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同理心，是导演的创作方法，也是她看待世界的方式。探索社会议题，以细腻情感呈现边缘群体的处境，是这位50岁出道、经历过西班牙社会剧烈转型的导演擅长的题材。

同理心，是导演的创作方法，也是她看待世界的方式。探索社会议题，以细腻情感呈现边缘群体的处境，是这位50岁出道、经历过西班牙社会剧烈转型的导演擅长的题材。

文丨FT中文网编辑 袁漪琳

在得到采访西班牙导演阿兰查•艾奇瓦莉亚（Arantxa Echevarría）的机会之前，小红书的算法早已把她的作品推送到我面前——一段关于电影《中国女孩（Chinas）》的解说切片视频。解说为这部影片找到的“卖点”是：它拍出了“东亚小孩的原生家庭创伤”。

视频里选取的正是电影中最有情绪张力的一幕：女儿一边吃饭一边玩手机，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亲子冲突。父母指责孩子不知感恩，孩子则失望于父母从未真正考虑过她的感受。窒息的无效沟通，精准戳中了当下年轻人对“原生家庭”的控诉。也因此，这部电影在我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非华裔导演，竟能如此精准地还原中国家庭中的代沟？

然而事实上《中国女孩》并不仅仅是关于亲子关系的故事，它更关注的是跨文化身份的探索。“Chinas”在西班牙语中是“华人女孩”的意思，这里的“中国”并非国籍，而是文化身份的指认。影片中有三位华裔女孩：出生在西班牙的小女孩芸，芸的姐姐柔，以及芸的同班同学香——她被一对西班牙中产夫妇收养。同时，还有另一位重要的女性角色：芸和柔的母亲穗，一位第一代华人移民。

片名的直译与对中下层华裔移民家庭的刻画，在中国观众中引发了分歧。有观众觉得电影强化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甚至带有冒犯意味；但也有来自移民家庭的年轻观众给予了正面评价，认为电影真实呈现了她们在西班牙社会中成长遭遇的歧视，与父母的代沟和身份认同障碍。

这是西班牙导演、编剧兼制片人阿兰查•艾奇瓦莉亚和摄影师皮拉尔•桑切斯•迪亚斯（Pilar Sánchez Díaz）第一次带着她们的电影《中国女孩（2023）》来到中国放映。

电影里那个激发观众们痛苦回忆的“扫兴家长”——两个女孩的母亲“穗”，在阿兰查眼里，反而却是最动人的角色。从孩子的角度看，父母对孩子是没有爱的，只是让孩子服从自己的权威和要求。但站在母亲的角度，她有太多连自己都不可能看到的局限，包括她成长的时代、农村背景、受教育水平、思想观念和艰难维生的经济处境。这些不言自明的背景，让观众能够推测出她的童年必定同样曲折。观众感受到的是父母“以爱之名”的“暴政”，而导演则温柔地揭开那份扭曲之爱的成因——正是这些无法逾越的局限，让爱显得稀薄甚至令人窒息。

同理心，是阿兰查的创作方法，更是她看待世界的方式。探索社会议题，以细腻情感呈现边缘群体的处境，是这位50岁出道、经历过西班牙社会剧烈转型的导演擅长的题材。她的镜头语言循循善诱，似乎总在提醒观众：别急着下判断，先以平视的眼光去感受，尝试走进角色的境遇，再谨慎评判。因而在她的影片里，观众或许并不认同人物的性格与观念，却总能理解他们各自的难处。

阿兰查的创作往往从自己的“附近”出发：她的情感体验、她所认识的华人朋友和他们的社区，乃至故乡被遗忘的往事……当我问她“为什么你如此擅长看见别人”时，她并没有把这种敏锐视为艺术家的天赋，而是看作导演作为大众传播者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感。“我不能浪费观众两个小时的时间，我应该讲重要的事情。”

至于什么是“重要的事情”？阿兰查有自己的答案。一个孩子的心事，也可以很重要。即便生活依旧继续，苦难中也有希望调剂，少年的烦恼或成一生心结又或终将消散，但谁又能说，那些瞬间不值得被认真对待呢？

以下是专访全文：

FT中文网：你在西班牙的影视行业工作了很多多年，50岁拍出了第一部电影作品。是什么让你想要转变身份，成为一名电影导演？

阿兰查：我8岁开始喜欢上电影。我的父母很喜欢看电影。当我说我的梦想是做电影导演的时候，我爸爸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家在西班牙的电影行业没有任何人脉。所以我上大学选择了传媒专业，进入了电影行业。我拍出第一部电影《卡门与罗拉 / Carmen y Lola》是在50岁的时候。在这个年纪去实现童年的梦想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做到的事。但现在我已经56岁了，也还在继续拍。

《卡门与罗拉/Carmen y Lola》讲的是两个罗姆人少女的情感和成长。我想表达的是我从女性的视角对初恋的理解，和过去我们看到的很多电影里从男性视角出发来理解的爱情是不一样的。

FT中文网：你的创作视角与你成长阶段经历的社会变化有关吗？

阿兰查：我的童年（1968年生）经历了佛朗哥独裁统治的时期（1939–1975）。在这段漫长的专制统治期间，女性几乎没有什么自由。打个比方，当时在没有我爸爸允许的情况下，我妈妈是不可以出国、不可以有驾照的。1975年佛朗哥去世后，1978年西班牙宪法通过，国家开始进入民主化阶段。在这个转型时期，西班牙的女性开始争取自己的权利。这段历史让西班牙的女性深知政治上的转变会让好不容易争取到的权利一夕间化为无有，正如1960年代在波斯和伊拉克的女性经历的那样。

在我成长的年代，女性逐渐形成了连结，办女性电影节就是一种尝试。以前在西班牙电影界活跃的女性导演五个手指数得过来，但大概从10年前开始，新一代的电影人里，女性面孔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能看到越来越多不同的视角和拍摄手法，这离不开西班牙文化部对女性电影人的扶持。

我们因此也有机会走向国际，比如去柏林电影节、戛纳电影节。在2018年《卡门与罗拉/Carmen y Lola》就入选了戛纳导演双周单元（注：阿兰查也因此成为首位入选该单元的西班牙女性导演）。去戛纳！这对一个刚拍了一部电影的导演来说，意义太重大了。

这次我带到中国来的两部电影《中国女孩（Chinas）》和《秘密渗透（La infiltrada）》都是马德里国际女性电影节的参展作品。（该电影节自2018年以来每年由马德里政府与西班牙政府赞助举办。）尤其是惊悚动作片《秘密渗透》，当时拿到了六百万欧的拍摄预算，算是比较大的金额。通常情况下，女导演执导的作品能拿到的赞助会比男导演少。这是他们第一次给一位女导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的预算。我想证明的是，女导演也能拍好需要大体量投资的动作片。我做到了。这部电影在西班牙本土的累计票房是970万欧元，是西班牙女性导演中票房最高的作品之一；也拿下了“西班牙的奥斯卡”——戈雅奖最佳影片。我是第三个拿到戈雅奖的西班牙女导演。

《秘密渗透（LA INFILTRADA）》讲的是一个在20世纪90年代，一位20岁的女警察阿兰扎祖•贝拉德•马林（化名）卧底进入恐怖组织 ETA，历时8年成功瓦解了该组织一个指挥部的惊险故事。故事是由真实事件改变的。她看上去就是跟你我一样的普通人。她的打斗戏份很少，她用她的头脑来对抗恐怖分子而不只是拳头。《秘密渗透》也是一部政治惊悚片。

故事发生在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巴斯克地区因独特的语言与文化在佛朗哥独裁时期遭到压制，1959年诞生了反抗组织ETA（意为“巴斯克祖国与自由”）。但这个组织逐渐走向暴力化，成为欧洲最活跃的恐怖组织之一。这就是这个故事的历史背景。巧合的是，女主角的名字跟我一样，我的故乡恰恰就是巴斯克地区。和这个剧本的缘分，似乎在告诉我，这部片子必须由我来完成。

FT中文网：中国观众可能对你的另一部剧情片《中国女孩（Chinas）》更有共鸣，从这部电影在豆瓣上拿到了7.6分就足以见得。有超过4600名中国观众参与打分，67%的打分在四星以上。你为什么会想到要讲一个关于华裔移民二代女孩的故事？

阿兰查：因为我就是影片里其中一个人物的原型。我以前经常在晚上下班后去光顾的一家小商店，这家店就是华裔移民开的。别的店都打烊的时候，只有华人超市在深夜还开着。西班牙几乎每条街都有这样的华人超市——店主来自中国，他们的孩子有的从小随父母一起来到西班牙，也就是1.5代移民，或者在西班牙出生的二代移民。电影里的姐姐小柔在6岁之前是跟着姥姥姥爷长大的，被父母带到西班牙后，她给自己起了一个西班牙名字Claudia（克劳迪娅）。妹妹芸芸（Lucia）则是在西班牙出生，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白人朋友Susana。

她们的妈妈，在电影里的角色名字叫“穗”，原型就是我常去的那家店的老板娘。她几乎完全不懂西班牙语。在西班牙三王节之前，她请我帮她看女儿用西班牙文写的信——得到一个洋娃娃。在这个西班牙的传统节日，孩子们会在这一天许愿并得到“国王”的礼物。这个习俗跟基督教里的圣诞节类似，礼物其实都是父母准备的。我看了小女孩的信，用谷歌翻译告诉老板娘，她需要按孩子的心愿给孩子准备一份礼物，而且学校里每个孩子都会有父母给的礼物，如果全班只有她没有，她会很伤心的。但老板娘的反应是：不，我不会给她买礼物的，我们没有钱，她还没有帮店里的忙......

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文化冲击”，也被我照搬到了电影里。当时，我给我的“Lucia”买了一个娃娃。但现在看来，我做了什么呢？过三王节是我的文化，是西班牙人的文化，不是中国人的文化。华人有自己的节日和庆祝，比如Lucia会在新年拿到压岁钱，参加舞龙队......我有什么资格教育一个华裔母亲怎么教育她自己的女儿呢？我当时的做法真是太愚蠢了。

我想要去讲述的是我与华裔移民、与他们所带来的文化之间的关系。第一代华裔移民来到异乡，艰难地在一个语言不通、文化差距甚远的地方求生，还要把钱寄回老家。他们没有时间学语言，也就没有办法结识当地人，融入西班牙主流社会。

他们的下一代，经历的是身份认同上的割裂与融合。他们以西班牙语为母语、在西班牙的文化里长大，但家庭里使用的语言和生活观念是来自父母的家乡的。

在电影里，上中学的Claudia希望自己更融入西班牙，成为“黄皮白心”，但事实上她无法否认自己身上的华裔印记。她无法像同龄人一样开放地与异性相处，她还会比同龄人更“懂事”，承担很多工作，包括看店、处理家里一切涉及文件的事务，比如跟银行、房东打交道、家长会也是她自己去的、给妹妹办入学会，因为父母不会西班牙语。

妹妹Lucia年纪还小，她的世界也因此更轻松一点。在Lucia和她的好朋友Susanna身上，我们借用这两个小孩的视角，用一种童真的、幽默的方式，讨论了种族歧视的问题。

电影中有一个情节，是这两个女孩在家里玩耍的时候，对比各自与对方不同的特点。她们伸出手臂，“我们的肤色不一样”“头发不一样，你的是卷的，我的是直的”“你的眼睛是圆的，你的眼睛更细长”。谈到眼睛的时候，她们双手压着眼角，做出了“眯眯眼”的动作。“眯眯眼”这个动作是一个在欧美国家中经常出现的表示亚裔歧视的动作。但这里我们设计这个动作，绝对没有呈现歧视或者刻板印象的用意。这段剧情的逻辑在于，两个孩子知道彼此天生不同，她们是彼此最好的朋友，也能欣赏这些差异。

FT中文网：是的。我看到两个孩子扮“眯眯眼”这个情节的时候还替你担心可能有观众认为你是在强化“中国人眼睛小”这种带有种族主义的刻板印象。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确实有一些评论对这个情节不满意，感到被冒犯。

阿兰查：其实观众大可放心。因为在这部电影从剧本写作开始到拍摄的全程，我的两个华裔朋友一直在“盯着”。她们的成长经历跟电影里的女主角们非常相似。她们“警告”我，“绝对不可以出现任何种族主义的问题。但凡有一点让我们感到被冒犯，我们立马走人！”

FT中文网：不少中国观众对这部电影的第一观感是，它几乎是1：1复现了中国家庭压抑的亲子关系，“这竟然是一个非华裔的西班牙导演拍出来的电影”。对于一个非华裔导演来说，算是相当高的评价。你是怎么做到的？

阿兰查：因为这个故事100%来自于现实。所有的剧情、对白，都是和演员一起写出来的，花了大概六个月的时间。演员都是在西班牙生活的华人，没有科班出身的演员。选角的时候，我会跟所有来试镜的人聊天，电影里的故事都是他们的亲身经历。只不过是把很多人的经历，浓缩在电影里几个人物身上。

来试镜的女孩们在讲到自己的父母不让她出门跟同学玩的时候会痛哭，抱怨父母对自己的学业要求过高，在饭桌上摔筷子跑出家门......而饰演妈妈“穗”的中年女演员真的拥有一家小超市。我的一个朋友的妈妈，也是华有一次出现在我面前，状态看起来很沮丧，一问才知道，她被西班牙当地的不良少年欺负、偷东西，被他们用啤酒浇头。这个故事我们也拍了出来。一方面是当地的年轻人有排斥移民的情绪，认为是移民抢走了他们的工作，况且他们知道这些移民西班牙语不好，不会报警。

这些经历，我作为一个西班牙人是难以想象的。我不知道本地的年轻人会对长辈毫无尊重，甚至去伤害他们，只因为他们是移民。我也不知道华裔家长会对孩子的学习成绩有这么高的期待，很多西班牙父母，包括我自己对我孩子的要求也就是不要挂科。

我能感受到来自于家庭的责任、期待和要求，对于这些移民家庭的女孩来说是无法拒绝的。在电影里，母亲会要求Claudia留在家里看店，要求她成绩好，甚至给她安排相亲。而女孩们很难对父母的要求说“不”，然后叛逆地一走了之。相反，她们会勉强自己去接受，直到承受不住再爆发争吵。无法对父母说“不”，让她们在成长中承受了更大的压力。

FT中文网：《中国女孩》能够引起这种跨文化的共鸣，我想可能也跟女性共享的生命体验有关。尤其是女儿跟母亲之间的的情感，毕竟母亲既是女儿的榜样，是给予爱和支持的人，也是把社会既有的价值观传递给女儿的人，这些观念中不乏有一些过时的、压抑个人发展的元素？

阿兰查：是的，我们是一样的。就算我不理解为什么店主不给女儿买娃娃，我也知道她爱她的女儿。她把女儿都带到异国他乡，是为了让她们有更好的生活。她只是太忙了，也不善于真正去关注女儿的世界，表达对女儿的爱。这个母亲，是这部电影里最棒的角色。每个人都有母亲，我们都想要从母亲那里得到爱，但又和母亲的相处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痛苦。我能做的就是用同理心，去讲述这一切。

FT中文网：我们刚才粗略地提到了欧洲的青少年怎么看待移民的问题。电影里也呈现了“穗”在生活中遭遇的各种歧视。在欧洲的政治风向愈发右倾的当下，“穗”们遭遇的歧视和伤害越来越可见，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阿兰查：智能手机，社交媒体，把年轻人绑在了一个个小小的、封闭的房间里。他们只能关心潮流，关心购物，接受单一的观点。在我们年轻的年代，是西班牙逐渐走出弗朗哥统治的年代，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上台开始了长达14年的执政。1996年中右翼政党人民党上台。此后至今，西班牙持续在温和的左翼和右翼之间摆动，政策也会受到影响。在我年轻的时候，也就是西班牙社会逐渐开放和自由的过程中，我们关心的是争取公民权利，要求政府降低房租，要求有福利医疗体系和公立教育，还有失业保障金......必须承认，我这一代人非常幸运。

FT中文网：近年来，大银幕和小荧屏上涌现了不少引人注目的“女杀手”“女特工”形象。例如《杀死伊芙》（Killing Eve）中的 Eve Polastri（Sandra Oh 饰）与 Villanelle（Jodie Comer 饰）；该剧赢得了包括 2019 年艾美奖最佳女主角（Jodie Comer）、金球奖最佳女主角（Sandra Oh）等多项大奖。

创作者赋予了她们立体、复杂甚至矛盾的性格：她们并不完美或无懈可击，而是会犯错、会动摇、也可能存在道德上的灰色地带。相比过去动作片或英雄片里多作为辅助角色的女性形象，这是一种显著的变化。

在你的电影《秘密渗透》中，你是如何构思和刻画这个角色的？当女性以特工、警探的身份成为故事的中心，她与传统的男性英雄——比如詹姆斯•邦德或杰森•伯恩——有怎样的不同？

阿兰查：完全不同。整个故事是以她的视角展开的，观众会跟随着她的视角，沉浸在紧张情绪中。整部电影里打戏、枪战戏的比重非常少。卧底过程中，唯一的一场用了枪的冲突场景，是她用枪指着“男友”大吼：“你从来不打扫房间！”通过建立亲密关系和恐怖分子朝夕相处让她觉得非常恶心，精神濒临崩溃，几乎要暴露卧底身份。用指责对方不做家务为借口发飙，是她用来宣泄压力、避免穿帮的方式。你很难想象这样的情节，会发生在一个以男卧底警察为主角的故事里。而这个情节，是在故事原型身上真实发生过的。

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我没有刻意给她安排一个对照组，比如另一个男性或者女性卧底。她是唯一一个在恐怖组织里卧底了八年的人。她本身就非常棒，不需要跟任何人做比较。

FT中文网：你是从哪里拿到这个剧本的？

阿兰查：最初是一个制片人告诉了我这个故事的梗概：一位女警察在恐怖组织卧底了8年，她的工作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我一听就有了兴趣。我问制片人，”我能拿到剧本吗？“回答是可以。“我能自己选角吗？”“可以。””我能要一个女编剧吗？“”可以“最终，我和一个女编剧一起创作了剧本，和一个女制作人一起拍完了片子。这是一个全女主创班底。

FT中文网：女性主义如何影响西班牙观众对电影的理解？

阿兰查：我们不区分电影的类型。西班牙有很多女性主义者，包括很多男性也是，成为女性主义意味着我们一起合作，去追求公平的权利和环境。

FT中文网：截至目前为止，你的作品题材讨论了很多社会问题，都是围绕社会边缘群体，关注社会现实，比如多元性别群体、罗姆人还有移民的生存处境，也包括历史遗留的民族主义问题......你为什么会特别关注这些议题？这种关注是如何进入你的创作的？

阿兰查：我经常从我看到的、周围的环境中取材。拍《中国女孩》是因为我就是一家华人超市的老主顾，拍《卡门与罗拉》是因为那是关于我朋友的故事。我拍的题材首先是我感兴趣的、好奇的。

另外，我认为作为导演，我已经有了一种“特权”——观众来到电影院，花上几个小时，观看和聆听我表达的一切。我占用了观众的注意力，所以我不能浪费观众的时间，所以我必须讲重要的话题，让大家知道某些人真实的经历，正悄无声息地发生在你没注意到的地方。比如，住在你隔壁门的女人，正在经历困难。

我感觉自己有责任去讲这些故事。我已经收集了一大袋子的女性故事，这些记忆、传承和故事让我在50岁拍出了第一部作品。所以我会继续地讲下去。接下来我还想讨论宗教。我并不喜欢它，因为它往往带有对女性的限制和规训。这些都是重要的话题，我想展示给观众，引发更多思考。

来源：FT中文网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