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要知道，藤岛昭在日本是响当当的“国宝级”科学家，当过日本化学会会长，被称为“现代光电化学的奠基人”，连诺奖风向标里都常出现他的名字。可就因为他带着团队往中国跑，日本网友把最难听的话全砸向了他。

2020年5月，东京。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颁奖仪式上，当大使把奖章颁给日本教授藤岛昭时，台下不少日本网友炸开了锅：“卖国贼！”

要知道，藤岛昭在日本是响当当的“国宝级”科学家，当过日本化学会会长，被称为“现代光电化学的奠基人”，连诺奖风向标里都常出现他的名字。可就因为他带着团队往中国跑，日本网友把最难听的话全砸向了他。

在日本，藤岛昭更像是一件被供奉在荣誉殿堂里的“历史遗产”。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他过去的辉煌：1967年，年仅25岁的他发现了二氧化钛在光照下能分解水，也就是著名的“本多-藤岛效应”，这个发现直接催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他是日本化学会前会长，是东京理科大学的校长，头顶“现代光电化学奠基人”的光环。这些荣誉，就像一枚枚沉甸甸的勋章，证明着他曾经的价值，但“曾经”这个词，透着一股英雄迟暮的悲凉。

当日本政府在本世纪初推行“选择集中计划”时，这杆天平彻底失衡了。面对谷歌、苹果、腾讯、阿里这些新兴科技巨头的崛起，日本的老牌企业如松下、索尼显得后继无人，整个国家都陷入了一种深深的焦虑。

政府的决策变得急功近利，资源被疯狂地倾斜给那些能“快速变现”的项目，而藤岛昭所代表的、需要长期耕耘的基础研究，其未来价值被严重低估，他的实验室经费因此被大幅削减，他成了一份值得骄傲的履历，却不再是日本迫切需要的未来引擎。

然而，在中国，故事的剧本完全不同。这里的人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即将退休的功勋元老，而是一台能为未来注入强大动力的超级“引擎”，中国不仅看重他名下的280项专利，更看重他在半导体等关键领域的战略价值，这简直是“雪中送炭”。

上海直接投资数亿元，为他量身打造一个全新的研究院。这不是在购买他的存量成果，而是在投资他的大脑、他的团队，以及他那无与伦比的“引擎效应”——培养下一代人才的能力。

这个判断绝非空穴来风。看看他的学生名单就知道了，江雷、姚建年，如今都已是响当当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他门下总共走出了三位中国院士，这本身就是一种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巨大财富。

藤岛昭自己也以“引擎”自居，他会兴致勃勃地在电视上向公众科普，光催化技术如何让国家大剧院的玻璃幕墙实现自洁，如何制造出不起雾的镜子，甚至如何通过光催化捕蚊器在疟疾疫区拯救生命。他展示的，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

科学家的产出，就像种子，极度依赖于土地的质量，藤岛昭的选择，本质上就是离开一片日益贫瘠的“盐碱地”，奔赴一片水草丰美的“黑土地”。

日本的科研生态，正在经历一场缓慢的“盐碱化”。最核心的问题是“养分枯竭”，政府的科研拨款占比低得可怜，只有8.8%，大头都依赖于企业。更糟糕的是，政府对大学的投入还在持续缩减。

北海道大学的名誉教授上田多门，一位研究混凝土的专家，他的经历就是这片土地缺水的生动缩影。他想买一台价值800万日元的三维表面测量仪，这对于前沿研究来说并不算奢侈，但学校却因为“太贵”而迟迟无法批准。

讽刺的是，在政府财政赤字高达40万亿日元，国债超过GDP两倍的情况下，军费开支却计划翻倍。科研的“养分”就这样被抽走，流向了别处。土地的“活力”也在丧失，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加上巨大的生活压力，让越来越多的日本年轻人倾向于选择更赚钱的行当，年轻科研人员的数量急剧减少，后备力量严重不足。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土壤板结”，日本的学术圈相当封闭，过去十年，超过75%的论文是由本土学者独立完成的，相比之下，美国超过三分之一、英国超过一半的论文都有国际合作者，这种忽视国际合作的氛围，加上内部缺乏竞争的“温和”环境，导致整个研究节奏都变得缓慢而迟钝。

而在中国，藤岛昭看到的是一派生机勃勃的“黑土地”景象。这里“水源”极其充足，雄厚的经济实力保证了科研投入远超日本，并且还在逐年增大，还是那个上田多门教授，他来到深圳大学后，之前心心念念却求而不得的仪器很快就配齐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用为钱发愁”。

这片土地不仅有钱，更有强大的国家力量作为后盾。当年，藤岛昭赠送给学生江雷一批贵重设备，国家直接动用了“向阳红号”科考船，跨越重洋，将这些宝贝疙瘩安全运回，这种资源调动能力，展现的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决心和诚意。

更重要的是，“新苗”正在茁壮成长。中国高等教育的扩张，为科研领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年轻人才，形成了一个健康的人才梯队，开放包容的文化，对人才的尊重与优待，正在吸引着全球的学者，形成一股蔚为壮观的“赴华浪潮”。

在所有理性的计算和现实的考量之外，还有一条看不见的线，牢牢地牵引着藤岛昭，这是一段长达四十年的、建立在相互尊重与无私付出之上的情感联结，是他最终选择的“情感之锚”。

一切要从1979年说起，那时的中国，物质条件还很匮乏，汽车对普通人来说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但为了迎接藤岛昭的首次来访，中方派出了专车接送。为了让他能一睹秦始皇兵马俑的雄风，更是安排了专机。

这在当时绝对是顶级的礼遇。它所传递的信号，无关炫耀，而是一种对知识分子发自内心的、极致的尊重。这份“知遇之恩”，在藤岛昭心里埋下了种子。

2003年，当藤岛昭在日本办理退休手续时，中国向他递来了一份沉甸甸的信任——聘请他为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要知道，当时整个中国工程院的外籍院士也仅仅只有35名，这份荣誉，是对他学术地位的高度认可，更是一份关键的情感投资。

藤岛昭用自己的方式回馈着这份情谊。他对中国学生倾囊相助，早已超越了普通的师生情谊。他和桥本教授一起，将价值上千万日元的精密仪器，毫不犹豫地赠送给即将回国的江雷。

他甚至会自己出钱，帮助学生建立研究室、购买房产。更让人动容的是，他还会亲自开着车，帮学生搬家。这些生活中的点滴，比任何宏大的许诺都更能温暖人心。

他还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尤其喜爱《论语》，他常常引用那句“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来阐述自己对科研的理解。

这种深层次的文化认同感，让他与中国的联结早已超越了工作本身。所以，当日本的科研政策让他感到“走投无路”时，这四十年来积累的情感和文化认同，让他毫不犹豫地将中国视为可以托付事业的第二故乡。这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

来源：青梅旭史