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还记得某次联合国大会上，乌克兰代表请各国代表起立为战场阵亡乌军及被波及死亡的乌民众默哀，在美国的带头下，一些国家的代表稀稀拉拉的站起来，态度很是敷衍；

还记得某次联合国大会上，乌克兰代表请各国代表起立为战场阵亡乌军及被波及死亡的乌民众默哀，在美国的带头下，一些国家的代表稀稀拉拉的站起来，态度很是敷衍；

而默哀没进行多久，俄罗斯代表就发声中断了这次默哀，并提出如果要默哀，应该为从2014年开始在乌克兰发生惨剧的所有遇难者默哀，因为所有人的生命都是无价的。

两国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高下立现。

但你可能想不到，类似的情况居然在北京九三阅兵的当天，在中国地界上发生了。

明显狭隘的讲话

据《联合早报》报道，就在北京九三阅兵当天，国民党现任主席朱立伦在脸书上公开发文称：

“抗战是由中华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以及蒋中正委员长所领导的，这是清楚无误的历史事实。”

一句话，直接抹消了在抗战敌后战场上浴血奋斗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群众，还有海外侨胞、国际友人的贡献。

这与我党代表在北京九三阅兵当天的发言致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在这场纪念中国人民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盛大庆典上，是向所有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贡献的人致以了崇高谢意。

且不论两边发言的高下之别，就朱立伦说抗日战争是蒋介石领导打赢的这一点，便与历史事实有很大的偏差。

回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事实，日本侵略者能够在东北以及华北地区频繁取胜，可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为了侵华准备了很久，且自身拥有明显强于中国的实力，更因为当时以蒋介石为领导的国民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

至于这个政策形成的原因，则与蒋介石一贯以来存在的一个思想有关，即“攘外必先安内”。

蒋介石未必不知道日本人的狼子野心，但他一直对其他列强抱有幻想，认为如果日本侵华的话，其他列强一定会站出来调停制止。

在这种侥幸心理的支持下，蒋介石发布了《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文章中将矛头直指我党，接着国民党政府就开始从南到北的四处围剿我党革命根据地，对日本侵略者的侵略试探一步接一步的退让姑息。

“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依然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全然无视了全国人民的不满和抗议。

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最终逼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西安事变”。

时值1936年，日军进侵华北的动作越来越大，国内主张抗日的声音却被国民党军警强行阻挠和镇压。

毛主席、彭老总等我党领导人迫切希望集结全国之力共同抗日，但与蒋介石的接触努力都是白费，毛主席和彭老总商议后认为，恐怕还是要以强硬的武力手段“逼蒋抗日”。

不过就在毛主席做出这一判断后的第11天，即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

西安事变之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大势已不可更改。

然而蒋介石也没有完全放弃“逆大势而为”的心思，直到“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局势变得彻底无法控制。

在形势危急之际，我党与毛主席先后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强调我党将坚决实行全面全民族抗战路线。

这其实相当于将蒋介石架了起来，如果他表示反对，必然会站在全国人民的对立面。

于是在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向全国播发了《国共合作宣言》，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正式形成了。

这之后由我党和国民党所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

客观来讲，两部军队的战斗任务都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我党军队在敌后战场打游击、破坏日军运输线，国军正面部队将承受更加猛烈的攻击；

反过来也是，没有国军正面部队吸引日军主力持续输出，我党军队无法快速壮大，并成为敌后战场上一根根致命的楔子，扰乱日军的战斗节奏。

事实上也正是因为认可国民党军队曾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所以在此次北京九三阅兵上，我们也隆重邀请了国民党老兵来活动现场观礼。

赖当局行为寒人心

但可笑的是，在中国大陆宣布会邀请国民党老兵后，赖当局居然直接警告那些国民党老兵，声称如果他们敢去参加相关活动，那就别想再享受退休待遇了。

除了赖当局，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抢功”言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未尝不是就抗战这件事在对两岸施挑拨之实。

此次受邀参加北京九三阅兵的前岛内海上武装“新江舰”舰长吕礼诗在接受采访时，说的一番话直切核心，最后在这里引述给大家知悉：

“事实上，当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国共两党以民族利益为重，摒弃内战分歧，携手一起抗战。地不分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抗战胜利是全体中国人一起完成的伟业，是全体中国人的荣光。我奉劝台湾某些人，别在抗战这件事上挑拨离间，区分你我，抗战胜利是超越党派的胜利成果。”

来源：郑太尉观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