋洋洒洒数百万字，时间跨度从 1951 年春耕前一直延续到 1955 年秋收后 ，从土改后农民获得土地的喜悦与迷茫，到互助组的萌芽与发展，再到初级社的建立与壮大，直至取消土地分红建立高级社，每一个阶段都刻画得细致入微，生动地再现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艰辛历程和伟大成就。小说以冀东芳草地为背景，将读者带入那个充满希望与挑战的时代，让人们真切地感受到农民们在党的领导下，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梦想，如何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走上社会主义的 “金光大道”。

《金光大道》以其 200 多万字的鸿篇巨制，为我们展开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全景图。从纵向的时间轴来看，它的笔触上溯至 1932 年，下延至 1956 年 ，将土改后农村的新气象、互助组的蹒跚起步、初级社的逐步发展以及高级社的最终建立，一一呈现在读者眼前。这其中，不仅有农民们在土地上的辛勤耕耘，更有他们在思想上的转变与成长。

在描写互助组阶段时，小说细致地刻画了农民们如何在生产中互帮互助。面对春耕时缺耕畜、少劳力的困境，高大泉等党员干部积极奔走，为农户牵线搭桥，组建互助组 。刘祥作为贫苦农民的代表，在高大泉的帮助下，与其他农户成功配对，解决了耕种难题，生动展现了互助组在解决农民实际困难、促进农业生产方面的重要作用。

而在初级社的发展过程中，作者又将目光投向了合作社的组织建设、生产规划以及农民们对新制度的适应与参与。面对生产中的困难和矛盾，党员干部们积极协调，带领农民共同克服，使得初级社逐渐走上正轨，展现出社会主义合作化的优越性 。

这种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各个阶段的全面而细致的描绘，让读者仿佛亲身经历了那个充满变革与希望的时代，深刻感受到历史发展的脉搏 。与同时期其他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小说相比，《金光大道》的时空跨度更广，内容更加丰富，它不仅仅是一部小说，更是一部记录时代变迁的史诗 。

在那个特定的文学时代，小说创作往往受到各种思潮和创作原则的影响，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呈现出一定的模式化倾向 。《金光大道》作为这一时期的作品，虽未能完全摆脱 “三突出” 原则的影响，高大泉这一人物形象也被指精明强干得近乎神化，有了 “高大全” 的影子，但它在人物塑造方面，尤其是主人公形象的刻画上，却有着独特的突破与创新 。

与同时期的《山乡巨变》《创业史》《艳阳天》等小说相比，《金光大道》在主人公家庭人员组成的描绘上，展现出截然不同的一面 。在那些作品中，为了凸显英雄人物的先进性、革命性和纯粹性，主人公多被设定为逃荒而来的外乡人，且幼年家庭残缺，不是丧父便是亡母 。梁生宝无父，萧长春无母，高大泉先亡父后丧母，他们在解放时正值青年，这种身世设定旨在强调共产党是他们的再生父母，他们投身革命是理所当然的选择 。

更为极端的是，这些英雄人物在感情生活上也多有波折，要么主动压抑情感，要么遭遇丧妻、离婚等不幸 。梁生宝先是亡故了毫无感情的童养媳，后又因工作错过与徐改霞的感情；萧长春更是命运多舛，无母、丧妻、丧子，年纪轻轻就成了鳏夫，还得强忍丧子之痛投入麦收工作；刘雨生则因工作积极，被妻子张桂贞冷落而离婚 。这些英雄人物的家庭支离破碎，他们被塑造成一心为公的孤家寡人，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彰显他们的高尚与纯粹 。

然而，《金光大道》中的高大泉却打破了这种常规 。他拥有一个正常而温暖的家庭，妻子张瑞芳与他志同道合，不仅全力支持他的工作，自己也积极投身于农业社的各项活动 。他们夫妻二人相互扶持，共同面对生活中的困难与挑战 。高大泉还有一对可爱的儿女小龙、小凤，一家人的生活充满了人间烟火气 。这种对主人公家庭生活的正常描绘，让高大泉的形象更加贴近生活，更加真实可信 。他不再是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普通人 。

此外，浩然在塑造高大泉这一形象时，并没有将他刻画得无所不能 。在购买 “滚刀肉” 张金寿的大车时，高大泉也会疏于防范，没有料到对方会做手脚，结果在 “风雨龙虎梁” 时遇险，摔断了腿，险些丢了性命 。他也会因为工作繁忙而积劳成疾，卧病在床 。这些情节的设置，展现了高大泉作为一个人的弱点和局限，使他的形象更加立体丰满 。

自 1994 年京华出版社首次完整出版四卷本的《金光大道》后 ，这部作品便在文学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其热度至今仍未完全消散 。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作品的艺术真实性、思想价值以及它与特定历史时期的关系上 。

一些批评者毫不留情地指出，《金光大道》存在着概念化描写的问题，书中的人物形象仿佛是被生硬地贴上了各种标签，缺乏真实的生命力 。他们认为，作品中充斥着假、大、空和佯装的幸福感，那些空洞和充满说教的豪言壮语，以及谎言式的寓言故事方式，都是特定历史时期 “十年” 特有的产物 。

在他们看来，《金光大道》与其说是在真实地表现合作化运动中中国农民的正确与伟大，不如说是在为 “十年” 历史进行粉饰和唱赞歌 。比如艾青就曾在《文汇读书周报》发表《关于 也说几句》，表达了类似的意见 。他认为，虽然作品没有正面描写 “十年” 时代的现实，但却是用 “十年” 时期的主流思想来表现五十年代的 “路线斗争”，因此不能用所谓的 “真实” 来为其辩护 。

然而，这种观点也并非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同 。许多人认为，《金光大道》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真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农村的面貌和农民的心态 。浩然长期扎根农村，亲身参与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他以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如实地描绘了中国农民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艰辛与奋斗，以及他们思想上的转变 。尽管作品创作于特定时期，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但这恰恰使其成为了研究那个时代的珍贵资料 。

在人物塑造方面，虽然高大泉等人物形象存在被拔高的情况，但也不能忽视浩然在努力突破传统模式上所做的尝试 。他笔下的高大泉拥有正常的家庭生活，有血有肉，有情感有弱点，这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是一种难得的突破 。这种对人物形象更贴近生活的塑造方式，使得作品中的人物更加真实可信，也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

创作于 1950-1970 年代，作者浩然以 “歌颂集体化道路” 为核心立场，紧扣当时 “农业合作化” 政策导向。作品将农村发展简化为 “走集体道路等于光明”“搞个体经营等于落后” 的二元叙事，本质是服务于宣传的 “时代赞歌”，缺乏对现实复杂性的多元呈现。

创作于 1990 年代，莫言以 “个体命运” 为核心，跨越 20 世纪中国重大历史节点（抗战、土改、文革、改革开放）。作品跳出单一政策视角，聚焦母亲上官鲁氏及其子女在时代洪流中的生存挣扎，既写历史的宏大叙事，更挖人性的复杂面向（如欲望、苦难、坚守），本质是对 “人如何在历史中活着” 的深度追问，文学性独立于具体政策，更具历史反思性。

《金光大道》是特定历史时期的 “政策文学标本”，其价值在于记录了计划经济时代的集体主义叙事逻辑，是研究当代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重要资料，但从文学本身的艺术性与反思性来看，存在明显局限；《丰乳肥臀》则是改革开放后 “新历史小说” 的代表，其价值在于跳出政策束缚，以人性为核心重构历史叙事，既展现了历史的复杂性，也挖掘了人性的深度，更具备跨越时代的文学感染力与国际传播力。二者并非 “优劣之分”，而是不同时代文学功能的两种极端呈现 —— 前者服务于 “宣传”，后者服务于 “人性”。

来源：细看历史三棱镜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