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位西方传教士站在福建乡村的庙宇前，困惑地看着村民们依次在佛堂、道观和祖先祠堂前祭拜，忍不住问道：“你们到底信仰什么？”老人笑着回答：“我们什么都信，只要它有用。”

一位西方传教士站在福建乡村的庙宇前，困惑地看着村民们依次在佛堂、道观和祖先祠堂前祭拜，忍不住问道：“你们到底信仰什么？”老人笑着回答：“我们什么都信，只要它有用。”

一位西方学者曾经宣称：“中国人没有信仰。”这句话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中国知识界激起层层涟漪。真的如此吗？当西方人拿着《圣经》来到我们面前时，他们手中拿着的是唯一的上帝，而我们手中拥有的却是整个世界的多元与包容。

在远古时代，各个民族都以凶猛野兽作为图腾——美国的白头鹰、英国的狮子、俄罗斯的北极熊。这些猛兽具备的都是“霸道”气质，代表着征服与力量。

中华民族却创造性地描绘出一种神奇动物——“龙”：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

龙能飞行、擅变化、兴云雨、利万物，是具备超能力的神奇动物，简单来说就是“德才兼备”，天生具有“王道”气质。

中国人是“龙的传人”，但我们并没有跪在图腾脚下一味顶礼膜拜，而是希望自己及子孙向先祖看齐，努力学习龙“利万物”的“圣德”和“呼风唤雨”的“超能力”，做个德才兼备的人。

龙的传人

中华民族的神话故事与其他文明截然不同。盘古开天地、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女娲补天、燧人取火、愚公移山、大禹治水。这些神话无不显示古人面对自然界的困难时，既没有求神拜佛，也没有逆来顺受，更没有坐以待毙。

一言不合，直接开干，管你是青天、太阳、大海、高山还是洪水，爱谁谁，无所畏惧。中华民族神话故事中的众神们，体现了“奋斗”的精神和“利民”的爱心。

相比之下，古希腊神话中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们明显还未开化，处于茹毛饮血的野蛮时期，普遍有力量，基本无道德，经常害民众。

中国人对待信仰有着极其务实的态度。“上信神明下信蛇龟，不灵就不拜”这句话反映了中国人对宗教的实用态度——如果一种信仰或做法不能给予他们实际的帮助或支持，他们很可能会转而寻找其他的方法或信仰。

中华民族把“师”请上“神位”，应该是世界独有的一种信仰，体现中国人“尊师重教”的传统。如果说父母孕育了人的肉体，那么师就培育了人的心灵，智慧了人的头脑。

根据国际调查，世界上教师最受尊敬的国家排名中，前十基本为亚洲国家，第一名是中国。中国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充分体现了“师”的重要性。

西方基督教信仰强调的是对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的顺从和敬畏。很多基督徒认为人生的大部分事情都是上帝早已决定的。天命，或者命运，在他们眼中，是不可更改的。

中国哲学强调“人定胜天”。在中国的思想中，命运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通过努力和智慧来改变的。古人常说“人定胜天”，意味着人通过努力，完全有能力超越命运的束缚，创造出自己的未来。

《礼记·礼运》提出了古代中国人追求的目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信仰为社会提供道德规范，影响文化传承的方向与价值。中国人的信仰体现在无数中国人的信仰世界、精神世界当中，成为中国人信仰的集成表达。

有别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宗教信仰，中国信仰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内容形态。一方面，中国信仰在其最高层次上表现为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另一方面，中国信仰在其新时代维度上表现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自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这深刻揭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内含的信仰维度。

中华民族真正的信仰是良知与良心。孟子提出人要“致良知”，讲良心。于是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自觉地向上向善的信仰，上升到理论阶段，即讲良知、良心。

良知、良心是中华民族衡量是非善恶的最高标准，是高尚精神境界的最高裁判、最高制约。中华民族在信仰良知、良心的过程中，以其统摄自己的修养、自己的行为、自己的追求。

宋代程朱理学所讲的“存天理，灭人欲”之本真，是存养人与生俱来的善良人性，灭掉非分的欲望、过分的欲求。其主张存养的善良人性，就是良知、良心。

爱国精神、担当精神，也是在讲良心、凭良心的基础上，树立起担当之心、担当之志。爱国与担当精神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孔子一生为了使天下奔赴“均、和、安”而孜孜追求。《左传·昭公四年》郑子产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林则徐虎门销烟本是大功，反而被贬戍边，但他一切都从国家民族角度看问题，写下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诗句。

忠贞爱国的屈原被楚怀王流放后，写《离骚》以展现一片爱国的赤子之诚。无论在祖国受到多大的委屈，无论外邦有多大的诱惑力，他也不离开自己的祖国。

在中国语境中，道德根基源于儒家思想将道德视为社会关系的内在规范（如“仁”“礼”），强调通过修身实现“天人合一”，无需依赖超自然权威。道德是维系家庭、社群和谐的实用工具（如“孝道”巩固宗族秩序），而非抽象信仰的产物。

即便存在“天”的概念（如“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其运作方式更接近自然法则，而非人格神的直接干预。通过科举制、乡约族规等制度，儒家伦理被编码为日常行为规范（如“君子慎独”），形成强大的文化惯性。

西方语境中的“道德”与“信仰”有其局限性。基督教传统中，道德义务源于上帝的诫命（如“十诫”）和人与神的契约关系。道德行为是对神圣权威的服从，个体需通过忏悔、救赎实现道德完善。

道德常与“罪”（Sin）的概念绑定，强调对超自然惩罚的敬畏（如地狱审判），而非完全依赖内在良知。现代西方社会虽世俗化，但道德话语仍受基督教遗产影响（如人权观念中的“人皆上帝子民”平等性）。

据统计85%的美国人声明自己信仰基督教，而号称“有信仰”的美国，却是世界上犯罪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在现代性冲击下，中国传统信仰也面临着挑战。城市化瓦解宗族社会，儒家伦理的实践场景（如大家庭、乡土社会）消失，导致道德失范感（如“老人倒地不敢扶”现象）。

官方推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质是混合传统伦理、社会主义理想与法治精神的再整合尝试。传统信仰与现代文化融合，形成新的信仰表达和实践方式。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互联网、社交媒体，传播传统信仰。

现代社会，人们信仰的种类更加多样，包括宗教、哲学、科学等。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促进了信仰间的理解和接纳，形成多元共存。

在国际机场，一位外国学者看着中文标识“信仰”二字若有所思。

他对中国同行说：“这两个字符真有意思——‘人’和‘言’组成‘信’，‘羊’和‘目’组成‘仰’，是不是意味着‘人说的话要像羊一样温顺地仰望服从’？”

中国学者摇摇头：“不，在我们文化里，‘信’是言行一致，‘仰’是仰望崇高——我们信仰的是脚踏实地后的星空仰望。”

[免责声明：本文基于公开历史文献和研究资料撰写，旨在探讨文化信仰现象，不代表任何特定政治或宗教立场。]

来源：世事传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