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是人与事的记录，有人才有史，但只有少数人在书写历史的同时也能被历史铭记。正如历史学家钱穆所说：“要研究历史，首先要懂得人，尤其需要懂得少数的历史人物。”如何公允地评价历史人物，更是每一位历史研究者无法回避的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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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开皇到神龙
时间：9月13日（周六）15:00—17:00
地点：三联韬奋书店·美术馆店（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历史是人与事的记录，有人才有史，但只有少数人在书写历史的同时也能被历史铭记。正如历史学家钱穆所说：“要研究历史，首先要懂得人，尤其需要懂得少数的历史人物。”如何公允地评价历史人物，更是每一位历史研究者无法回避的叩问。
隋文帝与武则天，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极具传奇色彩的帝王。作为一代强盛王朝的奠基者，隋文帝以其开拓进取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却鲜有人为他单独著书立传。与此相对，有关武则天的历史叙述纷繁复杂，无数作品围绕着她的神秘身世与夺权之路展开，为她贴上了诸如“中国唯一的女皇帝”“女权先驱”“僭越者”“祸乱朝纲”的标签，让人物的真实面貌湮灭于历史与叙述之中。
他们究竟生活在怎样的时代？关于他们的历史叙述如何被重新构建？他们的真实面貌如何？他们为后世留下了怎样的政治遗产？我们又该如何评价他们的功过得失？
从“开皇”到“神龙”，一百二十余载风云变幻。隋文帝与武则天，见证了王朝更迭与中国从长期分裂迈向统一的复杂进程，共同铸就了隋唐盛世的制度根基与文化底色。
9月13日，历史学者韩昇将携新著《隋文帝传》与《武则天传》做客三联韬奋书店，带领读者重返具体的历史现场。通过对文献史料的细致爬梳与严谨考辨，拨开层层迷雾，还原这两位帝王作为“人”的生命轨迹与政治实践。
*文章节选自《武则天传》（韩昇 著 三联书店2025-9）
《阙楼图》，1971年陕西省乾县懿德太子墓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九天阊阖开宫殿， 万国衣冠拜冕旒”，可在此图中直观感受到王维笔下所描写大唐宫廷的恢宏气势
武则天传（节选）
文 | 韩昇
当上皇后，武则天马上着手提高自己的威望，确立政治地位。
十一月三日，武则天到太庙告祖。七日，根据武则天的要求，高宗追赠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为司空。
这年年底，朝廷还进行了两项重要的人事任命。一是命礼部尚书许敬宗每日待诏于武德殿西门；二是任命中书侍郎李义府参知政事。武则天的人马开始占据要津。
唐代三省六部制示意图
更为重要的是要确立武则天在皇帝胤嗣上的地位。许敬宗首先提出这个问题，在武则天册立为后的第三天，他上奏道：“皇太子，国之本也，本犹未正，万国无所系心。且在东宫者，所出本微，今知国家已有正嫡，必不自安。窃位而怀自疑，恐非宗庙之福，愿陛下熟计之。”
当年立陈王忠为太子，出于王皇后的阴谋，现在皇后之争已经尘埃落定，庶母所出的陈王忠又要再一次被政治斗争所利用，只不过上次是喜剧，这回可就要成为悲剧了。
高宗做出积极的回应：“忠已自让。”
许敬宗催促道：“能为太伯，愿速从之。”
翌年春正月六日，元旦刚过几天，更换太子的诏令便正式颁布了，武则天的儿子代王弘被立为太子，而太子忠则被降为梁王、梁州刺史，原太子府的官属害怕获罪，纷纷藏匿起来，只有右庶子李安仁流着眼泪，和太子忠告别。固然是世态炎凉，但长孙无忌一派失势和武则天的手腕，已经让官场心中有数。废立太子是个明显的风标，表明武则天的地位已经确立。
为了庆祝这个新的时代，翌日，高宗下令大赦天下，改元“显庆”。
二月十七日，武士彟再次被追封为司徒，赐爵周国公。武氏门第通过政治权力扶摇直上，看谁还敢轻视她。而且，她还要让垄断政治的豪门望族明白，现实的权力才是至高无上的。
明人绘武则天像，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显庆元年（656）的政坛相对平静。武则天和高宗，甚至他们的对手，都需要休整一番。
长孙无忌专心于史书的编修。按照唐朝的制度，史馆修史，由宰相领衔。这年，梁、陈、周、齐、隋《五代史志》三十卷编撰完成，由长孙无忌献上。后人将它和贞观十年由魏征主持编修的《隋书》合为一书，这就是今日我们所见到的《隋书》十志。而且，长孙无忌还同国子祭酒令狐德棻缀集武德、贞观二朝史为八十卷，上表献呈，得到高宗的慰劳，赐物二千段，其子润还被封为金城县子。
《隋书》书影，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校刻本
武则天同高宗感情弥笃。三月，她根据皇后亲蚕的礼仪，祀先蚕于北郊。六月，其子潞王贤被封为雍州牧。到了十一月，她又产下皇子显，百官同庆，京官和朝集使都得到加勋晋级，皆大欢喜。
实际上，政治的较量并未止息。暴得大官的李义府恃宠用事，多为非法。他见到大理寺犯人淳于氏美貌，竟让大理寺丞毕正义枉法将她释放，准备纳为妾。大理卿段宝玄觉得事有蹊跷，便将情况上奏。高宗命给事中刘仁轨等人审查，李义府害怕事情泄露，逼迫毕正义在狱中自缢。高宗知道后，按下不问。侍御史王义方看不下去，与母辞别，上书弹奏。高宗不得已，让王义方当廷劾奏。根据唐朝的制度，大臣遭到御史当廷弹劾时，必须偻俯退下，立于朝堂待罪。但李义府恃宠不退，王义方只好喝令他退下，李义府顾望不听，王义方呵斥再三，李义府见高宗不说话，才不得已退了下去。然而，弹劾的结果出人意料，高宗对李义府不予追究，反而处罚王义方侮辱大臣，言词不逊，贬为莱州（今山东莱州）司户。
对李义府失败的弹劾，说明武则天势头正健，她的人马得到她的袒护，有恃无恐。但是，小人得志，必然招致朝中大臣的反感，无形中增强了对立面的阵容。
褚遂良遭贬斥近一年之际，韩瑗上书为他称冤：“遂良体国忘家，捐身徇物，风霜其操，铁石其心，社稷之旧臣，陛下之贤佐。无闻罪状，斥去朝廷，内外甿黎，咸嗟举措。”请求高宗将他召回。
高宗不以为然，回答道：“遂良之情，朕亦知之矣。然其悖戾犯上，以此责之，朕岂有过，卿言何若是之深也！”
韩瑗见高宗如此态度，反而更加激动，争辩道：“遂良可谓社稷忠臣，臣恐以谀佞之辈，苍蝇点白，损陷忠贞，昔微子去之而殷国以亡，张华不死而纲纪不乱，国之欲谢，善人其衰。今陛下富有四海，八纮清泰，忽驱逐旧臣，而不垂省察乎！伏愿违彼覆车，以收往过，垂劝诫于事君，则群生幸甚。”
高宗已经将褚遂良案件的性质改变为冒犯君主，同时也承担起责任，不啻堵住韩瑗之口，再说下去，就等于批评皇上。韩瑗也明白这一点，但他还是说了要说的话，顽强地坚持了自己的立场，甚至在意见不被高宗采纳时，以辞职相谏，为高宗所挽留。
韩瑗的活动引起武则天一派的警惕。显庆二年（657）三月，褚遂良改任桂州（今广西桂林）都督。这究竟是何人的主意，疑团重重，但其背后隐藏着政治陷阱，确是无疑的。褚遂良原任职的潭州，距离京师2445里，为中都督府，都督正三品上。而桂州至京师水陆路4760里，几乎比潭州远一倍，且为下都督府，都督从三品。无论距离或品秩，潭州都优于桂州。因此，从潭州到桂州，褚遂良显然是再一次遭受贬斥。可是，才过了四个月，许敬宗和李义府秉承武则天的旨意，诬告侍中韩瑗和中书令来济暗中勾结褚遂良，以桂州用武之地，故任命褚遂良为桂州都督，结为外援，图谋不轨。
八月十一日，韩瑗被贬为振州（今海南三亚西北崖城）刺史，来济为台州（今浙江临海）刺史，终身不准朝觐。褚遂良又被贬为爱州（今越南清化省清化市一带）刺史，柳奭为象州（今广西象州西北）刺史。毫无疑问，这是一起莫须有的冤案，目的在于清除反对武则天当皇后的对立派。
褚遂良早在潭州时就已患病，心情郁闷，现在更被贬到了荒远的爱州，获宥回京的希望更加渺茫。他不得不委屈上表，诉说当年力争高宗继立的功劳，婉转认错，言辞可怜，企图打动高宗。结果如泥牛入海，毫无反响，褚遂良在苦苦等待中黯然去世。韩瑗也忧愤交集，仅过了两年就死去了。面对日益严峻的专制权力，早逝者也许是万幸的，至少免遭更多的屈辱。然而，如果以为一死可以百了，那就过于天真了。
张萱绘《唐后行从图》
另一方面，拥戴武则天的人马如烟火腾空，喧嚣而耀眼。
三月，李义府晋升为中书令，兼检校御史大夫，同时掌握出令和监察大权。武则天展开政治洗牌的准备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八月，许敬宗担任侍中。这样，武则天的人马控制了皇帝的决策机关，还在宰相班子里居于上风。
从高宗废立皇后到韩瑗、来济遭贬的这段政治斗争，表面上是武则天逐步取得政治权力的过程，实际上，其意义更加深刻。
五胡十六国的大动乱，彻底瓦解了传统的乡里社会，代之而起的是广泛存在的、以在乡士族为核心的聚落，如战时的坞壁，以及由此演变而来的自然村落。社会基层如此巨大的变化，所造成的影响无疑也是深远而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士族豪强因其在乡势力的强化而对国家政权发生强大的影响，形成士族政治的局面。国家必须与士族妥协，才能建立与巩固；国家权力象征的皇帝，被视为士族阶层中的一支，具有相对的优势而没有绝对的权威。
此事反映了唐代前期政治的两个特点。第一，在唐朝政治格局中士族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唐朝最高统治者也以此自诩，高祖李渊曾对河东大族裴寂说道：“我李氏昔在陇西，富有龟玉，降及祖祢，姻娅帝室。及举义兵，四海云集，才涉数月，升为天子。至如前代皇王，多起微贱，劬劳行阵，下不聊生。公复世胄名家，历职清显，岂若萧何、曹参起自刀笔吏也！唯我与公，千载之后，无愧前修矣。”李渊引以为傲的是开国君臣都起自世胄名族，不同于其他王朝。的确，唐朝大臣中士族占有很高的比重，不少著姓甚至一门数代公卿辈出，绵延不绝。第二，士族政治规定了唐朝政治运作上权力制衡的特点，士族享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皇权，贞观时代以纳谏为特色的民主气氛及其行政模式，除了唐太宗个人的政治作风外，还具有时代的规定性。
从褚遂良到韩瑗，他们在废立皇后上的抗争，甚至屡屡以挂冠为手段，正表现出士族政治的精神。他们的经济生活、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并不仅依赖他们在朝中所任的职务。因此，他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自由的空间。尤其是长期动乱造成文化学术由官学向私学的转移，使他们更具有文化的优越感，在官场里多少保持儒家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以及魏晋个性解放运动以来“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清高态度。客观地说，反对武则天当皇后和看不惯许敬宗、李义府等新贵飞扬跋扈者，并不都是长孙无忌一党。也就是说，这些年的政治斗争不能完全从党派政治去概括，相当部分大臣是出于自身的价值观而做出的政治表态。对于武则天而言，这比摧毁几个政治派别要艰巨得多，她必须面对的是官场的主流及其价值体系。
如此重大的挑战，武则天只能通过加强皇权来达到目的，而这种加强皇权是朝着专制独裁的方向发展的，必然要对士族民主议政的政治运作模式做重大的改变，在这个意义上，她无疑是贞观政治的破坏者。其手段，也必然不同于常规，而采取出乎意料的、超常的和非合法的方式进行。她最高明的地方，就在于把这些政治斗争，都归结为简单的个人或党派之争，从而掩盖了她对官僚队伍全面整肃的巨大目的。因此，当她对大臣进行各个击破的时候，众多的大臣都认定是个案而袖手旁观，采取明哲保身的立场。到最后，专制主义形成气候，带血的利剑指向自己的时候，才发现每个人都成为孤立无援的个人，毫无反抗的力量。古今中外，专制独裁政治的兴起，都走着相似的道路，民主的力量往往都因个人私心而放弃对政治原则的坚持，以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麻木不仁中瓦解。
的确，能够最终攫取权力的独裁者，都有着过人的胆识与狡黠，他们策划的重大阴谋，往往以简单片断的面目出现，巧妙地迷惑了众人，乃至后来的研究者。把武则天的上台，僵硬地认定为关陇集团对山东士族的斗争，不正从学术上落入武则天的圈套，而看不清武则天政治的本质。其实，武则天是个政治实用主义者，她要打破的是旧士族政治，而不是地域政治。更不用说从隋朝以来，就不存在一个长期垄断国家权力的关陇集团。
韩瑗和来济的贬斥，出现了百官钳口的局面，故《新唐书・韩瑗传》说：“自瑗与遂良相继死，内外以言为讳将二十年。”这正是武则天所期望的。此后，大臣的正面抵抗被压制下去，只能用隐蔽曲折的手段周旋。然而，这也未必逃得过武则天锐利的眼睛。例如，李义府当上中书令后，和另一位中书令杜正伦不和，闹到高宗跟前，高宗将他们两人都贬出京外，李义府为普州（今四川安岳北）刺史，杜正伦为横州（今广西横县南江南）刺史。吏部尚书唐临，以公平执法闻名，他拟定与来济友善的许祎为江南道巡察使，关照贬官于此的来济；同时让与李义府有怨的张伦当剑南道巡察使，整治李义府。此事被武则天知道，就以唐临挟私选授，免其官职。
武则天所取得的胜利，正改变着唐朝政治的格局。
▼武则天传
武则天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女性之一。古往今来，无数作品围绕着她的神秘身世与夺权之路展开，为她贴上了诸如“中国唯一的女皇帝”“女权先驱”“僭越者”“祸乱朝纲”的标签，让人物的真实面貌湮灭于历史与叙述之中。
本书以武则天的人生轨迹为主线，依托《新唐书》《旧唐书》《唐会要》《资治通鉴》等史料，细致考辨了诸多历史谜题，力求纠正世人对武则天的误读。作者在展现武则天政治智慧的同时，并不避讳其在权力博弈中的残酷手段与武周政权的专制特点，从历史研究者的视角对人物予以公允的评价，向读者还原武则天及其时代的真实面貌。
本书还试图揭示“武则天现象”背后蕴含的深层政治逻辑——武周政权的建立实质上挑战了中国古代王朝赖以维系的血缘宗法制与政治合法性基础，而从神龙政变直至唐玄宗夺权的过程，则展现了唐朝尚存的自我纠正能力，这一历史过程具有贯穿整个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必然性——为隋唐史的叙述勾勒出另一条脉络，颇具见地，引人深思。
隋文帝传
ISBN：9787108081476 定价：128.00元
作为一代强盛王朝的奠基者，隋文帝以其积极有为与开拓进取在历史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却鲜有人为他单独著书立传。
本书展现了隋文帝杨坚跌宕起伏的一生。作者在考辨史料的基础上，还原了隋文帝从心怀壮志的贵族少年成长为刚毅果决的政治领袖的完整人生轨迹。隋文帝在人生的前后阶段作风截然不同，光辉和黯淡都十分鲜明。壮年的他开设科举、创立三省六部制、开凿大运河、御侮安邦，让强大的隋王朝立于东亚之巅；而晚年的他迷信佛教、猜忌凶狠、淡漠亲情、滥杀无辜，将专制统治推向顶峰，最终凄楚病逝。
作者并没有苛责隋文帝，而是将其置于历史语境中审视。隋文帝的一生可以看作隋王朝的缩影，隋朝以及隋文帝的两重性体现了中国从长期分裂迈向统一的复杂性。这一论断引导读者理解门阀政治兴衰、民族融合的深层逻辑，更为解读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演进与大一统国家的构建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
来源：三联书店三联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